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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晋商是明清时期最大的商帮，其兴起和衰败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观念是相对稳定的，但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影响却不同。文章以管理熵和管理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结合内外部因素的互动，研究传统文化在晋商兴衰历程中产生的影响，为现代本土企业的文化管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晋商；管理熵；管理耗散结构
一、 引言
近年来对晋商兴衰与其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影响的积极文化因素，这方面的研究众多。如陶宏伟（2008）认为晋商文化主要概括为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崇拜关公的商业伦理、源于地缘贸易的创业精神和乡土轴心的理财理念、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白明东（2009）认为晋商商业伦理有崇尚儒学、尚义求利、以诚为本、崇商敬业、自强不息；欧人（2001）认为晋商的商业伦理精神包括吃苦耐劳、以义制利、富而不奢、崇奉关公、乐业敬业；周玉萍等（2003）将晋商商业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概括为诚实经营、讲求信用、爱国济民、同业互助、谦和礼让、严谨陋习等；陈晓荣（2011）认为晋商文化表现在诚信文化、创新文化、重商文化和勤劳智慧等；刘建生等（2003）认为晋商以乡土关系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是其号规和管理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影响晋商的消极文化因素，贾丽平（2005）认为晋商文化中的缺乏竞争、缺乏创新、认知危机、缺乏独立的商业人格、人治传统因素是导致晋商衰败的消极因素；张志文（2009）认为晋商创新的停滞导致其衰败。另外，晋商的衰败是处在清朝末年国势衰微、帝国主义对华进行侵略和掠夺、官府腐败不堪的特殊时期，有学者结合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内外因素进行了研究，刘建生等（2003）认为官商结合策略对其商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高春平（2007）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本文认为，传统文化对晋商的兴起和衰败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传统文化观念是相对稳定的，但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影响却不同。本文以管理熵和管理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结合内外部因素，研究传统文化在晋商兴衰历程中产生的影响，为现代本土企业的文化管理提供借鉴。
二、 管理熵和耗散结构理论
熵定律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德国物理学家Clausius在1865年提出的。热力学第一定律说明能量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是守恒的、不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则进一步说明，能量的转化只能是不可逆转地向一个方向转化，即从有效的状态到无效的状态，从可利用的到不可利用的。熵，就是指这种不能再被有效利用、不能再被转化的能量的总和。将熵的概念引入系统科学，熵指的是系统中无序的混乱的程度，熵增就是系统的紊乱程度增加的过程。
将熵的思想引入管理科学中，得到管理熵。管理熵理论指出，任何一种管理的组织、制度、政策方法和文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组织系统运动中，总是呈现出有效能量逐渐减少，无效能量不断增加，而且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也就是组织结构中管理效率递减规律。组织文化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方式，也符合熵定律，即组织文化的效率递减规律。
组织为了抑制内部的熵增，必须不断从外界引入负熵，这样才能使组织自身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由无序趋于有序。在负熵输入低于熵增时，组织趋于无序化；当负熵输入不断增加，组织趋于有序化；负熵的输入超过一定值，组织实现了从低层次有序向高层次有序的演化，形成了耗散结构状态。
耗散结构理论是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戈金（I. Prigogine）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原理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与环境不断的交换物质和能量，在一定条件下会由无序到有序，新的结构和新型的组织就会自发地形成，这种自发形成的有序结构称作“耗散结构”。将耗散结构理论引入管理中，形成了管理耗散结构，指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管理组织，不断从外部环境中吸取能量、物质和信息，使组织内部各单元产生相互作用以增加负熵，使之大于组织内部的熵增，从而使管理组织有序度的增加大于无序度的增加，在一定条件下，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和新的组织。耗散结构的组织能够快速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实现持续发展。
因此，根据管理熵和管理耗散结构理论，组织内部的熵增和外部能量的吸入是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两个过程同时存在，负熵输入与熵增对抗的结果决定了组织文化管理的效率是增还是減。
三、 晋商兴盛时期的耗散结构
1. 晋商内部的传统价值观。晋商的价值取向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精髓的“仁、义、礼、智、信”内化到山西商人的思维和行动之中，是他们初创时期经营和管理思想的文化底蕴。我认为在晋商中，传统文化表现最突出的是自强不息、地缘乡土关系、诚信仁义和忠君事国。
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在初创时期，晋商极富进取心，坚忍不拔，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而地少，气候干燥而多雨，十年九旱，很不利于农业生产，恶劣的地理环境磨砺了山西人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品质，并且对山西人“走西口”投入茫茫商海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支撑着山西商人客服重重艰险，坚韧向前。晋商大多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他们开拓了西北、蒙古以至中俄恰克图的贸易，经历了过草原、越沙漠、顶烈日、冒严寒的艰难，凭着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开拓了通往沙俄的贸易之路。
地缘乡土关系。晋商用人的基本原则是雇佣同乡而不用亲戚，他们认为“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通过合伙经营、会馆等组成以乡人为主的商帮集团，形成了一个“本地人”的范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掌柜负责制、职工薪金制、人身顶股制、同业之间的“相与”关系等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晋商基于地缘乡土关系之上的经营管理机制。
诚信仁义。晋商以“诚信”著称天下。在经营活动中，晋商信奉关公，把关公的“诚信仁义”作为规范商业行为的指南，以关公的“义气忠心”作为凝结同乡的精神支柱，以关公的不取不义之财的气节训练约束同籍商人，不仅“重廉耻而惜体面”，并且将“严守信誉”，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如果企业间、行业内有人失信，则亲友指责、乡人鄙视、同行不齿，并难以再在行业内就业。可见，晋商的诚信制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基础之上，带有比较浓的人情色彩，是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约束机制。 尊奉儒家“忠君事国”思想，恪守“廉商诚贾，以义制利”。清王朝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许多得力于晋商的赞助，山西票号为清政府汇兑官款、解缴税款、捐纳酬饷等，清王朝则给晋商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晋商鼎盛时期，做了很多行善的义举，诸如兴办或捐助教育、修桥铺路、赈济灾民等。晋商的这些义举显然传承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思想，同时在精神上也有以为君王“勤王事”引以为荣的价值取向。
2. 晋商与外部环境的能量交换。晋商注重对外部环境的把握，在外出经商的开放系统中，不断地与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交换，使负熵流入，晋商组织从低级向高级演化。
经济上，充分把握外部经济环境。明朝以来，为了稳定和巩固统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修养生息的政策，商品经济异常活跃。明朝的开中制的实施，使晋商获得盐业的专营权，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 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远涉戈壁、沙漠，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
地理上，善于利用优越的地理条件。山西居天下之中，向北、向南、向东北以及向东南方向的对外交通都比较方便，水陆交通畅通，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使山西有明显的外向型经济联系特征。同时，山西又与边塞接壤，成为与边塞少数民族通商的必经之地。因此，山西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为山西商人开辟通商渠道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晋商利用了外部环境的有利条件和内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通过自我学习和自我改造，晋商独创了经理负责制、学徒制、人身顶股制的资源管理和激励制度、订立严格的号规和账簿制度，并实现了财东和掌柜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后来，为了适应地理跨度巨大的贸易，创办了“山西票号”，避免了现银交易的不方便、不安全，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液顺畅起来，积累了大量财富，缔造了“山西票号”强大的金融帝国。这正是耗散结构理论中，通过外部要素结构和内部要素结构的互动关系，外部能量的负熵输入大于内部的熵增，使晋商的内部系统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耗散结构，缔造了晉商的辉煌历史。
四、 晋商由盛转衰的熵增表现
1. 官本位思想渐趋强化。明朝初年，山西商人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南到香港，东跨日本海，西到伊犁、喀什噶尔，形成了“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之势，缔造了商界的奇迹。早在明朝时期，晋商利用明朝的开中制获得盐业的专营权。到了清朝，顺治帝御封八大晋商为内务府的“皇商”，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帮。
随着与清政府关系的日益密切，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命运，直接影响着晋商的兴亡。山西票号一开始做汇兑业务，只汇商款，不做官款，“款不分巨细，客不分生熟，只要汇兑、存款都给办理，并且办业务不分昼夜，随到随办，给予充分的便利”。但19世纪50年代以后，清政府支持票号汇兑官饷，晋商的业务方向也逐渐转向政府，“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额存、放、汇业务不看在眼里，限定汇额非500两以上不办”。晋商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而对工商业的贷款则淡出了票号的主营业务。
官本位思想渐趋强化，垄断带来的巨大优势，使晋商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基础，失去了竞争的推动力，对竞争性环境反应迟钝，丧失了祖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这是晋商内部熵增的具体表现。随着清王朝国势日下，受到清政府的巨额欠款无法归还、国外银行的冲击、各种军费摊派、政府盘剥课税日重等因素的影响，晋商组织内部向无序发展，外部负熵吸入枯竭，走上衰败之路。
2. 狭隘的“乡土地缘关系”制度。晋商的用人制度是以“乡土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其人员组成是以乡人为主，用人主张是避亲用乡。避亲，用人时回避亲戚，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用自己的亲戚；用乡，即用人时用本乡人，排斥外地人才。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许多企业里，广泛吸收和引进各种有用人才，打破了地方观念，其中也不乏任用外籍人士的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晋商的用人仍然坚持用本地人，不用外地人，这就限制了用人的范围，使晋商不断地近亲繁殖，缺乏新的思想和方法的引进、交流，发展带来严重弊端，逐渐地失去了活力。
同时，以乡土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诚信制度只限于企业内、行业内，而企业外、行业外，市场上却缺乏正式制度的保障。在晋商发展后期，出现了有的经理伙友携款潜逃，有的提款供自己使用，使得以乡土关系和诚信义利等原则建立的管理制度遭到破坏，传统文化受到全方位的挑战。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尤其20世纪初现代金融业的兴起，外国银行进入，现代市场逐渐形成，需要良好的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其运行，以正规的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在晋商的商号中，其规章制度并不是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制定的，而是受到了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使得晋商在经营过程中人为因素过重，体现出浓厚的人治色彩，无法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外在环境。
3. 信奉“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晋商遵循小农经济的传统观念，信奉“以末起家，以本守之”，将全盛时期获得的大量商业利润用于营造华美的庭园宅院和购置良田，或者将银子窖藏于地下，或者奢侈消费。他们追求“守成求稳、知足长乐”，导致创新精神不足，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只有少部分山西商人将商业资本投入产业资本，大部分晋商没有兴办实业进行资本投资，以化解风险。
清末，在外商入侵，西方现代银行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传入后，在这一严峻的挑战面前，晋商仍固守原有的经营方针和管理制度，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对改革呼声的漠视，创新的停滞，最终使自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4. 对“诚信忠义”的盲目坚持。清朝末年，随着一系列内外战争和巨额的赔款支出，清政府的财政拮据，山西商人的捐输、报效支出则急剧增长。在鸦片战争赔款中，山西捐商共捐银200余万两，占整个战争赔款的14%以上。清朝覆亡，天下大乱，讲求诚信的晋商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例如大德通票号，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发行的晋钞不断贬值沦为废纸。面对储户的挤兑，当时最大的票号之一——大德通票号决定坚守诚信，按照新币折兑给储户，几乎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义赔”之中，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后来悄然歇业。 商业经营就意味着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但在传统道德观念下，人们把过多地强调经济利益认为是人的品质问题，这种观念上的局限性使晋商在外部大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为维护信誉忽视了经商之本，从而导致商业经营的彻底衰败。
总之，晋商在经营管理上对一些过时的、封建的传统观念的坚持，使晋商无法建立适应性更强的“耗散结构”形式。当外部环境受到巨大冲击时，原有的部分价值观、经营理念不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熵增；而管理者受到已有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因循守旧，产生熵增。系统内部的熵增大于外部能量的负熵吸入，导致管理效率的下降，最终晋商的衰败也就成为了必然趋势。
五、 晋商的兴衰对我们的启示
对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发展，减少内部熵增。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说过，管理越能利用社会的传统、价值与信念，则管理的成就就越大。中国文化传统作为历史的积淀，已经内化到中国人的思维意识中，而商业运作及经营管理规则的选取也必须符合内部各成员的价值取向和心理认同。晋商文化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不但继承了传统文化中艰苦奋斗、诚信义利的价值观，也改变了“重农抑商”的观念，形成了新的“学而优则贾”观念，并将“舍利取义”发展为“先义后利”，这些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有利于晋商的创业和兴业。但在经商与官府的关系中，他们信奉官本位的思想，无法抵挡垄断带来的高额利润的诱惑，导致失去创新力而走向衰败。因此，在企业文化管理中，要做到对传统文化观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产生熵增的旧观念、旧思想，使企业保持与外部的信息交换，增加企业的活力。
注重管理层的观念更新，减少内部熵增。晋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妄自尊大，保守僵化，安于現状，不思进取，没能做到超越自我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行业，从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发展机遇。因此，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必须培养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注重更新观念，时时与外部环境的保持一致，减少内部熵增，有利于负熵流的引入。
注重外部环境的负熵流。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有敏锐的感知力，随时关注外部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并能够根据外部信息、物质、能量的输入迅速地调整内部结构，引入负熵流，使组织向有序状态演化，抓住机遇，顺势而动，引导企业朝着目标方向迈进，努力保证系统的熵变为负值。
参考文献：
1. 郭伟刚.基于管理熵、管理耗散结构理论的企业激励机制研究.企业经济，2009，（2）.
2. （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著.吕明，袁舟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 任佩瑜，宋勇，张莉.论管理墒、管理耗散结构与我国企业文化的重塑.四川大学学报，2000，（4）.
4. 张铁男，程宝元，张亚娟.基于耗散结构的企业管理熵Brusselator模型研究.管理工程学报，2010，（3）.
5. 张巩德.山西票号纵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6. 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13YJC630036）。
作者简介：马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尹志欣，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3-08-22。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晋商；管理熵；管理耗散结构
一、 引言
近年来对晋商兴衰与其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影响的积极文化因素，这方面的研究众多。如陶宏伟（2008）认为晋商文化主要概括为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崇拜关公的商业伦理、源于地缘贸易的创业精神和乡土轴心的理财理念、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白明东（2009）认为晋商商业伦理有崇尚儒学、尚义求利、以诚为本、崇商敬业、自强不息；欧人（2001）认为晋商的商业伦理精神包括吃苦耐劳、以义制利、富而不奢、崇奉关公、乐业敬业；周玉萍等（2003）将晋商商业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概括为诚实经营、讲求信用、爱国济民、同业互助、谦和礼让、严谨陋习等；陈晓荣（2011）认为晋商文化表现在诚信文化、创新文化、重商文化和勤劳智慧等；刘建生等（2003）认为晋商以乡土关系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是其号规和管理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影响晋商的消极文化因素，贾丽平（2005）认为晋商文化中的缺乏竞争、缺乏创新、认知危机、缺乏独立的商业人格、人治传统因素是导致晋商衰败的消极因素；张志文（2009）认为晋商创新的停滞导致其衰败。另外，晋商的衰败是处在清朝末年国势衰微、帝国主义对华进行侵略和掠夺、官府腐败不堪的特殊时期，有学者结合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内外因素进行了研究，刘建生等（2003）认为官商结合策略对其商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高春平（2007）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本文认为，传统文化对晋商的兴起和衰败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传统文化观念是相对稳定的，但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影响却不同。本文以管理熵和管理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结合内外部因素，研究传统文化在晋商兴衰历程中产生的影响，为现代本土企业的文化管理提供借鉴。
二、 管理熵和耗散结构理论
熵定律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德国物理学家Clausius在1865年提出的。热力学第一定律说明能量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是守恒的、不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则进一步说明，能量的转化只能是不可逆转地向一个方向转化，即从有效的状态到无效的状态，从可利用的到不可利用的。熵，就是指这种不能再被有效利用、不能再被转化的能量的总和。将熵的概念引入系统科学，熵指的是系统中无序的混乱的程度，熵增就是系统的紊乱程度增加的过程。
将熵的思想引入管理科学中，得到管理熵。管理熵理论指出，任何一种管理的组织、制度、政策方法和文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组织系统运动中，总是呈现出有效能量逐渐减少，无效能量不断增加，而且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也就是组织结构中管理效率递减规律。组织文化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方式，也符合熵定律，即组织文化的效率递减规律。
组织为了抑制内部的熵增，必须不断从外界引入负熵，这样才能使组织自身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由无序趋于有序。在负熵输入低于熵增时，组织趋于无序化；当负熵输入不断增加，组织趋于有序化；负熵的输入超过一定值，组织实现了从低层次有序向高层次有序的演化，形成了耗散结构状态。
耗散结构理论是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戈金（I. Prigogine）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原理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与环境不断的交换物质和能量，在一定条件下会由无序到有序，新的结构和新型的组织就会自发地形成，这种自发形成的有序结构称作“耗散结构”。将耗散结构理论引入管理中，形成了管理耗散结构，指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管理组织，不断从外部环境中吸取能量、物质和信息，使组织内部各单元产生相互作用以增加负熵，使之大于组织内部的熵增，从而使管理组织有序度的增加大于无序度的增加，在一定条件下，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和新的组织。耗散结构的组织能够快速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实现持续发展。
因此，根据管理熵和管理耗散结构理论，组织内部的熵增和外部能量的吸入是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两个过程同时存在，负熵输入与熵增对抗的结果决定了组织文化管理的效率是增还是減。
三、 晋商兴盛时期的耗散结构
1. 晋商内部的传统价值观。晋商的价值取向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精髓的“仁、义、礼、智、信”内化到山西商人的思维和行动之中，是他们初创时期经营和管理思想的文化底蕴。我认为在晋商中，传统文化表现最突出的是自强不息、地缘乡土关系、诚信仁义和忠君事国。
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在初创时期，晋商极富进取心，坚忍不拔，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而地少，气候干燥而多雨，十年九旱，很不利于农业生产，恶劣的地理环境磨砺了山西人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品质，并且对山西人“走西口”投入茫茫商海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支撑着山西商人客服重重艰险，坚韧向前。晋商大多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他们开拓了西北、蒙古以至中俄恰克图的贸易，经历了过草原、越沙漠、顶烈日、冒严寒的艰难，凭着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开拓了通往沙俄的贸易之路。
地缘乡土关系。晋商用人的基本原则是雇佣同乡而不用亲戚，他们认为“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通过合伙经营、会馆等组成以乡人为主的商帮集团，形成了一个“本地人”的范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掌柜负责制、职工薪金制、人身顶股制、同业之间的“相与”关系等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晋商基于地缘乡土关系之上的经营管理机制。
诚信仁义。晋商以“诚信”著称天下。在经营活动中，晋商信奉关公，把关公的“诚信仁义”作为规范商业行为的指南，以关公的“义气忠心”作为凝结同乡的精神支柱，以关公的不取不义之财的气节训练约束同籍商人，不仅“重廉耻而惜体面”，并且将“严守信誉”，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如果企业间、行业内有人失信，则亲友指责、乡人鄙视、同行不齿，并难以再在行业内就业。可见，晋商的诚信制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基础之上，带有比较浓的人情色彩，是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约束机制。 尊奉儒家“忠君事国”思想，恪守“廉商诚贾，以义制利”。清王朝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许多得力于晋商的赞助，山西票号为清政府汇兑官款、解缴税款、捐纳酬饷等，清王朝则给晋商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晋商鼎盛时期，做了很多行善的义举，诸如兴办或捐助教育、修桥铺路、赈济灾民等。晋商的这些义举显然传承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思想，同时在精神上也有以为君王“勤王事”引以为荣的价值取向。
2. 晋商与外部环境的能量交换。晋商注重对外部环境的把握，在外出经商的开放系统中，不断地与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交换，使负熵流入，晋商组织从低级向高级演化。
经济上，充分把握外部经济环境。明朝以来，为了稳定和巩固统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修养生息的政策，商品经济异常活跃。明朝的开中制的实施，使晋商获得盐业的专营权，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 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远涉戈壁、沙漠，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
地理上，善于利用优越的地理条件。山西居天下之中，向北、向南、向东北以及向东南方向的对外交通都比较方便，水陆交通畅通，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使山西有明显的外向型经济联系特征。同时，山西又与边塞接壤，成为与边塞少数民族通商的必经之地。因此，山西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为山西商人开辟通商渠道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晋商利用了外部环境的有利条件和内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通过自我学习和自我改造，晋商独创了经理负责制、学徒制、人身顶股制的资源管理和激励制度、订立严格的号规和账簿制度，并实现了财东和掌柜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后来，为了适应地理跨度巨大的贸易，创办了“山西票号”，避免了现银交易的不方便、不安全，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液顺畅起来，积累了大量财富，缔造了“山西票号”强大的金融帝国。这正是耗散结构理论中，通过外部要素结构和内部要素结构的互动关系，外部能量的负熵输入大于内部的熵增，使晋商的内部系统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耗散结构，缔造了晉商的辉煌历史。
四、 晋商由盛转衰的熵增表现
1. 官本位思想渐趋强化。明朝初年，山西商人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南到香港，东跨日本海，西到伊犁、喀什噶尔，形成了“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之势，缔造了商界的奇迹。早在明朝时期，晋商利用明朝的开中制获得盐业的专营权。到了清朝，顺治帝御封八大晋商为内务府的“皇商”，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帮。
随着与清政府关系的日益密切，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命运，直接影响着晋商的兴亡。山西票号一开始做汇兑业务，只汇商款，不做官款，“款不分巨细，客不分生熟，只要汇兑、存款都给办理，并且办业务不分昼夜，随到随办，给予充分的便利”。但19世纪50年代以后，清政府支持票号汇兑官饷，晋商的业务方向也逐渐转向政府，“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额存、放、汇业务不看在眼里，限定汇额非500两以上不办”。晋商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而对工商业的贷款则淡出了票号的主营业务。
官本位思想渐趋强化，垄断带来的巨大优势，使晋商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基础，失去了竞争的推动力，对竞争性环境反应迟钝，丧失了祖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这是晋商内部熵增的具体表现。随着清王朝国势日下，受到清政府的巨额欠款无法归还、国外银行的冲击、各种军费摊派、政府盘剥课税日重等因素的影响，晋商组织内部向无序发展，外部负熵吸入枯竭，走上衰败之路。
2. 狭隘的“乡土地缘关系”制度。晋商的用人制度是以“乡土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其人员组成是以乡人为主，用人主张是避亲用乡。避亲，用人时回避亲戚，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用自己的亲戚；用乡，即用人时用本乡人，排斥外地人才。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许多企业里，广泛吸收和引进各种有用人才，打破了地方观念，其中也不乏任用外籍人士的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晋商的用人仍然坚持用本地人，不用外地人，这就限制了用人的范围，使晋商不断地近亲繁殖，缺乏新的思想和方法的引进、交流，发展带来严重弊端，逐渐地失去了活力。
同时，以乡土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诚信制度只限于企业内、行业内，而企业外、行业外，市场上却缺乏正式制度的保障。在晋商发展后期，出现了有的经理伙友携款潜逃，有的提款供自己使用，使得以乡土关系和诚信义利等原则建立的管理制度遭到破坏，传统文化受到全方位的挑战。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尤其20世纪初现代金融业的兴起，外国银行进入，现代市场逐渐形成，需要良好的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其运行，以正规的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在晋商的商号中，其规章制度并不是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制定的，而是受到了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使得晋商在经营过程中人为因素过重，体现出浓厚的人治色彩，无法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外在环境。
3. 信奉“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晋商遵循小农经济的传统观念，信奉“以末起家，以本守之”，将全盛时期获得的大量商业利润用于营造华美的庭园宅院和购置良田，或者将银子窖藏于地下，或者奢侈消费。他们追求“守成求稳、知足长乐”，导致创新精神不足，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只有少部分山西商人将商业资本投入产业资本，大部分晋商没有兴办实业进行资本投资，以化解风险。
清末，在外商入侵，西方现代银行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传入后，在这一严峻的挑战面前，晋商仍固守原有的经营方针和管理制度，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对改革呼声的漠视，创新的停滞，最终使自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4. 对“诚信忠义”的盲目坚持。清朝末年，随着一系列内外战争和巨额的赔款支出，清政府的财政拮据，山西商人的捐输、报效支出则急剧增长。在鸦片战争赔款中，山西捐商共捐银200余万两，占整个战争赔款的14%以上。清朝覆亡，天下大乱，讲求诚信的晋商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例如大德通票号，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发行的晋钞不断贬值沦为废纸。面对储户的挤兑，当时最大的票号之一——大德通票号决定坚守诚信，按照新币折兑给储户，几乎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义赔”之中，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后来悄然歇业。 商业经营就意味着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但在传统道德观念下，人们把过多地强调经济利益认为是人的品质问题，这种观念上的局限性使晋商在外部大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为维护信誉忽视了经商之本，从而导致商业经营的彻底衰败。
总之，晋商在经营管理上对一些过时的、封建的传统观念的坚持，使晋商无法建立适应性更强的“耗散结构”形式。当外部环境受到巨大冲击时，原有的部分价值观、经营理念不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熵增；而管理者受到已有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因循守旧，产生熵增。系统内部的熵增大于外部能量的负熵吸入，导致管理效率的下降，最终晋商的衰败也就成为了必然趋势。
五、 晋商的兴衰对我们的启示
对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发展，减少内部熵增。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说过，管理越能利用社会的传统、价值与信念，则管理的成就就越大。中国文化传统作为历史的积淀，已经内化到中国人的思维意识中，而商业运作及经营管理规则的选取也必须符合内部各成员的价值取向和心理认同。晋商文化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不但继承了传统文化中艰苦奋斗、诚信义利的价值观，也改变了“重农抑商”的观念，形成了新的“学而优则贾”观念，并将“舍利取义”发展为“先义后利”，这些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有利于晋商的创业和兴业。但在经商与官府的关系中，他们信奉官本位的思想，无法抵挡垄断带来的高额利润的诱惑，导致失去创新力而走向衰败。因此，在企业文化管理中，要做到对传统文化观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产生熵增的旧观念、旧思想，使企业保持与外部的信息交换，增加企业的活力。
注重管理层的观念更新，减少内部熵增。晋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妄自尊大，保守僵化，安于現状，不思进取，没能做到超越自我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行业，从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发展机遇。因此，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必须培养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注重更新观念，时时与外部环境的保持一致，减少内部熵增，有利于负熵流的引入。
注重外部环境的负熵流。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有敏锐的感知力，随时关注外部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并能够根据外部信息、物质、能量的输入迅速地调整内部结构，引入负熵流，使组织向有序状态演化，抓住机遇，顺势而动，引导企业朝着目标方向迈进，努力保证系统的熵变为负值。
参考文献：
1. 郭伟刚.基于管理熵、管理耗散结构理论的企业激励机制研究.企业经济，2009，（2）.
2. （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著.吕明，袁舟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 任佩瑜，宋勇，张莉.论管理墒、管理耗散结构与我国企业文化的重塑.四川大学学报，2000，（4）.
4. 张铁男，程宝元，张亚娟.基于耗散结构的企业管理熵Brusselator模型研究.管理工程学报，2010，（3）.
5. 张巩德.山西票号纵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6. 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13YJC630036）。
作者简介：马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尹志欣，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3-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