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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星长泽雅美主演的新电影里，有一幕特别有意思，女主人公一气之下要把男朋友的东西装进垃圾袋，扔之前，却有条不紊地给这些东西分类。而在日剧《打工仔买房记》中，男主人公扔出去的垃圾，被心怀恶意的邻居混入异类垃圾，这袋垃圾因此被退回。类似的垃圾分类剧情，不只存在电影中，而是在每个日本普通人的生活中。
垃圾治理这个全球性难题，日本用27年形成全民参与的氛围，德国把垃圾分类当一项系统工程，大约40年才见效果。接下来，中国该怎么做？照搬日本垃圾分类的成熟经验行不行？
日本为什么要垃圾分类？
扔垃圾，在中国人的习惯里并没有什么难度，喝完的饮料瓶对着垃圾桶，精准投射，两秒钟完成任务。但如果你到日本还这么做，不仅面临不小的罚款，还可能被工作人员“愤怒退回”。乱扔垃圾的代价，一般人可负担不起，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并罚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
高度自律、法治约束、特别麻烦，日本人扔垃圾，为啥一定要这么“上纲上线”？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刘建国教授认为，实行垃圾分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50年前，日本还不是垃圾分类的“佼佼者”，垃圾围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他们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采用填埋方式处理垃圾。在日本，垃圾处理占比最大的方式是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日本有占全球70%的焚烧厂网络，承担了日本超过1/3的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处理重任。但过度依赖垃圾焚烧，导致日本大气中的二恶英含量严重超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二恶英大国”。
为了解决这个环境难题，1970年日本政府从垃圾源头着手，发起了大规模的垃圾分类和回收运动，但效果也并非立竿见影。直到十年后的1980年，垃圾分类才算在日本民众中推行开来。“一开始基于焚烧的垃圾系统，只分可燃与不可燃两种，后来分类框架基本没怎么变，只是在资源垃圾上越分越细。”
刘建国告诉记者，垃圾分类在日本的深化推进，除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还因为“垃圾出口”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日本2017年排出塑料垃圾900万吨左右，其中有140万吨出口，出口至中国的高达72%，通过循环利用成为再生塑料和纤维原料的占23%。
垃圾严格分类后，不仅产生了资源处理受益，也倒逼了日本垃圾减量，创下了人均垃圾产量只有410公斤的世界最低。
日本垃圾分类有多细？媒体报道称，日本横滨的垃圾分类手册多达27页，518项条款，规定之细致，操作之严谨，令人匪夷所思。公众不仅要搞清楚哪一种垃圾放进哪一个垃圾桶，而且，扔垃圾之前还要按照规定分拆或者清洗。香烟盒，要分三类丢弃，外包装是塑料，盒子是纸，铝箔是金属；矿泉水瓶，要拧下盖子，撕掉包装，把瓶子洗干净、踩扁，然后分别丢弃。
还有些垃圾，清理起来更加麻烦。比如，长度过长的木棒，被砍成50厘米等长整齐捆绑起來；用完的油桶会用抹布擦干净，用报纸堵住瓶口；打碎的陶器、玻璃、刀片等危险物品，用报纸包好，必须写上“危险”二字；用过的喷雾器，一定要扎个洞，防止出现爆炸现象；电池、灯管一定要带到超市统一回收，直径超过50厘米的坐垫，需要花钱才能扔等。
在东京留学的中国大二学生Saya，一年前与公寓房东签订了“扔垃圾保证书”，除了保证会遵守政府扔垃圾规范，她还必须遵守房东的要求，比如不能一次性扔出大量垃圾，不能提前扔。这名留学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周垃圾回收时间改在周六早上6 ： 00—8 ： 30，Saya只能早早从床上爬起来扔垃圾。
分类后的垃圾去了哪里？日本的垃圾处理站叫做资源循环站，变废为宝是第一要义。报纸被送到造纸厂，用来生产再生纸；饮料瓶、罐和塑料等被送到工厂处理后做成产品；电视和冰箱等被送到专门的企业进行分解和处理；大衣柜和写字台会被粉碎型垃圾车吞进肚子后，进行再次分类，最后剩下的垃圾渣用来铺路与填海，东京著名的商业区台场，有一半的面积都是垃圾填出来的。
“复制”日本为什么不行
环保业界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论：日本垃圾分类做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复制到中国？事实上，日本国内对于垃圾分类利弊也有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高代价的垃圾分类换来的“循环型环保社会”，会不会存在“投入产出比”的巨大失衡？中部大学教授武田邦彦称：他的学生曾就职于名古屋垃圾回收公司，目睹了垃圾站给仔细分类后的垃圾开出“回收证明”，转身却又将它们送进焚烧炉的事实。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3年的数据统计，日本垃圾的“回收再利用率”低于20%，那么，既然80%垃圾的宿命还是焚烧厂，是不是就断定了垃圾分类本身是在做“无用功”？刘建国教授认为，以焚烧率这一点来反驳日本垃圾分类的价值，显然失之偏颇。“分类不是为了不烧，而是为了好烧及少烧，焚烧与分类并不矛盾，两者的发展成正比例增长”。
如果你再算一笔账的话，垃圾分类体系的构建可以说是一桩划算的买卖。首先它实现了最重要最根本的目标：节约资源，形成了绿色化、集约化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其次，通过这种体系，倒逼我们少产生一点垃圾，由此可见，日本模式对于中国仍然有借鉴意义。“垃圾分类这个事情，我们是一定要做的，但问题在于怎么去做。”刘建国认为，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来看，原封不动地复制日本几乎不可能。
刘建国认为，中国还没有将垃圾分类看作一个动态发展的完整链条，就像“木桶理论”一样，只单一推行科普投放或运输配套，都不可能装满“一整桶水”。
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实行“由鼓励到强制”的垃圾分类，目标是达到2020年35%以上的回收率。
此前的几十年，中国居民依赖由废品回收者、环卫企业、垃圾处理场形成的垃圾处理链条，但现在，完全依靠市场驱动的垃圾分类和回收，显然已经不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过去的方式，垃圾回收和再利用阶段缺乏有效监管，导致部分垃圾回收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流入“三无企业”，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
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垃圾分类体系的建成更不会一蹴而就。
先定一个小目标
在垃圾分类的议题上，中国究竟该从哪一点入手？
刘建国认为，垃圾分类真正的出路，在于个人与政府先要走好扎实的第一步。
首先要解决公众的观念问题。在上海凉城路一个小区，实行“定时定点”扔垃圾试点，60岁的闫阿姨每天必来打卡，她主要的动力来自绿色账户的积分。
如果民众目前还难以自觉分类，刘建国建议，不如先做好适度分类，至少保证分拣过程中垃圾的“纯度”。例如，只要厨余垃圾中没有杂质，那么只分拣出占垃圾总量10%的厨余，其环境效果也优于分拣出50%名为厨余实则是混合垃圾的废弃物。
其次，政府层面要对不执行垃圾分类的行为进行约束。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研究室的周海霞认为，“如果违规者无‘痛’感，那么垃圾强制分类很难实现”。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实行“由鼓励到强制”的垃圾分类，目标是达到2020年35%以上的回收率。
另外，刘建国认为，要拒绝废品回收的“作坊式发展”，提倡“高质量发展”，站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统筹考虑，在算清总账的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将废品回收系统与垃圾处理系统协调一致，即“两网并一网”，才能在符合环境保护标准和质量要求的前提下，使得回收利用清洁、高效、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减量回收。
不管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推行垃圾分类，我们都可以先定一个“人人都可做到”的小目标：将剩菜剩饭等厨余垃圾扔进垃圾桶之前，尽可能先将水沥干，垃圾含水率低了，重量就少了，品质也提升了，后续资源回收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水平也就提高了，这，看似举手之劳，实则意义重大。
（本组文章摘自《新民周刊》2019年第3期）
垃圾治理这个全球性难题，日本用27年形成全民参与的氛围，德国把垃圾分类当一项系统工程，大约40年才见效果。接下来，中国该怎么做？照搬日本垃圾分类的成熟经验行不行？
日本为什么要垃圾分类？
扔垃圾，在中国人的习惯里并没有什么难度，喝完的饮料瓶对着垃圾桶，精准投射，两秒钟完成任务。但如果你到日本还这么做，不仅面临不小的罚款，还可能被工作人员“愤怒退回”。乱扔垃圾的代价，一般人可负担不起，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并罚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
高度自律、法治约束、特别麻烦，日本人扔垃圾，为啥一定要这么“上纲上线”？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刘建国教授认为，实行垃圾分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50年前，日本还不是垃圾分类的“佼佼者”，垃圾围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他们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采用填埋方式处理垃圾。在日本，垃圾处理占比最大的方式是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日本有占全球70%的焚烧厂网络，承担了日本超过1/3的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处理重任。但过度依赖垃圾焚烧，导致日本大气中的二恶英含量严重超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二恶英大国”。
为了解决这个环境难题，1970年日本政府从垃圾源头着手，发起了大规模的垃圾分类和回收运动，但效果也并非立竿见影。直到十年后的1980年，垃圾分类才算在日本民众中推行开来。“一开始基于焚烧的垃圾系统，只分可燃与不可燃两种，后来分类框架基本没怎么变，只是在资源垃圾上越分越细。”
刘建国告诉记者，垃圾分类在日本的深化推进，除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还因为“垃圾出口”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日本2017年排出塑料垃圾900万吨左右，其中有140万吨出口，出口至中国的高达72%，通过循环利用成为再生塑料和纤维原料的占23%。
垃圾严格分类后，不仅产生了资源处理受益，也倒逼了日本垃圾减量，创下了人均垃圾产量只有410公斤的世界最低。
日本垃圾分类有多细？媒体报道称，日本横滨的垃圾分类手册多达27页，518项条款，规定之细致，操作之严谨，令人匪夷所思。公众不仅要搞清楚哪一种垃圾放进哪一个垃圾桶，而且，扔垃圾之前还要按照规定分拆或者清洗。香烟盒，要分三类丢弃，外包装是塑料，盒子是纸，铝箔是金属；矿泉水瓶，要拧下盖子，撕掉包装，把瓶子洗干净、踩扁，然后分别丢弃。
还有些垃圾，清理起来更加麻烦。比如，长度过长的木棒，被砍成50厘米等长整齐捆绑起來；用完的油桶会用抹布擦干净，用报纸堵住瓶口；打碎的陶器、玻璃、刀片等危险物品，用报纸包好，必须写上“危险”二字；用过的喷雾器，一定要扎个洞，防止出现爆炸现象；电池、灯管一定要带到超市统一回收，直径超过50厘米的坐垫，需要花钱才能扔等。
在东京留学的中国大二学生Saya，一年前与公寓房东签订了“扔垃圾保证书”，除了保证会遵守政府扔垃圾规范，她还必须遵守房东的要求，比如不能一次性扔出大量垃圾，不能提前扔。这名留学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周垃圾回收时间改在周六早上6 ： 00—8 ： 30，Saya只能早早从床上爬起来扔垃圾。
分类后的垃圾去了哪里？日本的垃圾处理站叫做资源循环站，变废为宝是第一要义。报纸被送到造纸厂，用来生产再生纸；饮料瓶、罐和塑料等被送到工厂处理后做成产品；电视和冰箱等被送到专门的企业进行分解和处理；大衣柜和写字台会被粉碎型垃圾车吞进肚子后，进行再次分类，最后剩下的垃圾渣用来铺路与填海，东京著名的商业区台场，有一半的面积都是垃圾填出来的。
“复制”日本为什么不行
环保业界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论：日本垃圾分类做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复制到中国？事实上，日本国内对于垃圾分类利弊也有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高代价的垃圾分类换来的“循环型环保社会”，会不会存在“投入产出比”的巨大失衡？中部大学教授武田邦彦称：他的学生曾就职于名古屋垃圾回收公司，目睹了垃圾站给仔细分类后的垃圾开出“回收证明”，转身却又将它们送进焚烧炉的事实。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3年的数据统计，日本垃圾的“回收再利用率”低于20%，那么，既然80%垃圾的宿命还是焚烧厂，是不是就断定了垃圾分类本身是在做“无用功”？刘建国教授认为，以焚烧率这一点来反驳日本垃圾分类的价值，显然失之偏颇。“分类不是为了不烧，而是为了好烧及少烧，焚烧与分类并不矛盾，两者的发展成正比例增长”。
如果你再算一笔账的话，垃圾分类体系的构建可以说是一桩划算的买卖。首先它实现了最重要最根本的目标：节约资源，形成了绿色化、集约化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其次，通过这种体系，倒逼我们少产生一点垃圾，由此可见，日本模式对于中国仍然有借鉴意义。“垃圾分类这个事情，我们是一定要做的，但问题在于怎么去做。”刘建国认为，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来看，原封不动地复制日本几乎不可能。
刘建国认为，中国还没有将垃圾分类看作一个动态发展的完整链条，就像“木桶理论”一样，只单一推行科普投放或运输配套，都不可能装满“一整桶水”。
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实行“由鼓励到强制”的垃圾分类，目标是达到2020年35%以上的回收率。
此前的几十年，中国居民依赖由废品回收者、环卫企业、垃圾处理场形成的垃圾处理链条，但现在，完全依靠市场驱动的垃圾分类和回收，显然已经不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过去的方式，垃圾回收和再利用阶段缺乏有效监管，导致部分垃圾回收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流入“三无企业”，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
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垃圾分类体系的建成更不会一蹴而就。
先定一个小目标
在垃圾分类的议题上，中国究竟该从哪一点入手？
刘建国认为，垃圾分类真正的出路，在于个人与政府先要走好扎实的第一步。
首先要解决公众的观念问题。在上海凉城路一个小区，实行“定时定点”扔垃圾试点，60岁的闫阿姨每天必来打卡，她主要的动力来自绿色账户的积分。
如果民众目前还难以自觉分类，刘建国建议，不如先做好适度分类，至少保证分拣过程中垃圾的“纯度”。例如，只要厨余垃圾中没有杂质，那么只分拣出占垃圾总量10%的厨余，其环境效果也优于分拣出50%名为厨余实则是混合垃圾的废弃物。
其次，政府层面要对不执行垃圾分类的行为进行约束。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研究室的周海霞认为，“如果违规者无‘痛’感，那么垃圾强制分类很难实现”。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实行“由鼓励到强制”的垃圾分类，目标是达到2020年35%以上的回收率。
另外，刘建国认为，要拒绝废品回收的“作坊式发展”，提倡“高质量发展”，站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统筹考虑，在算清总账的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将废品回收系统与垃圾处理系统协调一致，即“两网并一网”，才能在符合环境保护标准和质量要求的前提下，使得回收利用清洁、高效、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减量回收。
不管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推行垃圾分类，我们都可以先定一个“人人都可做到”的小目标：将剩菜剩饭等厨余垃圾扔进垃圾桶之前，尽可能先将水沥干，垃圾含水率低了，重量就少了，品质也提升了，后续资源回收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水平也就提高了，这，看似举手之劳，实则意义重大。
（本组文章摘自《新民周刊》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