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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素养指的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的人文追求，体现了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情感以及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1]从历史发展看，“家国情怀”是由个体—家—国—天下构成的传统中国意义的连续体，对国家的认同首先表现为天然血缘伦理基础上的情感归属，并由此扩展至对家族、家乡、邦国、王朝、天下等共同体的认同、热爱、维护，乃至自觉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而贯通天地人一体的是源于华夏礼乐和儒家伦理的中华文化。因此，尽管古代中国的王朝更迭不断，但始终存在一个超越“王朝认同”的、富有情感纽带和价值追求的文明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国情怀”体现了中国人民世代奋斗的情感积淀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蕴含着美育旨趣。
什么是美？李泽厚认为，人类在改造自然世界中的主体善的目的性与客观事物真的规律性相统一，就是美的本质和根源。[2]而审美便是在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上认识、理解、感知和评判真善美的一种能力。家国情怀饱含自然美、人性美、艺术美、思想美、精神美，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美、感受美、理解美、认识美、创造美，既是家国情怀的价值指向，也是历史学科的美育目标，更是“立德树人”的根本旨归。本文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像”为主题，选择部分代表人物，从思想、文学、绘画等角度，营造有人、有情、有思考的教学场域，将家国情怀与审美培育相融合，多维度挖掘美学素材和美育价值，赋予家国情怀更丰富的历史解释和更深刻的人文意蕴。
一、儒家思想的理性之光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教学时选择了孔孟和李贽两个不同时代的代表，深度解读他们思想内涵，以此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思想所蕴含的理性光芒和美学意境。
1. 孔孟：道德自律和实践理性
儒家的核心主张是“仁”，厘清其不同层次和内涵是关键。“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仁乎？”[3]这是“仁”的第一个层次，即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孝和爱。这是人类的朴素心理情感，也是儒家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源头。接着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亲缘之情扩大到人际关系，讲求宽容与和谐，体现道德自律与道德理性。“克己复礼为仁”、“人而不仁，如何礼”[4]、“为政以德”，这是“仁”的第三个层次，将亲子关系普遍社会化，并贯彻于日常伦理秩序中，与政治相结合，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践理性”——不诉诸于神、不假求于外的自我规约和自我奋斗。于是，“仁”便有了第四个层次，“知其不可而为之”[5]，“用之则行，舍之则藏”[6]。儒家明知政治方略不可实现，哪怕困顿如“丧家之犬”，也要永葆德行与理想。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幾乎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冲突时的人生指南。可以说，孔孟仁学展现了一种人性的自觉，在新旧交替的乱世，表达了对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和人际关怀，自觉承担起治国安邦、拯救社会的时代使命，折射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个体对生命与道德近乎完美的追求绽放出阳刚之美、力量之美和人格之美。
2.李贽：思想“异端”和心灵觉醒
李贽自称“异端”，提出“童心说”。“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故“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盖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他还说，“夫私者人之心也”，“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7]。明清专制在政治、文化上走向极端，知识分子的个性和言论空间不断被压缩;可是商品经济的活跃、早期传教士的东来又给沉郁衰落的社会注入了活力，呈现出时代转型的微弱之势。李贽正是转型洪流中的先导式人物。他以“童心”为标准，反对一切无上权威和传统观念，深刻揭露和批判道学家之虚伪。他肯定私欲，倡导每个人自有每个人的价值，自有可贵的真实。这种建立在自我本心基础上，摒弃外在教条、道德做作的诉求鲜明地表现出了心灵觉醒和个性解放的倾向。他一生向往自由，用惊世骇俗的言论和行为跟现实对抗，晚年自刎于狱中。这种浪漫情怀和悲剧结局展示出他敢于冲破禁锢的精神之美，也是沉淀了情感与理想的理性之美。
二、古典文学的韵外之致
唐宋诗词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历史教师的侧重点在于引导学生把握好诗词、小说的意境与时运史事间的关系，以“了解之同情”实现情怀培育和审美价值的统一。
1.杜甫：感发生命的力量
授课时选取杜甫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作品，让学生品读思考：杜甫的诗歌表达了怎样的心境和诉求？
杜甫出身读书仕宦家庭，不仅有诗学传统，且有孝义的道德传承，家族熏习对杜甫影响很大。形式上，其诗作讲求严密约束和严格规范，构建人人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人工美。尤其是律诗，规范而又自由，重法度却仍灵活，严整的对仗增加了审美因素，确定的句型却包含多种风格的发展变化。[8]内容上，他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贫困、苦难，因而他的诗关注现实生活、民生疾苦和精神抚慰。他以“丑拙”为美，直面国家和人民的悲惨与不幸，表达的是他最深沉的情感和博大的关怀，那么这种美就形成了至高无上的人生真谛和创作使命。叶嘉莹先生说过，杜甫个人的感情与中国的伦理道德的感情是合一的，他的诗有一种感发和激励生命的力量。[9]
2.苏轼：“无待于外而有待于内”
说到词，学生最熟悉的莫过于苏轼。教学中选用他被贬至黄州时写的《赤壁怀古》、《西江月》等词作，并补充介绍了他的个人特质、经历和时代环境，引导学生以历史眼光来品味苏轼的词境、人品等韵外之致。
苏轼深受儒道思想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他接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引导，以天下为己任，始终保持操守;另一方面他向往庄子所描绘的超远旷达、不受拘束的自在。他将儒道两家最美好的修养结合，融入到成就自我的过程中去。这是他的特质。这一特质让他在政治上颇受打击。当时北宋正处王安石变法前后，到处勾心斗角，而他坚持己见，把新旧两党一同得罪，结果一再被贬，九死一生。既便如此，他救过灾、修过桥，建了苏堤，设了医坊。他吟诗作画，喝酒唱歌，修炼瑜伽，自得其乐。这便是“无待于外而有待于内”的至高境界，以无生者的觉悟忘记自己的得失利禄，成就伟大的有生事业。[10]在此基础上去品读这两首词，学生能领悟到，词中有政治追求落空的悲凉，有人生空幻的伤感，但更有与天地融为一体的高远，有将个人置于历史长河中的超脱。林语堂称赞说，“他的人格精神所体现的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千年来始终闪耀在中国历史的星空”。[11] 3.曹雪芹：时代挽歌中的求索
“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构成了明清小说世俗化底色，而世俗化背后又暗合着规律性的个性表达和反抗思潮，典型代表便是《红楼梦》。家族的繁华成空、个人趣味与社会价值背离的无所归依、女性之“美的毁灭”构成《红楼梦》的三重悲剧。借助作品，曹雪芹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糜烂、卑劣和腐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揭发，充满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苦痛、悲伤和求索;[12]也表达了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对封建礼制下女性的理解，对美好情感的执着，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虽然《红楼梦》始终笼罩着一种宿命的伤感和悲凉，但也始终未曾放弃对美的理想的追求。在引导人性毁弃丑恶、趋向完美的意义上，它是有着不朽价值的。”[13]曹雪芹以悲剧叩问社会所展示的美给人心以巨大震撼。
三、中国绘画的“有我之境”
这里的绘画是指文人画。通过文人画的学习让学生体会家国变迁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感受他们寄托于作品中的情感、意兴、心绪、力量、气韵等画外之意，这便是美学的“有我之境”。授课中挑选倪瓒和徐渭及其作品《六君子图》、《牡丹蕉石图》，以倪瓒无锡人之身份激发学生乡情，增强认同感;以徐渭独特的艺术成就震撼学生心弦。
1.倪瓒：“逸笔草草”的人格坚守
倪瓒祖业豪富，受兄长教养，接受儒道思想的教育，性格清奇孤高、洁身自好，从不染指政治。因躲避元末农民起义，散尽家财，浪迹太湖一带，只以书画自娱。《六君子图》中隐约一条河，远处淡淡一抹山，近处寥寥几笔六株树，空无一人，却以树隐喻君子。整幅画景色简单，笔墨精炼，荒寒空寂中传递出闲适无奈和淡淡哀愁。倪瓒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14]，这意味着文人画并不追求物象外在形态的真实，而是通过画家内在情感的抒发，让物变成人之主体精神象征。当时蒙古人的统治让江南知识分子倍感压迫和屈辱，倪瓒放弃了“学优则仕”的传统道路;早期的安逸和后期的潦倒更加剧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他只有通过画作表达文人鄙弃名利、洒脱不拘、清逸超尘的气节和胸襟，这是他的文化品位，也是他的人格坚守。
2.徐渭：“粗笔泼墨”的生命体验
徐渭开创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尤以花卉见长。他年幼丧父，生母被逐，妻子早亡。科举连年失利，入胡宗宪幕府;刚得信任，胡又因党争被陷害致死。他在忧惧发狂之下自杀九次而不死。后杀继妻，下狱七年。虽得友人救免，但已几近癫狂。《牡丹蕉石图》中左侧是高大芭蕉，枝干粗壮，枝叶茂盛，竖立于巨石上;石下盛开数株牡丹;右侧以狂劲题诗补白。作品以粗笔泼墨，使三种物象一气呵成，融入狂草笔法，不见首尾，不求细节，奔放横溢，慷慨淋漓。当时花王牡丹已被贬至洛阳，徐渭以牡丹自喻，借用繪画语言，书写苦痛与苍凉，在狂放奇崛的形态中，用起落直圆的点线吟啸徘徊，释放空旷孤寂的情怀。恰是这种孤独感，让徐渭找到了以自然物象为创作基础的生命体验和认同。中国文人所要展现的审美气质，便是微妙的心和无限的自然及茫茫人生的感触与交融。在明末清初那个痛苦的时代，他让灵魂在作品中安放、解脱，这何尝不是知识分子挣破牢笼，寻找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的一个信号呢？
综上，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充分挖掘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有助于家国情怀和审美旨趣的培养。基于两者的视域融合立足于学生的情感、认知、立场、价值观，在养育人的心灵、关怀人的成长、浸润人的精神等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作为历史教师，在新课标、新教材、新形势下应敢于突破，尝试创新，为文化自信建设做出积极探索。
【注释】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页。
[2][8][12]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70、137—139、196页。
[3][4][5][6]程昌明译注：《论语》，沈阳：辽宁出版社，1996年，第13、22、166、71页。
[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77—380页。
[9]叶嘉莹：《说杜甫诗》，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50页。
[10]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0页。
[11]林语堂：《苏东坡传》，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页。
[13]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8页。
[14]窦薇，李燕宁：《论倪瓒文人山水画的“逸气”与“逸笔”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122页。
什么是美？李泽厚认为，人类在改造自然世界中的主体善的目的性与客观事物真的规律性相统一，就是美的本质和根源。[2]而审美便是在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上认识、理解、感知和评判真善美的一种能力。家国情怀饱含自然美、人性美、艺术美、思想美、精神美，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美、感受美、理解美、认识美、创造美，既是家国情怀的价值指向，也是历史学科的美育目标，更是“立德树人”的根本旨归。本文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像”为主题，选择部分代表人物，从思想、文学、绘画等角度，营造有人、有情、有思考的教学场域，将家国情怀与审美培育相融合，多维度挖掘美学素材和美育价值，赋予家国情怀更丰富的历史解释和更深刻的人文意蕴。
一、儒家思想的理性之光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教学时选择了孔孟和李贽两个不同时代的代表，深度解读他们思想内涵，以此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思想所蕴含的理性光芒和美学意境。
1. 孔孟：道德自律和实践理性
儒家的核心主张是“仁”，厘清其不同层次和内涵是关键。“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仁乎？”[3]这是“仁”的第一个层次，即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孝和爱。这是人类的朴素心理情感，也是儒家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源头。接着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亲缘之情扩大到人际关系，讲求宽容与和谐，体现道德自律与道德理性。“克己复礼为仁”、“人而不仁，如何礼”[4]、“为政以德”，这是“仁”的第三个层次，将亲子关系普遍社会化，并贯彻于日常伦理秩序中，与政治相结合，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践理性”——不诉诸于神、不假求于外的自我规约和自我奋斗。于是，“仁”便有了第四个层次，“知其不可而为之”[5]，“用之则行，舍之则藏”[6]。儒家明知政治方略不可实现，哪怕困顿如“丧家之犬”，也要永葆德行与理想。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幾乎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冲突时的人生指南。可以说，孔孟仁学展现了一种人性的自觉，在新旧交替的乱世，表达了对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和人际关怀，自觉承担起治国安邦、拯救社会的时代使命，折射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个体对生命与道德近乎完美的追求绽放出阳刚之美、力量之美和人格之美。
2.李贽：思想“异端”和心灵觉醒
李贽自称“异端”，提出“童心说”。“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故“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盖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他还说，“夫私者人之心也”，“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7]。明清专制在政治、文化上走向极端，知识分子的个性和言论空间不断被压缩;可是商品经济的活跃、早期传教士的东来又给沉郁衰落的社会注入了活力，呈现出时代转型的微弱之势。李贽正是转型洪流中的先导式人物。他以“童心”为标准，反对一切无上权威和传统观念，深刻揭露和批判道学家之虚伪。他肯定私欲，倡导每个人自有每个人的价值，自有可贵的真实。这种建立在自我本心基础上，摒弃外在教条、道德做作的诉求鲜明地表现出了心灵觉醒和个性解放的倾向。他一生向往自由，用惊世骇俗的言论和行为跟现实对抗，晚年自刎于狱中。这种浪漫情怀和悲剧结局展示出他敢于冲破禁锢的精神之美，也是沉淀了情感与理想的理性之美。
二、古典文学的韵外之致
唐宋诗词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历史教师的侧重点在于引导学生把握好诗词、小说的意境与时运史事间的关系，以“了解之同情”实现情怀培育和审美价值的统一。
1.杜甫：感发生命的力量
授课时选取杜甫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作品，让学生品读思考：杜甫的诗歌表达了怎样的心境和诉求？
杜甫出身读书仕宦家庭，不仅有诗学传统，且有孝义的道德传承，家族熏习对杜甫影响很大。形式上，其诗作讲求严密约束和严格规范，构建人人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人工美。尤其是律诗，规范而又自由，重法度却仍灵活，严整的对仗增加了审美因素，确定的句型却包含多种风格的发展变化。[8]内容上，他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贫困、苦难，因而他的诗关注现实生活、民生疾苦和精神抚慰。他以“丑拙”为美，直面国家和人民的悲惨与不幸，表达的是他最深沉的情感和博大的关怀，那么这种美就形成了至高无上的人生真谛和创作使命。叶嘉莹先生说过，杜甫个人的感情与中国的伦理道德的感情是合一的，他的诗有一种感发和激励生命的力量。[9]
2.苏轼：“无待于外而有待于内”
说到词，学生最熟悉的莫过于苏轼。教学中选用他被贬至黄州时写的《赤壁怀古》、《西江月》等词作，并补充介绍了他的个人特质、经历和时代环境，引导学生以历史眼光来品味苏轼的词境、人品等韵外之致。
苏轼深受儒道思想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他接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引导，以天下为己任，始终保持操守;另一方面他向往庄子所描绘的超远旷达、不受拘束的自在。他将儒道两家最美好的修养结合，融入到成就自我的过程中去。这是他的特质。这一特质让他在政治上颇受打击。当时北宋正处王安石变法前后，到处勾心斗角，而他坚持己见，把新旧两党一同得罪，结果一再被贬，九死一生。既便如此，他救过灾、修过桥，建了苏堤，设了医坊。他吟诗作画，喝酒唱歌，修炼瑜伽，自得其乐。这便是“无待于外而有待于内”的至高境界，以无生者的觉悟忘记自己的得失利禄，成就伟大的有生事业。[10]在此基础上去品读这两首词，学生能领悟到，词中有政治追求落空的悲凉，有人生空幻的伤感，但更有与天地融为一体的高远，有将个人置于历史长河中的超脱。林语堂称赞说，“他的人格精神所体现的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千年来始终闪耀在中国历史的星空”。[11] 3.曹雪芹：时代挽歌中的求索
“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构成了明清小说世俗化底色，而世俗化背后又暗合着规律性的个性表达和反抗思潮，典型代表便是《红楼梦》。家族的繁华成空、个人趣味与社会价值背离的无所归依、女性之“美的毁灭”构成《红楼梦》的三重悲剧。借助作品，曹雪芹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糜烂、卑劣和腐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揭发，充满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苦痛、悲伤和求索;[12]也表达了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对封建礼制下女性的理解，对美好情感的执着，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虽然《红楼梦》始终笼罩着一种宿命的伤感和悲凉，但也始终未曾放弃对美的理想的追求。在引导人性毁弃丑恶、趋向完美的意义上，它是有着不朽价值的。”[13]曹雪芹以悲剧叩问社会所展示的美给人心以巨大震撼。
三、中国绘画的“有我之境”
这里的绘画是指文人画。通过文人画的学习让学生体会家国变迁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感受他们寄托于作品中的情感、意兴、心绪、力量、气韵等画外之意，这便是美学的“有我之境”。授课中挑选倪瓒和徐渭及其作品《六君子图》、《牡丹蕉石图》，以倪瓒无锡人之身份激发学生乡情，增强认同感;以徐渭独特的艺术成就震撼学生心弦。
1.倪瓒：“逸笔草草”的人格坚守
倪瓒祖业豪富，受兄长教养，接受儒道思想的教育，性格清奇孤高、洁身自好，从不染指政治。因躲避元末农民起义，散尽家财，浪迹太湖一带，只以书画自娱。《六君子图》中隐约一条河，远处淡淡一抹山，近处寥寥几笔六株树，空无一人，却以树隐喻君子。整幅画景色简单，笔墨精炼，荒寒空寂中传递出闲适无奈和淡淡哀愁。倪瓒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14]，这意味着文人画并不追求物象外在形态的真实，而是通过画家内在情感的抒发，让物变成人之主体精神象征。当时蒙古人的统治让江南知识分子倍感压迫和屈辱，倪瓒放弃了“学优则仕”的传统道路;早期的安逸和后期的潦倒更加剧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他只有通过画作表达文人鄙弃名利、洒脱不拘、清逸超尘的气节和胸襟，这是他的文化品位，也是他的人格坚守。
2.徐渭：“粗笔泼墨”的生命体验
徐渭开创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尤以花卉见长。他年幼丧父，生母被逐，妻子早亡。科举连年失利，入胡宗宪幕府;刚得信任，胡又因党争被陷害致死。他在忧惧发狂之下自杀九次而不死。后杀继妻，下狱七年。虽得友人救免，但已几近癫狂。《牡丹蕉石图》中左侧是高大芭蕉，枝干粗壮，枝叶茂盛，竖立于巨石上;石下盛开数株牡丹;右侧以狂劲题诗补白。作品以粗笔泼墨，使三种物象一气呵成，融入狂草笔法，不见首尾，不求细节，奔放横溢，慷慨淋漓。当时花王牡丹已被贬至洛阳，徐渭以牡丹自喻，借用繪画语言，书写苦痛与苍凉，在狂放奇崛的形态中，用起落直圆的点线吟啸徘徊，释放空旷孤寂的情怀。恰是这种孤独感，让徐渭找到了以自然物象为创作基础的生命体验和认同。中国文人所要展现的审美气质，便是微妙的心和无限的自然及茫茫人生的感触与交融。在明末清初那个痛苦的时代，他让灵魂在作品中安放、解脱，这何尝不是知识分子挣破牢笼，寻找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的一个信号呢？
综上，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充分挖掘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有助于家国情怀和审美旨趣的培养。基于两者的视域融合立足于学生的情感、认知、立场、价值观，在养育人的心灵、关怀人的成长、浸润人的精神等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作为历史教师，在新课标、新教材、新形势下应敢于突破，尝试创新，为文化自信建设做出积极探索。
【注释】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页。
[2][8][12]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70、137—139、196页。
[3][4][5][6]程昌明译注：《论语》，沈阳：辽宁出版社，1996年，第13、22、166、71页。
[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77—380页。
[9]叶嘉莹：《说杜甫诗》，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50页。
[10]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0页。
[11]林语堂：《苏东坡传》，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页。
[13]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8页。
[14]窦薇，李燕宁：《论倪瓒文人山水画的“逸气”与“逸笔”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