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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你在网上以“汉式婚礼”或“汉服婚礼”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大抵能搜索出许多诸如“某君与某君士昏礼”、“某年某月某日某君昏礼”、“某君周制昏礼”、“某君唐制昏礼”、“某君明制昏礼”之类的讯息，这些讯息毫无疑问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以“昏礼”为题。你可能会奇怪“昏礼”是什么，或者你会想为什么这群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人会犯下这么简单的错别字错误；当你向他们询问，他们则会得意洋洋地告诉你，“昏礼”就是“婚礼”的古代称谓，他们此举可谓是古意盎然，尔等槛外之人不可领会其中妙处。
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呢？这些人到底是复兴了一个古语还是以自己的行为狠狠地被传统文化扇了一个耳光？他们这样做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让我们慢慢拆开来分析之。
一、考证：真相是昏还是婚
不论查看哪个版本的《古代汉语》，我们都能很轻易地得出结论：“昏”与“婚”是一对古今字。
现在我们看到“昏”字，马上就会联想到“黄昏”。《说文解字·日部》中说道：“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声。”冥就是幽暗的意思，所以“昏”指的是傍晚天刚黑的时候。后来，“昏”又假借用作“婚”，如《诗经·邶风·谷风》有：“宴尔新昏，不我屑以。”《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说文解字·女部》释“婚”字时说：“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日婚。从女从昏，昏，亦声。”由“从女从昏”我们可知，“婚”是个会意字（即“婚”字的象形含义是一个女子黄昏时出嫁）；而右半边的“昏”兼作声旁，所以“婚”又是形声字（即“婚”主要的一个“女子”的活动而这个字读作“hūn”），综上两点，“婚”是形声字。
姑且不论古人为什么选择在黄昏这个时间点结婚的社会历史背景，单纯从“昏”、“婚”二字的演变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因为古人娶亲常常在天黑时进行，所以“昏”字引申出了“结婚”的意思。后来人们便在“昏”字的基础上，增加了偏旁“女”，另外造字“婚”。也就是说，对于“结婚”这个含义而言，“昏”只是兼带此意义，而“婚”则是专用词。
同时，从先秦时代的金文、鼎文、籀文中已经可以看到成型的“婚”字，汉代的《说文解字》也已为“婚”字上了户口，而《尔雅》、《史记》、《玉台新咏》等一系列文献作品中有“婚”无“昏”的证据更使我们确定，从“昏”到“婚”的演变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最晚至汉代以后，社会上公认的代表“结婚”这一含义的字是“婚”而不是“昏”。
二、辩论：他们是复古还是复兴
由上文显然可以看出，不论如何，“昏”字在当今时代已不再适合意指“婚姻”这一含义了。而根据语言学家对于语言本质的一个定义——“约定俗成”来说，“昏”字在当今时代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关于“昏礼”、“昏姻”的应用。所以我们可以说高调宣扬“昏礼”一词的行为只能算作一小部分人圈子里的内部狂欢。
且不论这种行为是对是错，单凭用字不规范这一点便可说这并不能成为应鼓励的做法。便可以对一切不甚了解传统文化的人抬高下巴，随意抛出“没文化真可怕”六个字。然而他们自己也许都没有弄清复古与复兴是有区别的。
他们常说，我们复兴华夏衣冠，是以衣冠为载体，全面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礼仪。穿上汉服，便有了“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飘飘然感；脱下汉服，便不再有这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便“泯然众人矣”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复兴者沦为了秀衣党，所有标语旗帜都成为了他们满足自我独特感的麻醉剂。
笔者以为，当下的我们应该有选择性地对一些古代文化进行变通地复兴，并非全盘照搬，而是与时俱进。正如先民的抢婚习俗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娶妇以昏时”这一象征性的纪念，又慢慢演化出其他繁复的婚俗礼节。譬如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有要求结婚典礼必须在中午12点之前完成，否则便算是延误了“吉时”。复兴更多地是对于精神层面的重现，而复古则不免落入僵化模仿的窠臼。
三、论道：崇古是自信还是自卑
崇古思想并非现在才出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先民便对更加远古的从前充满向往。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对于崇古思想也作出了充满思辨的评论——
“儒家思想是保守的，认为社会是退化的，最好的永远是最好的，而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不如过去，未来不如现在，所以必须事事以古为法，至少也要保持现状。在崇古的大前提下，黄帝王朝的伊祁放勋和姚重华，孔丘开始刻意的美化他们，这是一个大契机，他为中华人提出一个美丽的回顾——而不是美丽的前瞻。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儒家系统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在它的思想体系内，把纪元前二十四、二十三世纪黄帝王朝第六、第七两位君主在位的时代，形容成为空前美好的世界——三十余年惨重水灾，死人千万的史实则一笔抹杀。第六任君主唐尧帝伊祁放勋和第七任君主虞舜帝姚重华，简称‘尧舜’，也是形容为比天老爷、比耶稣还要仁慈完善的圣人，他们之间权力转移方式，更美化为一首抒情诗一样的自动‘禅让’制度。”
崇古思想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种思维惯性，而崇古的背后则是民族自信心。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侵占式的涌入，似乎一切西洋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我们开始试图全盘西化——组词造语需得有“洋味”，衣饰打扮都以欧化为荣——一切与传统文化有关的都成了落后，甚至学者都提出了“汉字不灭，中华必亡”的荒谬口号。此时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低下，我们的民族自信心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严重的自卑使我们对一切文化传承都产生了质疑。而现在，经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之风的吹拂，我们又骤然发现了传统文化的好，于是一切与“古”有关的东西都成为了我们炫耀品位的证据。殊不知这种盲目的自信说到底也只是为极度的自卑找些理直气壮的借口罢了。
真正的民族自信心，是建立在对本民族历史的正确认识之上。了解本国历史，对本国历史充满敬意，不以今人之心妄测古人，也不随意给古人穿上所谓“皇帝的新衣”。如此这般建立起正面而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再来谈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把几个古代词汇重新拿出来使用就叫做复兴了，真正的复兴是基于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对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采取与时俱进的传承。
愿我族人都能重拾民族自信，愿我华夏早日复兴。
编辑/徐展
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呢？这些人到底是复兴了一个古语还是以自己的行为狠狠地被传统文化扇了一个耳光？他们这样做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让我们慢慢拆开来分析之。
一、考证：真相是昏还是婚
不论查看哪个版本的《古代汉语》，我们都能很轻易地得出结论：“昏”与“婚”是一对古今字。
现在我们看到“昏”字，马上就会联想到“黄昏”。《说文解字·日部》中说道：“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声。”冥就是幽暗的意思，所以“昏”指的是傍晚天刚黑的时候。后来，“昏”又假借用作“婚”，如《诗经·邶风·谷风》有：“宴尔新昏，不我屑以。”《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说文解字·女部》释“婚”字时说：“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日婚。从女从昏，昏，亦声。”由“从女从昏”我们可知，“婚”是个会意字（即“婚”字的象形含义是一个女子黄昏时出嫁）；而右半边的“昏”兼作声旁，所以“婚”又是形声字（即“婚”主要的一个“女子”的活动而这个字读作“hūn”），综上两点，“婚”是形声字。
姑且不论古人为什么选择在黄昏这个时间点结婚的社会历史背景，单纯从“昏”、“婚”二字的演变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因为古人娶亲常常在天黑时进行，所以“昏”字引申出了“结婚”的意思。后来人们便在“昏”字的基础上，增加了偏旁“女”，另外造字“婚”。也就是说，对于“结婚”这个含义而言，“昏”只是兼带此意义，而“婚”则是专用词。
同时，从先秦时代的金文、鼎文、籀文中已经可以看到成型的“婚”字，汉代的《说文解字》也已为“婚”字上了户口，而《尔雅》、《史记》、《玉台新咏》等一系列文献作品中有“婚”无“昏”的证据更使我们确定，从“昏”到“婚”的演变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最晚至汉代以后，社会上公认的代表“结婚”这一含义的字是“婚”而不是“昏”。
二、辩论：他们是复古还是复兴
由上文显然可以看出，不论如何，“昏”字在当今时代已不再适合意指“婚姻”这一含义了。而根据语言学家对于语言本质的一个定义——“约定俗成”来说，“昏”字在当今时代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关于“昏礼”、“昏姻”的应用。所以我们可以说高调宣扬“昏礼”一词的行为只能算作一小部分人圈子里的内部狂欢。
且不论这种行为是对是错，单凭用字不规范这一点便可说这并不能成为应鼓励的做法。便可以对一切不甚了解传统文化的人抬高下巴，随意抛出“没文化真可怕”六个字。然而他们自己也许都没有弄清复古与复兴是有区别的。
他们常说，我们复兴华夏衣冠，是以衣冠为载体，全面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礼仪。穿上汉服，便有了“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飘飘然感；脱下汉服，便不再有这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便“泯然众人矣”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复兴者沦为了秀衣党，所有标语旗帜都成为了他们满足自我独特感的麻醉剂。
笔者以为，当下的我们应该有选择性地对一些古代文化进行变通地复兴，并非全盘照搬，而是与时俱进。正如先民的抢婚习俗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娶妇以昏时”这一象征性的纪念，又慢慢演化出其他繁复的婚俗礼节。譬如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有要求结婚典礼必须在中午12点之前完成，否则便算是延误了“吉时”。复兴更多地是对于精神层面的重现，而复古则不免落入僵化模仿的窠臼。
三、论道：崇古是自信还是自卑
崇古思想并非现在才出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先民便对更加远古的从前充满向往。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对于崇古思想也作出了充满思辨的评论——
“儒家思想是保守的，认为社会是退化的，最好的永远是最好的，而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不如过去，未来不如现在，所以必须事事以古为法，至少也要保持现状。在崇古的大前提下，黄帝王朝的伊祁放勋和姚重华，孔丘开始刻意的美化他们，这是一个大契机，他为中华人提出一个美丽的回顾——而不是美丽的前瞻。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儒家系统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在它的思想体系内，把纪元前二十四、二十三世纪黄帝王朝第六、第七两位君主在位的时代，形容成为空前美好的世界——三十余年惨重水灾，死人千万的史实则一笔抹杀。第六任君主唐尧帝伊祁放勋和第七任君主虞舜帝姚重华，简称‘尧舜’，也是形容为比天老爷、比耶稣还要仁慈完善的圣人，他们之间权力转移方式，更美化为一首抒情诗一样的自动‘禅让’制度。”
崇古思想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种思维惯性，而崇古的背后则是民族自信心。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侵占式的涌入，似乎一切西洋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我们开始试图全盘西化——组词造语需得有“洋味”，衣饰打扮都以欧化为荣——一切与传统文化有关的都成了落后，甚至学者都提出了“汉字不灭，中华必亡”的荒谬口号。此时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低下，我们的民族自信心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严重的自卑使我们对一切文化传承都产生了质疑。而现在，经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之风的吹拂，我们又骤然发现了传统文化的好，于是一切与“古”有关的东西都成为了我们炫耀品位的证据。殊不知这种盲目的自信说到底也只是为极度的自卑找些理直气壮的借口罢了。
真正的民族自信心，是建立在对本民族历史的正确认识之上。了解本国历史，对本国历史充满敬意，不以今人之心妄测古人，也不随意给古人穿上所谓“皇帝的新衣”。如此这般建立起正面而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再来谈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把几个古代词汇重新拿出来使用就叫做复兴了，真正的复兴是基于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对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采取与时俱进的传承。
愿我族人都能重拾民族自信，愿我华夏早日复兴。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