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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一代哲人，93岁的任继愈先生静静地合上了双眼。
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
任继愈，曾用名任又元，1916年4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老子新译》、《韩非》、《墨子与墨家》、《范缜（神灭论）今译》等。主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並有《中国哲学史论集》等诸多作品。
任继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与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他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他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为繁荣国家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曾这样说道：“任先生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这面旗帜和国家图书馆的地位是相称的。把许多专家学者、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图书馆事业的人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大大提高了国家图书馆崇高的学术地位、文化形象。”应该说，如此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治穷要先治愚”
任先生在做学问上有不少独特的观点，例如他在一篇序言中说道：“中华民族的文明源头不仅仅是黄河流域，而应该黄河与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过去一般只提黄河流域是我国文明的发源地。
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汉语的危机不在外国而在中国，不在别人而在自己。”他这样论述是有感而发的：“现在的在校大学生，没有英语字典的很少，有些人甚至有几本英文字典，有汉语字典的却屈指可数。由于不重视母语，年轻人的汉语水平令人担忧。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藏的论文中，存在标点符号错误的不在少数。”
任先生认为：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他主张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认为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哲学的基础是怀疑。认为宗教不如哲学那么彻底，宗教的寿命比国家长，哲学的寿命比宗教长。他相信人类到某一天，有可能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会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
任先生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走了将近2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他说：“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从而思考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农村的现实。后来他认为：“个人思想其实意义不大，只有化为群体的愿望，才会有惊人的力量，因而群体的觉悟极其重要；相反，群体的不觉悟尤其可怕。”于是他提出了“治穷要先治愚”的这一著名观点。而“治愚”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受教育、多读书。他说，读书可以“开智慧，让你不太糊涂，避免愚昧。”
一个爱国者
以学问报效祖国，是任先生的人生目标，也是他勤勉治学、做个大写人的动力所在。他经常这样提醒自己和教育后来者：“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个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
爱国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任先生的回答是：想着多为国家和群体做点事。他一直工作到89岁才从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但他並没有停下脚步歇息，依旧老当益壮地在“向前走”，继续在做他多年来一直在做的古籍整理工作。先生认为，图书不同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现在有些古籍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把它整理出来了，大家就能用了。但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工作，先生多年来之所以专注于此，只不过是为了一项“造福后人”的事业。
任先生主持整理的《中华大藏经》，有107册，历经十多年才陆续完成。《中华大典》有7亿多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先生是“大典”的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已工作的十个年头里，他认真负责，费心费力。先生的右眼早已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很低。由于长期俯首书海，他的眼疾愈发严重。医生一再嘱咐他要减少用眼，更不宜在灯光下看书写字。但先生认为：“现在正是政通人和的时光，应该多做些事情，以此弥补在十年动乱失去的光阴。”他依旧按惯例每天四五点钟就起来工作。他幽默地把自己的书房改称为“眼科病房”。
人们评说：任先生“把传统贤人的风范转化为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情操，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是位“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旗帜和榜样”。可谓中肯之言。
“三不”规矩
任先生律己甚严，在人心浮躁的风气下，他的“三不”规矩更是难能可贵。
这“三不”规矩是：一是不赴宴请（另一说是不过生日）；二是不出全集：三是不当挂名主编。
为什么不赴宴请或不过生日呢？原来，任先生这样做，既是为了避免麻烦别人、浪费钱财，远离一些奉承话，更是为了珍惜时间。他对人说过：“我比不得你们，你们好比在时间的银行里还有一百块钱，我却只有五毛了，我得好好地用这五毛钱才行。”“好好地用这五毛钱”，是老一代学者的人格魅力，是鞠躬尽瘁的生命承诺。
任先生之所以不愿出全集，按他的说法，是因为“人的学术是不断发展的，昨日之我与今日是有差距的，怎可以‘全’定论？”即使有出版社用“供后人研究”来劝说他，任先生仍坚持不出全集。先生这种对学术的认真负责态度，令人钦佩。
至于时下流行的“挂名主编”，任先生是不愿也不屑做的。他认为，干这种以“名气换钱”的行径而让读者上当，会对不住良心，所以他宁可抛弃这等名与利。
任先生的“三不”，可谓“迂”得可爱，“愚”得高贵，表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五闭目”健身法
任先生谈及养生之道，也主张“不要老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就好。”他平时不服用补品，认为“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但这位长期从事哲学、宗教学研究的大师却特别注意“养心”。他的名言是：“养心第一，养身第二；神养第一，药疗第二；自医第一，求医第二。”
此外，任老认为“养心”还在于“多读书，多睡觉，多用脑（只指学问）”。认为如此这般，才能使“有效的生命”更璨烂、更幸福。“养心”归属于“静”的养生范畴。古人对“静”有深刻的认识。老子认为：“清静为天下正”；管子认为：“人主安静”；《内经》认为：“静则神藏，躁则消亡。”总之，在我国古人看来，“静”才是养生的核心和长寿的根本。而今在国外，“超觉静思”、“静坐健身”、“椅子坐禅”等养生之道逐步兴起，表明对“静”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
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
任继愈，曾用名任又元，1916年4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老子新译》、《韩非》、《墨子与墨家》、《范缜（神灭论）今译》等。主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並有《中国哲学史论集》等诸多作品。
任继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与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他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他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为繁荣国家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曾这样说道：“任先生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这面旗帜和国家图书馆的地位是相称的。把许多专家学者、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图书馆事业的人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大大提高了国家图书馆崇高的学术地位、文化形象。”应该说，如此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治穷要先治愚”
任先生在做学问上有不少独特的观点，例如他在一篇序言中说道：“中华民族的文明源头不仅仅是黄河流域，而应该黄河与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过去一般只提黄河流域是我国文明的发源地。
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汉语的危机不在外国而在中国，不在别人而在自己。”他这样论述是有感而发的：“现在的在校大学生，没有英语字典的很少，有些人甚至有几本英文字典，有汉语字典的却屈指可数。由于不重视母语，年轻人的汉语水平令人担忧。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藏的论文中，存在标点符号错误的不在少数。”
任先生认为：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他主张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认为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哲学的基础是怀疑。认为宗教不如哲学那么彻底，宗教的寿命比国家长，哲学的寿命比宗教长。他相信人类到某一天，有可能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会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
任先生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走了将近2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他说：“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从而思考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农村的现实。后来他认为：“个人思想其实意义不大，只有化为群体的愿望，才会有惊人的力量，因而群体的觉悟极其重要；相反，群体的不觉悟尤其可怕。”于是他提出了“治穷要先治愚”的这一著名观点。而“治愚”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受教育、多读书。他说，读书可以“开智慧，让你不太糊涂，避免愚昧。”
一个爱国者
以学问报效祖国，是任先生的人生目标，也是他勤勉治学、做个大写人的动力所在。他经常这样提醒自己和教育后来者：“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个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
爱国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任先生的回答是：想着多为国家和群体做点事。他一直工作到89岁才从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但他並没有停下脚步歇息，依旧老当益壮地在“向前走”，继续在做他多年来一直在做的古籍整理工作。先生认为，图书不同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现在有些古籍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把它整理出来了，大家就能用了。但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工作，先生多年来之所以专注于此，只不过是为了一项“造福后人”的事业。
任先生主持整理的《中华大藏经》，有107册，历经十多年才陆续完成。《中华大典》有7亿多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先生是“大典”的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已工作的十个年头里，他认真负责，费心费力。先生的右眼早已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很低。由于长期俯首书海，他的眼疾愈发严重。医生一再嘱咐他要减少用眼，更不宜在灯光下看书写字。但先生认为：“现在正是政通人和的时光，应该多做些事情，以此弥补在十年动乱失去的光阴。”他依旧按惯例每天四五点钟就起来工作。他幽默地把自己的书房改称为“眼科病房”。
人们评说：任先生“把传统贤人的风范转化为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情操，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是位“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旗帜和榜样”。可谓中肯之言。
“三不”规矩
任先生律己甚严，在人心浮躁的风气下，他的“三不”规矩更是难能可贵。
这“三不”规矩是：一是不赴宴请（另一说是不过生日）；二是不出全集：三是不当挂名主编。
为什么不赴宴请或不过生日呢？原来，任先生这样做，既是为了避免麻烦别人、浪费钱财，远离一些奉承话，更是为了珍惜时间。他对人说过：“我比不得你们，你们好比在时间的银行里还有一百块钱，我却只有五毛了，我得好好地用这五毛钱才行。”“好好地用这五毛钱”，是老一代学者的人格魅力，是鞠躬尽瘁的生命承诺。
任先生之所以不愿出全集，按他的说法，是因为“人的学术是不断发展的，昨日之我与今日是有差距的，怎可以‘全’定论？”即使有出版社用“供后人研究”来劝说他，任先生仍坚持不出全集。先生这种对学术的认真负责态度，令人钦佩。
至于时下流行的“挂名主编”，任先生是不愿也不屑做的。他认为，干这种以“名气换钱”的行径而让读者上当，会对不住良心，所以他宁可抛弃这等名与利。
任先生的“三不”，可谓“迂”得可爱，“愚”得高贵，表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五闭目”健身法
任先生谈及养生之道，也主张“不要老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就好。”他平时不服用补品，认为“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但这位长期从事哲学、宗教学研究的大师却特别注意“养心”。他的名言是：“养心第一，养身第二；神养第一，药疗第二；自医第一，求医第二。”
此外，任老认为“养心”还在于“多读书，多睡觉，多用脑（只指学问）”。认为如此这般，才能使“有效的生命”更璨烂、更幸福。“养心”归属于“静”的养生范畴。古人对“静”有深刻的认识。老子认为：“清静为天下正”；管子认为：“人主安静”；《内经》认为：“静则神藏，躁则消亡。”总之，在我国古人看来，“静”才是养生的核心和长寿的根本。而今在国外，“超觉静思”、“静坐健身”、“椅子坐禅”等养生之道逐步兴起，表明对“静”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