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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上海，遭到中国守军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1月29日凌晨4时20分，多架日机由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第三舰队航空母舰上起飞，向上海闸北一带俯冲空袭。上午10时许，日机向位于闸北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投弹数枚，引起猛烈爆炸，由于厂房内纸制品堆积甚多，燃烧极快，到下午5时许，全厂尽毁，纸灰飞达数十里外，商务印书馆数座厂房被烧成断壁残垣，变成一片瓦砾。由于处在战地，无法救火，火焰冲过宝山路，燃着四周民房。2月1日上午8时许，火势蔓延到商务印书馆所属之东方图书馆，顿时浓烟滚滚，至傍晚，该馆的五层大厦被焚毁一空，所藏图书全部付之一炬。
商务印书馆被毁，是自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中华文化宝库的又一次大浩劫，其损失是无法用金钱估价的，是无法弥补的。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这笔债，值得国人永远牢记。商务印书馆始创于1897年，先由印刷工人夏瑞芳、高凤池和鲍氏咸恩、咸昌、咸享三兄弟集资4000银圆，在上海江西路赁屋3间，购置印刷机数架，经营印刷事业，后来不断发展扩充。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东面购置了80余亩土地，开始大规模扩建，到1932年被毁前，商务印书馆已是一个拥有四个印刷所、一个东方图书馆、一个编译所、一所尚公小学，以及杂志社、函授学社和若干书店在内的大型印刷、文化和图书发行企业，在全国各大城市和香港都设有分馆，资本总额从最初的40万元增至500万元。20世纪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以其完善的设备和雄厚的实力誉满全国。
总厂所属4个印刷分厂拥有当时世界先进的印刷设备，总数达1200余台，为当时远东乃至亚洲最大的印刷和出版机构，可惜这些机器设备全部毁于火海。
作为集印刷与出版于一体的大型企业，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的图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当时都是全国首屈一指，尤以中外名著和各类丛书、辞书的系统印行闻名海内外。被毁之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中国古籍有《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续藏》、《道藏》、《百纳本二十四史》等，还有艺术类的《宋人画册》、《石渠宝镒》、《宋柘淳化阁帖》等，印刷精美绝伦；西方名著刊行的有《汉译世界名著》、《现代教育名著》多卷本和众多的文学作品；丛书类除了各种人文和自然丛书外，值得夸耀的是30年代初出版的风行全国的《万有文库》，这是当时中国出版界的长篇巨制；辞书和工具书方面有《辞源》、《学生字典》、《教育大辞书》等，以及人名、地名、动植物、矿物、医学等辞典数十种；全国大中小学的教科书，75％由该馆印刷和发行。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全国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英语周刊》、《小说月报》等多种刊物。商务印书馆的各类出版物，从开馆到被毁之前，达8000多种、几百万册。
商务印书馆被毁，使当时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所依托的巨厦轰然而倒。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内藏的几十万册无比珍贵的古今中外图书全部化为灰烬，其中珍本、孤本甚多，给中国文化宝库带来了万劫不复的大灾难。
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是上海著名的“涵芳楼”藏书馆，创始人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张氏“二十余年苋求未辍，藏书日增”。为适应社会对图书的需要，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在宝山路西边、商务印书馆对面，建设了一幢五层钢筋水泥大厦，将“涵芳楼”全部藏书搬迁入内，命名为“东方图书馆”，并聘请大学者王云五为馆长。
据统计，至1932年被毁之前，东方图书馆共藏有普通中文图书26.8万余册，中文善本7万余册，地方志2.6万余册，外文图书8万余册，中外杂志报章4万余册，图表、照片、古画5000多种，共计图书48万余册。
中文图书方面，以善本尤为珍贵，以旧《四部全书》为例，计有：经部354种，2973册；史部1117种，11820册；子部1000种，9555册；集部1274种，10735册。
以上四部各版本书，合计3745种，35083册。此外，还有新购进扬州何氏藏书善本4万余册，当时正在整理中。这些古籍珍本，除5000余册寄存于金城银行库中而免遭浩劫外，其余全部葬身火海。
被毁的地方志亦很珍贵，当时东方图书馆所藏的全国各省府厅州县志，较国内任何图书馆都完备，计有22个省的地方志2641种25682册，其中有元本2种，明本139种。这些地方志中，省志全部齐备，2018种全国府厅州县志，东方图书馆就收了1753种，占应有数的84％。“涵芳楼”自1904年创办之后，20余年间在战乱频仍的中国，能够搜集如此完备的地方志书，实非易事，其价值何止连城。
外文图书方面，珍贵者有公元15世纪前印刷的多卷西洋古籍，系馆长王云五游欧美时以重金购回的。
中外报章杂志所藏之完备亦是全国仅有，难得的珍本有荷兰出版的《通报》(TungPao)、美国亚细亚文会出版的学报(Joumal of theNoth china Branch of Royal)、福州和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Chinese Ro-cordu)、香港出版的久已绝版的《中国檗报》(Chinese Re-Positony)、《哲学评论》(Edinburg Review)等，以上杂志皆为全份，国内罕见。
馆藏的科学杂志甚多，其中有出版达100余年的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LiebigsArmelendere hemieundp har-macie)的初版全套，为远东惟一孤本，至为名贵。清朝光绪年间发行的《谕摺》、《檗存》和《京报》也藏有全份。至于清末和民国以后国内发行的报刊杂志，更是应有尽有，相当齐全。
图表、照片、古画方面，几乎全是珍品，不可胜数。其中最珍贵的有罗马教皇“凡的康宫”所藏的明末唐王之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照片，以及宋代画轴数件。
东方图书馆于1927年正式对公众开放，到1931年时读者达6000余人。就规模而言，东方图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在远东也甚有名气。其之被毁，令国人扼腕。
闻日本飞机炸毁上海商务印书馆，全国为之震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科、孔祥熙、李宗仁、陈友仁和上海市长吴铁城等联名通电全国，谓“日本对我国交通文化教育机关辄付一炬，即激同胞公愤，且失世界同情，应即一致奋起，共救危亡”。正在奋起抗战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向士兵训话时，对于文化被毁极为愤慨。上海总商会等各社会团体联名致电美国总统胡佛，请求主持公道，以强力制止暴行。蔡元培等代表中央研究院致电国联，请求国联行政院迅速采取有效方法，制止此类破坏文化事业及人类进步之残暴行为。著名学者胡适、蒋梦麟、翁文灏、傅斯年、丁文江、梅贻琦、袁同礼、陶孟和、陈衡哲、任鸿隽等，以及上海英美传教士百余人，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谴责日军的残暴行径。全国各大报刊都于头版发表评论或社论，表示极端愤慨。
1932年3月日本退兵后，商务印书馆对废墟详加查勘，并将全部财产损失造具清册，呈报国民政府，以求来日向日本政府交涉赔偿。
商务印书馆被毁，是自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中华文化宝库的又一次大浩劫，其损失是无法用金钱估价的，是无法弥补的。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这笔债，值得国人永远牢记。商务印书馆始创于1897年，先由印刷工人夏瑞芳、高凤池和鲍氏咸恩、咸昌、咸享三兄弟集资4000银圆，在上海江西路赁屋3间，购置印刷机数架，经营印刷事业，后来不断发展扩充。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东面购置了80余亩土地，开始大规模扩建，到1932年被毁前，商务印书馆已是一个拥有四个印刷所、一个东方图书馆、一个编译所、一所尚公小学，以及杂志社、函授学社和若干书店在内的大型印刷、文化和图书发行企业，在全国各大城市和香港都设有分馆，资本总额从最初的40万元增至500万元。20世纪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以其完善的设备和雄厚的实力誉满全国。
总厂所属4个印刷分厂拥有当时世界先进的印刷设备，总数达1200余台，为当时远东乃至亚洲最大的印刷和出版机构，可惜这些机器设备全部毁于火海。
作为集印刷与出版于一体的大型企业，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的图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当时都是全国首屈一指，尤以中外名著和各类丛书、辞书的系统印行闻名海内外。被毁之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中国古籍有《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续藏》、《道藏》、《百纳本二十四史》等，还有艺术类的《宋人画册》、《石渠宝镒》、《宋柘淳化阁帖》等，印刷精美绝伦；西方名著刊行的有《汉译世界名著》、《现代教育名著》多卷本和众多的文学作品；丛书类除了各种人文和自然丛书外，值得夸耀的是30年代初出版的风行全国的《万有文库》，这是当时中国出版界的长篇巨制；辞书和工具书方面有《辞源》、《学生字典》、《教育大辞书》等，以及人名、地名、动植物、矿物、医学等辞典数十种；全国大中小学的教科书，75％由该馆印刷和发行。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全国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英语周刊》、《小说月报》等多种刊物。商务印书馆的各类出版物，从开馆到被毁之前，达8000多种、几百万册。
商务印书馆被毁，使当时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所依托的巨厦轰然而倒。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内藏的几十万册无比珍贵的古今中外图书全部化为灰烬，其中珍本、孤本甚多，给中国文化宝库带来了万劫不复的大灾难。
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是上海著名的“涵芳楼”藏书馆，创始人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张氏“二十余年苋求未辍，藏书日增”。为适应社会对图书的需要，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在宝山路西边、商务印书馆对面，建设了一幢五层钢筋水泥大厦，将“涵芳楼”全部藏书搬迁入内，命名为“东方图书馆”，并聘请大学者王云五为馆长。
据统计，至1932年被毁之前，东方图书馆共藏有普通中文图书26.8万余册，中文善本7万余册，地方志2.6万余册，外文图书8万余册，中外杂志报章4万余册，图表、照片、古画5000多种，共计图书48万余册。
中文图书方面，以善本尤为珍贵，以旧《四部全书》为例，计有：经部354种，2973册；史部1117种，11820册；子部1000种，9555册；集部1274种，10735册。
以上四部各版本书，合计3745种，35083册。此外，还有新购进扬州何氏藏书善本4万余册，当时正在整理中。这些古籍珍本，除5000余册寄存于金城银行库中而免遭浩劫外，其余全部葬身火海。
被毁的地方志亦很珍贵，当时东方图书馆所藏的全国各省府厅州县志，较国内任何图书馆都完备，计有22个省的地方志2641种25682册，其中有元本2种，明本139种。这些地方志中，省志全部齐备，2018种全国府厅州县志，东方图书馆就收了1753种，占应有数的84％。“涵芳楼”自1904年创办之后，20余年间在战乱频仍的中国，能够搜集如此完备的地方志书，实非易事，其价值何止连城。
外文图书方面，珍贵者有公元15世纪前印刷的多卷西洋古籍，系馆长王云五游欧美时以重金购回的。
中外报章杂志所藏之完备亦是全国仅有，难得的珍本有荷兰出版的《通报》(TungPao)、美国亚细亚文会出版的学报(Joumal of theNoth china Branch of Royal)、福州和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Chinese Ro-cordu)、香港出版的久已绝版的《中国檗报》(Chinese Re-Positony)、《哲学评论》(Edinburg Review)等，以上杂志皆为全份，国内罕见。
馆藏的科学杂志甚多，其中有出版达100余年的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LiebigsArmelendere hemieundp har-macie)的初版全套，为远东惟一孤本，至为名贵。清朝光绪年间发行的《谕摺》、《檗存》和《京报》也藏有全份。至于清末和民国以后国内发行的报刊杂志，更是应有尽有，相当齐全。
图表、照片、古画方面，几乎全是珍品，不可胜数。其中最珍贵的有罗马教皇“凡的康宫”所藏的明末唐王之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照片，以及宋代画轴数件。
东方图书馆于1927年正式对公众开放，到1931年时读者达6000余人。就规模而言，东方图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在远东也甚有名气。其之被毁，令国人扼腕。
闻日本飞机炸毁上海商务印书馆，全国为之震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科、孔祥熙、李宗仁、陈友仁和上海市长吴铁城等联名通电全国，谓“日本对我国交通文化教育机关辄付一炬，即激同胞公愤，且失世界同情，应即一致奋起，共救危亡”。正在奋起抗战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向士兵训话时，对于文化被毁极为愤慨。上海总商会等各社会团体联名致电美国总统胡佛，请求主持公道，以强力制止暴行。蔡元培等代表中央研究院致电国联，请求国联行政院迅速采取有效方法，制止此类破坏文化事业及人类进步之残暴行为。著名学者胡适、蒋梦麟、翁文灏、傅斯年、丁文江、梅贻琦、袁同礼、陶孟和、陈衡哲、任鸿隽等，以及上海英美传教士百余人，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谴责日军的残暴行径。全国各大报刊都于头版发表评论或社论，表示极端愤慨。
1932年3月日本退兵后，商务印书馆对废墟详加查勘，并将全部财产损失造具清册，呈报国民政府，以求来日向日本政府交涉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