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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我的2006年，我会选择‘誓鸟’。”
与二十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唱歌，这被张悦然认为是2006年最开心的时刻。
在旁人眼中，她的幸福不止于此。2006年7月份，张悦然写了博客《80后：一场“奥斯维辛”悲剧》，针对郭敬明抄袭官司提出对这代人的反省与反问，被认为是80后的成长宣言；10月底新书《誓鸟》出版，首印20万册，连续两月占据各大书店销售榜前列。张悦然无疑拥有着令人艳羡的2006年。但她自己却说：“2006年没有带给我很多的快乐。”
“不快乐”始于2006年5月，张悦然得知由于意外原因，自己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课程还需再修一门，这意味着她的学业要延长一个学期。当时已经回国专心写作的她感到非常不适应。由于写作将近尾声，她不想换环境，于是她平时待在北京家里，下半年开始每两个星期坐飞机去新加坡上一次课。为了节省时间，她每次凌晨在北京坐飞机，清晨到达新加坡，在机场看看书或报纸打发时间，下午去学校听课，晚上再赶飞机回来。
“我称这样的生活状态为动荡。”2006年的圣诞节中午，张悦然坐在后现代城的咖啡馆里，带着点疲惫说，“这一年对我来说是比较孤独的一年。”
这一年的大多时间，张悦然都在国内进行小说《誓鸟》的创作，常常一个人待在家里，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连续很多天不出门。有时候朋友叫她出去玩，她基本都以“等我写完再说”拒绝了。因为这个，她与许多朋友慢慢疏远了。
除去与朋友之间的疏离，还有一种孤独让张悦然感到焦灼，那就是与“80后作家群”这个标签的纠扯不清。张悦然一直希望自己摆脱这个标签，但是随着越来越多“80后”作家的淹没，现在提起这个称呼，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郭敬明、韩寒、张悦然”。这使张悦然的作品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我羡慕余华、格非那个时代，他们的作品能在大量文学批评中取得进步。”张悦然说，“我很需要批评的声音，但是现在几乎没有看到有价值的批评。我的小说存在很多问题，但现在没有人能够指出问题所在，而那些有可能指出问题的人又因为‘80后’的标签而拒绝阅读我的书。”
在2006年的最后几天，张悦然得到了一些安慰。12月23日到25日，她受邀参加社科院主办的“中日青年作家交流会”，到场的青年作家只有她与董晓磊是80年代生人，其他都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日本學者认为，现在中国青年作家已经与日本同代作家的文学水平不相上下。
“誓鸟是精卫的别称，是义无反顾的执著。”张悦然这样解释自己的书名，“它也代表着放弃，因为精卫在填海的时候放弃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和快乐。”她认为自己也是一只誓鸟，尤其在2006年作出很多义无反顾的选择，比如选择写作的孤独而放弃朋友相聚的快乐，选择在冬季这个销售淡季出书而不是赶每年年初的书展，选择小说里人物的激烈悲剧的命运而放弃安排细水长流的幸福。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我的2006年，我会选择‘誓鸟’。”张悦然笑着说，“我选择了决绝和‘一根筋’。”
与二十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唱歌，这被张悦然认为是2006年最开心的时刻。
在旁人眼中，她的幸福不止于此。2006年7月份，张悦然写了博客《80后：一场“奥斯维辛”悲剧》，针对郭敬明抄袭官司提出对这代人的反省与反问，被认为是80后的成长宣言；10月底新书《誓鸟》出版，首印20万册，连续两月占据各大书店销售榜前列。张悦然无疑拥有着令人艳羡的2006年。但她自己却说：“2006年没有带给我很多的快乐。”
“不快乐”始于2006年5月，张悦然得知由于意外原因，自己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课程还需再修一门，这意味着她的学业要延长一个学期。当时已经回国专心写作的她感到非常不适应。由于写作将近尾声，她不想换环境，于是她平时待在北京家里，下半年开始每两个星期坐飞机去新加坡上一次课。为了节省时间，她每次凌晨在北京坐飞机，清晨到达新加坡，在机场看看书或报纸打发时间，下午去学校听课，晚上再赶飞机回来。
“我称这样的生活状态为动荡。”2006年的圣诞节中午，张悦然坐在后现代城的咖啡馆里，带着点疲惫说，“这一年对我来说是比较孤独的一年。”
这一年的大多时间，张悦然都在国内进行小说《誓鸟》的创作，常常一个人待在家里，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连续很多天不出门。有时候朋友叫她出去玩，她基本都以“等我写完再说”拒绝了。因为这个，她与许多朋友慢慢疏远了。
除去与朋友之间的疏离，还有一种孤独让张悦然感到焦灼，那就是与“80后作家群”这个标签的纠扯不清。张悦然一直希望自己摆脱这个标签，但是随着越来越多“80后”作家的淹没，现在提起这个称呼，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郭敬明、韩寒、张悦然”。这使张悦然的作品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我羡慕余华、格非那个时代，他们的作品能在大量文学批评中取得进步。”张悦然说，“我很需要批评的声音，但是现在几乎没有看到有价值的批评。我的小说存在很多问题，但现在没有人能够指出问题所在，而那些有可能指出问题的人又因为‘80后’的标签而拒绝阅读我的书。”
在2006年的最后几天，张悦然得到了一些安慰。12月23日到25日，她受邀参加社科院主办的“中日青年作家交流会”，到场的青年作家只有她与董晓磊是80年代生人，其他都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日本學者认为，现在中国青年作家已经与日本同代作家的文学水平不相上下。
“誓鸟是精卫的别称，是义无反顾的执著。”张悦然这样解释自己的书名，“它也代表着放弃，因为精卫在填海的时候放弃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和快乐。”她认为自己也是一只誓鸟，尤其在2006年作出很多义无反顾的选择，比如选择写作的孤独而放弃朋友相聚的快乐，选择在冬季这个销售淡季出书而不是赶每年年初的书展，选择小说里人物的激烈悲剧的命运而放弃安排细水长流的幸福。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我的2006年，我会选择‘誓鸟’。”张悦然笑着说，“我选择了决绝和‘一根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