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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出塞的故事自汉代起就进入了文学家的视野，从史传到民间传说，再到文人创作，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文学资料浩如烟海。昭君出塞本是一项政治活动，文学家将其写入文学作品中，必定有言政治的需要。单一因素的政治活动往往很快就被文学家们抛弃，而“昭君出塞”正是因为其自身的复杂性，其所包含政治因素的多样性，被文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写入文学作品中。
一、“昭君出塞”中的政治因素与文学书写
（一）昭君出塞与家国天下
和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清代，仍有各种形式的和亲，和亲的本质就是两个政权的交往，这就必然涉及两个政权的力量对比问题。以两个政权的力量对比为标准，可以将和亲简单地划分为强对强、强对弱、弱对强、弱对弱四种。强对强多出于以结盟为目的的和亲，以建立牢固稳定的关系;强对弱多以安抚为目的，弱者多为强者的附属，同时强对弱的和亲多是弱者的请求，以寻得强者的认可和支持;弱对强多带有讨好的色彩，和亲者也多充当人质的角色;弱对弱也多出于结盟的目的，加强联系以应对强敌。所以昭君出塞这一题材，不免带有政权间力量对比的色彩，同时蕴含关乎家国命运的忧思。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中直斥昭君出塞为“汉计诚已拙”，与梅尧臣的《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始欲以威服，竟亦惭怀来。徒令出塞师，万里求龙媒”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认为和亲就是一种权宜和妥协，借以表达自己对家国命运的担忧。
同时，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除有关家国情怀外，还有一部分是表达对家国的思念与坚守之情的。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中写出了“我本汉家子”，以及离开故土“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的悲痛心情;南北朝庾信的《昭君辞应诏》中写出了昭君“敛眉光禄塞，还望夫人城”的徘徊和与祖国故园的诀别，身处异邦“夜月照心明”的怀念;宋代王安石的《明妃曲》写出了“泪湿春风鬓脚垂”的怅然若失，“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的始终不渝以及“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的可悲可敬。书写昭君出塞，几乎篇篇皆写昭君浓厚深重的爱国怀乡之情。
（二）昭君出塞与个人命运
昭君出塞是因为没有获得皇帝的赏识，其徒有美貌无人赏、久处深宫无人识的境遇，恰巧与古代文人怀才不遇的境况相似，所以“昭君出塞”也往往是文人抒发“不得志”常用的题材，昭君坎坷的经历也常常引发文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以及对自我命运多舛的慨叹，这正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头之块垒。
南朝梁钟嵘在《诗品序》中写道“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其中楚臣是指屈原，汉妾是指王昭君，作者将两人并列來谈，写出了屈原怀才不遇被放逐，昭君空有美貌远嫁匈奴，皆是失意之人。唐代诗人胡曾的《咏史诗·青冢》“玉貌元期汉帝招，谁知西嫁怨天骄。至今青冢愁云起，疑是佳人恨未销”中，写出了玉貌却只落得西嫁的结局，愁云起，恨未销，作者以昭君的玉貌自比，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宋代苏轼在《昭君村》中发出“古来人事尽如此，反覆纵横安可知”的感慨，对如何把握个人命运有一种无奈之感。宋代王安石的《明妃曲》“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写出了无论阿娇还是昭君，无论在深宫还是在塞外，都是失意之人。当时，王安石正值上书变法不被重用时，与阿娇和昭君产生了怀才不遇的共鸣。
（三）昭君出塞与朝廷之失
昭君不被赏识，有人怪罪于毛延寿等画工，但其实归根结底还是由朝廷不明所致，而这一因素也被许多文学家写入诗和文章中，以批判朝廷。
唐代杜甫在《咏怀古迹》（其三中中写道“画图省识春风面”，）糊涂的君王通过画工来了解昭君，昭君的命运完全由画工摆布，“省识”是略识的意思，其实就是不识，杜甫将昭君远嫁塞外的悲剧归咎于君王。宋代王安石在《明妃曲》中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当时枉杀毛延寿”，为毛延寿“喊冤”，君王认为是毛延寿之过，没有画好昭君像，由“却”“枉杀”二词可见，作者并不赞同这个观点，重要的还是君王自己之过。宋代欧阳修在《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中写道“天子初未识”“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语气更加严厉，对君王未识昭君一事发出强烈的控诉。宋代曹勋的《王昭君》写道：“好恶由来各在人，况凭图像觅天真。君王视听能无壅，延寿何知敢妄陈。”此诗简单明了，第一、二句直指君王之过，意思是人的好恶美丑向来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只凭画像判断实在是太草率了;第三、四句更进一层，意思是如果君王能广开视听，不偏信毛延寿之徒，毛延寿就不敢如此猖狂，也不会有“不识昭君”这样的结果出现。清代曹雪芹在《五美吟·明妃》中写道“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由此可知，作者责怪君王将生杀予夺之权交与画工，运用反问，增强了愤愤不平之感。
二、“昭君出塞”中的女性政治与文学
昭君常常作为一种政治角色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昭君之所以能承担出塞的任务，文学家认为主要是因为昭君具有“美色”，即文学家们更多的是关注昭君工具性的存在，同时对这一方面他们还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文学作品中是用“玉颜”“玉貌”这类词汇极言昭君之美，持肯定的态度，认为“美色”是有积极作用的，更多的是褒扬昭君牺牲“美色”的深明大义。但宋代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中写道“女色难自夸”“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意思是有美好的容颜有什么用，这是不值得夸耀的，自古红颜多薄命，这与本诗前文中欧阳修直言《汉计拙》的态度是一致的，和亲之计本就是错误的，“美色”更是附加之罪，有点红颜祸水的意味了。
与只关注昭君“美色”作用的作品不同，一些文学作品更多地关注昭君作为“使者”的一面，其更加肯定了女性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这些作品将昭君刻画成一个巾帼英雄的形象。
杜甫的组诗《咏怀古迹》（其三）描写的是昭君，其他四首描写的分别是庾信、宋玉两个文学家，刘备、诸葛亮两个大政治家，将昭君与这四者并列来写，足以见得杜甫对昭君的敬重。《咏怀古迹》（其三）开篇的“群山万壑赴荆门”气势宏大，写出了群山万壑的连绵不绝，一个“赴”字大有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势如破竹之状，将其作为咏昭君诗的开篇，足以见得杜甫对昭君出塞的态度，认为昭君像男子一样有英雄之气。明代胡震亨评注的《杜诗通》就曾对这句诗进行评价：“群山万壑赴荆门，当似生长英雄起句，此未为合作。”他认为这样的起句，只有用在生长英雄的地方才恰当，用在昭君村是不合适的。清代吴瞻泰的《杜诗提要》中写道：“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他认为，杜甫写这句诗是想要将气象雄伟的山水与明妃相配。暂且不论后代的评论家对杜甫这样写昭君持何种态度，重要的是他们都关注到了杜甫用开篇一句着重写昭君英雄之气这一点。同样，“一去紫台连朔漠”将沙漠的宽阔无垠作为背景，更加衬托出昭君的大无畏精神，杜甫借昭君抒发自己的抱负，同时也能体现出对昭君的认同。 庾信的《昭君辞应诏》同样描写了一个大女子的形象。《昭君辞应诏》开篇第一句“敛眉光禄塞”中，一个“敛”字颇有一种与祖国分别的决绝，与寻常女子的缠绵相对照，写出昭君的一举一动是如何坚决、英气。“还望夫人城”，夫人城本事见《汉书·匈奴传》应劭注：“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诗中用韩夫人来映照昭君，韩夫人率侍婢及城中女子守卫边塞，是为祖国做贡献，昭君奉命出塞和亲，也是为祖国做贡献，韩夫人无论如何是身在祖国的，而昭君要远离祖国、远赴塞外去完成和平的使命，其奉献精神更甚。“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这句的写法与陆游的“铁马冰河入梦来”异曲同工，“冰河”“马”常常运用于战争诗，本句好似刻画了一个出征打仗的战士形象，更加提升了昭君出塞的境界。
三、文学与政治关联中的“借古讽今”体式
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秉承“经世致用”的思想，以天下为己任，所以文学往往与政治密切相连。翻阅与政治题材有关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很少有文学作品以当世的政治为题材。直言当世往往锋芒过露，很容易招致杀身之祸，为了保护自己，同时又要满足表达的需要，文学家们往往采用“借古讽今”的文学体式。
“借古讽今”在昭君出塞题材中往往是运用在对和亲政策的批判上。因为宋朝长期受辽、西夏的侵扰，宋代的岁币政策与和亲有相似之处，所以宋代诗人往往借汉言宋。宋代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中的“汉计诚已拙”一句，宋代邢居实《明妃引》中的“宝刀生涩旌旗捲，汉宫嫁尽婵娟女”，都表明了和亲这种政策只是权宜之计的观点，均是借古讽今表达对宋朝绥靖政策的批判。
“借古讽今”在昭君出塞题材中还往往借昭君之事来讽刺朝廷内部的弊病。关于借昭君不被赏识来讽刺当代君王不能识得贤人之失的文学作品，在上文的“昭君出塞与朝廷之失”部分已经进行了列举，其皆使用了“借古讽今”的手法。除此以外，关于借昭君题材讽刺朝廷内部弊病，宋代欧阳修将视角从昭君因朝廷不明出塞轉移到了昭君出塞后的朝廷上来。
宋代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中写道：“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部分诗主要描写的是昭君的琵琶曲传入汉家之后的反应。昭君远离故土，其琵琶曲必然是幽怨的，传入汉家之后，汉宫中无人能懂昭君的悲伤和思乡之情，只是将其琵琶曲当作一种新鲜的曲谱来看待。上有所好，下有所学，为了追赶潮流，迎合君王等的需要，许多女子开始学习琵琶，但是困于洞房之中，又怎能懂曲中的深意呢？欧阳修借君王喜好，汉宫争学新声谱的情况，借汉言宋，使昭君边塞之苦与朝廷君王之乐形成鲜明的对比，痛斥宋朝君臣粉饰太平、居安忘危的行径。
“借古讽今”在昭君出塞题材中也借昭君来表达自己不受摆布的独立性格。清代曹雪芹的《五美吟·明妃》中写道：“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一个反问直指君王听信画工之失，昭君的命运竟然由一个小小的画工来摆布，诗人对此的异议正是借此题材表现自己不甘摆布和安排的性格。
文学与政治向来联系密切，昭君出塞与其文学书写不论从政治与文学文本层面，还是政治与文学手法层面都密切相关。昭君出塞因其和亲、离家所蕴含的“家国天下”之思，因昭君不被赏识所产生的“个人命运”之感，因君王不明所生成的“朝廷之失”之恨，都被一一写入文学作品中。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得以了解古代文人的女性观念，得以学习古人的写作手法，我们透过文本与古人对话，我们跨越时空与文学畅谈，如此才能使现在的我们得以去感受、去领悟文学家们深刻的思想。
一、“昭君出塞”中的政治因素与文学书写
（一）昭君出塞与家国天下
和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清代，仍有各种形式的和亲，和亲的本质就是两个政权的交往，这就必然涉及两个政权的力量对比问题。以两个政权的力量对比为标准，可以将和亲简单地划分为强对强、强对弱、弱对强、弱对弱四种。强对强多出于以结盟为目的的和亲，以建立牢固稳定的关系;强对弱多以安抚为目的，弱者多为强者的附属，同时强对弱的和亲多是弱者的请求，以寻得强者的认可和支持;弱对强多带有讨好的色彩，和亲者也多充当人质的角色;弱对弱也多出于结盟的目的，加强联系以应对强敌。所以昭君出塞这一题材，不免带有政权间力量对比的色彩，同时蕴含关乎家国命运的忧思。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中直斥昭君出塞为“汉计诚已拙”，与梅尧臣的《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始欲以威服，竟亦惭怀来。徒令出塞师，万里求龙媒”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认为和亲就是一种权宜和妥协，借以表达自己对家国命运的担忧。
同时，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除有关家国情怀外，还有一部分是表达对家国的思念与坚守之情的。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中写出了“我本汉家子”，以及离开故土“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的悲痛心情;南北朝庾信的《昭君辞应诏》中写出了昭君“敛眉光禄塞，还望夫人城”的徘徊和与祖国故园的诀别，身处异邦“夜月照心明”的怀念;宋代王安石的《明妃曲》写出了“泪湿春风鬓脚垂”的怅然若失，“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的始终不渝以及“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的可悲可敬。书写昭君出塞，几乎篇篇皆写昭君浓厚深重的爱国怀乡之情。
（二）昭君出塞与个人命运
昭君出塞是因为没有获得皇帝的赏识，其徒有美貌无人赏、久处深宫无人识的境遇，恰巧与古代文人怀才不遇的境况相似，所以“昭君出塞”也往往是文人抒发“不得志”常用的题材，昭君坎坷的经历也常常引发文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以及对自我命运多舛的慨叹，这正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头之块垒。
南朝梁钟嵘在《诗品序》中写道“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其中楚臣是指屈原，汉妾是指王昭君，作者将两人并列來谈，写出了屈原怀才不遇被放逐，昭君空有美貌远嫁匈奴，皆是失意之人。唐代诗人胡曾的《咏史诗·青冢》“玉貌元期汉帝招，谁知西嫁怨天骄。至今青冢愁云起，疑是佳人恨未销”中，写出了玉貌却只落得西嫁的结局，愁云起，恨未销，作者以昭君的玉貌自比，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宋代苏轼在《昭君村》中发出“古来人事尽如此，反覆纵横安可知”的感慨，对如何把握个人命运有一种无奈之感。宋代王安石的《明妃曲》“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写出了无论阿娇还是昭君，无论在深宫还是在塞外，都是失意之人。当时，王安石正值上书变法不被重用时，与阿娇和昭君产生了怀才不遇的共鸣。
（三）昭君出塞与朝廷之失
昭君不被赏识，有人怪罪于毛延寿等画工，但其实归根结底还是由朝廷不明所致，而这一因素也被许多文学家写入诗和文章中，以批判朝廷。
唐代杜甫在《咏怀古迹》（其三中中写道“画图省识春风面”，）糊涂的君王通过画工来了解昭君，昭君的命运完全由画工摆布，“省识”是略识的意思，其实就是不识，杜甫将昭君远嫁塞外的悲剧归咎于君王。宋代王安石在《明妃曲》中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当时枉杀毛延寿”，为毛延寿“喊冤”，君王认为是毛延寿之过，没有画好昭君像，由“却”“枉杀”二词可见，作者并不赞同这个观点，重要的还是君王自己之过。宋代欧阳修在《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中写道“天子初未识”“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语气更加严厉，对君王未识昭君一事发出强烈的控诉。宋代曹勋的《王昭君》写道：“好恶由来各在人，况凭图像觅天真。君王视听能无壅，延寿何知敢妄陈。”此诗简单明了，第一、二句直指君王之过，意思是人的好恶美丑向来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只凭画像判断实在是太草率了;第三、四句更进一层，意思是如果君王能广开视听，不偏信毛延寿之徒，毛延寿就不敢如此猖狂，也不会有“不识昭君”这样的结果出现。清代曹雪芹在《五美吟·明妃》中写道“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由此可知，作者责怪君王将生杀予夺之权交与画工，运用反问，增强了愤愤不平之感。
二、“昭君出塞”中的女性政治与文学
昭君常常作为一种政治角色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昭君之所以能承担出塞的任务，文学家认为主要是因为昭君具有“美色”，即文学家们更多的是关注昭君工具性的存在，同时对这一方面他们还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文学作品中是用“玉颜”“玉貌”这类词汇极言昭君之美，持肯定的态度，认为“美色”是有积极作用的，更多的是褒扬昭君牺牲“美色”的深明大义。但宋代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中写道“女色难自夸”“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意思是有美好的容颜有什么用，这是不值得夸耀的，自古红颜多薄命，这与本诗前文中欧阳修直言《汉计拙》的态度是一致的，和亲之计本就是错误的，“美色”更是附加之罪，有点红颜祸水的意味了。
与只关注昭君“美色”作用的作品不同，一些文学作品更多地关注昭君作为“使者”的一面，其更加肯定了女性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这些作品将昭君刻画成一个巾帼英雄的形象。
杜甫的组诗《咏怀古迹》（其三）描写的是昭君，其他四首描写的分别是庾信、宋玉两个文学家，刘备、诸葛亮两个大政治家，将昭君与这四者并列来写，足以见得杜甫对昭君的敬重。《咏怀古迹》（其三）开篇的“群山万壑赴荆门”气势宏大，写出了群山万壑的连绵不绝，一个“赴”字大有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势如破竹之状，将其作为咏昭君诗的开篇，足以见得杜甫对昭君出塞的态度，认为昭君像男子一样有英雄之气。明代胡震亨评注的《杜诗通》就曾对这句诗进行评价：“群山万壑赴荆门，当似生长英雄起句，此未为合作。”他认为这样的起句，只有用在生长英雄的地方才恰当，用在昭君村是不合适的。清代吴瞻泰的《杜诗提要》中写道：“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他认为，杜甫写这句诗是想要将气象雄伟的山水与明妃相配。暂且不论后代的评论家对杜甫这样写昭君持何种态度，重要的是他们都关注到了杜甫用开篇一句着重写昭君英雄之气这一点。同样，“一去紫台连朔漠”将沙漠的宽阔无垠作为背景，更加衬托出昭君的大无畏精神，杜甫借昭君抒发自己的抱负，同时也能体现出对昭君的认同。 庾信的《昭君辞应诏》同样描写了一个大女子的形象。《昭君辞应诏》开篇第一句“敛眉光禄塞”中，一个“敛”字颇有一种与祖国分别的决绝，与寻常女子的缠绵相对照，写出昭君的一举一动是如何坚决、英气。“还望夫人城”，夫人城本事见《汉书·匈奴传》应劭注：“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诗中用韩夫人来映照昭君，韩夫人率侍婢及城中女子守卫边塞，是为祖国做贡献，昭君奉命出塞和亲，也是为祖国做贡献，韩夫人无论如何是身在祖国的，而昭君要远离祖国、远赴塞外去完成和平的使命，其奉献精神更甚。“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这句的写法与陆游的“铁马冰河入梦来”异曲同工，“冰河”“马”常常运用于战争诗，本句好似刻画了一个出征打仗的战士形象，更加提升了昭君出塞的境界。
三、文学与政治关联中的“借古讽今”体式
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秉承“经世致用”的思想，以天下为己任，所以文学往往与政治密切相连。翻阅与政治题材有关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很少有文学作品以当世的政治为题材。直言当世往往锋芒过露，很容易招致杀身之祸，为了保护自己，同时又要满足表达的需要，文学家们往往采用“借古讽今”的文学体式。
“借古讽今”在昭君出塞题材中往往是运用在对和亲政策的批判上。因为宋朝长期受辽、西夏的侵扰，宋代的岁币政策与和亲有相似之处，所以宋代诗人往往借汉言宋。宋代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中的“汉计诚已拙”一句，宋代邢居实《明妃引》中的“宝刀生涩旌旗捲，汉宫嫁尽婵娟女”，都表明了和亲这种政策只是权宜之计的观点，均是借古讽今表达对宋朝绥靖政策的批判。
“借古讽今”在昭君出塞题材中还往往借昭君之事来讽刺朝廷内部的弊病。关于借昭君不被赏识来讽刺当代君王不能识得贤人之失的文学作品，在上文的“昭君出塞与朝廷之失”部分已经进行了列举，其皆使用了“借古讽今”的手法。除此以外，关于借昭君题材讽刺朝廷内部弊病，宋代欧阳修将视角从昭君因朝廷不明出塞轉移到了昭君出塞后的朝廷上来。
宋代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中写道：“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部分诗主要描写的是昭君的琵琶曲传入汉家之后的反应。昭君远离故土，其琵琶曲必然是幽怨的，传入汉家之后，汉宫中无人能懂昭君的悲伤和思乡之情，只是将其琵琶曲当作一种新鲜的曲谱来看待。上有所好，下有所学，为了追赶潮流，迎合君王等的需要，许多女子开始学习琵琶，但是困于洞房之中，又怎能懂曲中的深意呢？欧阳修借君王喜好，汉宫争学新声谱的情况，借汉言宋，使昭君边塞之苦与朝廷君王之乐形成鲜明的对比，痛斥宋朝君臣粉饰太平、居安忘危的行径。
“借古讽今”在昭君出塞题材中也借昭君来表达自己不受摆布的独立性格。清代曹雪芹的《五美吟·明妃》中写道：“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一个反问直指君王听信画工之失，昭君的命运竟然由一个小小的画工来摆布，诗人对此的异议正是借此题材表现自己不甘摆布和安排的性格。
文学与政治向来联系密切，昭君出塞与其文学书写不论从政治与文学文本层面，还是政治与文学手法层面都密切相关。昭君出塞因其和亲、离家所蕴含的“家国天下”之思，因昭君不被赏识所产生的“个人命运”之感，因君王不明所生成的“朝廷之失”之恨，都被一一写入文学作品中。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得以了解古代文人的女性观念，得以学习古人的写作手法，我们透过文本与古人对话，我们跨越时空与文学畅谈，如此才能使现在的我们得以去感受、去领悟文学家们深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