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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难定义的事物越暧昧，“中产阶级”就是典型。《福布斯》一篇题为《2013年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的报告称， 2012年年末，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约为1026万。报告又称，预计到2013年年底，中国的大众富裕阶层将达1202万人。通常情况下，中产阶级在现代传媒里被中性地印刷为“中间阶层”（middle class），似乎这才是真身。其实这种政治正确，倒回去几十年是不可想象的。
很长一段时间，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享一个概念“bourgeois”，即汉译中的“布尔乔亚”。英国人三四百年前从法国引进这个单词时，并没有细究它的分野。大约在中世纪的晚期，法国人从意大利人那里舶来“bourgeois”以及它的复数形式“bourgeoisie”时，也没有考虑它的来历。更早的意大利人将希腊语中的“pyrgos”（村庄）转化为“borgo”（城镇），再发展出自己的“borghesia”（城里人），似乎亦是自然而然。因此说到底，无论概念上发生了多大的历史变化，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本属同根，他们都是“住在城里的自由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市民，包括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律师、学徒等等。只是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他们才逐渐从剧烈震荡的布尔乔亚大家庭中分离出去。
从词源的追溯我们发现，中产阶级的肖像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由希腊人勾勒了轮廓。当时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到过中产阶级的行为特性以及社会意义。他在《政治学》里给自己规定的中心任务是消除或弱化富人与穷人的政治冲突，而要调解城市中的这种冲突，离不开中产阶级的作用。他这样写道：“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则倾向于恶毒和下贱的卑鄙；而不正义的行为要么通过傲慢产生，要么通过恶毒产生。”骄奢淫逸者从不习惯于被统治，一贫如洗者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奴颜婢膝。他们避免统治和希望统治的过度渴求都会对政治产生危害。相反，那些拥有中等数量财产的人不一样。他们在行为上更倾向于理性，无论被统治还是统治，都有充分的准备。
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应该保持少数。他们的作用是限制而非强化，故而不可能成为美德的源泉，而只能做美德的温床。言下之意，中产阶级与其说具有美德，不如说没有恶德—他们是平庸者。
不管怎么说，以财产而不是荣誉、血缘、权力等“高贵”的事物为标准，这意味着中产阶级这一称谓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贬损含义。直到18世纪晚期，随着数量上的急剧膨胀，这幅线条粗鄙的肖像才变得色彩斑斓起来。一时间，在旧有的社会精英，譬如贵族眼中，中产阶级成为觊觎权力的野心家。在底层民众眼里，他们则是好高骛远的势利眼。而在越来越有自我意识的中产阶级看来，他们代表着前进的方向，乃是时代的象征。例如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S. Mill）就高调表扬过中产阶级。他说：“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其价值、与日俱增的人数和重要性，是受到普遍承认的。这阶级长久以来都被他们的上级视为英国的荣光。”
可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分化为多个阶层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有强劲的攫取欲和进取心。这幅肖像的头顶逐渐升入云层之中，脚却陷进泥泞里。凸显在外的，是一段包裹在矫揉造作里的呆板身躯。以至于他们中的异类，特别是艺术家们对这一形象咬牙切齿。在这些人里头，法国作家福楼拜骂得格外卖力。他在书信中曾经署名“仇布者”（Bourgeoisophobus），还专门写了一本名为《庸见词典》的小册子来挖苦中产阶级。1867年5月，在写给女作家乔治·桑的一封信里，福楼拜更扬言：“铁律：仇恨布尔乔亚是一切德行的开端。”
其实从那时候起，中产阶级的自我感觉也不佳。他们变得忧心忡忡神经兮兮。19世纪后期，他们常用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之类的专门术语来描绘自己内心难以名状的压抑和焦虑。很快，席勒所谓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马克思所谓的异化（alienation）、涂尔干所谓的失范（anomie）等等，各种怪异的笔触纷纷涂抹到了中产阶级的肖像画上。其实事情没那么复杂，无非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现实与他们的想象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反差。
有人情愿自我毁灭，也不愿忍受这种焦虑。作家莫泊桑就怀着这样的心情给朋友写信：“我得梅毒了！终于得了！货真价实！不是不入流的性病，不是，不是，就是要了弗兰西斯一世命的那一种……我感到骄傲，无比的骄傲。”
最后他还不忘添一句：“布尔乔亚见鬼去吧！”
很长一段时间，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享一个概念“bourgeois”，即汉译中的“布尔乔亚”。英国人三四百年前从法国引进这个单词时，并没有细究它的分野。大约在中世纪的晚期，法国人从意大利人那里舶来“bourgeois”以及它的复数形式“bourgeoisie”时，也没有考虑它的来历。更早的意大利人将希腊语中的“pyrgos”（村庄）转化为“borgo”（城镇），再发展出自己的“borghesia”（城里人），似乎亦是自然而然。因此说到底，无论概念上发生了多大的历史变化，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本属同根，他们都是“住在城里的自由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市民，包括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律师、学徒等等。只是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他们才逐渐从剧烈震荡的布尔乔亚大家庭中分离出去。
从词源的追溯我们发现，中产阶级的肖像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由希腊人勾勒了轮廓。当时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到过中产阶级的行为特性以及社会意义。他在《政治学》里给自己规定的中心任务是消除或弱化富人与穷人的政治冲突，而要调解城市中的这种冲突，离不开中产阶级的作用。他这样写道：“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则倾向于恶毒和下贱的卑鄙；而不正义的行为要么通过傲慢产生，要么通过恶毒产生。”骄奢淫逸者从不习惯于被统治，一贫如洗者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奴颜婢膝。他们避免统治和希望统治的过度渴求都会对政治产生危害。相反，那些拥有中等数量财产的人不一样。他们在行为上更倾向于理性，无论被统治还是统治，都有充分的准备。
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应该保持少数。他们的作用是限制而非强化，故而不可能成为美德的源泉，而只能做美德的温床。言下之意，中产阶级与其说具有美德，不如说没有恶德—他们是平庸者。
不管怎么说，以财产而不是荣誉、血缘、权力等“高贵”的事物为标准，这意味着中产阶级这一称谓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贬损含义。直到18世纪晚期，随着数量上的急剧膨胀，这幅线条粗鄙的肖像才变得色彩斑斓起来。一时间，在旧有的社会精英，譬如贵族眼中，中产阶级成为觊觎权力的野心家。在底层民众眼里，他们则是好高骛远的势利眼。而在越来越有自我意识的中产阶级看来，他们代表着前进的方向，乃是时代的象征。例如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S. Mill）就高调表扬过中产阶级。他说：“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其价值、与日俱增的人数和重要性，是受到普遍承认的。这阶级长久以来都被他们的上级视为英国的荣光。”
可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分化为多个阶层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有强劲的攫取欲和进取心。这幅肖像的头顶逐渐升入云层之中，脚却陷进泥泞里。凸显在外的，是一段包裹在矫揉造作里的呆板身躯。以至于他们中的异类，特别是艺术家们对这一形象咬牙切齿。在这些人里头，法国作家福楼拜骂得格外卖力。他在书信中曾经署名“仇布者”（Bourgeoisophobus），还专门写了一本名为《庸见词典》的小册子来挖苦中产阶级。1867年5月，在写给女作家乔治·桑的一封信里，福楼拜更扬言：“铁律：仇恨布尔乔亚是一切德行的开端。”
其实从那时候起，中产阶级的自我感觉也不佳。他们变得忧心忡忡神经兮兮。19世纪后期，他们常用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之类的专门术语来描绘自己内心难以名状的压抑和焦虑。很快，席勒所谓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马克思所谓的异化（alienation）、涂尔干所谓的失范（anomie）等等，各种怪异的笔触纷纷涂抹到了中产阶级的肖像画上。其实事情没那么复杂，无非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现实与他们的想象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反差。
有人情愿自我毁灭，也不愿忍受这种焦虑。作家莫泊桑就怀着这样的心情给朋友写信：“我得梅毒了！终于得了！货真价实！不是不入流的性病，不是，不是，就是要了弗兰西斯一世命的那一种……我感到骄傲，无比的骄傲。”
最后他还不忘添一句：“布尔乔亚见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