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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每种经济形态都透着一种价值观与伦理精神，正是伦理精神为相应的经济形态提供着存在的合理价值辩护。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中为我们诠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伦理内核，儒家伦理为我们阐释了东南亚经济腾飞的儒家伦理内核。通过对两者的比较我们得出了一些共性的因素，这有助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探索经济和伦理的关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动因。
关键词：伦理精神 经济发展 新教伦理 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11（b）-177-02
1 经济与伦理的辩证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引起了伦理学界的普遍关注，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伦理决定说、理性选择说、道德立法说、利益中介说和经济内生说等不同的概括。以上的各种说法归根结底就是将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归结为一元的经济或伦理还是归结为两者辩证关系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作为基础，在本质上是对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一部分的伦理思想起决定作用的，反过来，道德作为人类三大规范体系之一，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软力量来维系，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经济基础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因此，凡有人的实践活动以及有人际关系存在的地方，伦理道德就会发挥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在经济活动中，也作为一种力量存在着，规范、调节着经济行为。从对古今中外的历史的考察中，我们能发现很多事实来佐证这种观点。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一部血淋淋的掠夺和剥削的历史，也是一部先进的生产力代替落后的生产力的历史。马克思等在其著作中，从经济基础入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原因和过程都作了深刻的分析。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却独辟蹊径，从经济发展与宗教伦理关系的角度，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因。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的做好世俗职业、勤勉工作、蒙恩、守信、杜绝享乐以及节欲的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当然，按照唯物主义的原理，把某一社会的经济发展简单地归结为伦理、宗教或信仰的作用不无片面性，但是，毫无疑问，韦伯从伦理和经济的关系出发，探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隐藏的精神动力问题，研究视角独特，给人以新的启示。
从东方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也就是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突飞猛进，创造了经济增长上的东亚奇迹。如果仅从经济发展的基础、自然条件、人口因素等方面考察，这四个国家并不具备经济迅猛发展的基础条件，那么是什么促使了四国经济的腾飞呢？学界的讨论不一而足，但有一点却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有其精神支柱，整个精神支柱即儒家伦理。日本现代企业管理的开山祖之一涩泽荣一曾说过的一句话充分表明了儒家文化对东亚企业管理的指导作用，他说：“要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但当东南亚金融危机袭来时，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问题重新受到质疑。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有一种解释，同样，一次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也必然是众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要研究的重点不是儒家伦理消解还是促进了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是应当如何正确梳理二者关系，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今天同样面临着如何发掘和发扬传统儒家文化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正确对待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
通过对东西方历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每种经济形態，都渗透着某种价值观念与伦理精神。
2 资本主义精神与儒家伦理比较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传世之作中，马克斯·韦伯主要探讨的就是“一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发生在欧美，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二是为什么理性文化仅仅发生在西方，尤其是西欧？”韦伯最终将这个问题归结为16～17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其中特别是新教伦理中的加尔文教伦理。韦伯在肯定新教伦理中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在他的一系列宗教研究著作中却一再否定儒学的价值，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妨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不能使中国及东方创造出资本主义精神。但是，这种情况20世纪50年后发生了变化。这时，东亚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并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这让人们在惊异之余开始反思韦伯命题，思考资本主义精神与儒家思想的内在关联。韦伯理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实际上如果细致地比较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两者不乏相同之处，比如两者都很重视诚实守信、勤劳节俭、积累财富、恪尽职守等基本伦理要求，正是这些基本的伦理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和东亚经济的发展。
首先，两种伦理思想都很重视商业活动中的诚实守信。诚信是社会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规范和市场有序化的基本条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引证了大量的富兰克林的格言来说明这个问题：“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碎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到八点听到你的锤声，这会使他在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放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借人的钱到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因此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永远向你关闭。”这些格言都是在说明借贷过程中如何做到守时守信以及守时守信的好处等。
亚洲四小龙在经济模式的选择上最开始是利用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机，选择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通过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利用世界市场、世界资源、世界资金和世界技术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品，并通过不断扩大出口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向前发展。那么能够使本国生产的商品顺利出口的基础就是商品的加工质量和对双方合同条款的遵守，这也就是经济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儒家伦理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讲究诚信。中国历史上的徽商、晋商无不以诚信立业。 其次，两种伦理思想都很重视价值创造中的勤劳节俭。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勤奋节俭的精神，而勤勉工作、积极创富的行为得益于“惜时”观念。因此，他引用了富兰克林的名言“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可见，勤奋劳作才是价值和财富的源泉。同时必须强调的是韦伯的节俭概念并不是简单的守财概念，它包含了物质和时间两方面的内涵。他认为，人作为上帝的“受托人”不但不能为一己私欲而滑向享乐主义，而且不能因浪费时间而损失为上帝增光的机会。因此，他指出“浪费时间是首要的，而且原则上是最该死的罪孽。”如果在社交、闲聊、奢侈生活方面浪费时间是一定要受到道德谴责的。
勤劳节俭一直也是儒家伦理所推崇的美德。在探讨东亚经济起飞与文化关系的各项研究中，人们几乎都不会忽略这一地区居民身上反映出的一种突出的人文特征，如勤奋、节俭、克己等，并认为这是儒家伦理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美德，它们对于推动东亚经济的发展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这种价值观和生活习惯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一直保留至今。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社区发展部（今新闻艺术部）口述历史馆制定了一个新加坡商业先驱人物的口述计划，其中采访了51个华商，请他们谈了从贫到富的成功经历和对新加坡经济、社会、教育的贡献。这些被采访者几乎都谈到儒家勤奋、节俭、自制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来源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再次，两种伦理思想都很重视再生产领域重视积累财富。韦伯在注意到诚实守信、勤劳节俭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的同时，也关注到了积累财富的价值和资本的衍生效应。他还是引用富兰克林的格言来说明，“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可見把金钱用于消费不但不能产生任何收益，反而影响衍生收益的获得。
儒家文化的克俭精神，也一直影响着东南亚各国人民。在东亚经济发展之初，东亚各国都处于资金短缺的局面，各国政府都非常注意利用儒家传统倡导勤俭的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高储蓄政策；加之这里的民众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素有节俭和储蓄的偏好，因而东亚成为世界上储蓄率较高或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有关统计表明，在这些国家国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很高，新加坡国民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韩国占37%、台湾占40%、香港占30%、而发达的美国只占6%。这在工业化前期，有利于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从比较分析中得出的这些基本的伦理精神虽然可能在细节上还存在着一些区别，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的思想内核无论是在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是在促进东南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当然归纳出来的这些相同点并不是全部，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还有很多，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3 启示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市场经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冲击着社会的道德观念。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出现，给世人敲响了警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不仅仅涉及到经济问题，也必须要考虑内在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伦理道德的问题。一个国家，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经济发展如果没有道德的力量作支撑，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作支撑，不可能健康、持续、平稳地向前发展。韦伯对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揭示给予了我们重要启示就是，市场经济鼓励人们追求财富，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富必须通过诚实守信、勤劳节约等途径合理合法地获得。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经济体制是一个价值实体，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活动本身就包含着无穷无尽的伦理道德意义，这种伦理道德意义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行为趋于合理的内在基础。
参考文献
[1] 唐凯麟.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三联书店，2006.
关键词：伦理精神 经济发展 新教伦理 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11（b）-177-02
1 经济与伦理的辩证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引起了伦理学界的普遍关注，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伦理决定说、理性选择说、道德立法说、利益中介说和经济内生说等不同的概括。以上的各种说法归根结底就是将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归结为一元的经济或伦理还是归结为两者辩证关系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作为基础，在本质上是对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一部分的伦理思想起决定作用的，反过来，道德作为人类三大规范体系之一，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软力量来维系，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经济基础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因此，凡有人的实践活动以及有人际关系存在的地方，伦理道德就会发挥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在经济活动中，也作为一种力量存在着，规范、调节着经济行为。从对古今中外的历史的考察中，我们能发现很多事实来佐证这种观点。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一部血淋淋的掠夺和剥削的历史，也是一部先进的生产力代替落后的生产力的历史。马克思等在其著作中，从经济基础入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原因和过程都作了深刻的分析。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却独辟蹊径，从经济发展与宗教伦理关系的角度，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因。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的做好世俗职业、勤勉工作、蒙恩、守信、杜绝享乐以及节欲的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当然，按照唯物主义的原理，把某一社会的经济发展简单地归结为伦理、宗教或信仰的作用不无片面性，但是，毫无疑问，韦伯从伦理和经济的关系出发，探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隐藏的精神动力问题，研究视角独特，给人以新的启示。
从东方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也就是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突飞猛进，创造了经济增长上的东亚奇迹。如果仅从经济发展的基础、自然条件、人口因素等方面考察，这四个国家并不具备经济迅猛发展的基础条件，那么是什么促使了四国经济的腾飞呢？学界的讨论不一而足，但有一点却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有其精神支柱，整个精神支柱即儒家伦理。日本现代企业管理的开山祖之一涩泽荣一曾说过的一句话充分表明了儒家文化对东亚企业管理的指导作用，他说：“要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但当东南亚金融危机袭来时，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问题重新受到质疑。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有一种解释，同样，一次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也必然是众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要研究的重点不是儒家伦理消解还是促进了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是应当如何正确梳理二者关系，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今天同样面临着如何发掘和发扬传统儒家文化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正确对待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
通过对东西方历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每种经济形態，都渗透着某种价值观念与伦理精神。
2 资本主义精神与儒家伦理比较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传世之作中，马克斯·韦伯主要探讨的就是“一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发生在欧美，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二是为什么理性文化仅仅发生在西方，尤其是西欧？”韦伯最终将这个问题归结为16～17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其中特别是新教伦理中的加尔文教伦理。韦伯在肯定新教伦理中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在他的一系列宗教研究著作中却一再否定儒学的价值，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妨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不能使中国及东方创造出资本主义精神。但是，这种情况20世纪50年后发生了变化。这时，东亚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并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这让人们在惊异之余开始反思韦伯命题，思考资本主义精神与儒家思想的内在关联。韦伯理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实际上如果细致地比较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两者不乏相同之处，比如两者都很重视诚实守信、勤劳节俭、积累财富、恪尽职守等基本伦理要求，正是这些基本的伦理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和东亚经济的发展。
首先，两种伦理思想都很重视商业活动中的诚实守信。诚信是社会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规范和市场有序化的基本条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引证了大量的富兰克林的格言来说明这个问题：“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碎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到八点听到你的锤声，这会使他在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放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借人的钱到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因此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永远向你关闭。”这些格言都是在说明借贷过程中如何做到守时守信以及守时守信的好处等。
亚洲四小龙在经济模式的选择上最开始是利用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机，选择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通过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利用世界市场、世界资源、世界资金和世界技术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品，并通过不断扩大出口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向前发展。那么能够使本国生产的商品顺利出口的基础就是商品的加工质量和对双方合同条款的遵守，这也就是经济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儒家伦理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讲究诚信。中国历史上的徽商、晋商无不以诚信立业。 其次，两种伦理思想都很重视价值创造中的勤劳节俭。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勤奋节俭的精神，而勤勉工作、积极创富的行为得益于“惜时”观念。因此，他引用了富兰克林的名言“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可见，勤奋劳作才是价值和财富的源泉。同时必须强调的是韦伯的节俭概念并不是简单的守财概念，它包含了物质和时间两方面的内涵。他认为，人作为上帝的“受托人”不但不能为一己私欲而滑向享乐主义，而且不能因浪费时间而损失为上帝增光的机会。因此，他指出“浪费时间是首要的，而且原则上是最该死的罪孽。”如果在社交、闲聊、奢侈生活方面浪费时间是一定要受到道德谴责的。
勤劳节俭一直也是儒家伦理所推崇的美德。在探讨东亚经济起飞与文化关系的各项研究中，人们几乎都不会忽略这一地区居民身上反映出的一种突出的人文特征，如勤奋、节俭、克己等，并认为这是儒家伦理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美德，它们对于推动东亚经济的发展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这种价值观和生活习惯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一直保留至今。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社区发展部（今新闻艺术部）口述历史馆制定了一个新加坡商业先驱人物的口述计划，其中采访了51个华商，请他们谈了从贫到富的成功经历和对新加坡经济、社会、教育的贡献。这些被采访者几乎都谈到儒家勤奋、节俭、自制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来源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再次，两种伦理思想都很重视再生产领域重视积累财富。韦伯在注意到诚实守信、勤劳节俭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的同时，也关注到了积累财富的价值和资本的衍生效应。他还是引用富兰克林的格言来说明，“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可見把金钱用于消费不但不能产生任何收益，反而影响衍生收益的获得。
儒家文化的克俭精神，也一直影响着东南亚各国人民。在东亚经济发展之初，东亚各国都处于资金短缺的局面，各国政府都非常注意利用儒家传统倡导勤俭的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高储蓄政策；加之这里的民众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素有节俭和储蓄的偏好，因而东亚成为世界上储蓄率较高或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有关统计表明，在这些国家国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很高，新加坡国民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韩国占37%、台湾占40%、香港占30%、而发达的美国只占6%。这在工业化前期，有利于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从比较分析中得出的这些基本的伦理精神虽然可能在细节上还存在着一些区别，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的思想内核无论是在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是在促进东南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当然归纳出来的这些相同点并不是全部，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还有很多，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3 启示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市场经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冲击着社会的道德观念。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出现，给世人敲响了警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不仅仅涉及到经济问题，也必须要考虑内在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伦理道德的问题。一个国家，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经济发展如果没有道德的力量作支撑，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作支撑，不可能健康、持续、平稳地向前发展。韦伯对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揭示给予了我们重要启示就是，市场经济鼓励人们追求财富，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富必须通过诚实守信、勤劳节约等途径合理合法地获得。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经济体制是一个价值实体，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活动本身就包含着无穷无尽的伦理道德意义，这种伦理道德意义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行为趋于合理的内在基础。
参考文献
[1] 唐凯麟.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