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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方周末》以深度报道著称于世，本文依据叙事学理论，对《南方周末》头版报道的叙述主体进行分析，探讨其深度报道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南方周末》 深度报道 叙述者
叙述者是“叙述文本的讲述者”①，是“叙述文本中最中心的概念。”②没有叙述者的文本是不可能的。叙述者“在文本中的表现程度和方式，以及隐含的选择，赋予了文本以特征。”③新闻报道每天都在叙事，反映在新闻文本上，真实是其立身之本，生命所在。本文以《南方周末》（以下简称南周）2011年头版深度报道中的叙述者为分析对象，管窥南周深度报道的叙事策略和倾向性。
一、样本选择
南周以深度报道见长，头版更是以深度报道著称。深度报道是指“新闻传媒在相对集中的事件和板块中，努力运用广视角、大内容、深层次、多手法的思想视域与报道方式对某新闻事件、新闻现象所进行的专门话题报道或问题研究报道。”④在2011年的头版中，南周共刊载了51篇报道，其中有46篇为深度报道，题材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尤以社会新闻为主，通过对社会事件的深度挖掘，反思中国现存“国民性之矛盾、社会转型之复杂、民意之多变、利益之流转”⑤问题。
二、叙述者分析
文本叙述过程归根结底是人的叙述，人是事件的主体，推动事件的发展与演进。纵览南周深度报道，都以记者为第一叙述人叙述事实。同时文本中还出现了人物叙述者，即第二叙述者。记者并不是时时在场，他常常以外在叙述者的身份隐藏在叙述之外，运用全知视角观察事件，为受众提供全方位信息。通过人称的安排和转换反映叙述文本的写作策略和作者的倾向性。
1、内隐叙述者与外显叙述者相交织
内隐叙述者，指的是记者在文本叙述中将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让故事按照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受众觉察不到叙述者的存在。“这样的叙述者是一个非侵入的叙述者，在叙述文本中以最低限度的操纵来表现情境与事件”。⑥外显叙述者是记者出场叙述故事，他暴露在文本之中，提醒受众记者在现场。
南周中，记者的这两种表现方式相互交织。《地乱了，心却不乱 在大震灾里读日本》，记者描绘了日本人在大灾难面前隐忍、有序和协作的场面。“日本人在加油站前排队，在超市前排队，在电话亭前排队。只要他们看见前面站着两三个，都会自然而然地排在后面。”从这一描绘中，我们只看到一个叙述场面，似乎看不见叙述者，但是并不存在叙述者缺席的情况，只是叙述者最大限度的将自己隐身于场景之外。而内心世界，除非通过被叙述者自己的口中说出来，否则无法保证新闻的真实性。“黑压压的人流”、 “静默的表情和步履”等，这些都可以通过记者的眼睛捕捉到。即使描写日本人的心态，记者也是通过场景表现进行猜测，如“地震对于日本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趔趄”。 “或许”这个猜测性字眼，更大限度的维护新闻报道的真实。
但是记者长时间隐身，又会使受众质疑文本的真实性。记者的出场可以让受众感知到，他确实在第一现场为观众做报道，在情感上更加贴近受众。“由于有了一个实体的人到现场去观察，事实变得具体可感，叙述更客观。”⑦因此我们看到南周的叙述者在文本中跳出来，证实记者的存在，“南方周末记者还注意到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由于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成为许多官员的‘赚钱机器’。”（《科级腐败已成隐患 千万级“小官巨贪”十年查处愈多》）“南方周末记者在交城县天宁镇永宁南街的小巷里曲折前行，找到了华国锋的‘故居’”（《“太寒酸了对不起老人家”山西交城修建华国锋陵墓》）……
2、形象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相伴随
从叙述层次上看，叙述者分为形象叙述者（事件外叙述者）和人物叙述者（事件内叙述者）。“一个处于其所叙述的故事‘上面’或高于这个故事层次的叙述者是故事外叙述者。”⑧它是戏剧式呈现和叙述性概括的结合体，华莱士称之为“第三人称有限视点”⑨，斯坦泽尔则称为“形象叙述”⑩。事件内叙述者，指事件当事人对事件的“现身说法”，是文本的第二层次叙述者，“故事内叙述者不仅承担着叙述的任务，他或她同时也是所讲述的情境与事件中的一个人物，既以一个人物的身份活动，也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形成交流。”⑾
在南周中，形象叙述者的背后总有人物叙述者相伴随。而人物叙述者的身份具有多样性，包括事件当事人、专家学者等。形象叙述者成为第一层次的叙述者统领着全局，人物叙述者作为第二层次叙述者构成文本的血肉。在《“倒卖”学生工——富士康“团购”职技校批发》，记者调查了在读职技校学生的去向，发现许多在读职技校学生更多时间里被派往富士康充当实习生。形象叙述者运用全知视角整体勾勒问题存在的严重性，“这些从技校来‘实习’的学生，他们多数是未成年工。其工作强度、加班时间等，与社会招聘的工人无异。”接着引进第二层次人物叙述者对现象的评说，“‘这些职业教育学校已经成为了给工厂提供年轻、廉价、驯服的劳动力的中介公司。’学者潘毅说”。文本对人物叙述者的陈述采用直接引语，叙述的精确度达到最大化。文本还以当事人作为第二层次叙述者，采用第三人称转述、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方式，还原人物叙述者的生活本像，通过限知视角的展示，丰富了写作手法也保证了叙述的真实性。“黄夏3月8日进厂，这个月工作了20天左右，拿到1300块钱，全都寄回家给妈妈，自己靠学校发的补助生活。”为了更贴近叙述主体，文本又采用自由式直接引语，“黄夏开始琢磨自己当初读技校的选择：‘我所从事的工种，和富士康通过社会招聘进来的工人一模一样，收入也一模一样。’”。通过形象的第一叙述主体、人物的第二叙事主体变换的叙述方式，文本呈现出层次性和多元性。两种叙述者的交替也体现了问题展示与证实的关系。“由于许多新闻事件发生的当时，新闻记者都无法亲临现场，这样，新闻事实就只能从各个证人的眼光来叙述和透视。”⑿
3、可信叙述者与不可信叙述者相依存
依据第一叙述主体对第二叙述主体的态度，南周文本中可靠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相互依存。基于第二叙述者对事实的相符与背离，可靠叙述者与新闻事实是对应关系，而不可靠的叙述者则是对新闻事实的否认和辩解。两种叙述者的存在体现叙述过程的平衡。
在南周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两种叙述主体的平衡。在《上访就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政府为截访，法令用乱了》中，代课教师王钱香们被清退后，发现一些代课老师却得以“转编”，而县教育局在“转编”资格认定和程序上极不透明。为争取自身利益，在与所在地权力部门斡旋无获下，选择了上访，但是上访的路因当地相关机关百般阻扰而堵死。文本第二叙述人为事件的三方：当事方、对立方、中立方。当事方代表是王钱香，对立方是九江县教育局、九江县公安局，中立方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长期研究上访的学者。第一叙述者让每一方都发言。当事方王钱香们维权之路屡遭艰辛，无奈下，决定再次上访，她感慨的说“我再不相信他们的话了，要到省里去，到北京去。”对立方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直接告诉记者“王钱香上访反映的问题已经终结，她再上访就属于缠访，按照法律程序，是可以处理她的。”学者站在更加超脱的位置评说事件，湛中乐认为“从国务院行政法规，到地方性法规，最后到规范性文件，可以看到，被宪法与《信访条例》保障的公民信访权利，在一步一步缩水。”长期研究上访的法律学者指出“这是一种非法行为，立法法从来没有把行政法规的解释权授予政府”。由于处于中立方，又处于法律解释的权威地位，他们对事件的评价和法律解释就更具有说服力。通过第三方解说，受众知晓了当事方是可靠叙述者，而对立的公权力方是不可靠叙述者。第一叙述者没有干预事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评说，只是将三方的观点平行放置于文本叙述中，让他们自由发言，但是透过这纷繁的表象，受众已经获得了事实真相的相关信息。
4、客观叙述者与干预叙述者相夹杂
从叙述者对事件的立场上看，可分为客观叙述者和干预叙述者。客观叙述者，指叙述主体不动声色的安排事实，依靠事实本身的逻辑力量，“给读者以经久不灭的印象”。⒀干预叙述者，一般指叙述者对事件、人物进行评价。叙述者的干预起到解释、判断与概括的作用。在南周的深度报道中，叙述者干预更多表现为价值判断。
从篇幅上看，客观的叙述者出现的比例超过干预叙述者的身份，南周叙述者通过只言片语的评说体现报纸的倾向性。总体来说，南周深度报道采用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方式，呈现精英化的笔调和草根性立足点。南周首先表现为客观叙述者，通过各方面新闻事实的铺陈叙述，保持文本的平衡。其次，在行文中，客观叙述者转变为干预叙述者。这种干预分布在文本中，有的是开篇总评，定下基调，“对于灾难，日本人的灵魂中有着坦然接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实际中的体现就是忍让、节制、自我管理与相互协调。”（《地乱了，心却不乱 在大震灾里读日本》）有的在行文中针对事实作出判断“‘香港是我家’的归宿感随快速腾飞的经济而得以强化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全港争议内地新移民 香港不高兴？》）这是叙述者在回顾上世纪70年代，香港当地居民面对趋之若鹜的大陆移民的心态评述。也有将评论置于篇尾进行总括性评价“无论如何，故宫是属于公众的博物馆，对于每个人，那里都应该是美好和开放无阻的”（《夜宴紫禁城》），这是故宫新修葺的建福宫只面向上层人士开放，叙述者在调查之后进行的价值判断。南周干预叙述者像一位观察者和思考者，带着问题，娓娓叙说事实，在某些时候，以高出事实的姿态，进行只言片语的评说。这些评论文字简洁、洗练、畅达，与叙述的事实很好的融为一体，犹如一股从事实大河中渗透出的涓涓细流，令受众耳目一新，也提升了受众的认识，自然而不突兀。更多时候，第一叙述人将评论让位于专家学者，以他们之口表达自己的思考和看法，让干预叙述者转换为客观叙述人。
总体来说，南周在叙事中，透过不同叙述主体的变换和设置，既坚持了新闻客观真实的原则，又使文本更加立体可感，同时在字里行间透露了倾向性，“正是这种坚持不懈和新闻专业主义朝向为它赢得了公信力和影响力。”⒁
参考文献
①⑥⑧⑾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0、65、59
②③[荷]米克·巴尔 著，谭君强 译：《叙述学 叙述理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
④欧阳明：《深度写作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5
⑤⒁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方传媒研究》[D].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7、127
⑦黎明洁：《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22
⑨⑩[美]华莱士·马丁 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1
⑿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37
⒀程天敏：《新闻写作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7
（作者：广西大学2010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南方周末》 深度报道 叙述者
叙述者是“叙述文本的讲述者”①，是“叙述文本中最中心的概念。”②没有叙述者的文本是不可能的。叙述者“在文本中的表现程度和方式，以及隐含的选择，赋予了文本以特征。”③新闻报道每天都在叙事，反映在新闻文本上，真实是其立身之本，生命所在。本文以《南方周末》（以下简称南周）2011年头版深度报道中的叙述者为分析对象，管窥南周深度报道的叙事策略和倾向性。
一、样本选择
南周以深度报道见长，头版更是以深度报道著称。深度报道是指“新闻传媒在相对集中的事件和板块中，努力运用广视角、大内容、深层次、多手法的思想视域与报道方式对某新闻事件、新闻现象所进行的专门话题报道或问题研究报道。”④在2011年的头版中，南周共刊载了51篇报道，其中有46篇为深度报道，题材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尤以社会新闻为主，通过对社会事件的深度挖掘，反思中国现存“国民性之矛盾、社会转型之复杂、民意之多变、利益之流转”⑤问题。
二、叙述者分析
文本叙述过程归根结底是人的叙述，人是事件的主体，推动事件的发展与演进。纵览南周深度报道，都以记者为第一叙述人叙述事实。同时文本中还出现了人物叙述者，即第二叙述者。记者并不是时时在场，他常常以外在叙述者的身份隐藏在叙述之外，运用全知视角观察事件，为受众提供全方位信息。通过人称的安排和转换反映叙述文本的写作策略和作者的倾向性。
1、内隐叙述者与外显叙述者相交织
内隐叙述者，指的是记者在文本叙述中将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让故事按照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受众觉察不到叙述者的存在。“这样的叙述者是一个非侵入的叙述者，在叙述文本中以最低限度的操纵来表现情境与事件”。⑥外显叙述者是记者出场叙述故事，他暴露在文本之中，提醒受众记者在现场。
南周中，记者的这两种表现方式相互交织。《地乱了，心却不乱 在大震灾里读日本》，记者描绘了日本人在大灾难面前隐忍、有序和协作的场面。“日本人在加油站前排队，在超市前排队，在电话亭前排队。只要他们看见前面站着两三个，都会自然而然地排在后面。”从这一描绘中，我们只看到一个叙述场面，似乎看不见叙述者，但是并不存在叙述者缺席的情况，只是叙述者最大限度的将自己隐身于场景之外。而内心世界，除非通过被叙述者自己的口中说出来，否则无法保证新闻的真实性。“黑压压的人流”、 “静默的表情和步履”等，这些都可以通过记者的眼睛捕捉到。即使描写日本人的心态，记者也是通过场景表现进行猜测，如“地震对于日本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趔趄”。 “或许”这个猜测性字眼，更大限度的维护新闻报道的真实。
但是记者长时间隐身，又会使受众质疑文本的真实性。记者的出场可以让受众感知到，他确实在第一现场为观众做报道，在情感上更加贴近受众。“由于有了一个实体的人到现场去观察，事实变得具体可感，叙述更客观。”⑦因此我们看到南周的叙述者在文本中跳出来，证实记者的存在，“南方周末记者还注意到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由于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成为许多官员的‘赚钱机器’。”（《科级腐败已成隐患 千万级“小官巨贪”十年查处愈多》）“南方周末记者在交城县天宁镇永宁南街的小巷里曲折前行，找到了华国锋的‘故居’”（《“太寒酸了对不起老人家”山西交城修建华国锋陵墓》）……
2、形象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相伴随
从叙述层次上看，叙述者分为形象叙述者（事件外叙述者）和人物叙述者（事件内叙述者）。“一个处于其所叙述的故事‘上面’或高于这个故事层次的叙述者是故事外叙述者。”⑧它是戏剧式呈现和叙述性概括的结合体，华莱士称之为“第三人称有限视点”⑨，斯坦泽尔则称为“形象叙述”⑩。事件内叙述者，指事件当事人对事件的“现身说法”，是文本的第二层次叙述者，“故事内叙述者不仅承担着叙述的任务，他或她同时也是所讲述的情境与事件中的一个人物，既以一个人物的身份活动，也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形成交流。”⑾
在南周中，形象叙述者的背后总有人物叙述者相伴随。而人物叙述者的身份具有多样性，包括事件当事人、专家学者等。形象叙述者成为第一层次的叙述者统领着全局，人物叙述者作为第二层次叙述者构成文本的血肉。在《“倒卖”学生工——富士康“团购”职技校批发》，记者调查了在读职技校学生的去向，发现许多在读职技校学生更多时间里被派往富士康充当实习生。形象叙述者运用全知视角整体勾勒问题存在的严重性，“这些从技校来‘实习’的学生，他们多数是未成年工。其工作强度、加班时间等，与社会招聘的工人无异。”接着引进第二层次人物叙述者对现象的评说，“‘这些职业教育学校已经成为了给工厂提供年轻、廉价、驯服的劳动力的中介公司。’学者潘毅说”。文本对人物叙述者的陈述采用直接引语，叙述的精确度达到最大化。文本还以当事人作为第二层次叙述者，采用第三人称转述、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方式，还原人物叙述者的生活本像，通过限知视角的展示，丰富了写作手法也保证了叙述的真实性。“黄夏3月8日进厂，这个月工作了20天左右，拿到1300块钱，全都寄回家给妈妈，自己靠学校发的补助生活。”为了更贴近叙述主体，文本又采用自由式直接引语，“黄夏开始琢磨自己当初读技校的选择：‘我所从事的工种，和富士康通过社会招聘进来的工人一模一样，收入也一模一样。’”。通过形象的第一叙述主体、人物的第二叙事主体变换的叙述方式，文本呈现出层次性和多元性。两种叙述者的交替也体现了问题展示与证实的关系。“由于许多新闻事件发生的当时，新闻记者都无法亲临现场，这样，新闻事实就只能从各个证人的眼光来叙述和透视。”⑿
3、可信叙述者与不可信叙述者相依存
依据第一叙述主体对第二叙述主体的态度，南周文本中可靠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相互依存。基于第二叙述者对事实的相符与背离，可靠叙述者与新闻事实是对应关系，而不可靠的叙述者则是对新闻事实的否认和辩解。两种叙述者的存在体现叙述过程的平衡。
在南周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两种叙述主体的平衡。在《上访就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政府为截访，法令用乱了》中，代课教师王钱香们被清退后，发现一些代课老师却得以“转编”，而县教育局在“转编”资格认定和程序上极不透明。为争取自身利益，在与所在地权力部门斡旋无获下，选择了上访，但是上访的路因当地相关机关百般阻扰而堵死。文本第二叙述人为事件的三方：当事方、对立方、中立方。当事方代表是王钱香，对立方是九江县教育局、九江县公安局，中立方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长期研究上访的学者。第一叙述者让每一方都发言。当事方王钱香们维权之路屡遭艰辛，无奈下，决定再次上访，她感慨的说“我再不相信他们的话了，要到省里去，到北京去。”对立方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直接告诉记者“王钱香上访反映的问题已经终结，她再上访就属于缠访，按照法律程序，是可以处理她的。”学者站在更加超脱的位置评说事件，湛中乐认为“从国务院行政法规，到地方性法规，最后到规范性文件，可以看到，被宪法与《信访条例》保障的公民信访权利，在一步一步缩水。”长期研究上访的法律学者指出“这是一种非法行为，立法法从来没有把行政法规的解释权授予政府”。由于处于中立方，又处于法律解释的权威地位，他们对事件的评价和法律解释就更具有说服力。通过第三方解说，受众知晓了当事方是可靠叙述者，而对立的公权力方是不可靠叙述者。第一叙述者没有干预事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评说，只是将三方的观点平行放置于文本叙述中，让他们自由发言，但是透过这纷繁的表象，受众已经获得了事实真相的相关信息。
4、客观叙述者与干预叙述者相夹杂
从叙述者对事件的立场上看，可分为客观叙述者和干预叙述者。客观叙述者，指叙述主体不动声色的安排事实，依靠事实本身的逻辑力量，“给读者以经久不灭的印象”。⒀干预叙述者，一般指叙述者对事件、人物进行评价。叙述者的干预起到解释、判断与概括的作用。在南周的深度报道中，叙述者干预更多表现为价值判断。
从篇幅上看，客观的叙述者出现的比例超过干预叙述者的身份，南周叙述者通过只言片语的评说体现报纸的倾向性。总体来说，南周深度报道采用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方式，呈现精英化的笔调和草根性立足点。南周首先表现为客观叙述者，通过各方面新闻事实的铺陈叙述，保持文本的平衡。其次，在行文中，客观叙述者转变为干预叙述者。这种干预分布在文本中，有的是开篇总评，定下基调，“对于灾难，日本人的灵魂中有着坦然接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实际中的体现就是忍让、节制、自我管理与相互协调。”（《地乱了，心却不乱 在大震灾里读日本》）有的在行文中针对事实作出判断“‘香港是我家’的归宿感随快速腾飞的经济而得以强化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全港争议内地新移民 香港不高兴？》）这是叙述者在回顾上世纪70年代，香港当地居民面对趋之若鹜的大陆移民的心态评述。也有将评论置于篇尾进行总括性评价“无论如何，故宫是属于公众的博物馆，对于每个人，那里都应该是美好和开放无阻的”（《夜宴紫禁城》），这是故宫新修葺的建福宫只面向上层人士开放，叙述者在调查之后进行的价值判断。南周干预叙述者像一位观察者和思考者，带着问题，娓娓叙说事实，在某些时候，以高出事实的姿态，进行只言片语的评说。这些评论文字简洁、洗练、畅达，与叙述的事实很好的融为一体，犹如一股从事实大河中渗透出的涓涓细流，令受众耳目一新，也提升了受众的认识，自然而不突兀。更多时候，第一叙述人将评论让位于专家学者，以他们之口表达自己的思考和看法，让干预叙述者转换为客观叙述人。
总体来说，南周在叙事中，透过不同叙述主体的变换和设置，既坚持了新闻客观真实的原则，又使文本更加立体可感，同时在字里行间透露了倾向性，“正是这种坚持不懈和新闻专业主义朝向为它赢得了公信力和影响力。”⒁
参考文献
①⑥⑧⑾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0、65、59
②③[荷]米克·巴尔 著，谭君强 译：《叙述学 叙述理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
④欧阳明：《深度写作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5
⑤⒁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方传媒研究》[D].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7、127
⑦黎明洁：《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22
⑨⑩[美]华莱士·马丁 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1
⑿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37
⒀程天敏：《新闻写作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7
（作者：广西大学2010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