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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5日，春节临近。
位于渝中区枇杷山正街72号的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终于热闹起来。
平时散落在各个项目上的重庆考古人，陆续回到研究院。而沉寂了近一年的研究院二楼，也不时传来人员走动和交流的声音。
“平时二楼办公室的大门都是紧闭的，好多同事也是等到现在才能见上一面。”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方刚感叹道。
考古，从来不是一件热闹和浪漫的事。
即便是在交通、信息发达的今天，由于考古项目多位于大山深处，考古人仍过着“天空绝塞闻边雁，叶尽孤村见夜灯”的生活。他们在简陋的民房一住便是数月，白天蹲在探方里发掘历史，晚上趴在桌子上整理资料，直到深夜才能入睡。
忍耐与坚持、热爱与奉献，就这样贯穿着考古人的一生。
“要做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我知道考古工作很辛苦，但没想到会这么辛苦。”回到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古队队员代玉彪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清闲时刻。此前，他一直在南川区龙崖城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工作，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是常态。
龙崖城位于南川区三泉镇马嘴山，是南宋末年为抵御蒙古军队而修建的作战防御城池。
城门三面均为悬崖绝壁，只有一独径可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因地势险要，龙崖城直到最后也没有被蒙军攻陷，因而被誉为“不败之城”、“南方第一屏障”。
“对我来说，龙崖城遗址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代玉彪回忆道，“所以，当我得知自己将作为调查工作队负责人参与其中时，倍感荣幸。”
2019年11月25日，顶着阴雨绵绵的天气和呼呼作响的寒风，工作队来到龙崖城脚下整装待发。
拾级而上，石板铺砌的台阶又湿又滑，坡度较大。没过多久，代玉彪就喘起了粗气，背心也开始冒汗，“耳旁风的声音愈发瘆人，山间的雾气使得能见度不超过30米，这些都容不得我们中途停下来休息”。
这样的台阶一共有1080级，这条路也是工作队每天上山下山的必经之路。
“测绘人员要背着30多公斤重的仪器，走的时间一长，膝盖真的受不了。”代玉彪称，“后来我们索性中午就不回去休息，累了就找个平坦的地方躺一躺。”
白天上山开展考古工作，晚上回到借住的村民家中，代玉彪还得整理资料，计划第二天的工作。“几乎天天忙到晚上10点才能休息，没有周末。”他感叹道，“其实我们考古人从不缺运动量，而是缺乏休息。”
队员孙治刚亦有同感，刚从另一个项目上回来的他一脸疲倦，黑眼圈特别明显，“要做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常常这个项目还没有结束，下一个项目又在等着你”。
“每年人均在项目上的时间超过300天。”方刚称，相较于其他地方，重庆的考古科研院所成立得较晚，2000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才伴随着重庆直辖、三峡工程库区抢救性文物保护工作的全面启动而诞生。
“在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中，全国有超过70家考古科研院所参与其中，我们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方刚称，“正是大家这股积极劲儿，让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实现了弯道超车，如今在全国考古科研院所中名列前茅。”
“成就感来自工作过程中的发现”
生于1986年，中等个子，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和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一楼展板上的照片相比，考古队队员肖碧瑞本人看起来要更黑些，眉宇间也多了一份沉稳。
“來研究院工作快10年了，80%的时间都是在野外作业，变成这副模样也不奇怪。”肖碧瑞称自己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是因为在工作过程中的发现里找到了成就感。
“感触最深的一次，是对忠县临江二队冶炼遗址进行发掘。”肖碧瑞说。
忠县临江二队冶炼遗址于2012年被纳入三峡消落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
由于受江水反复消涨的影响，遗址临江部分已出现多处垮塌，断坎处甚至能见到暴露在外的冶炼遗迹，部分堆积的冶炼废弃物已被江水冲刷殆尽。
在此情况下，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于2013年6月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这项工作受长江水位影响较大，工作时间集中在每年6—9月，正是重庆最热的时候。”肖碧瑞回忆道，“而且考古是个不可逆的过程，一旦挖开，就要抓紧时间对文物进行发掘。对我们来说，每一天都是倒计时。”
重庆的夏天，泥土里都翻滚着热浪。
“特别是临近中午的时候，遗址现场宛如被烈日蒸烤的大蒸笼。”虽然汗水在脸上滴成了水帘，但肖碧瑞手上的动作却从容不迫，他拿着手铲，蹲在刚清除浮土的探方里，一刀一刀地刮面。
一切都在有序推进，然而，突如其来的洪水却让发掘工作按下了“暂停键”。
“每天我都会看天气预报，也提前知晓了洪水过境的消息。我们提前把遗址盖好，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水位上涨，一点办法都没有。”肖碧瑞拿出两张照片比划道，一张照片里临江处的遗址清晰可见，而在另一张照片里，只剩下茫茫的江水。
肖碧瑞很是苦闷，但作为项目负责人，他不能慌乱，“当下我先安排其他事，队员们也在互相加油打气”。
待到江水消退后，众人又披星戴月地投入到发掘工作中。
“当看到完整的冶锌炉、‘成化’的瓷片出土时，我们兴奋得不得了，那些苦和累都抛到脑后了。”肖碧瑞笑道。
在考古界，炼锌遗址的发掘较为罕见——由于锌的性质较活跃，古人炼锌需克服捕获气态锌的难题。而随着忠县临江二队冶炼遗址考古工作的收官，迄今为止三峡地区发掘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明代炼锌遗址完整出现在世人面前。
“在学术上，这是非常大的成就，对研究明代炼锌遗址的分布、技术传播和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肖碧瑞颇为自豪。
除了炼锌考古，20余年来，重庆考古事业还开创了水文考古、盐业考古、宋元（蒙）战争山城考古等方向，扩大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许多成果填补了西南乃至中国考古的空白。 “彼此是对方前进路上的动力”
“考古工作者是快乐的，但也是寂寞的，心里满是对家庭的愧疚。”谈及家人，代玉彪的笑容里多了一份苦涩。在视频电话尚未发达的年代，他的孩子只能对着挂在墙壁上的照片喊“爸爸”。
“听到这件事时，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代玉彪称。
在考古队里，这样的事不是个例。
队员张守华，在得知岳父因肺癌病危住院后，他选择坚持到项目顺利验收完成才匆匆奔赴老家。可惜老人已昏迷不醒，数天后即去世。提起未能及时在老人床前尽孝、分担爱人压力，这个憨厚朴实的中年汉子几度哽咽。
队员蔡远富，19岁就参加工作，但长期的野外工作使她无暇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她选择把自己嫁给重庆的考古事业，至今仍孑然一身。
“大家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短。”时至今日，方刚还记得多年前自己在一处深山里做考古发掘时，和家人的联系只能依靠一部电话。
“晚上空闲时，我就爬到高处给家人打电话。”山里信号不好，只有高处有一丝信号。寒风划过方刚的脸庞，生疼，但他却不敢转身，“一转身信号就没有了，电话就断了”。
待到方刚打完电话从高处下来后，另一个队员会欢呼着从他手中接过电话，奔向高处。
正是深知考古的苦，从一线考古工作者转变成管理者后，方刚将目光聚焦到考古工作者的后勤保障上。“給予他们‘家’的温暖，一方面帮忙解决队员们家里的难题，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管理层多到现场听取他们的建议，调整工作方案。”方刚介绍。
在方刚眼里，考古工作具有特殊性，是因为它的根在田野上。也正因为这份特殊性，考古工作者长期抱成团、共同向前冲，互相之间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我们之间经常交流，彼此都是对方前进路上的动力。”孙治刚感慨道。
或许正是因为这股凝聚力，20余年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古队收获了“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等上百项荣誉。在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上，这支可爱的队伍又荣获“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特别奖。
“前段时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精美文物刷爆了‘朋友圈’。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目光正在向考古业投来，我们将继续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重庆力量。”方刚称。
位于渝中区枇杷山正街72号的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终于热闹起来。
平时散落在各个项目上的重庆考古人，陆续回到研究院。而沉寂了近一年的研究院二楼，也不时传来人员走动和交流的声音。
“平时二楼办公室的大门都是紧闭的，好多同事也是等到现在才能见上一面。”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方刚感叹道。
考古，从来不是一件热闹和浪漫的事。
即便是在交通、信息发达的今天，由于考古项目多位于大山深处，考古人仍过着“天空绝塞闻边雁，叶尽孤村见夜灯”的生活。他们在简陋的民房一住便是数月，白天蹲在探方里发掘历史，晚上趴在桌子上整理资料，直到深夜才能入睡。
忍耐与坚持、热爱与奉献，就这样贯穿着考古人的一生。
“要做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我知道考古工作很辛苦，但没想到会这么辛苦。”回到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古队队员代玉彪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清闲时刻。此前，他一直在南川区龙崖城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工作，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是常态。
龙崖城位于南川区三泉镇马嘴山，是南宋末年为抵御蒙古军队而修建的作战防御城池。
城门三面均为悬崖绝壁，只有一独径可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因地势险要，龙崖城直到最后也没有被蒙军攻陷，因而被誉为“不败之城”、“南方第一屏障”。
“对我来说，龙崖城遗址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代玉彪回忆道，“所以，当我得知自己将作为调查工作队负责人参与其中时，倍感荣幸。”
2019年11月25日，顶着阴雨绵绵的天气和呼呼作响的寒风，工作队来到龙崖城脚下整装待发。
拾级而上，石板铺砌的台阶又湿又滑，坡度较大。没过多久，代玉彪就喘起了粗气，背心也开始冒汗，“耳旁风的声音愈发瘆人，山间的雾气使得能见度不超过30米，这些都容不得我们中途停下来休息”。
这样的台阶一共有1080级，这条路也是工作队每天上山下山的必经之路。
“测绘人员要背着30多公斤重的仪器，走的时间一长，膝盖真的受不了。”代玉彪称，“后来我们索性中午就不回去休息，累了就找个平坦的地方躺一躺。”
白天上山开展考古工作，晚上回到借住的村民家中，代玉彪还得整理资料，计划第二天的工作。“几乎天天忙到晚上10点才能休息，没有周末。”他感叹道，“其实我们考古人从不缺运动量，而是缺乏休息。”
队员孙治刚亦有同感，刚从另一个项目上回来的他一脸疲倦，黑眼圈特别明显，“要做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常常这个项目还没有结束，下一个项目又在等着你”。
“每年人均在项目上的时间超过300天。”方刚称，相较于其他地方，重庆的考古科研院所成立得较晚，2000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才伴随着重庆直辖、三峡工程库区抢救性文物保护工作的全面启动而诞生。
“在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中，全国有超过70家考古科研院所参与其中，我们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方刚称，“正是大家这股积极劲儿，让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实现了弯道超车，如今在全国考古科研院所中名列前茅。”
“成就感来自工作过程中的发现”
生于1986年，中等个子，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和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一楼展板上的照片相比，考古队队员肖碧瑞本人看起来要更黑些，眉宇间也多了一份沉稳。
“來研究院工作快10年了，80%的时间都是在野外作业，变成这副模样也不奇怪。”肖碧瑞称自己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是因为在工作过程中的发现里找到了成就感。
“感触最深的一次，是对忠县临江二队冶炼遗址进行发掘。”肖碧瑞说。
忠县临江二队冶炼遗址于2012年被纳入三峡消落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
由于受江水反复消涨的影响，遗址临江部分已出现多处垮塌，断坎处甚至能见到暴露在外的冶炼遗迹，部分堆积的冶炼废弃物已被江水冲刷殆尽。
在此情况下，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于2013年6月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这项工作受长江水位影响较大，工作时间集中在每年6—9月，正是重庆最热的时候。”肖碧瑞回忆道，“而且考古是个不可逆的过程，一旦挖开，就要抓紧时间对文物进行发掘。对我们来说，每一天都是倒计时。”
重庆的夏天，泥土里都翻滚着热浪。
“特别是临近中午的时候，遗址现场宛如被烈日蒸烤的大蒸笼。”虽然汗水在脸上滴成了水帘，但肖碧瑞手上的动作却从容不迫，他拿着手铲，蹲在刚清除浮土的探方里，一刀一刀地刮面。
一切都在有序推进，然而，突如其来的洪水却让发掘工作按下了“暂停键”。
“每天我都会看天气预报，也提前知晓了洪水过境的消息。我们提前把遗址盖好，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水位上涨，一点办法都没有。”肖碧瑞拿出两张照片比划道，一张照片里临江处的遗址清晰可见，而在另一张照片里，只剩下茫茫的江水。
肖碧瑞很是苦闷，但作为项目负责人，他不能慌乱，“当下我先安排其他事，队员们也在互相加油打气”。
待到江水消退后，众人又披星戴月地投入到发掘工作中。
“当看到完整的冶锌炉、‘成化’的瓷片出土时，我们兴奋得不得了，那些苦和累都抛到脑后了。”肖碧瑞笑道。
在考古界，炼锌遗址的发掘较为罕见——由于锌的性质较活跃，古人炼锌需克服捕获气态锌的难题。而随着忠县临江二队冶炼遗址考古工作的收官，迄今为止三峡地区发掘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明代炼锌遗址完整出现在世人面前。
“在学术上，这是非常大的成就，对研究明代炼锌遗址的分布、技术传播和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肖碧瑞颇为自豪。
除了炼锌考古，20余年来，重庆考古事业还开创了水文考古、盐业考古、宋元（蒙）战争山城考古等方向，扩大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许多成果填补了西南乃至中国考古的空白。 “彼此是对方前进路上的动力”
“考古工作者是快乐的，但也是寂寞的，心里满是对家庭的愧疚。”谈及家人，代玉彪的笑容里多了一份苦涩。在视频电话尚未发达的年代，他的孩子只能对着挂在墙壁上的照片喊“爸爸”。
“听到这件事时，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代玉彪称。
在考古队里，这样的事不是个例。
队员张守华，在得知岳父因肺癌病危住院后，他选择坚持到项目顺利验收完成才匆匆奔赴老家。可惜老人已昏迷不醒，数天后即去世。提起未能及时在老人床前尽孝、分担爱人压力，这个憨厚朴实的中年汉子几度哽咽。
队员蔡远富，19岁就参加工作，但长期的野外工作使她无暇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她选择把自己嫁给重庆的考古事业，至今仍孑然一身。
“大家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短。”时至今日，方刚还记得多年前自己在一处深山里做考古发掘时，和家人的联系只能依靠一部电话。
“晚上空闲时，我就爬到高处给家人打电话。”山里信号不好，只有高处有一丝信号。寒风划过方刚的脸庞，生疼，但他却不敢转身，“一转身信号就没有了，电话就断了”。
待到方刚打完电话从高处下来后，另一个队员会欢呼着从他手中接过电话，奔向高处。
正是深知考古的苦，从一线考古工作者转变成管理者后，方刚将目光聚焦到考古工作者的后勤保障上。“給予他们‘家’的温暖，一方面帮忙解决队员们家里的难题，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管理层多到现场听取他们的建议，调整工作方案。”方刚介绍。
在方刚眼里，考古工作具有特殊性，是因为它的根在田野上。也正因为这份特殊性，考古工作者长期抱成团、共同向前冲，互相之间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我们之间经常交流，彼此都是对方前进路上的动力。”孙治刚感慨道。
或许正是因为这股凝聚力，20余年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古队收获了“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等上百项荣誉。在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上，这支可爱的队伍又荣获“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特别奖。
“前段时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精美文物刷爆了‘朋友圈’。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目光正在向考古业投来，我们将继续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重庆力量。”方刚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