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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起，对清王朝的主流评价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腐朽无能”讲得少了，反而掀起了歌颂“大清”的浪潮——不但帝王个个英明神武，连官员也“主流是好的”，甚至GDP都一直占据着世界总量的1/3左右。
真不知道这样一个“我大清”，怎么会落到后来那种外侮内患的田地，是什么坏了“我大清”的好事？莫非全要怪西方破坏了“我大清”的太平盛世，革命又毁掉了“我大清”的改良复苏？
从“革命好”到“立宪好”、从“伟人孙中山”到“小人孙中山”、从“腐朽无能”到“我大清”……，这是巧合吗？
康雍乾时民间是怎样的图景
中国王朝历史上，有不少“盛世”，康雍乾三代更被当作盛世的典范。
然而，中国的这些所谓盛世，主要是从国家、帝王而不是民间的角度评价的。比如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于盛唐，而后者直到今天仍是民族自豪的资本，前者却是积贫积弱的代表。
当然，这些盛世对民间并非全无好处，但这个好处主要是避免了“亡，百姓苦”那种坏处，也就是“坐稳了奴才”而逃脱了“乱世”之祸。
这个话题不能展开讲，只能各举一个例子管中窥豹，但也足以说明问题。
康熙年间 康熙42年，山东河道破口成灾，被流放东北三年的徐州籍状元李蟠，回家途中参与救灾，他沿途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写了一首《流民叹》。老百姓是“卖儿博一饱，欲食那得食？最苦是生离，死别亦顷刻。山东礼仪乡，宁死不为贼。青齐九点烟，忽化为鬼国！”而当官的呢：“百万发金钱，千艏资稼穑。司牧者谁子？充囊营货殖！”对此极不公平的现象，李蟠大声责问道：“谁实秉国钧？毋乃民之螣！”（螣，害虫）
雍正年间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个好官、忠臣田文镜。真实的田文镜，确实是个忠于皇帝的官员，而且也很清廉，但他对待老百姓却非常苛暴，他执政河南时，为了给皇帝分忧解难，故意瞒报灾情，逼得河南百姓纷纷流亡，直到周边省份因为流民问题怨声载道，上达天听，雍正才追究了田文镜。当然雍正内心对这样的“好奴才”根本不反感，找了个借口替田文镜搪塞过去。
乾隆年间 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以给乾隆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团来华。这个使团对中国有如下记载：“（普通中国人）都如此消瘦，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不管是房屋還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中国人马上把它们（英国使团扔到海里的死猪死鸡）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清末的衰落，究竟是突变还是延续
按照现在普遍认同的说法，清朝的皇帝，即便不是每个都如康乾般“英明”，却也绝无昏君。那么康乾的子孙们还不至于把祖宗的“盛世”折腾成“衰世”吧？为什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清朝就显得一无是处了呢？这究竟是一种皇帝素质降低导致的国运突变，还是祖宗的前朝本来也不咋地，还为后世矛盾爆发蓄积了能量呢？
GDP雄霸全球只是个笑话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比今天美国的经济地位高多了。正经的专家学者，自然不会拿此当回事，但是这个说法竟然还流传甚广。
中国的一些学者反驳过这个说法，比如复旦的刘逖估算后指出安格斯·麦迪森等显然高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前近代中国人均GDP远远低于欧洲国家，且差距不断扩大。
其实这种GDP统计意义不大，因为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的近代统计数据才使人有可能计算出近代口径下的经济表现，之前是没法算的。
GDP不好算，有人就从财政着手，指出1840年，大英帝国的年度财政收入接近9000万英镑，折成中国当时库平银，约为2.4-2.7亿两，而当时大清帝国的财政收入则为4500万两白银，2000万人口的英国财政收入6倍于4亿人口的大清。
实际上，一个被西方随便就能揍一通的国家，却说它的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这听起来就是个笑话。
雄霸全球又如何？
我们假设清朝的经济实力真的很强，真的可以通过洋务、维新弥补坚船利炮的不足，摇身变为列强之首。那又如何呢？谭嗣同说：“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愤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
意思就是，幸亏中国不强大，否则皇帝还不祸乱天下，把你们像灭绝准噶尔人一样灭了。
当时的人们羡慕什么
刘锡鸿是清廷首任驻英副使，此人是“亦极顽固之旧学派”，也就是反对变革的保守人士。但他的“私记”中写了什么呢？写了这样一些事：赴英船上有洋客对刘的仆人无礼，刘倒没太在意，洋船长却很愤怒，在亚丁就要把该洋客赶下船，刘为之求情才罢；使馆开张后，一次有馆员仆役上街购物，被一爱尔兰籍醉汉当街羞辱，中国人不敢计较，却有四名英国行人路见不平，把醉汉扭送官府，英国法院判了这厮两个月徒刑。如此等等，都使刘锡鸿很感慨。他说英国人大多“以行善为志，息兵安民为心”，“其俗究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力者”；这个国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当时有机会睁眼看世界的人，最羡慕的还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是刘锡鸿记录的这些“德行”，他们纷纷表示，原来儒家的仁义道德在这些国家而不是我们大清这里。
“我大清”问题出在哪里
王朝的弊病自然有很多，但有个最根本的弊病，就是皇帝要维持“家天下”。为了保住自己及子孙的位子，皇帝必须防民和防官。防民是要通过官吏来实现的，官吏就是皇帝雇佣来给他看家的，自然不对下负责，所以难免严酷；官吏也不完全会对皇帝负责，因为这个“家”是你的不是我的，我也不像你那样指望“万世永系”，所以糟蹋起来也不心疼，贪污腐化自然横行。防官主要通过对权臣的制衡和架空，但这样一来使得机构叠床架屋，行政效率很低。严酷、贪污和低效就成了王朝无解的问题。这些负面效应累积，终会颠覆王朝。
康熙三十五年，四月起无雨，市河俱干，次月又遇大风潮，淹死万人，飘没房屋无数。知县陈善不仅匿灾不报，且催粮火急，一日追比400人。七月，终于暴发被灾饥民数万人哄闹县堂的事件。然而此人既有省里的背景，自然动他不得。康熙三十六年，百姓再闹事，将时辰亭、仪门、头门、县场、照壁俱拆毁，最后闹到火烧陈知县在上海新建的私家花园，至第二日下午，火犹未熄。所谓革命，却也不完全是一声炮响之后的事。
摘自《话题》
真不知道这样一个“我大清”，怎么会落到后来那种外侮内患的田地，是什么坏了“我大清”的好事？莫非全要怪西方破坏了“我大清”的太平盛世，革命又毁掉了“我大清”的改良复苏？
从“革命好”到“立宪好”、从“伟人孙中山”到“小人孙中山”、从“腐朽无能”到“我大清”……，这是巧合吗？
康雍乾时民间是怎样的图景
中国王朝历史上，有不少“盛世”，康雍乾三代更被当作盛世的典范。
然而，中国的这些所谓盛世，主要是从国家、帝王而不是民间的角度评价的。比如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于盛唐，而后者直到今天仍是民族自豪的资本，前者却是积贫积弱的代表。
当然，这些盛世对民间并非全无好处，但这个好处主要是避免了“亡，百姓苦”那种坏处，也就是“坐稳了奴才”而逃脱了“乱世”之祸。
这个话题不能展开讲，只能各举一个例子管中窥豹，但也足以说明问题。
康熙年间 康熙42年，山东河道破口成灾，被流放东北三年的徐州籍状元李蟠，回家途中参与救灾，他沿途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写了一首《流民叹》。老百姓是“卖儿博一饱，欲食那得食？最苦是生离，死别亦顷刻。山东礼仪乡，宁死不为贼。青齐九点烟，忽化为鬼国！”而当官的呢：“百万发金钱，千艏资稼穑。司牧者谁子？充囊营货殖！”对此极不公平的现象，李蟠大声责问道：“谁实秉国钧？毋乃民之螣！”（螣，害虫）
雍正年间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个好官、忠臣田文镜。真实的田文镜，确实是个忠于皇帝的官员，而且也很清廉，但他对待老百姓却非常苛暴，他执政河南时，为了给皇帝分忧解难，故意瞒报灾情，逼得河南百姓纷纷流亡，直到周边省份因为流民问题怨声载道，上达天听，雍正才追究了田文镜。当然雍正内心对这样的“好奴才”根本不反感，找了个借口替田文镜搪塞过去。
乾隆年间 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以给乾隆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团来华。这个使团对中国有如下记载：“（普通中国人）都如此消瘦，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不管是房屋還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中国人马上把它们（英国使团扔到海里的死猪死鸡）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清末的衰落，究竟是突变还是延续
按照现在普遍认同的说法，清朝的皇帝，即便不是每个都如康乾般“英明”，却也绝无昏君。那么康乾的子孙们还不至于把祖宗的“盛世”折腾成“衰世”吧？为什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清朝就显得一无是处了呢？这究竟是一种皇帝素质降低导致的国运突变，还是祖宗的前朝本来也不咋地，还为后世矛盾爆发蓄积了能量呢？
GDP雄霸全球只是个笑话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比今天美国的经济地位高多了。正经的专家学者，自然不会拿此当回事，但是这个说法竟然还流传甚广。
中国的一些学者反驳过这个说法，比如复旦的刘逖估算后指出安格斯·麦迪森等显然高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前近代中国人均GDP远远低于欧洲国家，且差距不断扩大。
其实这种GDP统计意义不大，因为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的近代统计数据才使人有可能计算出近代口径下的经济表现，之前是没法算的。
GDP不好算，有人就从财政着手，指出1840年，大英帝国的年度财政收入接近9000万英镑，折成中国当时库平银，约为2.4-2.7亿两，而当时大清帝国的财政收入则为4500万两白银，2000万人口的英国财政收入6倍于4亿人口的大清。
实际上，一个被西方随便就能揍一通的国家，却说它的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这听起来就是个笑话。
雄霸全球又如何？
我们假设清朝的经济实力真的很强，真的可以通过洋务、维新弥补坚船利炮的不足，摇身变为列强之首。那又如何呢？谭嗣同说：“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愤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
意思就是，幸亏中国不强大，否则皇帝还不祸乱天下，把你们像灭绝准噶尔人一样灭了。
当时的人们羡慕什么
刘锡鸿是清廷首任驻英副使，此人是“亦极顽固之旧学派”，也就是反对变革的保守人士。但他的“私记”中写了什么呢？写了这样一些事：赴英船上有洋客对刘的仆人无礼，刘倒没太在意，洋船长却很愤怒，在亚丁就要把该洋客赶下船，刘为之求情才罢；使馆开张后，一次有馆员仆役上街购物，被一爱尔兰籍醉汉当街羞辱，中国人不敢计较，却有四名英国行人路见不平，把醉汉扭送官府，英国法院判了这厮两个月徒刑。如此等等，都使刘锡鸿很感慨。他说英国人大多“以行善为志，息兵安民为心”，“其俗究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力者”；这个国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当时有机会睁眼看世界的人，最羡慕的还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是刘锡鸿记录的这些“德行”，他们纷纷表示，原来儒家的仁义道德在这些国家而不是我们大清这里。
“我大清”问题出在哪里
王朝的弊病自然有很多，但有个最根本的弊病，就是皇帝要维持“家天下”。为了保住自己及子孙的位子，皇帝必须防民和防官。防民是要通过官吏来实现的，官吏就是皇帝雇佣来给他看家的，自然不对下负责，所以难免严酷；官吏也不完全会对皇帝负责，因为这个“家”是你的不是我的，我也不像你那样指望“万世永系”，所以糟蹋起来也不心疼，贪污腐化自然横行。防官主要通过对权臣的制衡和架空，但这样一来使得机构叠床架屋，行政效率很低。严酷、贪污和低效就成了王朝无解的问题。这些负面效应累积，终会颠覆王朝。
康熙三十五年，四月起无雨，市河俱干，次月又遇大风潮，淹死万人，飘没房屋无数。知县陈善不仅匿灾不报，且催粮火急，一日追比400人。七月，终于暴发被灾饥民数万人哄闹县堂的事件。然而此人既有省里的背景，自然动他不得。康熙三十六年，百姓再闹事，将时辰亭、仪门、头门、县场、照壁俱拆毁，最后闹到火烧陈知县在上海新建的私家花园，至第二日下午，火犹未熄。所谓革命，却也不完全是一声炮响之后的事。
摘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