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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语中孔子关于“清”的评价
《论语》中孔子共评价五个人为“清”，分别是陈文子、伯夷、叔齐、虞仲和夷逸。《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评价陈文子为“清矣”;《论语·微子》中，孔子评价伯夷、叔齐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虞仲、夷逸为“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关于“清”的含义，《说文解字》中有“清，朖也，澂水之皃”，即“澄水之貌”，原指水纯净透明。《汉语大字典》中，与之对应的“清”有高洁、卓越之意。
《论语·微子》中，孔子所评价的“清”主要针对虞仲、夷逸二人。虞仲是古公的次子，泰伯的弟弟。《史记·周本纪》中有“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关于夷逸的记载很少，只在《广博物志》中有所提及。
对整章的语义进行分析，“清”的评价还指向伯夷、叔齐二人。《黄琼传注》引郑注“不为夷、齐之清，不为惠、连之屈，故曰异于是也”，将此章中的“清”阐释为对伯夷、叔齐的评价。《孟子·万章下》中也有“伯夷，圣之清者也”，由此观之，这一章中孔子关于“清”的评价针对伯夷、叔齐、虞仲和夷逸四人。
陈文子之“清”，东汉郑玄的《论语郑氏注》中有“清矣，其行如是，何以为洁清”。在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中，引李充曰：“违乱求治，不污其身，清矣！”可见，陈文子之“清”有不委身于污浊之世之意。关于伯夷、叔齐之“清”，《论语集解》中有“清，纯洁也。遭世乱，自废弃以免患，合于权也”。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中有“身不仕乱朝，是中清洁也。废事免于世患，是合于权智也”。《孟子·万章下》中有“伯夷目不視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以待天下之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从中可以看出，伯夷、叔齐之“清”是不仕于乱世之意。
二、《论语》中“清”与“仁”“智”的关系
《论语》中孔子对陈文子、伯夷、叔齐都评价为“清”，但对他们“仁”的评价却是相反的。《论语》中对陈文子的评价有“未知，焉得仁？”，对伯夷、叔齐的评价则有“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从中可以看出《论语》中“清”与“仁”“智”的关系，以此来探究孔子的思想意蕴。
“未知，焉得仁”一语，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其一是孔安国、何晏、皇侃、邢昺以及朱熹等人把其中的“知”解读为“知晓”;其二是郑玄、王充、班固、徐幹、李充、颜师古等人把“知”解读为“智”。
如将“知”解读为知晓，则表明孔子对陈文子的评价只是针对“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一事来说的，不知其人，自然不对其作出“仁”的评价。清代的学者大都追随郑玄，将“知”解读为“智”。近代，冯友兰、唐君毅、冯契等学者都将“知”解读为“智”，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孔子思想中“仁”与“智”的关系。《论语集释》中，程树德也赞同将此处的“知”解读为“智”，这种解读也使得此章的思想更加丰富，结合陈文子与伯夷、叔齐的生平，可以推测《论语》中“清”“智”与“仁”之间的关系。
《论语·公冶长》中有“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左传》也记载了齐庄公与崔子之妻棠姜私通，崔子称病在家，庄公趁机到崔子家与棠姜私会，后被崔子用箭射死一事。值得注意的是，庄公死后，晏子对待这一事件的态度与陈文子不同，他提出：“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论语·颜渊》中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八佾》中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君臣关系的看法与晏子相合。齐庄公因与臣子的妻子私通而死，君主不是为社稷而死，臣子也无须为国君而死。《论语》中，陈文子为齐庄公逃亡，因而孔子称其为“不智”。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引李充曰：“违乱求治，不污其身，清矣！而所之无可，骤称其乱，不如宁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谓智也;洁身而不济世，未可谓仁也。”
儒家思想历来非常重视生命，《孟子·离娄上》有“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陈文子逃亡已为不智，并且出逃到其他国家后多次说“犹吾大夫崔子”，这样很容易为自己招来祸患，所以孔子评价其为“不智，焉得仁”。
关于伯夷、叔齐的记载主要见于《史记·伯夷列传》，其中记录了伯夷、叔齐让国君之位、在武王攻打纣王时“叩马而谏”，以及不食周粟 ，饿死首阳山等事件。《论语·述而》中，孔子评价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认为他们“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惠栋的《九经古义》引郑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齐为贤且仁。”无论“古之贤人”还是“古之贤仁”，结合后句都可总结孔子评价伯夷、叔齐为“贤”与“仁”。
从整章来看，这一句存在阐释的错位。子贡所问的“怨乎？”所指的是伯夷、叔齐让国君之位一事。《论语集解》中引孔安国曰：“夷、齐让国远去，终于饿死，故问怨乎。以让为仁，岂怨乎？”在《论语集注》中也有“盖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则视弃其国犹敝蹝尔，何怨之有？”可见，《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都认为子贡所问的“怨乎？”，所指的是伯夷、叔齐让国君之位一事。
对孔子“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一句的解释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所指的还是伯夷、叔齐让国君之位一事。如《论语集解》中有中引孔安国曰：“夷、齐让国远去，终于饿死，故问怨乎。以让为仁，岂怨乎？”
另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所说的“仁”是指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一事。杨名时《四书札记》中有“太史公以伯夷之穷饿疑天道，不知伯夷之饥乃其所以求仁，正见世变而道不变”。《论语经正录》中也有“齐节初曰：其非武王而饿以死也，所失者身，而所得者君臣之义。是皆脱然有见于富贵贫贱生死之外，而一毫私己不与焉，谓非仁乎？冉求有见于伯夷之仁，比有见于辄之不仁;知夷、齐于人纪有功，比知辄为名教所不容”。 依据《史记·伯夷列传》的记载，孔子对伯夷、叔齐“仁”的评价还应有第三种观点，即针对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一事。《史记·伯夷列传》中有“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义不食周粟……遂饿死于首阳山”。依据伯夷、叔齐歌中“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可知，伯夷、叔齐之死，并非“死其君”，而是“死社稷”。
孔子对纣王没有后世那样厌恶，对武王也没有后世那样崇敬。《论语·子张》中有“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八佾》中有“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卫灵公》中也有“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孟子·尽心下》中有“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武王伐紂虽结束了纣王统治的乱世，而“以暴易暴”只会带来“血之流杵”的后果。伯夷、叔齐冒死向武王“叩马而谏”并非为了维护纣王的统治，而是为了使民免于战争带来的死亡与灾祸，是“为社稷死”，因而孔子评价其为“仁”。
《论语》中孔子关于“清”的评价主要针对陈文子与伯夷、叔齐不苟全自身于污浊之世，不贪恋权位的选择。孔子虽不同于他们，但也对此持肯定的态度。
三、孔子与孟子对伯夷、叔齐不同的评价
孟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总体上继承了孔子思想，认为他们“清”且“仁”。《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孟子·告子下》中有“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曰：仁也”。
然而，孟子对于伯夷、叔齐还有一些负面评价。《孟子·公孙丑上》中评价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以及“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对伯夷、叔齐的负面评价主要针对其避世隐居的事件，结合孟子积极入世的思想，其自然会反对伯夷、叔齐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虽然批评了伯夷、叔齐“隘”，但总体上是为了通过对伯夷、叔齐的批评来赞扬孔子，突出孔子“无可无不可”的处事态度。《孟子·公孙丑上》中有“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在孟子的时代，面对诸子的兴起以及百家争鸣的局面，为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孟子力图树立孔子的形象及完美人格，对伯夷、叔齐这样避世隐居的贤士自然有所贬抑，但在总体上孟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还是以赞扬为主的。
四、结语
伯夷、叔齐面对昏庸统治选择避世隐居，可称其为“清”;面对有害于生民的战争，选择不计生死叩马而谏，为生民而言，可称其为“仁”。通过分析孔子关于“清”的评价，可看出孔子对多种选择与处事态度的包容，也可看出儒家对生命的尊重与重视。“清”者可评价为“仁”，也可评价为“焉得仁”，区别在于其是否做到了重视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在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是否“为生民立命”。
《论语》中孔子共评价五个人为“清”，分别是陈文子、伯夷、叔齐、虞仲和夷逸。《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评价陈文子为“清矣”;《论语·微子》中，孔子评价伯夷、叔齐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虞仲、夷逸为“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关于“清”的含义，《说文解字》中有“清，朖也，澂水之皃”，即“澄水之貌”，原指水纯净透明。《汉语大字典》中，与之对应的“清”有高洁、卓越之意。
《论语·微子》中，孔子所评价的“清”主要针对虞仲、夷逸二人。虞仲是古公的次子，泰伯的弟弟。《史记·周本纪》中有“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关于夷逸的记载很少，只在《广博物志》中有所提及。
对整章的语义进行分析，“清”的评价还指向伯夷、叔齐二人。《黄琼传注》引郑注“不为夷、齐之清，不为惠、连之屈，故曰异于是也”，将此章中的“清”阐释为对伯夷、叔齐的评价。《孟子·万章下》中也有“伯夷，圣之清者也”，由此观之，这一章中孔子关于“清”的评价针对伯夷、叔齐、虞仲和夷逸四人。
陈文子之“清”，东汉郑玄的《论语郑氏注》中有“清矣，其行如是，何以为洁清”。在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中，引李充曰：“违乱求治，不污其身，清矣！”可见，陈文子之“清”有不委身于污浊之世之意。关于伯夷、叔齐之“清”，《论语集解》中有“清，纯洁也。遭世乱，自废弃以免患，合于权也”。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中有“身不仕乱朝，是中清洁也。废事免于世患，是合于权智也”。《孟子·万章下》中有“伯夷目不視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以待天下之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从中可以看出，伯夷、叔齐之“清”是不仕于乱世之意。
二、《论语》中“清”与“仁”“智”的关系
《论语》中孔子对陈文子、伯夷、叔齐都评价为“清”，但对他们“仁”的评价却是相反的。《论语》中对陈文子的评价有“未知，焉得仁？”，对伯夷、叔齐的评价则有“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从中可以看出《论语》中“清”与“仁”“智”的关系，以此来探究孔子的思想意蕴。
“未知，焉得仁”一语，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其一是孔安国、何晏、皇侃、邢昺以及朱熹等人把其中的“知”解读为“知晓”;其二是郑玄、王充、班固、徐幹、李充、颜师古等人把“知”解读为“智”。
如将“知”解读为知晓，则表明孔子对陈文子的评价只是针对“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一事来说的，不知其人，自然不对其作出“仁”的评价。清代的学者大都追随郑玄，将“知”解读为“智”。近代，冯友兰、唐君毅、冯契等学者都将“知”解读为“智”，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孔子思想中“仁”与“智”的关系。《论语集释》中，程树德也赞同将此处的“知”解读为“智”，这种解读也使得此章的思想更加丰富，结合陈文子与伯夷、叔齐的生平，可以推测《论语》中“清”“智”与“仁”之间的关系。
《论语·公冶长》中有“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左传》也记载了齐庄公与崔子之妻棠姜私通，崔子称病在家，庄公趁机到崔子家与棠姜私会，后被崔子用箭射死一事。值得注意的是，庄公死后，晏子对待这一事件的态度与陈文子不同，他提出：“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论语·颜渊》中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八佾》中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君臣关系的看法与晏子相合。齐庄公因与臣子的妻子私通而死，君主不是为社稷而死，臣子也无须为国君而死。《论语》中，陈文子为齐庄公逃亡，因而孔子称其为“不智”。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引李充曰：“违乱求治，不污其身，清矣！而所之无可，骤称其乱，不如宁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谓智也;洁身而不济世，未可谓仁也。”
儒家思想历来非常重视生命，《孟子·离娄上》有“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陈文子逃亡已为不智，并且出逃到其他国家后多次说“犹吾大夫崔子”，这样很容易为自己招来祸患，所以孔子评价其为“不智，焉得仁”。
关于伯夷、叔齐的记载主要见于《史记·伯夷列传》，其中记录了伯夷、叔齐让国君之位、在武王攻打纣王时“叩马而谏”，以及不食周粟 ，饿死首阳山等事件。《论语·述而》中，孔子评价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认为他们“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惠栋的《九经古义》引郑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齐为贤且仁。”无论“古之贤人”还是“古之贤仁”，结合后句都可总结孔子评价伯夷、叔齐为“贤”与“仁”。
从整章来看，这一句存在阐释的错位。子贡所问的“怨乎？”所指的是伯夷、叔齐让国君之位一事。《论语集解》中引孔安国曰：“夷、齐让国远去，终于饿死，故问怨乎。以让为仁，岂怨乎？”在《论语集注》中也有“盖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则视弃其国犹敝蹝尔，何怨之有？”可见，《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都认为子贡所问的“怨乎？”，所指的是伯夷、叔齐让国君之位一事。
对孔子“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一句的解释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所指的还是伯夷、叔齐让国君之位一事。如《论语集解》中有中引孔安国曰：“夷、齐让国远去，终于饿死，故问怨乎。以让为仁，岂怨乎？”
另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所说的“仁”是指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一事。杨名时《四书札记》中有“太史公以伯夷之穷饿疑天道，不知伯夷之饥乃其所以求仁，正见世变而道不变”。《论语经正录》中也有“齐节初曰：其非武王而饿以死也，所失者身，而所得者君臣之义。是皆脱然有见于富贵贫贱生死之外，而一毫私己不与焉，谓非仁乎？冉求有见于伯夷之仁，比有见于辄之不仁;知夷、齐于人纪有功，比知辄为名教所不容”。 依据《史记·伯夷列传》的记载，孔子对伯夷、叔齐“仁”的评价还应有第三种观点，即针对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一事。《史记·伯夷列传》中有“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义不食周粟……遂饿死于首阳山”。依据伯夷、叔齐歌中“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可知，伯夷、叔齐之死，并非“死其君”，而是“死社稷”。
孔子对纣王没有后世那样厌恶，对武王也没有后世那样崇敬。《论语·子张》中有“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八佾》中有“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卫灵公》中也有“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孟子·尽心下》中有“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武王伐紂虽结束了纣王统治的乱世，而“以暴易暴”只会带来“血之流杵”的后果。伯夷、叔齐冒死向武王“叩马而谏”并非为了维护纣王的统治，而是为了使民免于战争带来的死亡与灾祸，是“为社稷死”，因而孔子评价其为“仁”。
《论语》中孔子关于“清”的评价主要针对陈文子与伯夷、叔齐不苟全自身于污浊之世，不贪恋权位的选择。孔子虽不同于他们，但也对此持肯定的态度。
三、孔子与孟子对伯夷、叔齐不同的评价
孟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总体上继承了孔子思想，认为他们“清”且“仁”。《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孟子·告子下》中有“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曰：仁也”。
然而，孟子对于伯夷、叔齐还有一些负面评价。《孟子·公孙丑上》中评价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以及“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对伯夷、叔齐的负面评价主要针对其避世隐居的事件，结合孟子积极入世的思想，其自然会反对伯夷、叔齐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虽然批评了伯夷、叔齐“隘”，但总体上是为了通过对伯夷、叔齐的批评来赞扬孔子，突出孔子“无可无不可”的处事态度。《孟子·公孙丑上》中有“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在孟子的时代，面对诸子的兴起以及百家争鸣的局面，为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孟子力图树立孔子的形象及完美人格，对伯夷、叔齐这样避世隐居的贤士自然有所贬抑，但在总体上孟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还是以赞扬为主的。
四、结语
伯夷、叔齐面对昏庸统治选择避世隐居，可称其为“清”;面对有害于生民的战争，选择不计生死叩马而谏，为生民而言，可称其为“仁”。通过分析孔子关于“清”的评价，可看出孔子对多种选择与处事态度的包容，也可看出儒家对生命的尊重与重视。“清”者可评价为“仁”，也可评价为“焉得仁”，区别在于其是否做到了重视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在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是否“为生民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