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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可以很“行为”,戏剧可以很“多媒体”,电影可以很“3D”,文学可以很“网络”。所以艺术家可以在其他的领域很发光很发热。
谭盾搞起了“水摇滚”,这场据说会有上亿人同时参与的宏大行为艺术幸好不是在旱灾频传的今天,不然有史以来最费水作曲家的称号更像是一个罪名。三百年前在和雅克·卢梭的论战中,拉莫关于“旋律来自于和声”的论断最终成为了历史的先声,并且此后三百年无数的音乐家实践着他的理念,从巴赫到瓦格纳、从贝多芬到勋伯格,“我们今天来回顾整个人类音乐史,先是海顿,然后是莫扎特,之后是武满彻,现在是我”,去年9月23日的国家大剧院,谭盾就是这么说的。
一句不经意的话瞬间暴露了他的野心。谭盾好像和他的几位著名的同乡一样具有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品质,更有着湖南人特有的“霸蛮”气质,在这个纷繁杂乱、信息海量的年代依然可以让人们把晃动的目光投射到他同样晃动的身体上,这不是魅力起码也是一种能力。从才华横溢到事故老练,差不多是有一类艺术家的顺理成章的路线图,用天赋的才华和后天的勤奋完成了原始积累后,就开始利用壮大的话语权去舒展自己的影響力。
现在,聆听到伟大的作品显得越来越难,作曲家告诉你要回避经典,抹去固有的经验,尽可能去体验前所未有的事物,如果你眉头紧锁,就会被扣上“欣赏水平局限”的帽子,如果你说这些不是音乐,反倒凸显出那些肯出钱让作曲家在锅碗瓢盆里翻江倒海的基金会富婆阔佬们更有艺术品位,好像所有“声音”在他(她)们听来都能成为“音乐”。
现实的情形是,音乐可以很“行为”,戏剧可以很“多媒体”,电影可以很“3D”,文学可以很“网络”。当艺术家在各自的领域都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可以在其他的领域很发光发热,所造成的景象就是“在快板界歌唱得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得最棒”,而贝多芬、莎士比亚、卓别林和托尔斯泰们则在博物馆里受到最高级别的供奉。2010年是全世界对历史上那些伟大作曲家们的一次集体纪念:肖邦、马勒、舒曼、巴伯,这些作曲家们的作品或开一代之风气,或直指众人之心,聆听他们的音乐即便算不上对灵魂的洗礼,起码也可以得到身心上的愉悦与非凡体验。然而我并不相信当代许多作曲家的作品能在百年后逃脱孤独的命运,不管他们在世时是否如鱼得水,呼风唤雨。
于是我又一次想起2001年著名的“谭卞之争”,那次无厘头的论战现在看来更像是一场笑话,幸好这种在语境上全然不对接的争论此后再无发生。不过卞祖善先生的发言却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我,当他以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的《戏剧小品》中往三角钢琴中扔死鱼的例子来表明先锋派音乐不值一提的态度时,我却想谭盾何不将自己的“水摇滚”当成是对其精神导师的献礼呢?如果凯奇的死鱼放进谭盾那摇滚的水中可以起死回生的话,或许人类的音乐就彻底有希望了,这样一来,那改变的将不仅仅是音乐史,还有医学史、科技史、宗教史、人类史。
谭盾搞起了“水摇滚”,这场据说会有上亿人同时参与的宏大行为艺术幸好不是在旱灾频传的今天,不然有史以来最费水作曲家的称号更像是一个罪名。三百年前在和雅克·卢梭的论战中,拉莫关于“旋律来自于和声”的论断最终成为了历史的先声,并且此后三百年无数的音乐家实践着他的理念,从巴赫到瓦格纳、从贝多芬到勋伯格,“我们今天来回顾整个人类音乐史,先是海顿,然后是莫扎特,之后是武满彻,现在是我”,去年9月23日的国家大剧院,谭盾就是这么说的。
一句不经意的话瞬间暴露了他的野心。谭盾好像和他的几位著名的同乡一样具有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品质,更有着湖南人特有的“霸蛮”气质,在这个纷繁杂乱、信息海量的年代依然可以让人们把晃动的目光投射到他同样晃动的身体上,这不是魅力起码也是一种能力。从才华横溢到事故老练,差不多是有一类艺术家的顺理成章的路线图,用天赋的才华和后天的勤奋完成了原始积累后,就开始利用壮大的话语权去舒展自己的影響力。
现在,聆听到伟大的作品显得越来越难,作曲家告诉你要回避经典,抹去固有的经验,尽可能去体验前所未有的事物,如果你眉头紧锁,就会被扣上“欣赏水平局限”的帽子,如果你说这些不是音乐,反倒凸显出那些肯出钱让作曲家在锅碗瓢盆里翻江倒海的基金会富婆阔佬们更有艺术品位,好像所有“声音”在他(她)们听来都能成为“音乐”。
现实的情形是,音乐可以很“行为”,戏剧可以很“多媒体”,电影可以很“3D”,文学可以很“网络”。当艺术家在各自的领域都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可以在其他的领域很发光发热,所造成的景象就是“在快板界歌唱得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得最棒”,而贝多芬、莎士比亚、卓别林和托尔斯泰们则在博物馆里受到最高级别的供奉。2010年是全世界对历史上那些伟大作曲家们的一次集体纪念:肖邦、马勒、舒曼、巴伯,这些作曲家们的作品或开一代之风气,或直指众人之心,聆听他们的音乐即便算不上对灵魂的洗礼,起码也可以得到身心上的愉悦与非凡体验。然而我并不相信当代许多作曲家的作品能在百年后逃脱孤独的命运,不管他们在世时是否如鱼得水,呼风唤雨。
于是我又一次想起2001年著名的“谭卞之争”,那次无厘头的论战现在看来更像是一场笑话,幸好这种在语境上全然不对接的争论此后再无发生。不过卞祖善先生的发言却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我,当他以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的《戏剧小品》中往三角钢琴中扔死鱼的例子来表明先锋派音乐不值一提的态度时,我却想谭盾何不将自己的“水摇滚”当成是对其精神导师的献礼呢?如果凯奇的死鱼放进谭盾那摇滚的水中可以起死回生的话,或许人类的音乐就彻底有希望了,这样一来,那改变的将不仅仅是音乐史,还有医学史、科技史、宗教史、人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