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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您从1970年就开始写作，至今笔耕不辍。更重要的是，您不停地在超越自己的高度。您觉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黄：我觉得，一是大时代大环境给了我这样的机会，二是兴趣，浓郁的兴趣。对生活，对写作一直保持着浓郁的兴趣，这一点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持久的。
记：问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您除了创作，还有大量的社会活动要参加。您是怎么来安排写作时间的？
黄：我会利用一切零散时间来创作。这就叫利用“时间的边角料”。比如，高铁上，飞机上，甚至走在路上，都有可能完成了一首诗，一篇散文。在去年11月开始改编剧本为长篇小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过程中，由于出版社催得紧，还给我派了一个编辑来帮我“口述打字”，我于是一边在会场上开会，不时地发言，一边又三番五次地悄悄溜到后台，在那里向那位编辑“口述”，哪怕口述20分钟也行。那天有参加会议的同伴以为“黄老师肠胃不好”常去蹲厕所，后来到了后台才发现我靠在一根门柱上闭眼喃喃有词，满口的邓小平胡耀邦，同时旁边有电脑的啪啪啪打字声，这才一拳把我打醒，赶快催我去会场发言。哈哈。应该是我的专注度比较高。
记：从写作内容来看，您的主要创作是主旋律影视剧（包括小说）和诗歌。说实话，在大家的印象中，主旋律影视是很严肃的，而诗歌是很浪漫的。您是怎么调节这两方面的内容的？
黄：总体来说，都是文字。我热爱文字。相对来说，写所谓“主旋律作品”受到的限制多一些，因为集体创作嘛，你要受各种制约，而诗歌的浪漫和纯真，纯粹是个人的意趣，可以自由驰骋。两者都参与，也算是一种调节吧。
记：这两年，您每年都要去国外住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主要用来干什么？对于写作或者思想有影响吗？
黄：说起来，这两年的暑期去美国，主要是私事，是受女儿委托，带外孙与外孙女去美国参加他们热衷的夏令营活动。当然，也有部分和写作有关的查找资料和采访工作。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让我经常会思考这个问题，美国的基础教育看上去不咋的，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创新？有一次，我去硅谷“谷歌”总部参观，看到谷歌总部大楼外竖立着一个二层楼高的巨大的恐龙造型。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仅仅是为了标新立异？或者是给公司员工普及自然常识？后来才知道，谷歌的管理者故意用一个庞大的已经灭绝的恐龙标本，来时时提醒自己公司的员工：谷歌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巨人，行动不知不觉就可能迟缓了，要是没有创新就会失去生存的能力，就会被无情地灭绝。我被这种危机感所震惊。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位4、5岁的孩子骨折了，手上打着厚厚的石膏绑带，他的母亲还看他与我们一起追逐打闹，发疯般地奔跑，一点都不担心他再度摔倒、再度骨折，对我们中国家长而言这种“粗放”简直是不可接受的。这个细节，让我感触很深。
今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很多当地华人知道我是这部剧的编剧之后，纷纷表示他们对这段历史、对邓小平诸多政策的感恩之心。以前在国内难以体会到这种心情。
我觉得，即使在我这个年纪，即使不懂英语，走出去看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记：您经常组织诗歌研讨会、朗诵会等活动。但在诗歌活动现场，很少有年轻人尤其是中学生的影子。高考作文一般也是“体裁不限，诗歌除外”，有人称“诗歌已死”，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黄：我不是很同意这个说法。不要用纸媒的兴衰来衡量诗歌的真实境况。我认为诗歌一直在。它就在我们身边。它也永远不会死亡，除非人的日常感情统统消失了。
黄：我觉得，一是大时代大环境给了我这样的机会，二是兴趣，浓郁的兴趣。对生活，对写作一直保持着浓郁的兴趣，这一点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持久的。
记：问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您除了创作，还有大量的社会活动要参加。您是怎么来安排写作时间的？
黄：我会利用一切零散时间来创作。这就叫利用“时间的边角料”。比如，高铁上，飞机上，甚至走在路上，都有可能完成了一首诗，一篇散文。在去年11月开始改编剧本为长篇小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过程中，由于出版社催得紧，还给我派了一个编辑来帮我“口述打字”，我于是一边在会场上开会，不时地发言，一边又三番五次地悄悄溜到后台，在那里向那位编辑“口述”，哪怕口述20分钟也行。那天有参加会议的同伴以为“黄老师肠胃不好”常去蹲厕所，后来到了后台才发现我靠在一根门柱上闭眼喃喃有词，满口的邓小平胡耀邦，同时旁边有电脑的啪啪啪打字声，这才一拳把我打醒，赶快催我去会场发言。哈哈。应该是我的专注度比较高。
记：从写作内容来看，您的主要创作是主旋律影视剧（包括小说）和诗歌。说实话，在大家的印象中，主旋律影视是很严肃的，而诗歌是很浪漫的。您是怎么调节这两方面的内容的？
黄：总体来说，都是文字。我热爱文字。相对来说，写所谓“主旋律作品”受到的限制多一些，因为集体创作嘛，你要受各种制约，而诗歌的浪漫和纯真，纯粹是个人的意趣，可以自由驰骋。两者都参与，也算是一种调节吧。
记：这两年，您每年都要去国外住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主要用来干什么？对于写作或者思想有影响吗？
黄：说起来，这两年的暑期去美国，主要是私事，是受女儿委托，带外孙与外孙女去美国参加他们热衷的夏令营活动。当然，也有部分和写作有关的查找资料和采访工作。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让我经常会思考这个问题，美国的基础教育看上去不咋的，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创新？有一次，我去硅谷“谷歌”总部参观，看到谷歌总部大楼外竖立着一个二层楼高的巨大的恐龙造型。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仅仅是为了标新立异？或者是给公司员工普及自然常识？后来才知道，谷歌的管理者故意用一个庞大的已经灭绝的恐龙标本，来时时提醒自己公司的员工：谷歌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巨人，行动不知不觉就可能迟缓了，要是没有创新就会失去生存的能力，就会被无情地灭绝。我被这种危机感所震惊。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位4、5岁的孩子骨折了，手上打着厚厚的石膏绑带，他的母亲还看他与我们一起追逐打闹，发疯般地奔跑，一点都不担心他再度摔倒、再度骨折，对我们中国家长而言这种“粗放”简直是不可接受的。这个细节，让我感触很深。
今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很多当地华人知道我是这部剧的编剧之后，纷纷表示他们对这段历史、对邓小平诸多政策的感恩之心。以前在国内难以体会到这种心情。
我觉得，即使在我这个年纪，即使不懂英语，走出去看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记：您经常组织诗歌研讨会、朗诵会等活动。但在诗歌活动现场，很少有年轻人尤其是中学生的影子。高考作文一般也是“体裁不限，诗歌除外”，有人称“诗歌已死”，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黄：我不是很同意这个说法。不要用纸媒的兴衰来衡量诗歌的真实境况。我认为诗歌一直在。它就在我们身边。它也永远不会死亡，除非人的日常感情统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