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女性生命意识在强调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过程中，往往坚定有力地透视着女性文学的逐步发展。因此，本文拟从女性文学及女性生命意识的研究角度出发，通过对萧红《生死场》的具体文本分析，探究女性生存的悲剧根源以及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正在苏醒的女性生命意识
至今，“女性文学”的定义尚无确切定论，结合诸多研究者的表述，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女性作家的写作；二是叙述女性生活经验的写作；三是基于前二者的基础上，更侧重体现女性生命意识的写作。本文将采取第三种观点来进行叙述，即女性文学是由女性作家完成，以女性生活经验为基础，更注重反映女性生命意识的文学写作。
女性文学的核心内涵可体现为“女性意识”。而女性意识可归纳为两种内涵表述形式：一是特别注重经验性内涵；二是注重当代女性对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内心渴望和诉求。后者是对前者的具体阐释。女性生命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一个现存的生命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认识，是对自己生命和生存价值的独特感悟。女性独特的生理机制无疑对女性的生活和思想观念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一切女性来说，特殊的生理特点正是女性生命意识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五四”时期以来，女性的婚恋自由和婚恋权利成为一个新鲜又充满分量的话题。而新时期的女性不再拘束于封建小家庭，逐步渴望走向社会，寻求成功的事业和梦寐的爱情。女性生命意识在早期又可体现为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意识和独立精神。因此，从女性生命意识的角度着手来探讨女性文学的内涵和主旨，有着不可估量的深刻价值。
二、女性生命意识的具体表现
萧红受西方女性文学的启发，以自身备受磨难的女性躯体作为写作动机，用自觉灵活的女性叙述方式写出北方农村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蕴含了丰富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感知。
（一）生育：女人的“刑罚”
人类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生存发展，是源于伟大而又残酷的生育。人们普遍认为，生育才是女性最终的生命价值所在。对生命的原始认知造就了生育文明的核心内涵，孕育不断推动着社会历史文明发展，其生生不息的创造性力量也始终攀附在人类永恒的生存空间。作家萧红在《生死场》里对于女人的孕育过程有着极为细致却又不动声色的描述，她把这称作女人的严酷“刑罚”。
在这一章中，作者将农村女性的“卑贱”生育与各类弱小动物的生产相对照，呈现出来的是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生育画面。东北的初夏是温和的，五姑姑的姐姐在这个温湿的季节里的某个黄昏等候着生产，与此同时，家狗也在屋后的草堆里生产。可是生产似乎并不那么顺利。转眼夜半过去，家人慌张失措，连忙准备着葬衣；孩子的爹是个冷漠无情的酒疯子，见到妻子难产，他竟对着凄惨的女人大吼大叫，甚至咒她死；可悲的女人也许是被痛感麻木了，一动不动坐在那儿；而历经磨难出生的孩子，却落产当场死去——“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塊什么东西在炕上响着”。在这里，生育成为了连接生与死的纽带。
萧红之所以能有如此触动人心的对女性生育经历的表述，与自身的生活经历尤其是生育体验密切相关。如果说男性作家笔下的女人是想象而生，那么萧红作为女性作家就是以亲身经历浸润些心血来描述女性，同时表达了对女性自身的批判。
（二）爱情憧憬与悲凉现实
在落后的东北农村，女性始终作为一个性别符号而孤独地存在着，哪怕心存着对爱情的向往，最终也得独自尝其恶果。金枝在和成业初尝了“禁果”的欢愉过后，仿佛受到了上天的“惩罚”。她心存不安地感受着肚子渐渐变大，她企图瞒着母亲，又同时忍受着村里人的不堪非议：“上河沿去跟男人，没羞的，男人扯开她的裤子！那丫头也算完了！”而婚后，成业的变化也开始毁灭了金枝心中所向往的爱情。她别无他法，怀着孩子，只能选择“认命”。这段过于草率，而今早已名存实亡的感情使金枝在内心产生了无穷的困惑和不安。爱情过后，失去贞洁的金枝只有茫然而麻木地等待“刑罚”的日子。
金枝俨然就是作者萧红当年的影子。萧红对爱情的追求是执着的。她接受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追求平等自由，然而在现实中，她的爱情之路十分曲折，她也始终追求着能够被人“妥善安放，细心保存”的爱情。对爱情的幻想破灭后，她对女性的婚恋状况现实展开了深刻的思考，并投入作品中。在小说中，爱情已被欲望所代替，变成了男性发泄私人欲望的合理借口。在扭曲的悲凉现实下，无数“金枝们”也就注定得不到理想中的爱情。在文末，作者萧红提出“她最终将迈入何方”的质疑。这与其说是作者对金枝的人生质问，不如说是作者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自我追问。
（三）“忙着生，忙着死”
在《生死场》中，萧红通过对几位主要女性的生死命运的细致描述，精准而独到地阐释了其对于人的生存等哲学问题的深邃思索。鲁迅也曾如此赞许和肯定萧红的独特写作：“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在男性承担主要农业生产，成为农村财富创造的主力时，女性只能成为男性的生活附庸，只有在围绕家庭劳作时才能体现生命价值。例如，开篇出现的麻面婆，她作为一名普通的村妇，要做的事看似很多，实又很杂——“洗衣做饭种地收瓜，每一天不停重复着同样的劳作”。生存的困境使她“像一摊蜡消融下来”。女性的存在好比卑微的蝼蚁，四处奔波以寻求活下去的捷径。作品中的金枝，为了活下去，前往了看似文明实质肮脏不已的城市，却饱受凌辱，走向了更为不幸的人生；作品外的萧红在年轻时愤然出走后，也“忙着生”，漂泊苦痛、饥饿疾病、情感困惑、生育迷离等生存困境令她饱受折磨。极度贫乏的生存状态也使她更为关注小说中女性的不幸生活，并对现实人生加以批判性的话语表述。
对女性肉体死亡前的丑陋的细致描述，是萧红创作的一大特点。看似无动声色、冷漠无情地写作死亡，隐含着萧红对这个世界不公的愤懑和批判。在无数女性惨烈的死亡的背后，是多少血泪的现实折射！女性痛苦的分娩，是人的一生的起始点；而冷漠的死亡，是人的一生的最后终点。
三、女性生命意识的现实意义
在男权文化的深远压迫中，女性只能被动接受现实，甚至蒙蔽着自我意识，这是造成中国女性生存悲剧的根源之一。另外，残酷的“重男轻女”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浸染，使女性在无意识中形成对男权主义和男性标准的认可。更为可悲的是，对于这种压迫，她们无法认识悲剧的根源和实质。
作家萧红没有墨守成规，而是不畏强权，将批判锐利的矛头直指万恶的男权文化和封建社会。丁玲、卢隐、林淑华、冰心等“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的积极创作使社会问题尤其是家庭问题和女性问题渐渐浮出水面。而萧红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不仅反映了女性的恋爱婚姻问题及社会地位问题，更在批判男性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对广大女性自身的不反抗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揭示女性的身心创伤，深究女性的生存悲剧根源，是萧红的女性创作区别于同时代其他著名女性作家的重要标志，也正是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所需要注意的关键部分。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活动致力于对女性生存经验和生命意识的反思与描述，其中少不了诸多中国女性文学作家的艰苦卓绝的创作经验。在崭新的女性意识向导下，中国女性作家根据自身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关注和书写中国广大女性同胞的时代改变，打破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创作习俗，更实现了超越性别歧视的女性文学创作潮流，为我国文学艺术添加新的色彩。
四、结语
女性文学作家萧红的一生命途多舛，身世飘摇，她的悲惨人生体验也因此无可避免地投射到作品创作中。在《生死场》中，萧红描述的对象是各个年龄层次的女性群体，揭示的是作为女性的悲喜交加的生命历程。萧红用自己饱受摧残的身体作支柱，深刻思考和写作关乎中国女性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困境，用“生育”和“死亡”指向当时社会血淋淋的生活现实，同时对不合理合情的男权主义社会给予了沉重和猛烈的反击。
（海南师范大学）
一、正在苏醒的女性生命意识
至今，“女性文学”的定义尚无确切定论，结合诸多研究者的表述，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女性作家的写作；二是叙述女性生活经验的写作；三是基于前二者的基础上，更侧重体现女性生命意识的写作。本文将采取第三种观点来进行叙述，即女性文学是由女性作家完成，以女性生活经验为基础，更注重反映女性生命意识的文学写作。
女性文学的核心内涵可体现为“女性意识”。而女性意识可归纳为两种内涵表述形式：一是特别注重经验性内涵；二是注重当代女性对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内心渴望和诉求。后者是对前者的具体阐释。女性生命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一个现存的生命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认识，是对自己生命和生存价值的独特感悟。女性独特的生理机制无疑对女性的生活和思想观念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一切女性来说，特殊的生理特点正是女性生命意识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五四”时期以来，女性的婚恋自由和婚恋权利成为一个新鲜又充满分量的话题。而新时期的女性不再拘束于封建小家庭，逐步渴望走向社会，寻求成功的事业和梦寐的爱情。女性生命意识在早期又可体现为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意识和独立精神。因此，从女性生命意识的角度着手来探讨女性文学的内涵和主旨，有着不可估量的深刻价值。
二、女性生命意识的具体表现
萧红受西方女性文学的启发，以自身备受磨难的女性躯体作为写作动机，用自觉灵活的女性叙述方式写出北方农村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蕴含了丰富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感知。
（一）生育：女人的“刑罚”
人类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生存发展，是源于伟大而又残酷的生育。人们普遍认为，生育才是女性最终的生命价值所在。对生命的原始认知造就了生育文明的核心内涵，孕育不断推动着社会历史文明发展，其生生不息的创造性力量也始终攀附在人类永恒的生存空间。作家萧红在《生死场》里对于女人的孕育过程有着极为细致却又不动声色的描述，她把这称作女人的严酷“刑罚”。
在这一章中，作者将农村女性的“卑贱”生育与各类弱小动物的生产相对照，呈现出来的是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生育画面。东北的初夏是温和的，五姑姑的姐姐在这个温湿的季节里的某个黄昏等候着生产，与此同时，家狗也在屋后的草堆里生产。可是生产似乎并不那么顺利。转眼夜半过去，家人慌张失措，连忙准备着葬衣；孩子的爹是个冷漠无情的酒疯子，见到妻子难产，他竟对着凄惨的女人大吼大叫，甚至咒她死；可悲的女人也许是被痛感麻木了，一动不动坐在那儿；而历经磨难出生的孩子，却落产当场死去——“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塊什么东西在炕上响着”。在这里，生育成为了连接生与死的纽带。
萧红之所以能有如此触动人心的对女性生育经历的表述，与自身的生活经历尤其是生育体验密切相关。如果说男性作家笔下的女人是想象而生，那么萧红作为女性作家就是以亲身经历浸润些心血来描述女性，同时表达了对女性自身的批判。
（二）爱情憧憬与悲凉现实
在落后的东北农村，女性始终作为一个性别符号而孤独地存在着，哪怕心存着对爱情的向往，最终也得独自尝其恶果。金枝在和成业初尝了“禁果”的欢愉过后，仿佛受到了上天的“惩罚”。她心存不安地感受着肚子渐渐变大，她企图瞒着母亲，又同时忍受着村里人的不堪非议：“上河沿去跟男人，没羞的，男人扯开她的裤子！那丫头也算完了！”而婚后，成业的变化也开始毁灭了金枝心中所向往的爱情。她别无他法，怀着孩子，只能选择“认命”。这段过于草率，而今早已名存实亡的感情使金枝在内心产生了无穷的困惑和不安。爱情过后，失去贞洁的金枝只有茫然而麻木地等待“刑罚”的日子。
金枝俨然就是作者萧红当年的影子。萧红对爱情的追求是执着的。她接受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追求平等自由，然而在现实中，她的爱情之路十分曲折，她也始终追求着能够被人“妥善安放，细心保存”的爱情。对爱情的幻想破灭后，她对女性的婚恋状况现实展开了深刻的思考，并投入作品中。在小说中，爱情已被欲望所代替，变成了男性发泄私人欲望的合理借口。在扭曲的悲凉现实下，无数“金枝们”也就注定得不到理想中的爱情。在文末，作者萧红提出“她最终将迈入何方”的质疑。这与其说是作者对金枝的人生质问，不如说是作者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自我追问。
（三）“忙着生，忙着死”
在《生死场》中，萧红通过对几位主要女性的生死命运的细致描述，精准而独到地阐释了其对于人的生存等哲学问题的深邃思索。鲁迅也曾如此赞许和肯定萧红的独特写作：“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在男性承担主要农业生产，成为农村财富创造的主力时，女性只能成为男性的生活附庸，只有在围绕家庭劳作时才能体现生命价值。例如，开篇出现的麻面婆，她作为一名普通的村妇，要做的事看似很多，实又很杂——“洗衣做饭种地收瓜，每一天不停重复着同样的劳作”。生存的困境使她“像一摊蜡消融下来”。女性的存在好比卑微的蝼蚁，四处奔波以寻求活下去的捷径。作品中的金枝，为了活下去，前往了看似文明实质肮脏不已的城市，却饱受凌辱，走向了更为不幸的人生；作品外的萧红在年轻时愤然出走后，也“忙着生”，漂泊苦痛、饥饿疾病、情感困惑、生育迷离等生存困境令她饱受折磨。极度贫乏的生存状态也使她更为关注小说中女性的不幸生活，并对现实人生加以批判性的话语表述。
对女性肉体死亡前的丑陋的细致描述，是萧红创作的一大特点。看似无动声色、冷漠无情地写作死亡，隐含着萧红对这个世界不公的愤懑和批判。在无数女性惨烈的死亡的背后，是多少血泪的现实折射！女性痛苦的分娩，是人的一生的起始点；而冷漠的死亡，是人的一生的最后终点。
三、女性生命意识的现实意义
在男权文化的深远压迫中，女性只能被动接受现实，甚至蒙蔽着自我意识，这是造成中国女性生存悲剧的根源之一。另外，残酷的“重男轻女”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浸染，使女性在无意识中形成对男权主义和男性标准的认可。更为可悲的是，对于这种压迫，她们无法认识悲剧的根源和实质。
作家萧红没有墨守成规，而是不畏强权，将批判锐利的矛头直指万恶的男权文化和封建社会。丁玲、卢隐、林淑华、冰心等“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的积极创作使社会问题尤其是家庭问题和女性问题渐渐浮出水面。而萧红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不仅反映了女性的恋爱婚姻问题及社会地位问题，更在批判男性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对广大女性自身的不反抗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揭示女性的身心创伤，深究女性的生存悲剧根源，是萧红的女性创作区别于同时代其他著名女性作家的重要标志，也正是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所需要注意的关键部分。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活动致力于对女性生存经验和生命意识的反思与描述，其中少不了诸多中国女性文学作家的艰苦卓绝的创作经验。在崭新的女性意识向导下，中国女性作家根据自身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关注和书写中国广大女性同胞的时代改变，打破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创作习俗，更实现了超越性别歧视的女性文学创作潮流，为我国文学艺术添加新的色彩。
四、结语
女性文学作家萧红的一生命途多舛，身世飘摇，她的悲惨人生体验也因此无可避免地投射到作品创作中。在《生死场》中，萧红描述的对象是各个年龄层次的女性群体，揭示的是作为女性的悲喜交加的生命历程。萧红用自己饱受摧残的身体作支柱，深刻思考和写作关乎中国女性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困境，用“生育”和“死亡”指向当时社会血淋淋的生活现实，同时对不合理合情的男权主义社会给予了沉重和猛烈的反击。
（海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