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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及第是读书人的最高梦想，也是人们对读书人的最高期望。唐人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来表现初登进士的欣喜心情，而大宴曲江池的盛况也表明了当时社会对于登第读书人的重视。一些小说、戏曲也极力宣扬、渲染读书人科举得意之后立刻高官厚禄、皇帝赐婚、衣锦还乡的场景。这样就给我们一种印象：所有的新科进士都很幸福快乐、风光无限。但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如明代新科进士的生活就不是“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刘禹锡诗），他们还要经历一段比较灰色、凄清的岁月。
明代进士及第后，要经历庆祝、观政、选官等阶段。而新科进士的凄清生活，是从庆祝活动开始的。［明］谢肇《五杂俎》卷十四《事部》言：
唐时进士，榜出后，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赏，于中请一人为录事，二人为探花，其他主宴、主乐、主酒、主茶之类，皆同年分掌之，广征名伎，穷搜胜境，无日不宴。至曲江大会，先牒教坊，奏请天子御紫云楼以观，长安士女，倾都纵观，车马填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择婿焉。盖不惟见声名文物之盛，丰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韦布，登青云，故慎重其事，以诱掖奖劝之也。今里中儿入泮宫，补弟子员，犹箫鼓旌旗，煊赫闾里，而登第之日，俨列而进，分队而退，客邸萧然，亲朋嘿坐，桂玉莫惜，征责捆集，而当事者，动欲禁谕之，约束之，稍涉轻肥，便滋物议，此于士子之动心忍性不为无裨，而国家右文宾兴之大典亦稍轻矣。譬之贫家娶妇，合卺未毕，遽令造饭绩麻，一不当意，声色相加，此虽教妇之道，而非摄盛之礼也。
这里从历史纵向、现实横向两个角度比较了明代进士登第后的冷清、寂寞。从历史纵向来看，唐代读书人登第时，天子器重，万民仰慕，“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择婿焉”，能够同时享受大登科与小登科之喜。即使没被选为金龟婿，但醵金宴赏、广征名伎，生活之奢侈、精神之畅爽可想而知。而明代，“俨列而进，分队而退”，管制则严，器重不足；“客邸萧然，亲朋嘿坐”，无科场得意之乐，有背井离乡之苦；“稍涉轻肥，便滋物议”，既有精神之抑郁，又有物质之萧索。而从现实横向来看，功名最低的秀才尚有衣锦还乡之荣，“箫鼓旌旗，煊赫闾里”；而功名最高的进士则只有在外做客之痛，“桂玉莫惜，征责捆集”。此情此景，何以堪？所以谢肇批评道：“此虽教妇之道，而非摄盛之礼也。”
实际上，读书人进士登第之后除了官方的“俨列而进，分队而退”之外，也有私下的庆祝。不过，这种庆祝也仍然是寥落不堪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畿辅·射所”言：
今京城内西长安街射所，亦名演象所，故大慈恩寺也。嘉靖间毁于火后，诏遂废之，为点视军士及演马教射之地，象以非时来，偶一演之耳。会试放榜次日，新郎君并集于其中官厅内，请见两大座主，榜首献茶于前，亦可作南宫一佳话，窃谓慈恩寺名，正与唐曲江名相合，何不即以雁塔题名事属之？每三年辄许南宫诸彦笔记姓名于中，亦圣朝盛事，而仅充刍牧决拾之场耶？
以“刍牧决拾之场”当作庆祝的地点，穷酸与无奈可想而知。
登第时的冷清只是开始，随后的一段时间都是比较郁闷的。明代进士分三甲：“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明史·选举二》）除状元、榜眼、探花立刻除授官职外，其他进士则要先参加具有职前培训性质的观政（当然，有时会考选庶吉士，但落选者仍要参加观政）。对此，万历《吏部职掌·文选清吏司·求贤科·进士除授》言：
礼部咨送新进士一甲三人，本部照例俱题，第一名从六品，授修撰，第二、第三名正七品，授编修。其二甲、三甲另题分拨办事，照依名序，吏、户、礼、兵、刑、工部、都察院各二员，通政司、大理寺各一员，周而复始，榜末十余员俱留本部。其俸给，二甲从七品，三甲正八品关支。俱候半年之上，具题取选，今年多于六月。
这就表明，考上进士之后，大部分都要先观政。观政时间一开始为“半年之上”，后来多为三个月（因为廷试在“三月”举行，“今年多于六月”表明观政时间为三个月）。
观政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首先花费很大，被江东老（缪荃孙）誉为“可以见当时之制度焉，可以觇风俗之纯薄焉，可以见物价之低昂焉，可以见人心之诡谲焉”（《醉醒石跋》）的《醉醒石》就言：“殿了三甲，该选推官，先观政都察院。一时便有长班、雇马、交际之费。”（第十一回《惟内惟货两存私，削禄削年双结证》）观政进士虽有俸给，“二甲从七品，三甲正八品关支”，但明代官僚俸禄较低，这是时人的共识。［明］王琼《双溪杂记》言：
国初定制，百官俸给皆支本色米石，如知县月支米七石，岁支米八十四石，足勾养廉用度。后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后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余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钞为则，每米一石折钞十五贯或二十贯，每布一匹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贪婪之难禁也。
［明］皇甫录《皇明纪略》也有类似的记载，并感慨道：“其何以养廉，其何以使之不贪！”俸禄如此，官员们只好采取一些措施来保障自身的生活，如京官的“柴薪银”。［明］陆容《菽园杂记》曾言：
国初，诸司皂隶主驺从而已。宣德间，始有纳银免役者。闻宣庙因杨东里言京官禄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银。天顺以来，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数，每岁银解部，以钜万计。在京诸司，皆出畿内并山东、山西、河南州县。南京诸司，则皆出南畿州县。予未第时，见京官索皂银，意颇薄之,及仕京，乃知不可无也。后官武库，尝以为有害于义，欲奏请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隶银数不足者，乃以钞绢补数，庶几名正言顺。属草时，以此事属兵部，折俸属户部，事体窒碍，不果行。
以此可见，即使正式的京官生活也很一般，而实习阶段的观政进士的物质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此之外，因为背井离乡、“客邸萧然”，他们的精神生活也相当不快乐，甚至极度抑郁。在此情况下，有些士子不堪压力，走向绝路。《尧山堂外纪》卷九十六《国朝》曾言：“嘉靖戊戌间，江行人鲲以进士授，素有心疾，忧贫雉经。”如果说这个读书人的“忧贫雉经”还是因为“素有心疾”的话，薛方山同年的自杀则完全是生活的压力。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七《薛宪副三同年》记载，薛方山的同年是个山陕人，“中后观政，衣食不给，冬间犹著夏衣，厌苦驰逐，思亲归阻，终日抑郁，一夕缢死于旅”。“衣食不给，冬间犹著夏衣”表明物质生活之困难，而“厌苦驰逐，思亲归阻”表明精神生活之抑郁。这个不堪重重压力而走向绝路的山陕人代表了普通观政进士的生活状态。
观政的日子固然冷清，但观政之后并不意味着立刻选官。对很多人而言，需要漫长的等待，最长有三年之久。《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类》卷五《礼部左侍郎李廷机题为进士观政等事疏》就言：
臣惟进士拨各衙门观政，三月取选，未选，一面候选，一面观政，计其选毕，须及三年。
因为候选时间较长，一般情况下，朝廷会允许士子回家探亲，从而缓解他们的压力。
一般而言，进士在家生活较好。这是因为，随着科举功名的到来，会有很多人带着田产奴仆投附。《戒庵老人漫笔》卷六《马孝廉志》曾言：
马君贫次骨矣，世诎于赀，君复不问生产，居可三四徙，愈徙愈陋，卒不可具一椽，而僦屋以栖。瓶恒无储，衿不蔽肘，谇语交谪，若弗闻也者……第之岁，君歌鹿鸣而归，苍头而鲜衣者数人罗侍之，君曰：“若等者何群？”曰：“愿事主耳。”
马孝廉只不过中个举人，就有很多人过来投附，如果中了进士，情况更为可观。不过，如果个人品格较高，就可能像马孝廉一样不接受投附，这样，家庭的物质状况就很一般。［明］江盈科《雪涛谐史》载：
余举进士时，报捷者索重赏，家君贫，无以应，受困此辈，殊觉情懑。汝鹏慰之日：“且耐烦，养坏了儿子，说不得。”闻者皆笑。
儿子中进士本为大喜之事，却因家贫遭受报喜人的侮辱，郁闷可想而知，最后也只能拿朋友“养坏了儿子，说不得”的话解嘲。
进士回乡就亲虽有路上颠簸之苦、物质生活之艰，但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从而缓解精神的压力。但大部分人并不能回家就亲。首先，朝廷有时规定不准回去，虽执政大臣和新科进士屡次恳请，也往往难以如愿。如《万历野获编》卷十五《科场·进士给假》言：
近来新科进士选期未及者，多以给假省亲省墓为辞，得暂归里。其有力者，则乞解银，及借各曹署闲谩之差，以省雇募之费，否则观政衙门，堂官代以为请，相沿不改。偶阅《景帝实录》，景泰五年甲戌科，取进士三百五十人，时大理卿薛，奏请除一甲三人外，其未授职者，乞放回依亲读书。帝曰：“科举正要用人，既取中又放回，不如不取矣，一切俱留候选。”景帝励精为治，不容臣下偷安、自便如此。至嘉靖五年丙戌科，办事进士应等百人，以选期尚远，乞依例放归，疏连上未允，最后上切责：“尔等发轫科甲，不思练习政体，乃乞回以便己私。”终不许。至首辅费宏等代为请，亦不从。世宗圣龄甫二十，正如太阿出匣，谕旨森严正大，默符先朝。今之新贵图自佚者，可以憬然矣。
这表明，观政进士给假还家往往出于皇帝的恩赐，如果皇帝不准，即使“铨次尚远”，也只能在京城等候。
其次，即使朝廷恩允，很多人由于离家太远，交通不便，也只能羁留京城。
既然只能羁留京师，候选日子的苦酸甚于观政。首先仍是花费很大。《醉醒石》言：“观政毕，选期尚远。但路遥，往来不便，只得在京守候。一住半年，租房火食，庆吊公分，及至选官，备送上司礼，又借了若干债。”（第十一回《惟内惟货两存私，削禄削年双结证》）花费如此之多，令人不堪忍受。但读书人还得想办法忍受，稍有不慎，就会带来终身的遗憾。
如此这般，大量的金钱投入其中，从而为做官初期的生活埋下了阴影。［明］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曾言：
庚辰就教举人一百余人，就教岁贡生近二百人，既试，上传谕吏部，悉与部属及州县正官，又言此系特用，后不为例云云。于是，举贡间选，俱照甲科资格，惟吏部选得两司务，其余部曹，无不选授，诸人出于不意，自诧特典，一时意气出于甲科之上，此不待言也。但其本意，原在就教，囊资无多，不足以充选后之费，在京职犹知节啬，若选得外官，其势不能无所费，又谓官出意外，虽费尽可取偿，未免任意借取，京中债主亦以金钱恣其所用，未出京而负债多以千计矣。欲其居官廉介，安可得乎？故肆者遂玷官箴，谨者亦将坐困，究至吏治人才两受其敝。谓此新奇快意之事，可为乎否也？余州亦选一新守，只身而来，有京债七人随入衙中，未数月，而被论以去。其人能文，又谨饬自爱，而受累如此，则其余可类推矣。
这些举人、贡生们按照甲科进士资格候选本来是好事，却导致了灾难性结果。这一切都是因为候选及“选后之费”太多。对于这种借债选官的情况，江盈科的同乡张三崖曾言：“样样借人的，如贫汉种田，工本都出富翁，比及秋成，还却工本，只落得掀盘帚。我们借债做官，他日还了债，只落得一副纱帽角带。”（江盈科：《雪涛谐史》）举人、贡生们候选如此，进士们候选也就可想而知。做官后，“肆者遂玷官箴，谨者亦将坐困”的情况也就不会改变。况且由于官场的黑暗以及个人的运气，进士们往往选不到理想的官职。这样，“坐困”的日子也就不是一天两天。《醉醒石》言：
双月二十五日选。掣签，掣得个湖广江陵府。这掣签也是名色。凡遇好府，毕竟有几个京官，或是同年，或是座主来拜，要借重，图他到任后照顾，好说分上。就为他见选君讨缺，缺十个九个是坐定的。大凡掣签，或分南北中，或分上中下。如魏进士广东人，筒中故意放江陵广东二签。掣着广东，是本省，不当选，则自然是江陵了。或是以一湖广人陪掣，湖广人不当得江陵，这缺又该魏进士了。
而江陵地方的推官收入就很一般，《醉醒石》接着言：
及到任，在路夫马人役迎接，体面甚是威势。进衙门，各府县乡绅送礼，也甚热闹。只魏推官新到，自然立些崖岸，推却不过，勉强收一二色，也还好。在后衙门虽然日日有事，却不过是抚按藩臬守巡批行，府堂牒送。终日费自己精神，替他人挣纸赎而已。年余，代巡委一次查盘，府县折程折席，也有百金。平日只靠端阳年节二次，全省县官来送节礼，约莫一人四两之数。还有地远县小，躲过不送的。
这样的收入，怪不得其妻抱怨道：“好好。做了教官了，一节才有些活动。他还多些拜见，进一番学，有一番束修。”（第十一回《惟内惟货两存私，削禄削年双结证》）郡县官如此，那些六曹等京官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魏进士的遭遇也就体现了普通新科进士选官、刚开始做官时的生活状态。
总之，明代读书人科举登第之后的生活并不是事事如意，有一段时期的生活可以说相当酸楚。所以有人深有体会地说：“士子未中时，须先成家，后来方可立功名。”（《戒庵老人漫笔》卷七《薛宪副三同年》）也就是说，先挣大钱，使生活非常富裕，然后才可以中进士、立功名。但有“官久自富”的可能，且有“进士一旦居要地，遂过数十年之财主”（［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八《义理类》）的机会，所以进士及第仍是很多贫穷读书人脱贫的最佳希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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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进士及第后，要经历庆祝、观政、选官等阶段。而新科进士的凄清生活，是从庆祝活动开始的。［明］谢肇《五杂俎》卷十四《事部》言：
唐时进士，榜出后，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赏，于中请一人为录事，二人为探花，其他主宴、主乐、主酒、主茶之类，皆同年分掌之，广征名伎，穷搜胜境，无日不宴。至曲江大会，先牒教坊，奏请天子御紫云楼以观，长安士女，倾都纵观，车马填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择婿焉。盖不惟见声名文物之盛，丰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韦布，登青云，故慎重其事，以诱掖奖劝之也。今里中儿入泮宫，补弟子员，犹箫鼓旌旗，煊赫闾里，而登第之日，俨列而进，分队而退，客邸萧然，亲朋嘿坐，桂玉莫惜，征责捆集，而当事者，动欲禁谕之，约束之，稍涉轻肥，便滋物议，此于士子之动心忍性不为无裨，而国家右文宾兴之大典亦稍轻矣。譬之贫家娶妇，合卺未毕，遽令造饭绩麻，一不当意，声色相加，此虽教妇之道，而非摄盛之礼也。
这里从历史纵向、现实横向两个角度比较了明代进士登第后的冷清、寂寞。从历史纵向来看，唐代读书人登第时，天子器重，万民仰慕，“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择婿焉”，能够同时享受大登科与小登科之喜。即使没被选为金龟婿，但醵金宴赏、广征名伎，生活之奢侈、精神之畅爽可想而知。而明代，“俨列而进，分队而退”，管制则严，器重不足；“客邸萧然，亲朋嘿坐”，无科场得意之乐，有背井离乡之苦；“稍涉轻肥，便滋物议”，既有精神之抑郁，又有物质之萧索。而从现实横向来看，功名最低的秀才尚有衣锦还乡之荣，“箫鼓旌旗，煊赫闾里”；而功名最高的进士则只有在外做客之痛，“桂玉莫惜，征责捆集”。此情此景，何以堪？所以谢肇批评道：“此虽教妇之道，而非摄盛之礼也。”
实际上，读书人进士登第之后除了官方的“俨列而进，分队而退”之外，也有私下的庆祝。不过，这种庆祝也仍然是寥落不堪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畿辅·射所”言：
今京城内西长安街射所，亦名演象所，故大慈恩寺也。嘉靖间毁于火后，诏遂废之，为点视军士及演马教射之地，象以非时来，偶一演之耳。会试放榜次日，新郎君并集于其中官厅内，请见两大座主，榜首献茶于前，亦可作南宫一佳话，窃谓慈恩寺名，正与唐曲江名相合，何不即以雁塔题名事属之？每三年辄许南宫诸彦笔记姓名于中，亦圣朝盛事，而仅充刍牧决拾之场耶？
以“刍牧决拾之场”当作庆祝的地点，穷酸与无奈可想而知。
登第时的冷清只是开始，随后的一段时间都是比较郁闷的。明代进士分三甲：“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明史·选举二》）除状元、榜眼、探花立刻除授官职外，其他进士则要先参加具有职前培训性质的观政（当然，有时会考选庶吉士，但落选者仍要参加观政）。对此，万历《吏部职掌·文选清吏司·求贤科·进士除授》言：
礼部咨送新进士一甲三人，本部照例俱题，第一名从六品，授修撰，第二、第三名正七品，授编修。其二甲、三甲另题分拨办事，照依名序，吏、户、礼、兵、刑、工部、都察院各二员，通政司、大理寺各一员，周而复始，榜末十余员俱留本部。其俸给，二甲从七品，三甲正八品关支。俱候半年之上，具题取选，今年多于六月。
这就表明，考上进士之后，大部分都要先观政。观政时间一开始为“半年之上”，后来多为三个月（因为廷试在“三月”举行，“今年多于六月”表明观政时间为三个月）。
观政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首先花费很大，被江东老（缪荃孙）誉为“可以见当时之制度焉，可以觇风俗之纯薄焉，可以见物价之低昂焉，可以见人心之诡谲焉”（《醉醒石跋》）的《醉醒石》就言：“殿了三甲，该选推官，先观政都察院。一时便有长班、雇马、交际之费。”（第十一回《惟内惟货两存私，削禄削年双结证》）观政进士虽有俸给，“二甲从七品，三甲正八品关支”，但明代官僚俸禄较低，这是时人的共识。［明］王琼《双溪杂记》言：
国初定制，百官俸给皆支本色米石，如知县月支米七石，岁支米八十四石，足勾养廉用度。后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后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余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钞为则，每米一石折钞十五贯或二十贯，每布一匹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贪婪之难禁也。
［明］皇甫录《皇明纪略》也有类似的记载，并感慨道：“其何以养廉，其何以使之不贪！”俸禄如此，官员们只好采取一些措施来保障自身的生活，如京官的“柴薪银”。［明］陆容《菽园杂记》曾言：
国初，诸司皂隶主驺从而已。宣德间，始有纳银免役者。闻宣庙因杨东里言京官禄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银。天顺以来，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数，每岁银解部，以钜万计。在京诸司，皆出畿内并山东、山西、河南州县。南京诸司，则皆出南畿州县。予未第时，见京官索皂银，意颇薄之,及仕京，乃知不可无也。后官武库，尝以为有害于义，欲奏请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隶银数不足者，乃以钞绢补数，庶几名正言顺。属草时，以此事属兵部，折俸属户部，事体窒碍，不果行。
以此可见，即使正式的京官生活也很一般，而实习阶段的观政进士的物质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此之外，因为背井离乡、“客邸萧然”，他们的精神生活也相当不快乐，甚至极度抑郁。在此情况下，有些士子不堪压力，走向绝路。《尧山堂外纪》卷九十六《国朝》曾言：“嘉靖戊戌间，江行人鲲以进士授，素有心疾，忧贫雉经。”如果说这个读书人的“忧贫雉经”还是因为“素有心疾”的话，薛方山同年的自杀则完全是生活的压力。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七《薛宪副三同年》记载，薛方山的同年是个山陕人，“中后观政，衣食不给，冬间犹著夏衣，厌苦驰逐，思亲归阻，终日抑郁，一夕缢死于旅”。“衣食不给，冬间犹著夏衣”表明物质生活之困难，而“厌苦驰逐，思亲归阻”表明精神生活之抑郁。这个不堪重重压力而走向绝路的山陕人代表了普通观政进士的生活状态。
观政的日子固然冷清，但观政之后并不意味着立刻选官。对很多人而言，需要漫长的等待，最长有三年之久。《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类》卷五《礼部左侍郎李廷机题为进士观政等事疏》就言：
臣惟进士拨各衙门观政，三月取选，未选，一面候选，一面观政，计其选毕，须及三年。
因为候选时间较长，一般情况下，朝廷会允许士子回家探亲，从而缓解他们的压力。
一般而言，进士在家生活较好。这是因为，随着科举功名的到来，会有很多人带着田产奴仆投附。《戒庵老人漫笔》卷六《马孝廉志》曾言：
马君贫次骨矣，世诎于赀，君复不问生产，居可三四徙，愈徙愈陋，卒不可具一椽，而僦屋以栖。瓶恒无储，衿不蔽肘，谇语交谪，若弗闻也者……第之岁，君歌鹿鸣而归，苍头而鲜衣者数人罗侍之，君曰：“若等者何群？”曰：“愿事主耳。”
马孝廉只不过中个举人，就有很多人过来投附，如果中了进士，情况更为可观。不过，如果个人品格较高，就可能像马孝廉一样不接受投附，这样，家庭的物质状况就很一般。［明］江盈科《雪涛谐史》载：
余举进士时，报捷者索重赏，家君贫，无以应，受困此辈，殊觉情懑。汝鹏慰之日：“且耐烦，养坏了儿子，说不得。”闻者皆笑。
儿子中进士本为大喜之事，却因家贫遭受报喜人的侮辱，郁闷可想而知，最后也只能拿朋友“养坏了儿子，说不得”的话解嘲。
进士回乡就亲虽有路上颠簸之苦、物质生活之艰，但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从而缓解精神的压力。但大部分人并不能回家就亲。首先，朝廷有时规定不准回去，虽执政大臣和新科进士屡次恳请，也往往难以如愿。如《万历野获编》卷十五《科场·进士给假》言：
近来新科进士选期未及者，多以给假省亲省墓为辞，得暂归里。其有力者，则乞解银，及借各曹署闲谩之差，以省雇募之费，否则观政衙门，堂官代以为请，相沿不改。偶阅《景帝实录》，景泰五年甲戌科，取进士三百五十人，时大理卿薛，奏请除一甲三人外，其未授职者，乞放回依亲读书。帝曰：“科举正要用人，既取中又放回，不如不取矣，一切俱留候选。”景帝励精为治，不容臣下偷安、自便如此。至嘉靖五年丙戌科，办事进士应等百人，以选期尚远，乞依例放归，疏连上未允，最后上切责：“尔等发轫科甲，不思练习政体，乃乞回以便己私。”终不许。至首辅费宏等代为请，亦不从。世宗圣龄甫二十，正如太阿出匣，谕旨森严正大，默符先朝。今之新贵图自佚者，可以憬然矣。
这表明，观政进士给假还家往往出于皇帝的恩赐，如果皇帝不准，即使“铨次尚远”，也只能在京城等候。
其次，即使朝廷恩允，很多人由于离家太远，交通不便，也只能羁留京城。
既然只能羁留京师，候选日子的苦酸甚于观政。首先仍是花费很大。《醉醒石》言：“观政毕，选期尚远。但路遥，往来不便，只得在京守候。一住半年，租房火食，庆吊公分，及至选官，备送上司礼，又借了若干债。”（第十一回《惟内惟货两存私，削禄削年双结证》）花费如此之多，令人不堪忍受。但读书人还得想办法忍受，稍有不慎，就会带来终身的遗憾。
如此这般，大量的金钱投入其中，从而为做官初期的生活埋下了阴影。［明］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曾言：
庚辰就教举人一百余人，就教岁贡生近二百人，既试，上传谕吏部，悉与部属及州县正官，又言此系特用，后不为例云云。于是，举贡间选，俱照甲科资格，惟吏部选得两司务，其余部曹，无不选授，诸人出于不意，自诧特典，一时意气出于甲科之上，此不待言也。但其本意，原在就教，囊资无多，不足以充选后之费，在京职犹知节啬，若选得外官，其势不能无所费，又谓官出意外，虽费尽可取偿，未免任意借取，京中债主亦以金钱恣其所用，未出京而负债多以千计矣。欲其居官廉介，安可得乎？故肆者遂玷官箴，谨者亦将坐困，究至吏治人才两受其敝。谓此新奇快意之事，可为乎否也？余州亦选一新守，只身而来，有京债七人随入衙中，未数月，而被论以去。其人能文，又谨饬自爱，而受累如此，则其余可类推矣。
这些举人、贡生们按照甲科进士资格候选本来是好事，却导致了灾难性结果。这一切都是因为候选及“选后之费”太多。对于这种借债选官的情况，江盈科的同乡张三崖曾言：“样样借人的，如贫汉种田，工本都出富翁，比及秋成，还却工本，只落得掀盘帚。我们借债做官，他日还了债，只落得一副纱帽角带。”（江盈科：《雪涛谐史》）举人、贡生们候选如此，进士们候选也就可想而知。做官后，“肆者遂玷官箴，谨者亦将坐困”的情况也就不会改变。况且由于官场的黑暗以及个人的运气，进士们往往选不到理想的官职。这样，“坐困”的日子也就不是一天两天。《醉醒石》言：
双月二十五日选。掣签，掣得个湖广江陵府。这掣签也是名色。凡遇好府，毕竟有几个京官，或是同年，或是座主来拜，要借重，图他到任后照顾，好说分上。就为他见选君讨缺，缺十个九个是坐定的。大凡掣签，或分南北中，或分上中下。如魏进士广东人，筒中故意放江陵广东二签。掣着广东，是本省，不当选，则自然是江陵了。或是以一湖广人陪掣，湖广人不当得江陵，这缺又该魏进士了。
而江陵地方的推官收入就很一般，《醉醒石》接着言：
及到任，在路夫马人役迎接，体面甚是威势。进衙门，各府县乡绅送礼，也甚热闹。只魏推官新到，自然立些崖岸，推却不过，勉强收一二色，也还好。在后衙门虽然日日有事，却不过是抚按藩臬守巡批行，府堂牒送。终日费自己精神，替他人挣纸赎而已。年余，代巡委一次查盘，府县折程折席，也有百金。平日只靠端阳年节二次，全省县官来送节礼，约莫一人四两之数。还有地远县小，躲过不送的。
这样的收入，怪不得其妻抱怨道：“好好。做了教官了，一节才有些活动。他还多些拜见，进一番学，有一番束修。”（第十一回《惟内惟货两存私，削禄削年双结证》）郡县官如此，那些六曹等京官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魏进士的遭遇也就体现了普通新科进士选官、刚开始做官时的生活状态。
总之，明代读书人科举登第之后的生活并不是事事如意，有一段时期的生活可以说相当酸楚。所以有人深有体会地说：“士子未中时，须先成家，后来方可立功名。”（《戒庵老人漫笔》卷七《薛宪副三同年》）也就是说，先挣大钱，使生活非常富裕，然后才可以中进士、立功名。但有“官久自富”的可能，且有“进士一旦居要地，遂过数十年之财主”（［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八《义理类》）的机会，所以进士及第仍是很多贫穷读书人脱贫的最佳希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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