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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作品很多，不过，在我这个年龄，看到能真正融到人生当中、支撑自己前行的作品并不多。
我的脑海中有两个这样的清晰的图景，都是一位女人在绝望中倒在地上，又起身继续前行。一是《飘》中斯嘉丽跪在被南北战争碾为狼藉的塔拉的红土地上，另一则是简爱连夜逃出桑菲尔德庄园跌在荒野带露的草地上。
2011版《简爱》电影放弃了传统上从简爱童年开始顺叙的方式，从故事中央开始叙述，结合顺叙和倒叙。这场雨夜艰难的逃离，就是整场电影叙事的起点。
大多数读者看来，简爱同庄园主人罗彻斯特的爱情故事是这本小说的核心。罗彻斯特是一位典型的拜伦式男主人公（Byronic hero），阴郁，骄傲，风流，玩世不恭，内心深处充满痛苦与激情。他同相貌平平、出身低微但独立有思想的家庭教师简爱相爱，却因为有现任被锁在阁楼已久的疯子妻子而无法完婚。简爱拒绝了同他前往法国生活的提议，离开了庄园。在她离开后，一场大火烧毁了庄园，罗妻跳楼而亡，罗彻斯特也为救她致残失明。这时简爱归来，二人终于合法成婚，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爱情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歌颂自由平等的精神与灵魂之爱。
不过细细读来，还有更值得玩味之处。
简爱其实更像是夏洛蒂的自白——
《简爱》是她内心的想象创作出来的童话，
充满了她对尚未经历（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经历）的热烈的生命之火的向往。
她小心翼翼地在想象中呵护着它，
让它燃烧而不至于燎原，为它拨灰而不至于熄灭。
“疯女人”
1979年，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下，《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十九世纪的文学想象》（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一书出版，极大地革新了人们解读《简爱》的视角。作者是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
它首次将焦点投向以往不为重视的配角——罗彻斯特关在阁楼里的疯妻子贝莎，认为她是简爱内心的投射，反映了女性角色以及女性作家所遭遇的力量与压抑，激情与禁锢。两位作者给出了大体上令人信服的文本证据，包括：对简爱幼时反抗压迫的描写同贝莎在阁楼中发疯的描写具有类似之处，都充满狂躁的暴力与抵抗；对贝莎的描写往往出现在简爱内心最为骚动不安之时，二者相互映衬；贝莎几番威胁他人安全，甚而在婚礼前夕进入简爱房间撕毁婚纱，却没有伤害简爱本人；贝莎的死亡意味着简爱最终驯服了内心的激情，真正走向了成熟。
以此为切入点，本书梳理了“疯女人”这一形象的文学表现和反抗意义。
男权社会建构女性形象采用天使或怪物（Angel/Monster）的两极模型：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理想形象往往是家中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hold），温顺、柔和、谦卑、奉献，女性是没有生命激情的存在；而有激情有活力的女性角色，则往往被表现为非正常的疯子或恶魔。作者发现，在女性创作仍受压抑却逐步发展的十九世纪，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描写却具有某些跨越地理、时空、心理的一致性，形成了独特而可贵的女性文学传统：“有关禁闭与逃离的场景，在幻想中以疯癫者作为驯顺的自我的镜像映射与替代，以外界的寒冷与室内的火热对比来暗喻身体的不适——这些模式在这一传统中不断重现，与此相伴的则是对诸如厌食症、恐旷症和幽闭恐怖症等疾病不厌其烦的描写。”
简爱的成长经历极为典型地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每一位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都将遇到的实质性或象征性的阻碍：压迫（儿时寄居姨妈家中），饥饿（孤儿院），疯癫（桑菲尔德庄园），寒冷（逃离庄园之后）。
我们不得而知，夏洛蒂·勃朗特写作时是否的确将反叛的潜意识投射在疯女人贝莎身上，正如我们无法知道将Jane Eyre的姓氏“Eyre”读音同表愤怒的“ire”所联系是否属于过度阐释。然而，即便是《简爱》出版后所接受的颇具敌意的评论与攻击，也没有否认作品本身饱满的力量与激情。它不仅隐藏在阁楼中的疯女人身上，还直接奔涌于简爱的自白之中——她无法忍受平静的禁锢，渴望变化与冒险，渴望积极施展自身的生命力量——而这些力量在那时都被认为只该为男性所有。
谁责备我？
自儿时在红屋子被关禁闭起，每当遇到压迫与挫折，她总不免想到一死了之——直到逃离桑菲尔德庄园那晚。她跌在地上，问自己为什么不去死，害怕——甚至希望自己死去，却很快支起身体，先是跪着爬行，又慢慢站起来，带着从未有过的决心向前走去。
必须承认的是，使简爱能成为简爱的绝不只是激情、反抗和愤怒，还有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获得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控制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她避免了过早地成为受害者幻想与自我弃绝的牺牲品，使她逐渐为自己的抵抗找出背后的道理，在不丧失自我的情况下不断地修正天性中的弱点。
但对生命的激情与热爱仍然是简爱生命的底色。她拒绝弃置自己的生命，拒绝将自我完全地交给他人处置。罗彻斯特在订婚后再次采取了高人一等的态度，给简爱购买大量衣物珠宝，而简爱抵制了被浪漫化、对象化（objectification）而丧失自我的诱惑与危险。
简爱以“谁责备我？（Who blames me）”开启了长达一页的“女权声明”，表明自身对打破束缚、拓展生命和探索世界的渴望：
“……我的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一般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她们对严厉的束缚，绝对的停滞，都跟男人一样感到痛苦……（……the restlessness was in my nature； it agitated me to pain sometimes……Women are supposed to be very calm generally： but women feel just as men feel； they need exercise for their faculties and a field for their efforts as much as their brothers do； they suffer from too rigid a restraint， too absolute a stagnation， precisely as men would suffer……）”
这段宣言最终为疯妻子贝莎的笑所打断。这一转折十分生硬突兀，表明作者将自己在现实中的愤怒与不平代入了文本叙述，并且破坏了文本本身的连贯性。
没有对这份激情所遭遇的禁锢和压力的理解，就无法真正体会其中深沉的分量。1836年，夏洛蒂·勃朗特将自己的诗歌寄给英国的桂冠诗人之一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后者回信告诫她文学不可能也不该属于女人，因为这会让她忽略女性的本职。在回信中，夏洛蒂竭力表明自己不仅没有忽略女性的本职，还努力让自己对此产生兴趣。即便有些时候相比教书和缝纫，她更喜欢阅读和写作，但还是会努力压制自己的想法。
夏洛蒂同简爱一样充满灵性，不甘为女性的传统角色所束缚，渴望更高的精神发展，更广阔的生命体验与价值实现。当简爱更愿意坐在房间一角静静看书，沉浸于幻想；当她经过窗边，驻足聆听风声呜咽，心中莫名兴奋，期待狂风怒号，黑暗降临，生命迎来激烈的冲撞；当她在月色下不惧黑暗地漫步，抓住一切走向旷野的机会，大口地呼吸没有滞塞的流动的新鲜空气；当她总乐意站在阁楼向远方眺望，在最高处放任自己的思想肆意流淌；当她在画板上涂抹无人能解的形状和色彩……我们没有理由谴责夏洛蒂因为将自己代入而忽略了文本叙述的技巧，因为简爱注定带上她自己浓重的影子。
夏洛蒂作为小说家广为人知，也创作过诗歌，可很少有人知道，她也是一名真正的画家。当她画出远山连绵、视野如此广阔的风景时，是否心中涌动着同简爱一样痛切的渴望？简爱其实更像是夏洛蒂的自白——《简爱》是她内心的想象创作出来的童话，充满了她对尚未经历（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经历）的热烈的生命之火的向往。她小心翼翼地在想象中呵护着它，让它燃烧而不至于燎原，为它拨灰而不至于熄灭。
责任编辑：尹颖尧
我的脑海中有两个这样的清晰的图景，都是一位女人在绝望中倒在地上，又起身继续前行。一是《飘》中斯嘉丽跪在被南北战争碾为狼藉的塔拉的红土地上，另一则是简爱连夜逃出桑菲尔德庄园跌在荒野带露的草地上。
2011版《简爱》电影放弃了传统上从简爱童年开始顺叙的方式，从故事中央开始叙述，结合顺叙和倒叙。这场雨夜艰难的逃离，就是整场电影叙事的起点。
大多数读者看来，简爱同庄园主人罗彻斯特的爱情故事是这本小说的核心。罗彻斯特是一位典型的拜伦式男主人公（Byronic hero），阴郁，骄傲，风流，玩世不恭，内心深处充满痛苦与激情。他同相貌平平、出身低微但独立有思想的家庭教师简爱相爱，却因为有现任被锁在阁楼已久的疯子妻子而无法完婚。简爱拒绝了同他前往法国生活的提议，离开了庄园。在她离开后，一场大火烧毁了庄园，罗妻跳楼而亡，罗彻斯特也为救她致残失明。这时简爱归来，二人终于合法成婚，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爱情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歌颂自由平等的精神与灵魂之爱。
不过细细读来，还有更值得玩味之处。
简爱其实更像是夏洛蒂的自白——
《简爱》是她内心的想象创作出来的童话，
充满了她对尚未经历（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经历）的热烈的生命之火的向往。
她小心翼翼地在想象中呵护着它，
让它燃烧而不至于燎原，为它拨灰而不至于熄灭。
“疯女人”
1979年，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下，《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十九世纪的文学想象》（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一书出版，极大地革新了人们解读《简爱》的视角。作者是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
它首次将焦点投向以往不为重视的配角——罗彻斯特关在阁楼里的疯妻子贝莎，认为她是简爱内心的投射，反映了女性角色以及女性作家所遭遇的力量与压抑，激情与禁锢。两位作者给出了大体上令人信服的文本证据，包括：对简爱幼时反抗压迫的描写同贝莎在阁楼中发疯的描写具有类似之处，都充满狂躁的暴力与抵抗；对贝莎的描写往往出现在简爱内心最为骚动不安之时，二者相互映衬；贝莎几番威胁他人安全，甚而在婚礼前夕进入简爱房间撕毁婚纱，却没有伤害简爱本人；贝莎的死亡意味着简爱最终驯服了内心的激情，真正走向了成熟。
以此为切入点，本书梳理了“疯女人”这一形象的文学表现和反抗意义。
男权社会建构女性形象采用天使或怪物（Angel/Monster）的两极模型：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理想形象往往是家中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hold），温顺、柔和、谦卑、奉献，女性是没有生命激情的存在；而有激情有活力的女性角色，则往往被表现为非正常的疯子或恶魔。作者发现，在女性创作仍受压抑却逐步发展的十九世纪，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描写却具有某些跨越地理、时空、心理的一致性，形成了独特而可贵的女性文学传统：“有关禁闭与逃离的场景，在幻想中以疯癫者作为驯顺的自我的镜像映射与替代，以外界的寒冷与室内的火热对比来暗喻身体的不适——这些模式在这一传统中不断重现，与此相伴的则是对诸如厌食症、恐旷症和幽闭恐怖症等疾病不厌其烦的描写。”
简爱的成长经历极为典型地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每一位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都将遇到的实质性或象征性的阻碍：压迫（儿时寄居姨妈家中），饥饿（孤儿院），疯癫（桑菲尔德庄园），寒冷（逃离庄园之后）。
我们不得而知，夏洛蒂·勃朗特写作时是否的确将反叛的潜意识投射在疯女人贝莎身上，正如我们无法知道将Jane Eyre的姓氏“Eyre”读音同表愤怒的“ire”所联系是否属于过度阐释。然而，即便是《简爱》出版后所接受的颇具敌意的评论与攻击，也没有否认作品本身饱满的力量与激情。它不仅隐藏在阁楼中的疯女人身上，还直接奔涌于简爱的自白之中——她无法忍受平静的禁锢，渴望变化与冒险，渴望积极施展自身的生命力量——而这些力量在那时都被认为只该为男性所有。
谁责备我？
自儿时在红屋子被关禁闭起，每当遇到压迫与挫折，她总不免想到一死了之——直到逃离桑菲尔德庄园那晚。她跌在地上，问自己为什么不去死，害怕——甚至希望自己死去，却很快支起身体，先是跪着爬行，又慢慢站起来，带着从未有过的决心向前走去。
必须承认的是，使简爱能成为简爱的绝不只是激情、反抗和愤怒，还有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获得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控制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她避免了过早地成为受害者幻想与自我弃绝的牺牲品，使她逐渐为自己的抵抗找出背后的道理，在不丧失自我的情况下不断地修正天性中的弱点。
但对生命的激情与热爱仍然是简爱生命的底色。她拒绝弃置自己的生命，拒绝将自我完全地交给他人处置。罗彻斯特在订婚后再次采取了高人一等的态度，给简爱购买大量衣物珠宝，而简爱抵制了被浪漫化、对象化（objectification）而丧失自我的诱惑与危险。
简爱以“谁责备我？（Who blames me）”开启了长达一页的“女权声明”，表明自身对打破束缚、拓展生命和探索世界的渴望：
“……我的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一般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她们对严厉的束缚，绝对的停滞，都跟男人一样感到痛苦……（……the restlessness was in my nature； it agitated me to pain sometimes……Women are supposed to be very calm generally： but women feel just as men feel； they need exercise for their faculties and a field for their efforts as much as their brothers do； they suffer from too rigid a restraint， too absolute a stagnation， precisely as men would suffer……）”
这段宣言最终为疯妻子贝莎的笑所打断。这一转折十分生硬突兀，表明作者将自己在现实中的愤怒与不平代入了文本叙述，并且破坏了文本本身的连贯性。
没有对这份激情所遭遇的禁锢和压力的理解，就无法真正体会其中深沉的分量。1836年，夏洛蒂·勃朗特将自己的诗歌寄给英国的桂冠诗人之一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后者回信告诫她文学不可能也不该属于女人，因为这会让她忽略女性的本职。在回信中，夏洛蒂竭力表明自己不仅没有忽略女性的本职，还努力让自己对此产生兴趣。即便有些时候相比教书和缝纫，她更喜欢阅读和写作，但还是会努力压制自己的想法。
夏洛蒂同简爱一样充满灵性，不甘为女性的传统角色所束缚，渴望更高的精神发展，更广阔的生命体验与价值实现。当简爱更愿意坐在房间一角静静看书，沉浸于幻想；当她经过窗边，驻足聆听风声呜咽，心中莫名兴奋，期待狂风怒号，黑暗降临，生命迎来激烈的冲撞；当她在月色下不惧黑暗地漫步，抓住一切走向旷野的机会，大口地呼吸没有滞塞的流动的新鲜空气；当她总乐意站在阁楼向远方眺望，在最高处放任自己的思想肆意流淌；当她在画板上涂抹无人能解的形状和色彩……我们没有理由谴责夏洛蒂因为将自己代入而忽略了文本叙述的技巧，因为简爱注定带上她自己浓重的影子。
夏洛蒂作为小说家广为人知，也创作过诗歌，可很少有人知道，她也是一名真正的画家。当她画出远山连绵、视野如此广阔的风景时，是否心中涌动着同简爱一样痛切的渴望？简爱其实更像是夏洛蒂的自白——《简爱》是她内心的想象创作出来的童话，充满了她对尚未经历（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经历）的热烈的生命之火的向往。她小心翼翼地在想象中呵护着它，让它燃烧而不至于燎原，为它拨灰而不至于熄灭。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