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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1年8月，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放了一部我担任总顾问的6集专题片《教育能改变吗》。这部原本应在一年前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际播放的片子，一年之后才得以播出。但这一提问并没有过时，它持续地徘徊于每一个人心中，起伏于希望和失望之间，印证着“社会焦虑”这个年度主题词。令人纠结不已的都不是什么新问题，而且将会继续发酵升温，成为今后的教育焦点。
如果说国家关注的教育问题主要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国家竞争力，是“钱学森之间”，那么城市家长担心的则是儿童的身心健康、沉重的学业负担、炽烈的择校竞争、高昂的择校费这类基本民生。不仅如此，2011年初，美国华裔教授蔡美儿的一本《虎妈战歌》，使得“中国虎妈”风靡世界。年末，又有鼓吹“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的“中国狼爸”登场，演绎着一个“如狼似虎”的家庭教育环境。
学校的情况也不妙。佩戴“五道杠”的湖北小学生黄艺博成为“官模官样”学生的标本。各地频频爆出的给差生戴“绿领巾”、给后进学生穿红校服、让学生按不同成绩使用不同颜色作业本等等给学生贴标签的行为足以印证扭曲畸形的教育价值观依然存在。我们已经进入全民教育、大众化、互联网的新时代，然而，主流依然是名校崇拜、培养尖子和“精英”、面向少数人的教育。望子成龙、出人头地之类的陈腐价值，在独生子女时代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商业鼓噪下被前所未有地“洗白”了，从而将众多儿童逼人“赢在起点，输在终点”的悲惨人生，甚至过早地累倒在“起跑线”上。
一些农村儿童则直接殒命在上学路上。一个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群体——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迫切需要的仍然是交通安全、营养、健康等基本保障，以及教育机会。“校车”成为一个令人惊骇的词汇，从此，我们将日复一日像担心矿难那样忐忑不安。它所呈现的是农村地区持续十年的大规模撤点并校造成的“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的恶果，而且不止于校车，还包括辍学率上升、大班额、寄宿制学校等众多问题。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学校被从农村“连根拔起”。农村教育的“空心化”“城市化”和“被城市化”所造成的农村发展的整体性危机，正在浮出水面，亟待认知和破解。
然而另外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教育事态，启示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局。
2011年，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达到创纪录的72，3％，包括山东在内的十多个省市的这一比率已经超过了90％。与此同时，公众的选择性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用脚投票”，高考弃考人数达100万，新一轮的留学潮如火如荼。出国留学人数以20％的速率增长，高中出境学习人数已占留学总人数的22.6％。“洋大学”在快速登陆，除原有的宁波诺丁汉、苏州的西交利物浦、珠海联合国际学院之外，上海纽约大学已经招生。今后几年，仅广东省就将再引进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4所境外大学合作办学。
这显示，由于学龄人口大幅减少、政府教育投入大幅增加，教育的供求关系正在明显改善。中国教育已经超越了极其贫困、极其短缺的阶段，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去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我们正处于有“大变革前夜”意味的历史时机。因此，比“教育能改变吗”更为深刻的提问，是探索教育变革的动力机制。
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都可归为根本性的体制和政府治理问题。人们热切期盼《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去行政化”改革早日到来。然而，南方科大改革的一波三折，助长着人们的失望和无力感。毫无疑问，根本解决问题的宏大思路、自上而下的整体性改革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期盼的；但是，除了单纯的批判、抱怨和等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那样是不是把自己降低为旁观者，从而消解了公民的责任?正在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件，启示我们去想象教育变革的真实图景。
由民间爱心人士邓飞等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行动，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短时间内筹集资金达两千多万，显示了微博改变社会和公众参与的巨大力量。这一由民间发动的公益行动得到了政府回应和迅速跟进。10月，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多亿元，覆盖680个县市、惠及2600万农村学生。免费午餐从民间行为变为政府行为，不仅彰显着公民社会的真实力量；作为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通过公众参与改善政府治理的典型案例，也预示了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新模式。
如加拿大著名教育家迈克·富兰撰著的《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所揭示，世界各国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教育变革大多是失败的，轰轰烈烈之后往往无疾而终。因为教育变革是一个非线性的、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机制。他认为，应“使变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更多地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改革，而不是靠政府和专家外在的强迫和控制。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的真正动力，而新思想往往产生于多样性的文化和在团体边缘的人。
这一洞见非常新颖而深刻，也和我们在当前的教育生活中所感悟的相同。在我们身边，正在出现越来越多这种微改革、微创新、微公益的成功实践，例如，朱永新教授倡导的在全国范围近千所学校开展的“新教育”实验，大范围推广的李英强的“立人乡村图书馆”计划、真爱梦想基金会的“梦想课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乡村幼儿园实践等等。基层学校的变革，以山东杜郎口中学的改革最为典型，这—在偏僻农村自发开展的学生主体课堂的教学改革不胫而走，影响遍及全国。这种自下而上的、局部的、零散的、个体的、非制度化、非主流模式的自主创新，强调每一个人的学习和参与，体现了去中心化学习模式和“互联网精神”，不仅是互联网时代知识生产的模式，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刨新的模式。
新时代的曙光已经隐约可见。由无数微改变凝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将会是实现整体性教育变革的基础性力量。
学在民间，教育因你而改变!
如果说国家关注的教育问题主要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国家竞争力，是“钱学森之间”，那么城市家长担心的则是儿童的身心健康、沉重的学业负担、炽烈的择校竞争、高昂的择校费这类基本民生。不仅如此，2011年初，美国华裔教授蔡美儿的一本《虎妈战歌》，使得“中国虎妈”风靡世界。年末，又有鼓吹“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的“中国狼爸”登场，演绎着一个“如狼似虎”的家庭教育环境。
学校的情况也不妙。佩戴“五道杠”的湖北小学生黄艺博成为“官模官样”学生的标本。各地频频爆出的给差生戴“绿领巾”、给后进学生穿红校服、让学生按不同成绩使用不同颜色作业本等等给学生贴标签的行为足以印证扭曲畸形的教育价值观依然存在。我们已经进入全民教育、大众化、互联网的新时代，然而，主流依然是名校崇拜、培养尖子和“精英”、面向少数人的教育。望子成龙、出人头地之类的陈腐价值，在独生子女时代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商业鼓噪下被前所未有地“洗白”了，从而将众多儿童逼人“赢在起点，输在终点”的悲惨人生，甚至过早地累倒在“起跑线”上。
一些农村儿童则直接殒命在上学路上。一个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群体——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迫切需要的仍然是交通安全、营养、健康等基本保障，以及教育机会。“校车”成为一个令人惊骇的词汇，从此，我们将日复一日像担心矿难那样忐忑不安。它所呈现的是农村地区持续十年的大规模撤点并校造成的“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的恶果，而且不止于校车，还包括辍学率上升、大班额、寄宿制学校等众多问题。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学校被从农村“连根拔起”。农村教育的“空心化”“城市化”和“被城市化”所造成的农村发展的整体性危机，正在浮出水面，亟待认知和破解。
然而另外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教育事态，启示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局。
2011年，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达到创纪录的72，3％，包括山东在内的十多个省市的这一比率已经超过了90％。与此同时，公众的选择性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用脚投票”，高考弃考人数达100万，新一轮的留学潮如火如荼。出国留学人数以20％的速率增长，高中出境学习人数已占留学总人数的22.6％。“洋大学”在快速登陆，除原有的宁波诺丁汉、苏州的西交利物浦、珠海联合国际学院之外，上海纽约大学已经招生。今后几年，仅广东省就将再引进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4所境外大学合作办学。
这显示，由于学龄人口大幅减少、政府教育投入大幅增加，教育的供求关系正在明显改善。中国教育已经超越了极其贫困、极其短缺的阶段，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去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我们正处于有“大变革前夜”意味的历史时机。因此，比“教育能改变吗”更为深刻的提问，是探索教育变革的动力机制。
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都可归为根本性的体制和政府治理问题。人们热切期盼《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去行政化”改革早日到来。然而，南方科大改革的一波三折，助长着人们的失望和无力感。毫无疑问，根本解决问题的宏大思路、自上而下的整体性改革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期盼的；但是，除了单纯的批判、抱怨和等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那样是不是把自己降低为旁观者，从而消解了公民的责任?正在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件，启示我们去想象教育变革的真实图景。
由民间爱心人士邓飞等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行动，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短时间内筹集资金达两千多万，显示了微博改变社会和公众参与的巨大力量。这一由民间发动的公益行动得到了政府回应和迅速跟进。10月，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多亿元，覆盖680个县市、惠及2600万农村学生。免费午餐从民间行为变为政府行为，不仅彰显着公民社会的真实力量；作为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通过公众参与改善政府治理的典型案例，也预示了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新模式。
如加拿大著名教育家迈克·富兰撰著的《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所揭示，世界各国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教育变革大多是失败的，轰轰烈烈之后往往无疾而终。因为教育变革是一个非线性的、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机制。他认为，应“使变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更多地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改革，而不是靠政府和专家外在的强迫和控制。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的真正动力，而新思想往往产生于多样性的文化和在团体边缘的人。
这一洞见非常新颖而深刻，也和我们在当前的教育生活中所感悟的相同。在我们身边，正在出现越来越多这种微改革、微创新、微公益的成功实践，例如，朱永新教授倡导的在全国范围近千所学校开展的“新教育”实验，大范围推广的李英强的“立人乡村图书馆”计划、真爱梦想基金会的“梦想课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乡村幼儿园实践等等。基层学校的变革，以山东杜郎口中学的改革最为典型，这—在偏僻农村自发开展的学生主体课堂的教学改革不胫而走，影响遍及全国。这种自下而上的、局部的、零散的、个体的、非制度化、非主流模式的自主创新，强调每一个人的学习和参与，体现了去中心化学习模式和“互联网精神”，不仅是互联网时代知识生产的模式，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刨新的模式。
新时代的曙光已经隐约可见。由无数微改变凝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将会是实现整体性教育变革的基础性力量。
学在民间，教育因你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