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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一部伟大的史诗，遵义会议是这部史诗中最扣人心弦的激越篇章。
遵义，黔北的一座小城，因遵义会议彪炳史册。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的地方，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地方，是党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重大问题开始的地方。
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的壮举，本刊“长征·踏歌寻根”采访报道组走进了遵义，实地感受红军长征途中的峥嵘岁月，倾听在党和红军危急关头留在历史深处的铿锵之声。几天来，记者起早贪黑，连续寻访，试图寻找81年前这样一个大事件，在这座小城中留下的各种记忆和痕迹。几天的所见所闻，让记者兴奋不已、感动不止。
历史在这里转了个弯
把遵义城一分为二的，是一条与红军大血战之地同名的河流——湘江。但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历史在这里转了个弯。
参观完遵义会议旧址后，为了对遵义会议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记者采访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党史专家、遵义会议研究专家费侃如先生。费老著述颇丰，虽已年近八旬，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费老娓娓的讲述把记者带入了那段激荡人心的历史。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座小楼里秘密召开，每天傍晚开会一直到次日凌晨结束，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在此以前的3年时间里，毛泽东被边缘化，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是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湘江一战，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红军的出路在哪里？
在崎岖的转战路上，两架竹竿担架如影相随，担架上躺着王稼祥和毛泽东。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腹部受伤，弹片还在腹中，毛泽东疟疾缠身，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
遵義会议在看似波澜不惊中如期举行，王稼祥照样是被抬进会议室的。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把失败归咎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等客观条件。会议交锋非常激烈。毛泽东在会上进行了长篇发言。他用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用粉碎敌人前四次“围剿”的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党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了错误……
坐在门口的李德一言不发，面前的烟头堆成了小山。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在到任后的短短一年多内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不仅葬送了中央苏区，而且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屡遭重创。
会议整整开了3天。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应由“三人团”负责，博古、李德应负主要责任。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四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规定今后由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这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费老语速缓慢，引经据典，逻辑清晰地为记者分析了遵义会议的深远影响和意义。他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历史性决断的会议。毛泽东同志1963年同外宾谈话时更明确地说道：“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次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一切按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会后，党和红军立刻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四渡赤水，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挥师北上，到达陕北，取得长征的胜利。
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中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到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费老总结说，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在于：开始在全党范围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保证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紅军菩萨”：百姓心中的神
红军万里长征动人心魄，遵义会议精神代代流传。红军纵横万里，最关键的会议、最重大的转折、最英勇的战斗，都发生在遵义这块极富灵性的土地上。81年前，当地百姓亲眼见证了红军的英雄壮举。怀着对红军的感激、惦念和崇敬之情，大量可歌可泣的红军故事在老百姓之间口耳相传，流传至今，积淀了深厚的红色文化和长征精神。其中妇孺皆知的当属“红军菩萨”的故事了。
因红军烈士陵园坐落于遵义市城区的凤凰山上，当地人都叫这座山为“红军山”。记者沿着红军烈士陵园的石梯拾阶而上，苍松翠柏间，只见在一座红军坟的前面，一尊四五米高的铜像格外引人注目：一位女红军卫生员搂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拿着一个磨损变形的水壶给孩子喂药。
这尊雕像，就是遵义人民心中的神——“红军菩萨”。
铜像上挂满了红领巾和红布带，雕像前的香炉里香火不断，以每年清明前后最盛，时不时还有市民走过来虔诚地鞠上一躬，然后上前摸摸红军铜像的脚——据传，摸红军脚可以治病保安康。在无数人的抚摸下，红军像的腿脚已经泛出光亮的金色。 这座被当地人神化，被雕塑家艺术化的雕像，其历史有据可查。只是，历史的原型是个男的小红军卫生员，名叫龙思泉，广西人。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加入红军，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牺牲前担任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二营卫生员。
1935年1月，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后，龙思泉随队到达遵义东南桑木垭一带。当地老百姓由于缺医少药，无力治疗，伤寒疾病在老百姓中流行。中医世家出身的龙思泉，饱含深情，日夜奔走为乡亲们治病，经他诊治过的病人全都病除康复。如此，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几十里地的农民都请他治病，认定他是一位救苦救难的“红军菩萨”。
一天，村里有位老人生了重病，他的孩子从十多里远的地方来到部队，请红军卫生员去给他父亲看病。经部队首长批准，龙思泉冒雨出诊，当天，他留在病人家中观察治疗。
第二天，龙思泉返回驻地，但由于执行紧急任务，部队已转移。于是，他告别了乡亲们去追赶部队。然而没过多久，就传来一阵枪响。乡亲们循着枪声赶到桑木垭时，他已经倒在血泊中。老百姓感其恩德，偷偷将其遗体掩埋，并不断有人去烧香烧纸。敌人知道后欲挖坟抛尸，百姓便与敌人开始了长期挖坟护坟的斗争，并传说龙思泉是“菩萨转世”，得罪了要遭报应。
此事越传越神，说是“红军菩萨”确实灵验，祛病消灾，降福送子。男卫生员龙思泉也被老百姓传来传去，成了温柔和善的女卫生员。
解放后，遵义市人民政府将龙思泉的遗骸迁葬至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自从坟墓迁来，百姓也就跟着来这里烧香。百姓对红军的朴素感情，就以这种形式延续下来。特别是每年清明，前来为英烈祭扫的市民络绎不绝，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红色情结。
正当记者凝望着铜像前香炉里袅袅飘散的香烟并采访两个烧香的老太太时，身边传来了两个年轻游客小声的质疑声：“这也太迷信了。”记者也有些为这种传言中的神化色彩而微感不安时，旁边一位老人很虔诚地说：“‘红军菩萨’是好人，我们拜他不是迷信，而是为了记住他。”听了这话，记者释然了。传言本身的内容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的化身。
如今，清早到红军山上唱“红歌”，摸摸“红军菩萨”的脚，傍晚坐在湘江河边聊天，闲暇时到附近的红军街逛逛……81年前的那些传奇故事，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遵义人寻常的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一部分。
娄山关前倾听“马蹄声碎”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81年前的1935年2月，毛泽东随着中央军委纵队策马越过川黔第一雄关娄山关时，挥毫写下他后来认为自己一生最好的词——《忆秦娥·娄山关》。
81年后，记者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来到了遵义市南郊的娄山关，感受红军在这里取得长征途中首个大胜仗时的喜悦。
娄山关屹立在贵州北部，是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周围山峰如剑，直插云霄，中间只有一条公路，是当年从贵州进入四川的唯一通道。记者在乘车去往娄山关的路上，公路陡曲险仄，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从遵义市到娄山关仅50多公里的路程，但我们行驶了两小时才抵达。
记者先參观了娄山关红军战斗纪念馆。站立馆前，只见大门正中高悬巨匾，上书“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几个雄浑有力的大字。在大厅的入口处，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遵义战役的声光电沙盘，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的模拟，真实再现了当年整个战役的战斗场景。大厅内的墙壁上，则布满了娄山关战斗及遵义战役战斗经过的文字图片资料，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娄山关的照片等。二楼主要馆藏当年红军战士用过的迫击炮、步枪、战刀、马灯、布包、草鞋、蓑衣、被子、炊具等军用物资和生活器具。
从陈列馆出来，冒着菲菲细雨，记者顺着蜿蜒湿滑的石梯登上小尖山山顶，抬眼望去，娄山关战斗纪念碑座落在两山之间，碑身下方横刻张爱萍将军手书的“遵义战役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15个阴刻鎏金行书大字。碑体为两根并列巨柱，顶端状如两柄斜尖的刺刀，主要象征着娄山关群峰刺天、中通一线的雄险形势。在碑体二柱上方分别嵌有黑红大理石，南侧一面镂雕一面红军战旗，北侧镌刻有张爱萍手书《西江月·遵义大捷》手迹。碑座南侧为黑色大理石贴面，北侧嵌有汉白玉浮雕，上面刻有娄山关战斗中红军将领跃马横枪攻克天险的英雄群像，碑座东侧则刻有“娄山关战斗简介”阴刻鎏金碑文。
在山顶的正中央，还残存有一长约七八十米的石垒战壕，是当年“黔军”修筑的作战工事，现保存依如原貌。当年红军就是在歼灭山上的全部守敌后，充分利用敌人修筑的作战工事控制了关口，从而扭转了战局。在石垒战壕的旁边，有一巨石竖立其间，上面镌刻有“遵义战役·娄山关小尖山遗址”字样，施以朱漆，仔细端详，为我国著名军旅书法家李铎所题。
从山顶远远望去，娄山关上千峰万仞，重崖叠嶂。山下的川黔公路像一条飘带，从山间盘旋缠绕而过，一直延伸到远方，慢慢消失在茫茫的山色和云雾之中。娄山关自古为黔渝两地间的咽喉，历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被稱为黔北第一关，今天看了，果然名不虚传。
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间，我们还能依稀感受到当年英勇的红军战士们，高呼口号浴血冲锋的憾人场景……
缓步山顶，恍然间，记者仿佛听到了阵阵轰鸣的炮火声。那是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两渡赤水，再回师黔北，与黔军激战于娄山关，经过反复的浴血奋战，共歼敌3个团，终于夺得关隘，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从而点燃了万里长征的曙光。
81年前，地球上那两万五千里的红飘带延续到此，骤然闪耀一束耀眼的光芒——在那栋小楼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于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中国革命从濒临绝境走向柳暗花明……
采访手记
信念的力量
几天的时间，在遵义这块红色圣地，记者一路采访，一路思考：遵义会议的精神是什么？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78岁的费侃如为我们总结了20个字：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这些，恰恰赋予遵义作为“转折之城”独特的内涵与底蕴。这种精神不仅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和将来，它是超越时空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正是由于有坚定的信仰和必胜的信念，所以才能经历磨难而不垮，屡遭挫折而不散。1935年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万多人经过湘江战役后锐减到不足3万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围追，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战士，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官兵处变不惊，遇难不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积极寻找正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才使遵义会议得以召开，错误路线得以纠正，正确路线得以确立，从而转危为安！伟大的理想必定产生伟大的动力，坚定的信念必然激发不懈的追求和坚强毅力。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就有了坚定的奋斗目标、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发扬坚定信念、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正是这种精神，才铸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今天的遵义人发扬这种精神，与时俱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新的突破和跨越式发展。21世纪，靠坚定的理想信念，我们一定能再创一个新长征的奇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遵义，黔北的一座小城，因遵义会议彪炳史册。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的地方，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地方，是党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重大问题开始的地方。
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的壮举，本刊“长征·踏歌寻根”采访报道组走进了遵义，实地感受红军长征途中的峥嵘岁月，倾听在党和红军危急关头留在历史深处的铿锵之声。几天来，记者起早贪黑，连续寻访，试图寻找81年前这样一个大事件，在这座小城中留下的各种记忆和痕迹。几天的所见所闻，让记者兴奋不已、感动不止。
历史在这里转了个弯
把遵义城一分为二的，是一条与红军大血战之地同名的河流——湘江。但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历史在这里转了个弯。
参观完遵义会议旧址后，为了对遵义会议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记者采访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党史专家、遵义会议研究专家费侃如先生。费老著述颇丰，虽已年近八旬，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费老娓娓的讲述把记者带入了那段激荡人心的历史。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座小楼里秘密召开，每天傍晚开会一直到次日凌晨结束，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在此以前的3年时间里，毛泽东被边缘化，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是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湘江一战，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红军的出路在哪里？
在崎岖的转战路上，两架竹竿担架如影相随，担架上躺着王稼祥和毛泽东。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腹部受伤，弹片还在腹中，毛泽东疟疾缠身，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
遵義会议在看似波澜不惊中如期举行，王稼祥照样是被抬进会议室的。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把失败归咎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等客观条件。会议交锋非常激烈。毛泽东在会上进行了长篇发言。他用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用粉碎敌人前四次“围剿”的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党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了错误……
坐在门口的李德一言不发，面前的烟头堆成了小山。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在到任后的短短一年多内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不仅葬送了中央苏区，而且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屡遭重创。
会议整整开了3天。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应由“三人团”负责，博古、李德应负主要责任。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四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规定今后由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这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费老语速缓慢，引经据典，逻辑清晰地为记者分析了遵义会议的深远影响和意义。他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历史性决断的会议。毛泽东同志1963年同外宾谈话时更明确地说道：“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次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一切按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会后，党和红军立刻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四渡赤水，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挥师北上，到达陕北，取得长征的胜利。
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中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到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费老总结说，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在于：开始在全党范围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保证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紅军菩萨”：百姓心中的神
红军万里长征动人心魄，遵义会议精神代代流传。红军纵横万里，最关键的会议、最重大的转折、最英勇的战斗，都发生在遵义这块极富灵性的土地上。81年前，当地百姓亲眼见证了红军的英雄壮举。怀着对红军的感激、惦念和崇敬之情，大量可歌可泣的红军故事在老百姓之间口耳相传，流传至今，积淀了深厚的红色文化和长征精神。其中妇孺皆知的当属“红军菩萨”的故事了。
因红军烈士陵园坐落于遵义市城区的凤凰山上，当地人都叫这座山为“红军山”。记者沿着红军烈士陵园的石梯拾阶而上，苍松翠柏间，只见在一座红军坟的前面，一尊四五米高的铜像格外引人注目：一位女红军卫生员搂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拿着一个磨损变形的水壶给孩子喂药。
这尊雕像，就是遵义人民心中的神——“红军菩萨”。
铜像上挂满了红领巾和红布带，雕像前的香炉里香火不断，以每年清明前后最盛，时不时还有市民走过来虔诚地鞠上一躬，然后上前摸摸红军铜像的脚——据传，摸红军脚可以治病保安康。在无数人的抚摸下，红军像的腿脚已经泛出光亮的金色。 这座被当地人神化，被雕塑家艺术化的雕像，其历史有据可查。只是，历史的原型是个男的小红军卫生员，名叫龙思泉，广西人。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加入红军，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牺牲前担任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二营卫生员。
1935年1月，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后，龙思泉随队到达遵义东南桑木垭一带。当地老百姓由于缺医少药，无力治疗，伤寒疾病在老百姓中流行。中医世家出身的龙思泉，饱含深情，日夜奔走为乡亲们治病，经他诊治过的病人全都病除康复。如此，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几十里地的农民都请他治病，认定他是一位救苦救难的“红军菩萨”。
一天，村里有位老人生了重病，他的孩子从十多里远的地方来到部队，请红军卫生员去给他父亲看病。经部队首长批准，龙思泉冒雨出诊，当天，他留在病人家中观察治疗。
第二天，龙思泉返回驻地，但由于执行紧急任务，部队已转移。于是，他告别了乡亲们去追赶部队。然而没过多久，就传来一阵枪响。乡亲们循着枪声赶到桑木垭时，他已经倒在血泊中。老百姓感其恩德，偷偷将其遗体掩埋，并不断有人去烧香烧纸。敌人知道后欲挖坟抛尸，百姓便与敌人开始了长期挖坟护坟的斗争，并传说龙思泉是“菩萨转世”，得罪了要遭报应。
此事越传越神，说是“红军菩萨”确实灵验，祛病消灾，降福送子。男卫生员龙思泉也被老百姓传来传去，成了温柔和善的女卫生员。
解放后，遵义市人民政府将龙思泉的遗骸迁葬至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自从坟墓迁来，百姓也就跟着来这里烧香。百姓对红军的朴素感情，就以这种形式延续下来。特别是每年清明，前来为英烈祭扫的市民络绎不绝，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红色情结。
正当记者凝望着铜像前香炉里袅袅飘散的香烟并采访两个烧香的老太太时，身边传来了两个年轻游客小声的质疑声：“这也太迷信了。”记者也有些为这种传言中的神化色彩而微感不安时，旁边一位老人很虔诚地说：“‘红军菩萨’是好人，我们拜他不是迷信，而是为了记住他。”听了这话，记者释然了。传言本身的内容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的化身。
如今，清早到红军山上唱“红歌”，摸摸“红军菩萨”的脚，傍晚坐在湘江河边聊天，闲暇时到附近的红军街逛逛……81年前的那些传奇故事，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遵义人寻常的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一部分。
娄山关前倾听“马蹄声碎”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81年前的1935年2月，毛泽东随着中央军委纵队策马越过川黔第一雄关娄山关时，挥毫写下他后来认为自己一生最好的词——《忆秦娥·娄山关》。
81年后，记者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来到了遵义市南郊的娄山关，感受红军在这里取得长征途中首个大胜仗时的喜悦。
娄山关屹立在贵州北部，是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周围山峰如剑，直插云霄，中间只有一条公路，是当年从贵州进入四川的唯一通道。记者在乘车去往娄山关的路上，公路陡曲险仄，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从遵义市到娄山关仅50多公里的路程，但我们行驶了两小时才抵达。
记者先參观了娄山关红军战斗纪念馆。站立馆前，只见大门正中高悬巨匾，上书“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几个雄浑有力的大字。在大厅的入口处，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遵义战役的声光电沙盘，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的模拟，真实再现了当年整个战役的战斗场景。大厅内的墙壁上，则布满了娄山关战斗及遵义战役战斗经过的文字图片资料，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娄山关的照片等。二楼主要馆藏当年红军战士用过的迫击炮、步枪、战刀、马灯、布包、草鞋、蓑衣、被子、炊具等军用物资和生活器具。
从陈列馆出来，冒着菲菲细雨，记者顺着蜿蜒湿滑的石梯登上小尖山山顶，抬眼望去，娄山关战斗纪念碑座落在两山之间，碑身下方横刻张爱萍将军手书的“遵义战役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15个阴刻鎏金行书大字。碑体为两根并列巨柱，顶端状如两柄斜尖的刺刀，主要象征着娄山关群峰刺天、中通一线的雄险形势。在碑体二柱上方分别嵌有黑红大理石，南侧一面镂雕一面红军战旗，北侧镌刻有张爱萍手书《西江月·遵义大捷》手迹。碑座南侧为黑色大理石贴面，北侧嵌有汉白玉浮雕，上面刻有娄山关战斗中红军将领跃马横枪攻克天险的英雄群像，碑座东侧则刻有“娄山关战斗简介”阴刻鎏金碑文。
在山顶的正中央，还残存有一长约七八十米的石垒战壕，是当年“黔军”修筑的作战工事，现保存依如原貌。当年红军就是在歼灭山上的全部守敌后，充分利用敌人修筑的作战工事控制了关口，从而扭转了战局。在石垒战壕的旁边，有一巨石竖立其间，上面镌刻有“遵义战役·娄山关小尖山遗址”字样，施以朱漆，仔细端详，为我国著名军旅书法家李铎所题。
从山顶远远望去，娄山关上千峰万仞，重崖叠嶂。山下的川黔公路像一条飘带，从山间盘旋缠绕而过，一直延伸到远方，慢慢消失在茫茫的山色和云雾之中。娄山关自古为黔渝两地间的咽喉，历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被稱为黔北第一关，今天看了，果然名不虚传。
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间，我们还能依稀感受到当年英勇的红军战士们，高呼口号浴血冲锋的憾人场景……
缓步山顶，恍然间，记者仿佛听到了阵阵轰鸣的炮火声。那是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两渡赤水，再回师黔北，与黔军激战于娄山关，经过反复的浴血奋战，共歼敌3个团，终于夺得关隘，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从而点燃了万里长征的曙光。
81年前，地球上那两万五千里的红飘带延续到此，骤然闪耀一束耀眼的光芒——在那栋小楼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于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中国革命从濒临绝境走向柳暗花明……
采访手记
信念的力量
几天的时间，在遵义这块红色圣地，记者一路采访，一路思考：遵义会议的精神是什么？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78岁的费侃如为我们总结了20个字：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这些，恰恰赋予遵义作为“转折之城”独特的内涵与底蕴。这种精神不仅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和将来，它是超越时空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正是由于有坚定的信仰和必胜的信念，所以才能经历磨难而不垮，屡遭挫折而不散。1935年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万多人经过湘江战役后锐减到不足3万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围追，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战士，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官兵处变不惊，遇难不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积极寻找正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才使遵义会议得以召开，错误路线得以纠正，正确路线得以确立，从而转危为安！伟大的理想必定产生伟大的动力，坚定的信念必然激发不懈的追求和坚强毅力。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就有了坚定的奋斗目标、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发扬坚定信念、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正是这种精神，才铸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今天的遵义人发扬这种精神，与时俱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新的突破和跨越式发展。21世纪，靠坚定的理想信念，我们一定能再创一个新长征的奇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