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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怀恪碑》
全称《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铭》，碑石原在陕西三原县陵前镇三合村的臧怀恪墓前，一九八○年搬到西安碑林，和《郭家庙碑》、《颜勤礼碑》同处第三室，但不是并列一起，而是在两碑的对面。（见图1）在碑林可以防止碑面的进一步破损。看原碑可以发现，下半部分曾被人为敲砸，导致斑驳不堪，从拓片上看就像片片飞雪；上半部分砸碑的人够不着，保存就相当完整（见图2）。
原碑文中没有立石年月。《集古录》说作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就是臧怀恪的卒年，那时候颜真卿才十五岁，当然不可能；叶奕苞《金石录补续跋》认为刊立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朱关田先生考为大历七年（公元772年）， 我认同。碑文记臧怀恪的战功，及其死后被三次追封的荣耀，颜真卿撰文，并书。
原石337×180cm，碑额是悬针篆书“唐故东莞臧公神道碑”，根据前面文章对颜真卿篆书的认识，我判断也是颜书。（见图3）碑文计二十八行，每行64至68字不等。有行无列，具体原因，应该是与摹刻有关。立碑的时候颜真卿正在湖州任上，所以不是据石书写，而是之前写好或者在湖州写好寄到长安，然后再由一个叫李秀岩的，复制到碑石上。
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中关于《臧怀恪碑》的评述，包含了很多信息，抄录如下：
此碑虽出鲁公手笔，而腕力较弱，似逊他碑。碑内有题字一行云：“翰林院待诏、光禄寺卿李秀岩模勒。”（自注：“模勒”二字，他书误为“题额”，谛视之，实模勒二字也。）乃知此碑笔力之弱，实由模勒之故，论书者不可不知也。
李秀岩的题记在第一行，可以看出这个充翰林待诏的光禄卿书法具有相当水准，（见图4）但问题也出在这里：李擅长的是“院体”，也就是以《集王圣教序》为标准，再加以规整的行书，笔画出入清晰，粗细变化不大，和颜真卿的楷书有一点不兼容。因此，经他的手加工过的颜体，实际上充满了一种融合的风味，也就是毛凤枝所说的“弱”。另外，或许颜真卿原作的字形比预期的稍微大了一点，只好压缩行距和字距，使碑面勉强可以容纳，所以成为颜书碑刻中的特例。原碑中还有在颜真卿写后又临时修改的内容，是李秀岩用自己的体补写，行书，很容易看出来，比如图5第3行（原碑第17行）的“渭北节度使”。
毛凤枝又说：
近来习颜书者均以此碑为圭臬。窃谓颜书之极有榘矱者，以《干禄字书》、《多宝塔》、《东方画像赞》、《元次山碑》、《郭家庙碑》、《离堆记》残字、《殷夫人碑》为最，虽字迹刓缺，犹系庐山真面。此外如《中兴颂》、《颜家庙碑》、《八关斋会报德记》，均经后人重摹，虽具形势，颇乏神采，精于书法者当能辨之。《宋广平碑》虽系原石，而石质粗脆，刓缺太多，精神亦不完具也。因论《臧公碑》，故附及之。
毛凤枝所开列的字帖，尽管见仁见智，但他的目的很明确：学碑要学原碑，本来面目，不要摹刻的替代品。这也是我这个系列不断扩充篇幅所强调的一个重点：对待经典作品，先不做风格的价值判断，而是想办法查清作品的身份，是本尊还是替身，这样才能在我们的头脑中，对某个大师或名家排出一个相对清晰的时代风格序列。
毛凤枝所提到的清晚期学颜体以《臧怀恪碑》为标准的风气，现在是肯定没有了，原因就是印刷品比较少。北京故宫博物院说是藏有明朝晚期拓本，但没出版过。1985年陕西省博物馆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颜真卿书臧怀恪碑》，是我见到最早的印刷品，出版说明很诚实，说印的是近年的拓本，从当时的条件看，还是比较清晰，8开线装本也朴素大方。（见图6）吉林文史1990年出版的16开“中国著名碑帖选集”系列《臧怀恪神道碑》，没有翻印二玄社的版权问题，用的是私人拓本，虽然比较灰，原拓本虫蛀也布满了每一页，但是笔画和字形的细节总算还有。只是原作行距比较拥挤，相互错落，剪裱本不好处理，剪开每行都呈波浪形，没法拼对，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剪开拼，造成原作疏朗整齐的感觉。（图7）再往后就是2008年的16开释文本《臧怀恪碑》，属于光明日报出版社有点莫名其妙的“中国古代经典碑帖”系列，修过版，字有些失真。（见图8）2010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的8开本“中国名家名帖经典”《臧怀恪碑》，上下册，单字习字帖，绝对不推荐。（见图9）
《干禄字书》
颜真卿的叔叔颜元孙撰，是一部正字的唐朝公务员必备工具书。大历九年（公元774年），颜真卿在湖州刺史任上，书写《干禄字书》，摹勒上石，立于湖州刺史院东厅，因撰书人俱为颜氏，所以也叫“颜氏干禄字书。”刻成后大受欢迎，发行量很大，工人昼夜传拓才能保证需求。到了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刺史杨汉公觉得刻石损坏的太厉害，资助颜真卿之侄颜颙根据早年拓本重刻，置于湖州墨妙亭。这两块石头，行列、字数均不同，都没有流传下来。
宋高宗绍兴壬戌（公元1142年），在四川川府梓学教授勾咏主持下，根据府尹宇文时中的两种原刻本和杨摹本参校，互补缺损，找精通颜体的人士摹勒刻成石碑，置于潼川文庙，称为蜀本，也就是传世的唯一版本。
1951年，潼川文庙改建粮站和面粉厂，碑被推倒作了墙基石。后来粮站和面粉厂变成三台师范学校，1995年，在原文庙地址上修建艺术大楼，碑又出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迁置于三台琴泉寺，建“梓州墨妙亭”保护了起来。（见图10）
由于是二次摹刻，所以《干禄字书》书法水准，并没有前面毛凤枝说得那么高，它的文字学和文献学价值远大于书法价值。
印本只有两个，一个是1992年施安昌编著，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16开本《颜真卿书干禄字书》 ，选印的是故宫藏的明拓本，（见图11）后面缺一段勾咏的跋，用故宫的所谓南宋拓本补全。从印刷来说，胶印本无层次。后面有施安昌的研究文章，实际上是一本学术著作。两年后海南出版社也出了个 16开的同名印本，就只是字帖了。
全称《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铭》，碑石原在陕西三原县陵前镇三合村的臧怀恪墓前，一九八○年搬到西安碑林，和《郭家庙碑》、《颜勤礼碑》同处第三室，但不是并列一起，而是在两碑的对面。（见图1）在碑林可以防止碑面的进一步破损。看原碑可以发现，下半部分曾被人为敲砸，导致斑驳不堪，从拓片上看就像片片飞雪；上半部分砸碑的人够不着，保存就相当完整（见图2）。
原碑文中没有立石年月。《集古录》说作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就是臧怀恪的卒年，那时候颜真卿才十五岁，当然不可能；叶奕苞《金石录补续跋》认为刊立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朱关田先生考为大历七年（公元772年）， 我认同。碑文记臧怀恪的战功，及其死后被三次追封的荣耀，颜真卿撰文，并书。
原石337×180cm，碑额是悬针篆书“唐故东莞臧公神道碑”，根据前面文章对颜真卿篆书的认识，我判断也是颜书。（见图3）碑文计二十八行，每行64至68字不等。有行无列，具体原因，应该是与摹刻有关。立碑的时候颜真卿正在湖州任上，所以不是据石书写，而是之前写好或者在湖州写好寄到长安，然后再由一个叫李秀岩的，复制到碑石上。
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中关于《臧怀恪碑》的评述，包含了很多信息，抄录如下：
此碑虽出鲁公手笔，而腕力较弱，似逊他碑。碑内有题字一行云：“翰林院待诏、光禄寺卿李秀岩模勒。”（自注：“模勒”二字，他书误为“题额”，谛视之，实模勒二字也。）乃知此碑笔力之弱，实由模勒之故，论书者不可不知也。
李秀岩的题记在第一行，可以看出这个充翰林待诏的光禄卿书法具有相当水准，（见图4）但问题也出在这里：李擅长的是“院体”，也就是以《集王圣教序》为标准，再加以规整的行书，笔画出入清晰，粗细变化不大，和颜真卿的楷书有一点不兼容。因此，经他的手加工过的颜体，实际上充满了一种融合的风味，也就是毛凤枝所说的“弱”。另外，或许颜真卿原作的字形比预期的稍微大了一点，只好压缩行距和字距，使碑面勉强可以容纳，所以成为颜书碑刻中的特例。原碑中还有在颜真卿写后又临时修改的内容，是李秀岩用自己的体补写，行书，很容易看出来，比如图5第3行（原碑第17行）的“渭北节度使”。
毛凤枝又说：
近来习颜书者均以此碑为圭臬。窃谓颜书之极有榘矱者，以《干禄字书》、《多宝塔》、《东方画像赞》、《元次山碑》、《郭家庙碑》、《离堆记》残字、《殷夫人碑》为最，虽字迹刓缺，犹系庐山真面。此外如《中兴颂》、《颜家庙碑》、《八关斋会报德记》，均经后人重摹，虽具形势，颇乏神采，精于书法者当能辨之。《宋广平碑》虽系原石，而石质粗脆，刓缺太多，精神亦不完具也。因论《臧公碑》，故附及之。
毛凤枝所开列的字帖，尽管见仁见智，但他的目的很明确：学碑要学原碑，本来面目，不要摹刻的替代品。这也是我这个系列不断扩充篇幅所强调的一个重点：对待经典作品，先不做风格的价值判断，而是想办法查清作品的身份，是本尊还是替身，这样才能在我们的头脑中，对某个大师或名家排出一个相对清晰的时代风格序列。
毛凤枝所提到的清晚期学颜体以《臧怀恪碑》为标准的风气，现在是肯定没有了，原因就是印刷品比较少。北京故宫博物院说是藏有明朝晚期拓本，但没出版过。1985年陕西省博物馆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颜真卿书臧怀恪碑》，是我见到最早的印刷品，出版说明很诚实，说印的是近年的拓本，从当时的条件看，还是比较清晰，8开线装本也朴素大方。（见图6）吉林文史1990年出版的16开“中国著名碑帖选集”系列《臧怀恪神道碑》，没有翻印二玄社的版权问题，用的是私人拓本，虽然比较灰，原拓本虫蛀也布满了每一页，但是笔画和字形的细节总算还有。只是原作行距比较拥挤，相互错落，剪裱本不好处理，剪开每行都呈波浪形，没法拼对，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剪开拼，造成原作疏朗整齐的感觉。（图7）再往后就是2008年的16开释文本《臧怀恪碑》，属于光明日报出版社有点莫名其妙的“中国古代经典碑帖”系列，修过版，字有些失真。（见图8）2010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的8开本“中国名家名帖经典”《臧怀恪碑》，上下册，单字习字帖，绝对不推荐。（见图9）
《干禄字书》
颜真卿的叔叔颜元孙撰，是一部正字的唐朝公务员必备工具书。大历九年（公元774年），颜真卿在湖州刺史任上，书写《干禄字书》，摹勒上石，立于湖州刺史院东厅，因撰书人俱为颜氏，所以也叫“颜氏干禄字书。”刻成后大受欢迎，发行量很大，工人昼夜传拓才能保证需求。到了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刺史杨汉公觉得刻石损坏的太厉害，资助颜真卿之侄颜颙根据早年拓本重刻，置于湖州墨妙亭。这两块石头，行列、字数均不同，都没有流传下来。
宋高宗绍兴壬戌（公元1142年），在四川川府梓学教授勾咏主持下，根据府尹宇文时中的两种原刻本和杨摹本参校，互补缺损，找精通颜体的人士摹勒刻成石碑，置于潼川文庙，称为蜀本，也就是传世的唯一版本。
1951年，潼川文庙改建粮站和面粉厂，碑被推倒作了墙基石。后来粮站和面粉厂变成三台师范学校，1995年，在原文庙地址上修建艺术大楼，碑又出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迁置于三台琴泉寺，建“梓州墨妙亭”保护了起来。（见图10）
由于是二次摹刻，所以《干禄字书》书法水准，并没有前面毛凤枝说得那么高，它的文字学和文献学价值远大于书法价值。
印本只有两个，一个是1992年施安昌编著，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16开本《颜真卿书干禄字书》 ，选印的是故宫藏的明拓本，（见图11）后面缺一段勾咏的跋，用故宫的所谓南宋拓本补全。从印刷来说，胶印本无层次。后面有施安昌的研究文章，实际上是一本学术著作。两年后海南出版社也出了个 16开的同名印本，就只是字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