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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字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很多汉字与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息息相关。《战国策》中一个“归”字的辩证，让我们看到古人对于生死的达观和浓淡，也让我们了解对于古藉的误读可能带来的弊端。
[关键词] 归《战国策》苏秦 死亡
读古代的散文常常会为作者优美的表述所吸引，如《战国策·秦策一》中有段非常精彩的文字：(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赢滕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維，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段文字描写苏秦说秦失败，狼狈而回的情状，淋漓酣畅，非常生动。细看注释，发现编者将“归”注为“惭愧”之意，当时并未在意，觉得这种解释没有什么不妥。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用。自然十分失意。等到资财殆尽之时，不得不打道回府，一路风餐露宿，更是狼狈不堪。好不容易长途跋涉捱到家中，孰料非但没有从亲人那里得到丝毫安慰，相反是全家人的冷遇，甚至奚落，确实受到不小的打击。根据这前后的境遇，说他有愧色，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也在情理之中。但细读全篇后，发现苏秦不是这种拿不起放不下的人。试看他在外面受到打击后，回家又备受冷遇，在这种冷漠的环境下，非但没有一蹶不振，相反，“头悬梁、锥刺股”，勤奋苦读，昼夜揣摩，最后终于崛起。确实能忍常人不堪之情，比韩信、张良尚且过之。这种人怎么会汲汲于一时之失利，以至未到家门，就先“状有愧色”呢?可见，若将“归”解释为“愧”，与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有冲突。再联系整句话来看，“状”字，《辞源》解为“助词：意‘形状’，凡言情形皆日‘状”’。前后连缀起来，说苏秦此时的情形有愧色，很难说得通。显然，“归”若解作“愧”，句子的文义也不通，这一解释明显不妥。再检索《战国策》中所有的“归”字，发现作此解释的也仅此一例。将范围扩大，仔细搜索《十三经索引》、《春秋经传引得》、《庄子引得》等大量典籍，也没有找到类似的用法。
那么，这里的“归”字，究竟应作何解释?先看看几种权威词典的说法。
《说文解字》：“女嫁也，从止，从妇省，声，举韦切。”
杨树达《词诠》解释为：“副词。”
《助字辨略》解释为：“终竟之辞。”并列举了《吕氏春秋·顺说》篇《注》云“归，终也”的例子。
结合上下文，这里的“归”字解释为“终”比较贴切，实则是死亡的讳词。“状有归色”，意指苏秦资用乏绝，缺衣少粮，行将待毙。这种理解很符合他当时的处境。并且“归”字的这种用法并非只此孤证，我们还可以参考另外两段话来看。一是板桥画跋中云：“余种兰数十盆，三春告莫，皆有憔悴思归色。因移植于太湖石黄石之间，山之阴、石之缝，既已避日，又就躁，对吾堂亦不恶也”。另一处是《红楼梦》中曹雪芹给贾元春下的判词，词云“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这两段文字中的“归”字，与《战国策》中的“状有归色”是一个用法。板桥画跋中的“归”，指兰花奄奄一息，即将凋零。而元春判词中的大梦归，指元春寿龄不永，富贵之后很快就会殒命。“归”字在这两处都是隐指死亡。
用“归”字代指死亡，实则是古人生死观的一种体现。
先秦时期人们通常认为土是万物之母，人也来源于土地，死后也必归于土。据《礼记·祭义》篇载，“宰我问：‘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日：‘气也者……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礼运=池载：“魂气归天，形魄归于地”。《说文解字》：“人所归为鬼”；《尔雅))，亦云：“鬼之为言归也”。在古人的观念中，“鬼”并不如后世所宣扬的那样狰狞可怕，专来人间为祟。在先秦，“鬼”实际是对祖先神的一种统称。所谓“人所归为鬼”，就是说人老死后，成为“鬼”，实则是回到最初形态。“归”“鬼”本同义，可以通用。
这种理念尤为道家所信奉，《庄子》云：“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田子方》篇)《知北游》更详尽地阐述了这种生死循环的观念：“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之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为生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出弢，堕其天裹，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苟子》一书也有相关论述：“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相善，人道毕矣。”
生命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人为大自然所孕育，必然还要回到大自然的怀抱。这就是“返本归原”之道。死亡，不过是回归到最初的形态。
这种理念也可从近现代的一些考古发现中得到验证。前些年，在各地发现大量的春秋时期的墓葬，发掘后，发现多有些屈肢葬式。这种葬式有别于常见的仰身直肢葬，分蹲式和卧式两种。蹲式源自人蹲坐姿势，卧式又分仰卧、侧卧、俯卧三种，都以姿势特异而引人注目。经专家考证，这种屈肢葬式实是有意为之。因为先民们认为死者是回归了大地母亲的怀抱。所以在埋葬时有意将尸体摆放成胎儿在母胎内的屈肢姿势。
先秦的这种死亡观在汉朝依旧盛行。据《汉书·杨王孙传》载：杨王孙既病且终，先令其子日：“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八地七天，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不忍，向王孙友人祁侯求救，祁侯写信劝说王孙按照常礼举办，杨王孙回信中说：“……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哗众，厚葬以隔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于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
杨王孙家业千金，并非无钱厚葬，他选择“以身亲土”这种形式，是因为他信奉黄老之术，希望自己能早日归土，“就其真宅”，找到的真正归宿。这种生死观在盛行庄老之学的汉代应该有很大的代表性。
刘向信奉道家，熟谙方士之术，对此当不陌生，他描写苏秦的窘状，选择了富含文化意蕴的“归”代替“死、终、亡”等字，语带幽默。有所讥刺而存忠厚之心，表现出一种温柔敦厚的文风，也体现出自己的学养，实在是高明之文。而曹雪芹和郑板桥继承了前人的幽默与学养，给我们留下了同样意味深远的文字，使人读后不得不为他们驾驭文字的功力所深深折服。
那么，《战国策》将“归”解释为“愧”是否编者一时失察之误，对照其他现代版本，发现很多存在着同样的误读，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的《战国策》，对于“归”的解释是：“当作‘愧”’；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所收《战国策》，对这里的“归”字就注释为：“鲍吴作愧”。但是深入研究 后，发现这种误读是有缘由的。
《战国策》系东汉刘向校录编撰的史书，最初为三十三篇，被《汉书·艺文志》收录。东汉末，高诱为之作注。至北宋，曾巩百计搜寻，“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他又搜求高诱注得到十篇，一起辑集出版，后曾本亦不传。
南宋出现了两个影响较大的本子。一是浙江剡川人姚宏于绍兴十六年(公元1147年)求得善本，重刻了《战国策》，并做了补注。姚本不但博采《春秋后语》诸书，保留高注，又引用曾巩、刘敞、钱藻和集贤殿编印的四种本子为校，可称善本。后世学者大多认为姚宏本和刘向原著比较接近，基本保持了刘本的原貌。
一年之后，缙云人鲍彪刊出《战国策注十卷》，因为不满“旧有高诱注，既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侵微侵灭，殆于不存。彪于是考史记诸书为之注，定其章条，正其衍说而存其旧，慎之也!”鲍彪的注本在当时影响很大，却也受到后人的批评，元代的吴师道对他的注本非常不满，在《战国策校注》卷首识记中写到：“鲍彪变乱古文，学者喜尚新异，几亡其旧，今以元本卷第章次列于目录，著于篇首，庶几待据以考之。”“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字，经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比事次时，当有明征，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
吴师道重新校订了《战国策》，对鲍彪注本进行了补正，即吴本。流传到今天的明、清及近代的《战国策》版本已达二十五种之多，大多以姚、鲍、吴三种校本为母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入了这三种版本，现将三种本子的同一段文字比较于下，或许可以从中窥出些许端倪。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6卷史部164册，所收的《战国策》题为汉高诱注，宋姚宏续注，当是姚本。此段文字为“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状有归色”(归当作愧，愧愁耳，音相近故作归耳。笔者按：以下小括号内皆原书注释，不再一一标明。)
据姚本全书的体例看，姚宏本人的补注，前面会加上“续”或“续云”，以别于高诱原注。由此可知，此处注释当为高诱原注。
同书406卷，史部第5册所收的《鲍氏战国策注》，题为宋鲍彪注，即鲍本。此段文字为“形容枯槁，面目黧黑(元作犂，集韵黧黄色)状有愧色(愧元作归，今从高注。)”
第三种收在同书第407卷，史部165册，名为《战国策校注》，题为宋鲍彪原注，元吴师道补正。即吴本。此段文字为“形容枯槁，面目黧(补日古字黧犂通借)黑(集韵黧黑黄色，正日黧黑色集韵误见魏策)，状有愧归(原作归，今从高注，补日当作愧，姚氏亦日)色。”
从姚、鲍二种本子比较来看，姚宏对这段文字没有改动，沿用了高诱原注，而鲍彪则据高注直接将古本中的“归”改为“愧”，这正应了吴师道的指责：“直去本字，径加改字”，同段中他还将“犂”径直改为“黧”，也可看出这种武断作风。而从吴师道的本子可看出他在正文中将古本原字和鲍彪改字并列刻印，并作了补正。
通过三种版本的比勘，可以看出姚、鲍、吴三个版本其实都沿袭了高诱的误注，其中鲍本错讹尤甚。虽然鲍彪在序中强调自己的态度是“慎之也”，并且在“苏秦始将连横”篇的篇末，他还特地在注释中写道：“高诱，妄人也。注此书，谬妄非一处。”这一批评可谓确论，然而他非但没能纠正高诱的谬妄，反而变本加厉，擅自更改。事实胜于雄辩，比起姚本和吴本，鲍本擅改古本的做法对后世影响更大。很多现存的《战国策》明清刻本沿用了这一做法，如万历年间闵齐伋的《战国策》刻本(十二卷)：明万历钱普刻《张陆二先生批评战国策》(抄四卷本)：明万历刻的《战国策谭概》(十卷附录一卷)清康熙三十三年三鱼堂刻《战国策去毒》(三卷附编年一卷)都直接将原文改作“状有愧色”。
对于“归”字的错误解释一直延续至今．不但现代出版的很多《战国策》注释本都沿用了这种说法。甚至一些词典也未加甄别，将错误的解释纳入词条。如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版的《辞源》就在“归”字第九条赫然列有：“愧也，《国策》：面有归色。”商务印书馆1983年重印的《古代汉语词典》所收“归”字也有这样的词条：“‘归’同‘愧’，惭愧。”另外，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古汉语通假字字典》和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则将“归”与“愧”列为通假字。
我国的古籍浩如烟海，有的作品结集既早，流传亦广，在传刻当中，多有舛误。如果注者不能体会作者深意，妄加揣摩，则危害尤烈。可见为书作注，应万分谨慎，后辈学者，当借此自律。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 归《战国策》苏秦 死亡
读古代的散文常常会为作者优美的表述所吸引，如《战国策·秦策一》中有段非常精彩的文字：(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赢滕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維，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段文字描写苏秦说秦失败，狼狈而回的情状，淋漓酣畅，非常生动。细看注释，发现编者将“归”注为“惭愧”之意，当时并未在意，觉得这种解释没有什么不妥。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用。自然十分失意。等到资财殆尽之时，不得不打道回府，一路风餐露宿，更是狼狈不堪。好不容易长途跋涉捱到家中，孰料非但没有从亲人那里得到丝毫安慰，相反是全家人的冷遇，甚至奚落，确实受到不小的打击。根据这前后的境遇，说他有愧色，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也在情理之中。但细读全篇后，发现苏秦不是这种拿不起放不下的人。试看他在外面受到打击后，回家又备受冷遇，在这种冷漠的环境下，非但没有一蹶不振，相反，“头悬梁、锥刺股”，勤奋苦读，昼夜揣摩，最后终于崛起。确实能忍常人不堪之情，比韩信、张良尚且过之。这种人怎么会汲汲于一时之失利，以至未到家门，就先“状有愧色”呢?可见，若将“归”解释为“愧”，与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有冲突。再联系整句话来看，“状”字，《辞源》解为“助词：意‘形状’，凡言情形皆日‘状”’。前后连缀起来，说苏秦此时的情形有愧色，很难说得通。显然，“归”若解作“愧”，句子的文义也不通，这一解释明显不妥。再检索《战国策》中所有的“归”字，发现作此解释的也仅此一例。将范围扩大，仔细搜索《十三经索引》、《春秋经传引得》、《庄子引得》等大量典籍，也没有找到类似的用法。
那么，这里的“归”字，究竟应作何解释?先看看几种权威词典的说法。
《说文解字》：“女嫁也，从止，从妇省，声，举韦切。”
杨树达《词诠》解释为：“副词。”
《助字辨略》解释为：“终竟之辞。”并列举了《吕氏春秋·顺说》篇《注》云“归，终也”的例子。
结合上下文，这里的“归”字解释为“终”比较贴切，实则是死亡的讳词。“状有归色”，意指苏秦资用乏绝，缺衣少粮，行将待毙。这种理解很符合他当时的处境。并且“归”字的这种用法并非只此孤证，我们还可以参考另外两段话来看。一是板桥画跋中云：“余种兰数十盆，三春告莫，皆有憔悴思归色。因移植于太湖石黄石之间，山之阴、石之缝，既已避日，又就躁，对吾堂亦不恶也”。另一处是《红楼梦》中曹雪芹给贾元春下的判词，词云“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这两段文字中的“归”字，与《战国策》中的“状有归色”是一个用法。板桥画跋中的“归”，指兰花奄奄一息，即将凋零。而元春判词中的大梦归，指元春寿龄不永，富贵之后很快就会殒命。“归”字在这两处都是隐指死亡。
用“归”字代指死亡，实则是古人生死观的一种体现。
先秦时期人们通常认为土是万物之母，人也来源于土地，死后也必归于土。据《礼记·祭义》篇载，“宰我问：‘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日：‘气也者……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礼运=池载：“魂气归天，形魄归于地”。《说文解字》：“人所归为鬼”；《尔雅))，亦云：“鬼之为言归也”。在古人的观念中，“鬼”并不如后世所宣扬的那样狰狞可怕，专来人间为祟。在先秦，“鬼”实际是对祖先神的一种统称。所谓“人所归为鬼”，就是说人老死后，成为“鬼”，实则是回到最初形态。“归”“鬼”本同义，可以通用。
这种理念尤为道家所信奉，《庄子》云：“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田子方》篇)《知北游》更详尽地阐述了这种生死循环的观念：“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之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为生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出弢，堕其天裹，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苟子》一书也有相关论述：“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相善，人道毕矣。”
生命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人为大自然所孕育，必然还要回到大自然的怀抱。这就是“返本归原”之道。死亡，不过是回归到最初的形态。
这种理念也可从近现代的一些考古发现中得到验证。前些年，在各地发现大量的春秋时期的墓葬，发掘后，发现多有些屈肢葬式。这种葬式有别于常见的仰身直肢葬，分蹲式和卧式两种。蹲式源自人蹲坐姿势，卧式又分仰卧、侧卧、俯卧三种，都以姿势特异而引人注目。经专家考证，这种屈肢葬式实是有意为之。因为先民们认为死者是回归了大地母亲的怀抱。所以在埋葬时有意将尸体摆放成胎儿在母胎内的屈肢姿势。
先秦的这种死亡观在汉朝依旧盛行。据《汉书·杨王孙传》载：杨王孙既病且终，先令其子日：“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八地七天，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不忍，向王孙友人祁侯求救，祁侯写信劝说王孙按照常礼举办，杨王孙回信中说：“……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哗众，厚葬以隔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于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
杨王孙家业千金，并非无钱厚葬，他选择“以身亲土”这种形式，是因为他信奉黄老之术，希望自己能早日归土，“就其真宅”，找到的真正归宿。这种生死观在盛行庄老之学的汉代应该有很大的代表性。
刘向信奉道家，熟谙方士之术，对此当不陌生，他描写苏秦的窘状，选择了富含文化意蕴的“归”代替“死、终、亡”等字，语带幽默。有所讥刺而存忠厚之心，表现出一种温柔敦厚的文风，也体现出自己的学养，实在是高明之文。而曹雪芹和郑板桥继承了前人的幽默与学养，给我们留下了同样意味深远的文字，使人读后不得不为他们驾驭文字的功力所深深折服。
那么，《战国策》将“归”解释为“愧”是否编者一时失察之误，对照其他现代版本，发现很多存在着同样的误读，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的《战国策》，对于“归”的解释是：“当作‘愧”’；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所收《战国策》，对这里的“归”字就注释为：“鲍吴作愧”。但是深入研究 后，发现这种误读是有缘由的。
《战国策》系东汉刘向校录编撰的史书，最初为三十三篇，被《汉书·艺文志》收录。东汉末，高诱为之作注。至北宋，曾巩百计搜寻，“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他又搜求高诱注得到十篇，一起辑集出版，后曾本亦不传。
南宋出现了两个影响较大的本子。一是浙江剡川人姚宏于绍兴十六年(公元1147年)求得善本，重刻了《战国策》，并做了补注。姚本不但博采《春秋后语》诸书，保留高注，又引用曾巩、刘敞、钱藻和集贤殿编印的四种本子为校，可称善本。后世学者大多认为姚宏本和刘向原著比较接近，基本保持了刘本的原貌。
一年之后，缙云人鲍彪刊出《战国策注十卷》，因为不满“旧有高诱注，既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侵微侵灭，殆于不存。彪于是考史记诸书为之注，定其章条，正其衍说而存其旧，慎之也!”鲍彪的注本在当时影响很大，却也受到后人的批评，元代的吴师道对他的注本非常不满，在《战国策校注》卷首识记中写到：“鲍彪变乱古文，学者喜尚新异，几亡其旧，今以元本卷第章次列于目录，著于篇首，庶几待据以考之。”“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字，经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比事次时，当有明征，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
吴师道重新校订了《战国策》，对鲍彪注本进行了补正，即吴本。流传到今天的明、清及近代的《战国策》版本已达二十五种之多，大多以姚、鲍、吴三种校本为母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入了这三种版本，现将三种本子的同一段文字比较于下，或许可以从中窥出些许端倪。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6卷史部164册，所收的《战国策》题为汉高诱注，宋姚宏续注，当是姚本。此段文字为“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状有归色”(归当作愧，愧愁耳，音相近故作归耳。笔者按：以下小括号内皆原书注释，不再一一标明。)
据姚本全书的体例看，姚宏本人的补注，前面会加上“续”或“续云”，以别于高诱原注。由此可知，此处注释当为高诱原注。
同书406卷，史部第5册所收的《鲍氏战国策注》，题为宋鲍彪注，即鲍本。此段文字为“形容枯槁，面目黧黑(元作犂，集韵黧黄色)状有愧色(愧元作归，今从高注。)”
第三种收在同书第407卷，史部165册，名为《战国策校注》，题为宋鲍彪原注，元吴师道补正。即吴本。此段文字为“形容枯槁，面目黧(补日古字黧犂通借)黑(集韵黧黑黄色，正日黧黑色集韵误见魏策)，状有愧归(原作归，今从高注，补日当作愧，姚氏亦日)色。”
从姚、鲍二种本子比较来看，姚宏对这段文字没有改动，沿用了高诱原注，而鲍彪则据高注直接将古本中的“归”改为“愧”，这正应了吴师道的指责：“直去本字，径加改字”，同段中他还将“犂”径直改为“黧”，也可看出这种武断作风。而从吴师道的本子可看出他在正文中将古本原字和鲍彪改字并列刻印，并作了补正。
通过三种版本的比勘，可以看出姚、鲍、吴三个版本其实都沿袭了高诱的误注，其中鲍本错讹尤甚。虽然鲍彪在序中强调自己的态度是“慎之也”，并且在“苏秦始将连横”篇的篇末，他还特地在注释中写道：“高诱，妄人也。注此书，谬妄非一处。”这一批评可谓确论，然而他非但没能纠正高诱的谬妄，反而变本加厉，擅自更改。事实胜于雄辩，比起姚本和吴本，鲍本擅改古本的做法对后世影响更大。很多现存的《战国策》明清刻本沿用了这一做法，如万历年间闵齐伋的《战国策》刻本(十二卷)：明万历钱普刻《张陆二先生批评战国策》(抄四卷本)：明万历刻的《战国策谭概》(十卷附录一卷)清康熙三十三年三鱼堂刻《战国策去毒》(三卷附编年一卷)都直接将原文改作“状有愧色”。
对于“归”字的错误解释一直延续至今．不但现代出版的很多《战国策》注释本都沿用了这种说法。甚至一些词典也未加甄别，将错误的解释纳入词条。如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版的《辞源》就在“归”字第九条赫然列有：“愧也，《国策》：面有归色。”商务印书馆1983年重印的《古代汉语词典》所收“归”字也有这样的词条：“‘归’同‘愧’，惭愧。”另外，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古汉语通假字字典》和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则将“归”与“愧”列为通假字。
我国的古籍浩如烟海，有的作品结集既早，流传亦广，在传刻当中，多有舛误。如果注者不能体会作者深意，妄加揣摩，则危害尤烈。可见为书作注，应万分谨慎，后辈学者，当借此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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