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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各种材料给同学做沙发，爱滑板却不想成立滑板社，成立了colorful社交礼仪协会最后发现原来不爱，一根筋扎进非遗青年社团，棒球队里的各种撮合……不管成不成，参加社团，最重要的，是有人与你同乐，是为了提高大学生活的幸福指数。
Q：跟我说说你大学时候做过的有意义的事情吧，也许是和学习无关的。
王大卫：太多了！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沙发，是我自己跑到各种地方捡了很多的木头做的。当时我大二，我不但是学生，也是“辅导员”，我们的辅导员不是你们的这种。我们一共有12个人，对大一的学生进行辅导，基本上，我和他们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我做这个沙发的原因是这样的：大一的学生们都有室友，有时候他们发生冲突不愿意住在自己的屋，就会来找我，可以睡在我做的这张沙发上。这是一张超级大的沙发，我用了很多捡来的奇怪东西做成了它。
Q：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在大学时候觉得很没有意思，但是之后想起来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王大卫：我觉得上课是一个。很多时候我们在课堂上聊一些话题，比如男女平等，或者一些特敏感的话题，比如那些跟各种和平、平等相关的东西。我们会聊到非常非常细的问题，比如我作为一个男的，和女孩吃饭的时候要买单，这是不是一种歧视行为，或者对对方有偏见什么的？当时我想，这太敏感了，说了也没用。可是现在想想，没错，对这种问题的思考在现在的生活里很重要。
美国的大学和中国不一样，我们的课堂以学生讨论为主，老师是其中的一员。他会引导我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不会给任何答案，只是给你一个讨论的结构。我们经常觉得那些讨论太细节化了，社会就是这样，为什么要抱怨这么小小的不平等？之后我发现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这教会我——所有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他们对同一件事情的解读会差得非常远，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个很有用的事情。这些我在上学的时候曾觉得非常烦。
Q：那有没什么事上大学的时候觉得挺有用，后来觉得挺没劲的？
王大卫：实习。就是为了简历好看。我在洛杉矶上大学，那边有很多电影公司，所以我去了一个做纪录片的公司实习，基本上就是看了几个剧本，给别人端了一阵子咖啡，感觉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技能。唯一的好处是通过那个经历，我知道我不想去好莱坞那种地方工作了。
Q：你大学有没有参加过什么主流社团？
贺京：基本没，我进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礼仪社，就是那些女生负责升旗啊，各种典礼。我一看，这个社女的多，我就说，我去！我去！
然后我去了就发现，只有三四个男的，剩下的都是女生。我发现那几个男的都是学长，还是学校的官儿，都挺照顾我的，后来还帮我抹平了好多处分。我这个社团真是没参加错，第一天一进去，有几个学姐，哇塞，漂亮啊。可是那个社团每天要早起训练，我每天都睡到11点，只好作罢了……
Q：大学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当时觉得挺牛的，后来想起来觉得其实挺没劲挺后悔的？
贺京：比较后悔的是当时把院长给打了。我大学那会是个玩滑板的，经常翘课去玩板。我们学校有个气派的主楼，校长办公室悬空在那儿，我们就在那个办公室下边，那儿楼下有好多台阶儿，都是大理石地，特适合玩板。我们跟那儿玩滑板，搞得楼里回声特大，然后院长出来说他快死了，被我们这嗡嗡嗡的声音吵得。然后就命令学校管纪律成天巡逻的那些人，噢，保卫科！让他们逮我们。这帮人到处抓我们，我们满学校跑。不幸的是，一次被他们围了起来，我们四个人就被抓了，院长要没收我的滑板。我说，我滑板一千多，你是给我写个收据还是怎么地，如果你不写就别碰我的板。他过来硬抢我的滑板，然后我就抽了他一巴掌。差点被开除，记了个留校的处分。现在想起来简直挺傻缺的一个事儿。不过后来我和这位院长成了好哥们儿，因为我主动找他承认错误并且和他喝了一顿酒。后来他就对我挺好的。
还有就是大学时候我们搞乐队，学校特别倚仗我们搞这个，还能去周边的学校演个出，让我们学校特有面儿。当时学校给我们一间教室让我们当排练室，还挺好的。当时我们不是又玩滑板又玩乐队吗，学校有个轮滑社，那个社长跑来和我们说，团委让我们成立个滑板社什么的，不过要在他们下边。我说，去你的吧！后来他们每次训练我们都故意在一边玩儿，把他们立那儿的小木桩子之类的都给撞一边儿去。现在想想还是挺幼稚的。奉劝同学们可千万别这样啊，太不正经了！
Q：大学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当时觉得挺牛的，后来想起来觉得其实挺没劲的？
小白：我大一的时候进学校参加各种社团什么的，当时挺主流的，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属于挺主流的人群里边那个处于边缘的人。恩，我曾经一度就觉得，这些东西（社团）都不是自己的。我们只是一代一代的小部件。我想自己办一个自己的协会，然后就轰轰烈烈地办了一个，叫“colorful社交礼仪协会”。噢对，这可不是什么结交男女朋友，是特别正经的“社交”礼仪。搞完这个，刚开始我还特别有热情，招新的时候招了一两百人，后来慢慢经营起来，发现其实它和自己想象并不一样。然后慢慢就黄了。
Q：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搞那些主流社团活动没有想象中有意思的？
小白：怎么说，我一直觉得这是件有意义的事儿。（贺京插嘴：恩，让你在学校里就学会了社会上的尔虞我诈。）可是这些经历也能教给你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做事情靠不靠谱，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啊，除了学生会，大三我还参加过那些创业的社团什么的，弄点小项目，稍微赚点钱，还认识挺多别的人和他们交流。这起码给我在大学这个阶段提供了很多的信息，还是挺有意义的。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叫“商界大学生促进会”的社团，有点像AIESEC，当时我帮他们做整个西南地区大学的规划，当西南区主席。（贺京插嘴：就是传销呗！啧啧，这么小就干传销！）到了大四我又觉得，这个玩意儿作用不大。我一直觉得我大学这四年接触的偏商业的文化和信息比较多，我一直以为我毕业之后会进个外企啊……（贺京：就是骗子组织呗）可是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一个非常有诱惑的东西，可能并不是我真的很需要的东西（贺京：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其实在偏正统人中我还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但我又不是一个极端随性的人。 Q：跟我们说说你上学这么久，觉得自己做得最牛的一件事吧？
张金晖：觉得最牛的事呀，那就是创立了“非遗青年”吧。最初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是想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片子，作为暑期实践项目的一个成果。后来做得很成功，在北京市被评为优秀团队、优秀个人等，挺被认可的。我们又申请了“大创”（大学生创新计划），后来又拉拢了很多师弟师妹，大家都很投入，到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校级的社团。我们不仅让“非遗青年”从无到有，而且有了之后我们还做了很多事情让它的存在有意义，比如我们开设了一门公开课，叫“金漆镶嵌”，定期组织“非遗”宣传活动，我们每年都通过调研去记录一项“非遗”的故事。
大家做这件事都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没有一丝功利的想法，还挺难得的。作为组织者我觉得我很厉害，哈哈，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你把它汇聚成了一种能量，你把它传递给别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你的所知所想。
Q：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当时觉得挺有意义，现在想想，挺没劲的？
张金晖：其实觉得支教挺没劲的。当时觉得支教很有意义，但真正做过之后就发现这事儿存在很多弊端。现在的大学生对支教存在着盲目的向往和热情，态度都不够端正，都没有想清楚自己能干嘛。等到了那些条件艰苦的地方之后，很容易显现出娇生惯养的特性。当地的学校又很照顾我们，会尽力去满足大学生的想法，因此做过很多很荒唐的事去迎合大学生。这反而给他们造成了压力和负担。你想，我们一年去两个礼拜，又能给当地的孩子带来什么呢？
Q：那你的大学有遗憾吗？
张金晖：有啊，大学也没有培养出一种特长。之前就很想大学四年形成一种爱好，然后把它变成特长，不管是运动、音乐、美术，还是书法也好，只要能给生活增添乐趣。其实很想学学古琴，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一类的。但以前把时间都花在了团学组织和“非遗”上，没有安排好。上大学是培养爱好特长的最好时候，自己却错过了，挺遗憾的。
Q：你上大学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可以和学习无关的。
崔格僖：不管和学习有没有关我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都是加入学校的棒球队。棒球是一项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的运动，打球的时候我会完全投入到运动中去，忘掉学习和生活上的烦心事，这是我调整状态最好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因为棒球认识了一大帮兄弟姐妹。大家除了打球，别的很多时候都泡在一起。这种情谊你很难说用个具体的事例来解释，但大家每天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就构成了这个球队的意义。我觉得人的一生没有几次机会能像现在这样和一群天南海北的朋友因为一个共同的爱好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家以后都不会以棒球或垒球为职业，但现在依然全身地投入在其中，想想就觉得很感人。我们球队有个哥们想追垒球队的一个妹子，大家就真的齐心协力帮他搭桥牵线，各种出主意、创造机会，营造氛围。最后他们真的就在一起了，我们都感动得像自己找到了女朋友一样。
Q：球队里有没有什么趣事可以分享的？
崔格僖：最二的事就是追到妹子那个人后来又跟妹子分手了，哈哈，后来他还当了我们球队的队长，害得我们和垒球队的关系一度降到冰点，挺尴尬的。
Q：有什么事当时觉得很牛的，现在觉得很没意思的？
崔格僖：那可能就是我在学生会的工作吧。我们学院有一个国际性的影像大赛，叫“半夏的纪念”，类似于北师大的“大影节”，但面对的群体是大学生作者，影响和规模也没那么大。在我们学院这是团学组织的头等大事，从大一到大三我参与了三届，每一届都让我身心疲惫。当初加入学生会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二是为了找一份集体的归属感吧。如果能在“半夏”挑起大梁，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也会对你刮目相看。
但在里面所做的工作并不是我最想要的。我有后悔过留下来，因为留下来就意味着我要承担这份责任，就要有所牺牲。我的大量时间都被这个活动占用了，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更喜欢的事，连打棒球我都得挤时间才行。所以这还是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后再做选择，你才能活得快乐。
王大卫，美国人，毕业于美国珀玛纳学院，人类学专业。
贺京，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某分校，金融专业。
小白，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能源勘测专业。
崔格僖，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编导专业，应届毕业生。
张金晖，中国传媒大学汉语言（应用语言学）专业，应届毕业生。
Q：跟我说说你大学时候做过的有意义的事情吧，也许是和学习无关的。
王大卫：太多了！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沙发，是我自己跑到各种地方捡了很多的木头做的。当时我大二，我不但是学生，也是“辅导员”，我们的辅导员不是你们的这种。我们一共有12个人，对大一的学生进行辅导，基本上，我和他们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我做这个沙发的原因是这样的：大一的学生们都有室友，有时候他们发生冲突不愿意住在自己的屋，就会来找我，可以睡在我做的这张沙发上。这是一张超级大的沙发，我用了很多捡来的奇怪东西做成了它。
Q：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在大学时候觉得很没有意思，但是之后想起来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王大卫：我觉得上课是一个。很多时候我们在课堂上聊一些话题，比如男女平等，或者一些特敏感的话题，比如那些跟各种和平、平等相关的东西。我们会聊到非常非常细的问题，比如我作为一个男的，和女孩吃饭的时候要买单，这是不是一种歧视行为，或者对对方有偏见什么的？当时我想，这太敏感了，说了也没用。可是现在想想，没错，对这种问题的思考在现在的生活里很重要。
美国的大学和中国不一样，我们的课堂以学生讨论为主，老师是其中的一员。他会引导我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不会给任何答案，只是给你一个讨论的结构。我们经常觉得那些讨论太细节化了，社会就是这样，为什么要抱怨这么小小的不平等？之后我发现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这教会我——所有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他们对同一件事情的解读会差得非常远，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个很有用的事情。这些我在上学的时候曾觉得非常烦。
Q：那有没什么事上大学的时候觉得挺有用，后来觉得挺没劲的？
王大卫：实习。就是为了简历好看。我在洛杉矶上大学，那边有很多电影公司，所以我去了一个做纪录片的公司实习，基本上就是看了几个剧本，给别人端了一阵子咖啡，感觉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技能。唯一的好处是通过那个经历，我知道我不想去好莱坞那种地方工作了。
Q：你大学有没有参加过什么主流社团？
贺京：基本没，我进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礼仪社，就是那些女生负责升旗啊，各种典礼。我一看，这个社女的多，我就说，我去！我去！
然后我去了就发现，只有三四个男的，剩下的都是女生。我发现那几个男的都是学长，还是学校的官儿，都挺照顾我的，后来还帮我抹平了好多处分。我这个社团真是没参加错，第一天一进去，有几个学姐，哇塞，漂亮啊。可是那个社团每天要早起训练，我每天都睡到11点，只好作罢了……
Q：大学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当时觉得挺牛的，后来想起来觉得其实挺没劲挺后悔的？
贺京：比较后悔的是当时把院长给打了。我大学那会是个玩滑板的，经常翘课去玩板。我们学校有个气派的主楼，校长办公室悬空在那儿，我们就在那个办公室下边，那儿楼下有好多台阶儿，都是大理石地，特适合玩板。我们跟那儿玩滑板，搞得楼里回声特大，然后院长出来说他快死了，被我们这嗡嗡嗡的声音吵得。然后就命令学校管纪律成天巡逻的那些人，噢，保卫科！让他们逮我们。这帮人到处抓我们，我们满学校跑。不幸的是，一次被他们围了起来，我们四个人就被抓了，院长要没收我的滑板。我说，我滑板一千多，你是给我写个收据还是怎么地，如果你不写就别碰我的板。他过来硬抢我的滑板，然后我就抽了他一巴掌。差点被开除，记了个留校的处分。现在想起来简直挺傻缺的一个事儿。不过后来我和这位院长成了好哥们儿，因为我主动找他承认错误并且和他喝了一顿酒。后来他就对我挺好的。
还有就是大学时候我们搞乐队，学校特别倚仗我们搞这个，还能去周边的学校演个出，让我们学校特有面儿。当时学校给我们一间教室让我们当排练室，还挺好的。当时我们不是又玩滑板又玩乐队吗，学校有个轮滑社，那个社长跑来和我们说，团委让我们成立个滑板社什么的，不过要在他们下边。我说，去你的吧！后来他们每次训练我们都故意在一边玩儿，把他们立那儿的小木桩子之类的都给撞一边儿去。现在想想还是挺幼稚的。奉劝同学们可千万别这样啊，太不正经了！
Q：大学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当时觉得挺牛的，后来想起来觉得其实挺没劲的？
小白：我大一的时候进学校参加各种社团什么的，当时挺主流的，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属于挺主流的人群里边那个处于边缘的人。恩，我曾经一度就觉得，这些东西（社团）都不是自己的。我们只是一代一代的小部件。我想自己办一个自己的协会，然后就轰轰烈烈地办了一个，叫“colorful社交礼仪协会”。噢对，这可不是什么结交男女朋友，是特别正经的“社交”礼仪。搞完这个，刚开始我还特别有热情，招新的时候招了一两百人，后来慢慢经营起来，发现其实它和自己想象并不一样。然后慢慢就黄了。
Q：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搞那些主流社团活动没有想象中有意思的？
小白：怎么说，我一直觉得这是件有意义的事儿。（贺京插嘴：恩，让你在学校里就学会了社会上的尔虞我诈。）可是这些经历也能教给你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做事情靠不靠谱，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啊，除了学生会，大三我还参加过那些创业的社团什么的，弄点小项目，稍微赚点钱，还认识挺多别的人和他们交流。这起码给我在大学这个阶段提供了很多的信息，还是挺有意义的。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叫“商界大学生促进会”的社团，有点像AIESEC，当时我帮他们做整个西南地区大学的规划，当西南区主席。（贺京插嘴：就是传销呗！啧啧，这么小就干传销！）到了大四我又觉得，这个玩意儿作用不大。我一直觉得我大学这四年接触的偏商业的文化和信息比较多，我一直以为我毕业之后会进个外企啊……（贺京：就是骗子组织呗）可是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一个非常有诱惑的东西，可能并不是我真的很需要的东西（贺京：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其实在偏正统人中我还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但我又不是一个极端随性的人。 Q：跟我们说说你上学这么久，觉得自己做得最牛的一件事吧？
张金晖：觉得最牛的事呀，那就是创立了“非遗青年”吧。最初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是想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片子，作为暑期实践项目的一个成果。后来做得很成功，在北京市被评为优秀团队、优秀个人等，挺被认可的。我们又申请了“大创”（大学生创新计划），后来又拉拢了很多师弟师妹，大家都很投入，到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校级的社团。我们不仅让“非遗青年”从无到有，而且有了之后我们还做了很多事情让它的存在有意义，比如我们开设了一门公开课，叫“金漆镶嵌”，定期组织“非遗”宣传活动，我们每年都通过调研去记录一项“非遗”的故事。
大家做这件事都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没有一丝功利的想法，还挺难得的。作为组织者我觉得我很厉害，哈哈，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你把它汇聚成了一种能量，你把它传递给别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你的所知所想。
Q：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当时觉得挺有意义，现在想想，挺没劲的？
张金晖：其实觉得支教挺没劲的。当时觉得支教很有意义，但真正做过之后就发现这事儿存在很多弊端。现在的大学生对支教存在着盲目的向往和热情，态度都不够端正，都没有想清楚自己能干嘛。等到了那些条件艰苦的地方之后，很容易显现出娇生惯养的特性。当地的学校又很照顾我们，会尽力去满足大学生的想法，因此做过很多很荒唐的事去迎合大学生。这反而给他们造成了压力和负担。你想，我们一年去两个礼拜，又能给当地的孩子带来什么呢？
Q：那你的大学有遗憾吗？
张金晖：有啊，大学也没有培养出一种特长。之前就很想大学四年形成一种爱好，然后把它变成特长，不管是运动、音乐、美术，还是书法也好，只要能给生活增添乐趣。其实很想学学古琴，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一类的。但以前把时间都花在了团学组织和“非遗”上，没有安排好。上大学是培养爱好特长的最好时候，自己却错过了，挺遗憾的。
Q：你上大学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可以和学习无关的。
崔格僖：不管和学习有没有关我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都是加入学校的棒球队。棒球是一项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的运动，打球的时候我会完全投入到运动中去，忘掉学习和生活上的烦心事，这是我调整状态最好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因为棒球认识了一大帮兄弟姐妹。大家除了打球，别的很多时候都泡在一起。这种情谊你很难说用个具体的事例来解释，但大家每天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就构成了这个球队的意义。我觉得人的一生没有几次机会能像现在这样和一群天南海北的朋友因为一个共同的爱好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家以后都不会以棒球或垒球为职业，但现在依然全身地投入在其中，想想就觉得很感人。我们球队有个哥们想追垒球队的一个妹子，大家就真的齐心协力帮他搭桥牵线，各种出主意、创造机会，营造氛围。最后他们真的就在一起了，我们都感动得像自己找到了女朋友一样。
Q：球队里有没有什么趣事可以分享的？
崔格僖：最二的事就是追到妹子那个人后来又跟妹子分手了，哈哈，后来他还当了我们球队的队长，害得我们和垒球队的关系一度降到冰点，挺尴尬的。
Q：有什么事当时觉得很牛的，现在觉得很没意思的？
崔格僖：那可能就是我在学生会的工作吧。我们学院有一个国际性的影像大赛，叫“半夏的纪念”，类似于北师大的“大影节”，但面对的群体是大学生作者，影响和规模也没那么大。在我们学院这是团学组织的头等大事，从大一到大三我参与了三届，每一届都让我身心疲惫。当初加入学生会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二是为了找一份集体的归属感吧。如果能在“半夏”挑起大梁，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也会对你刮目相看。
但在里面所做的工作并不是我最想要的。我有后悔过留下来，因为留下来就意味着我要承担这份责任，就要有所牺牲。我的大量时间都被这个活动占用了，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更喜欢的事，连打棒球我都得挤时间才行。所以这还是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后再做选择，你才能活得快乐。
王大卫，美国人，毕业于美国珀玛纳学院，人类学专业。
贺京，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某分校，金融专业。
小白，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能源勘测专业。
崔格僖，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编导专业，应届毕业生。
张金晖，中国传媒大学汉语言（应用语言学）专业，应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