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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自创意并交代任务
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史学巨著。它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
《中国通史简编》当时分为上、中两册（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前夕），分别于1942年9月和12月交延安陕甘宁新华书店出版。后来写成的下册因系近代史部分，体例与前两册有所不同，1946年出版时就改称为《中国近代史》（第一编上册）。1947年7月，上海新知书店为方便读者，出版时将原书的上、下两册合成一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通史简编》在北京重印了一次，从1953年始又由人民出版社以分编的形式出版修订本。至“文革”结束，1978年再易名为《中国通史》，分10册陆续出版。
范文澜的这部史著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堪称“姊妹篇”，又与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吕振羽所著《简明中国通史》并称“五朵金花”，影响甚巨。以上几部通史著作，观点、方法大体相近，最大的区别是在历史分期上，即“郭本”主张战国封建论（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因此后来发行最广），“范本”则是西周封建论，“翦本”、“吕本”与“范本”一致，“尚本”则主张魏晋封建论。此外，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则以秦汉为封建社会的开篇，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则主张东汉封建论，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与“郭本”相同。当然，最不同的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延安时期由毛泽东亲自创意并交代任务、由范文澜组织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集体编写的。这部书出版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既是当时解放区干部和群众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读物之一，也是解放区以外的人们热切关注并通过各种渠道找来阅读的一部书。之所以如此，是它用人们耳目一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过去，并通过这样的讲述宣传了社会发展史，把中国的历史接脉到这部书诞生之时的中国，告诉了人们中国将来的走向。后来这部《中国通史简编》更成为中国史学著作的典范和传世之作，前后40年中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至今还有许多人都是首先通过阅读它来了解中国历史的。
在中共党内大受欢迎，毛泽东对其厚爱有加
范文澜是在1940年初抵达延安的，随即在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任主任并从事研究。当时正是整风的酝酿时期，毛泽东着眼于全党学习的需要，嘱咐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和中央党校讲《中国经学史演变》。毛泽东也抽时间听了他的讲课，并高兴地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他还希望范文澜继续开展历史研究和写作工作，以便对当时思想界甚嚣尘上的封建复古逆流进行斗争。不久，他进一步要求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组织编写中国历史读本，围绕抗日战争期间人们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疑问，给出历史的客观的回答，以此服务于中国的革命斗争，同时也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毛泽东以及中共全党上下对这部史著充满了殷切期待。正如这部书出版时序言中所说的：“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整个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的目标前进。”
1941年，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后，由于经过了全党的整风，这时研究的重点是强调“中国问题”。范文澜领导的历史研究室就以编写中国通史为主要任务。写作的人员除了尹达、叶蠖生、金灿然、谢华、佟冬、唐国庆等人外，还有特别研究员齐燕铭、吕振羽。应该说，范文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整风，甚至对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都有一定的贡献。比如毛泽东当时的名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第一章的“中国社会”里就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些还是他们起草再由毛泽东修订而成的。
由范文澜统稿的这部史著出版后，由于其中贯彻了“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和原则“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着重讲述阶级斗争和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和外来侵略的伟大传统、注重讲述历史上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等，从而鲜明地与此前的“正史”和各种通史显著有别，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雪》的被披露，随后，它不仅成为解放区整风和学习的一部基本读物，也是当时国统区爱国和民主的知识分子给予极大热忱的一部史著。因为它以通史的形式解释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历史观，且资料丰富。正如当时有广告称：“举凡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无不充分利用。由于取材丰富，固然与架空立说的公式主义著作不可同日而语，更由于将全部资料加以融会贯通，语出有据而不露繁征博引的痕迹，一方面显示着著者的炉火纯青，迥非食古不化的著作所能望其项背，而同时也光辉地提供了学术与科学大众化的范例。”再加上范文澜“经学巨子”的功底和浙东学派的精神承传，以及流淌在他笔下的精粹文字，于是，这部史著的影响也就愈加扩大，它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大量地、秘密地流进了国统区。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对其恨之入骨
1947年6月，刊登在上海《大公报》上的《中国通史简编》广告明言：“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是本书与一般学院派著作有区别的最大特征”，“阅读了这本通史，就会对中国的前途有所预见，这样阅读此书的意义就不仅是温习中国的过去了”。当然，当时书中讲述的历史发展的“共同性与特殊性”，不免在理解上有教条化的痕迹，即以为人类发展史是以某种给定的方向而循序演进的，所以在书中也留下了时代的特殊痕迹；同时，书中也有“借古喻今”的成分，如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以孙权来暗喻破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还借武则天来痛斥特务统治，这都是当时时代的痕迹。
当然，当时国民党和它的历史学家们是不会坐看这部通史在国统区日益风靡的。也正是这部著作在国统区宣传和热销时，南京《中央日报》发表了社论《介绍一部历史奇书》（重庆《中央日报》随即转载），恶意攻击和诋毁这部史著。社论首先假惺惺地标榜学术著作“依据宪法保障学术自由的原则，当然可以自由流通于社会”，接着却抨击此书“是一部亡国主义的宣传品”，“宗旨在教导一般青年仇视祖国、背叛祖国，另觅外国做他们的宗主”。以《中央日报》的身份，泼妇骂街似的辱骂应该是不合适的，于是，紧接着它就拿出看家本领，以评论家的口吻列举此书的“罪状”：其一，“曲解和附会中国历史的材料，证明中国从古以来是一个不争气的民族，可厌恨的国土”，而“唯一的出路只是农民暴动”；其二，“说明中国从古就没有统一。中国永远是割据纷争的，没有组织的国家。这样就替共产党割据称雄寻出历史的根据，而反对国民革命外求独立、内求统一的民族运动”。看得出来，《中央日报》是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为标准来对范著作书评的，根本谈不到“学术”二字。但它倒是把这部史著估计得很高：“这部书如流传于青年之间，使青年厌恨中国、崇尚杀戮、主张割据、倾心外向，其结果将致一般青年坐视毛泽东共产党破坏中国领土，出卖中国主权，欢迎外国入主中原，更举兵为之先驱而附和之。”
岂料“尴尬人做了尴尬事”，让国民党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没有料到的是，两份《中央日报》刊文大骂范著通史（且又“殃及”到翦伯赞的通史，即社论中在指称范著时竟讹为“伪中央研究院主编的《中国史纲》”），其效果竟为这部史著做了免费广告。人们不禁倒要看看：为什么这部书大得彼辈的惊恐？它揭示了什么历史规律的结论呢？于是，新知书店初版2000册迅即售罄，后加印两次至6000册，这在国统区图书市场上是罕见的。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只好放下“学术自由”的幌子，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大骂范著不久，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也是历史学家）陶希圣向“中央社”发表“谈话”，亟言“近来出版事业颇见萧条，但市场充斥黄色书刊及共党宣传书刊，两者同为麻醉青年之毒物”，而“新知”和“读书”这两家书店，“刊行共匪宣传书籍尤多”，其中“大抵为共匪发动变乱、割据地盘、分裂领土、背叛国家作导线。其历史作品更诱惑青年鄙视祖国历史、仇视中国文化、斫丧民族自信自尊心，为共匪制造背叛祖国之器材”。这就与《中央日报》一个腔调了。其实，《中央日报》上的社论就是此公的手笔，难怪其如出一辙。当时，蒋介石的“捉刀人”陶希圣主持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文化和出版等，范著在国统区的出版和发行应是他的“失职”，所有这一番“亡羊补牢”之举，倒是让“黄色书刊”等在国统区“泛滥成灾”了。
就在社论和“谈话”（也算打过了“招呼”）不久，国民党“文戏”过后是“武戏”，索性公开查禁了范著，出版和发行这部书的新知书店也受到迫害。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出全副武装的军警和特务，包围了这家书店在上海的门市部，甚至还向它架起了机关枪。“新知”的门市部被迫关闭了。
然而，思想和文字是无法用枪炮来封锁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不可遏止的势头仍然在中国各地流传、风行。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检查了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主要是有主观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痕迹，从而给予了修订，使得这部史著更加具有科学性。
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史学巨著。它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
《中国通史简编》当时分为上、中两册（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前夕），分别于1942年9月和12月交延安陕甘宁新华书店出版。后来写成的下册因系近代史部分，体例与前两册有所不同，1946年出版时就改称为《中国近代史》（第一编上册）。1947年7月，上海新知书店为方便读者，出版时将原书的上、下两册合成一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通史简编》在北京重印了一次，从1953年始又由人民出版社以分编的形式出版修订本。至“文革”结束，1978年再易名为《中国通史》，分10册陆续出版。
范文澜的这部史著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堪称“姊妹篇”，又与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吕振羽所著《简明中国通史》并称“五朵金花”，影响甚巨。以上几部通史著作，观点、方法大体相近，最大的区别是在历史分期上，即“郭本”主张战国封建论（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因此后来发行最广），“范本”则是西周封建论，“翦本”、“吕本”与“范本”一致，“尚本”则主张魏晋封建论。此外，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则以秦汉为封建社会的开篇，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则主张东汉封建论，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与“郭本”相同。当然，最不同的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延安时期由毛泽东亲自创意并交代任务、由范文澜组织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集体编写的。这部书出版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既是当时解放区干部和群众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读物之一，也是解放区以外的人们热切关注并通过各种渠道找来阅读的一部书。之所以如此，是它用人们耳目一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过去，并通过这样的讲述宣传了社会发展史，把中国的历史接脉到这部书诞生之时的中国，告诉了人们中国将来的走向。后来这部《中国通史简编》更成为中国史学著作的典范和传世之作，前后40年中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至今还有许多人都是首先通过阅读它来了解中国历史的。
在中共党内大受欢迎，毛泽东对其厚爱有加
范文澜是在1940年初抵达延安的，随即在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任主任并从事研究。当时正是整风的酝酿时期，毛泽东着眼于全党学习的需要，嘱咐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和中央党校讲《中国经学史演变》。毛泽东也抽时间听了他的讲课，并高兴地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他还希望范文澜继续开展历史研究和写作工作，以便对当时思想界甚嚣尘上的封建复古逆流进行斗争。不久，他进一步要求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组织编写中国历史读本，围绕抗日战争期间人们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疑问，给出历史的客观的回答，以此服务于中国的革命斗争，同时也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毛泽东以及中共全党上下对这部史著充满了殷切期待。正如这部书出版时序言中所说的：“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整个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的目标前进。”
1941年，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后，由于经过了全党的整风，这时研究的重点是强调“中国问题”。范文澜领导的历史研究室就以编写中国通史为主要任务。写作的人员除了尹达、叶蠖生、金灿然、谢华、佟冬、唐国庆等人外，还有特别研究员齐燕铭、吕振羽。应该说，范文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整风，甚至对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都有一定的贡献。比如毛泽东当时的名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第一章的“中国社会”里就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些还是他们起草再由毛泽东修订而成的。
由范文澜统稿的这部史著出版后，由于其中贯彻了“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和原则“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着重讲述阶级斗争和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和外来侵略的伟大传统、注重讲述历史上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等，从而鲜明地与此前的“正史”和各种通史显著有别，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雪》的被披露，随后，它不仅成为解放区整风和学习的一部基本读物，也是当时国统区爱国和民主的知识分子给予极大热忱的一部史著。因为它以通史的形式解释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历史观，且资料丰富。正如当时有广告称：“举凡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无不充分利用。由于取材丰富，固然与架空立说的公式主义著作不可同日而语，更由于将全部资料加以融会贯通，语出有据而不露繁征博引的痕迹，一方面显示着著者的炉火纯青，迥非食古不化的著作所能望其项背，而同时也光辉地提供了学术与科学大众化的范例。”再加上范文澜“经学巨子”的功底和浙东学派的精神承传，以及流淌在他笔下的精粹文字，于是，这部史著的影响也就愈加扩大，它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大量地、秘密地流进了国统区。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对其恨之入骨
1947年6月，刊登在上海《大公报》上的《中国通史简编》广告明言：“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是本书与一般学院派著作有区别的最大特征”，“阅读了这本通史，就会对中国的前途有所预见，这样阅读此书的意义就不仅是温习中国的过去了”。当然，当时书中讲述的历史发展的“共同性与特殊性”，不免在理解上有教条化的痕迹，即以为人类发展史是以某种给定的方向而循序演进的，所以在书中也留下了时代的特殊痕迹；同时，书中也有“借古喻今”的成分，如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以孙权来暗喻破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还借武则天来痛斥特务统治，这都是当时时代的痕迹。
当然，当时国民党和它的历史学家们是不会坐看这部通史在国统区日益风靡的。也正是这部著作在国统区宣传和热销时，南京《中央日报》发表了社论《介绍一部历史奇书》（重庆《中央日报》随即转载），恶意攻击和诋毁这部史著。社论首先假惺惺地标榜学术著作“依据宪法保障学术自由的原则，当然可以自由流通于社会”，接着却抨击此书“是一部亡国主义的宣传品”，“宗旨在教导一般青年仇视祖国、背叛祖国，另觅外国做他们的宗主”。以《中央日报》的身份，泼妇骂街似的辱骂应该是不合适的，于是，紧接着它就拿出看家本领，以评论家的口吻列举此书的“罪状”：其一，“曲解和附会中国历史的材料，证明中国从古以来是一个不争气的民族，可厌恨的国土”，而“唯一的出路只是农民暴动”；其二，“说明中国从古就没有统一。中国永远是割据纷争的，没有组织的国家。这样就替共产党割据称雄寻出历史的根据，而反对国民革命外求独立、内求统一的民族运动”。看得出来，《中央日报》是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为标准来对范著作书评的，根本谈不到“学术”二字。但它倒是把这部史著估计得很高：“这部书如流传于青年之间，使青年厌恨中国、崇尚杀戮、主张割据、倾心外向，其结果将致一般青年坐视毛泽东共产党破坏中国领土，出卖中国主权，欢迎外国入主中原，更举兵为之先驱而附和之。”
岂料“尴尬人做了尴尬事”，让国民党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没有料到的是，两份《中央日报》刊文大骂范著通史（且又“殃及”到翦伯赞的通史，即社论中在指称范著时竟讹为“伪中央研究院主编的《中国史纲》”），其效果竟为这部史著做了免费广告。人们不禁倒要看看：为什么这部书大得彼辈的惊恐？它揭示了什么历史规律的结论呢？于是，新知书店初版2000册迅即售罄，后加印两次至6000册，这在国统区图书市场上是罕见的。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只好放下“学术自由”的幌子，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大骂范著不久，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也是历史学家）陶希圣向“中央社”发表“谈话”，亟言“近来出版事业颇见萧条，但市场充斥黄色书刊及共党宣传书刊，两者同为麻醉青年之毒物”，而“新知”和“读书”这两家书店，“刊行共匪宣传书籍尤多”，其中“大抵为共匪发动变乱、割据地盘、分裂领土、背叛国家作导线。其历史作品更诱惑青年鄙视祖国历史、仇视中国文化、斫丧民族自信自尊心，为共匪制造背叛祖国之器材”。这就与《中央日报》一个腔调了。其实，《中央日报》上的社论就是此公的手笔，难怪其如出一辙。当时，蒋介石的“捉刀人”陶希圣主持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文化和出版等，范著在国统区的出版和发行应是他的“失职”，所有这一番“亡羊补牢”之举，倒是让“黄色书刊”等在国统区“泛滥成灾”了。
就在社论和“谈话”（也算打过了“招呼”）不久，国民党“文戏”过后是“武戏”，索性公开查禁了范著，出版和发行这部书的新知书店也受到迫害。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出全副武装的军警和特务，包围了这家书店在上海的门市部，甚至还向它架起了机关枪。“新知”的门市部被迫关闭了。
然而，思想和文字是无法用枪炮来封锁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不可遏止的势头仍然在中国各地流传、风行。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检查了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主要是有主观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痕迹，从而给予了修订，使得这部史著更加具有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