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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技术立国之路
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魏源编成的《海国图志》，曾广泛介绍西方知识，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试图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富强起来。
由于钓鱼岛事件，国内近日出现了反日示威和打砸日系车的行为，还有人提出抵制日本技术的观点。但其实，在“抵制日货”之前应该了解，日本是如何走上强国之路的。
日本的市场调研机构“富士综研所”曾在东京进行过一项调查。调研人员选择了2000名20岁以上的公众，让他们投票选出“事物”、“文化”、“技术”等3种类别的日本产品中，哪一些最能赢得世界的掌声。接受调查的人，男女参半；他们将692票的最高票给了方便面，这是最让日本人长脸的产品。
位居第二的、让日本人倍感骄傲的发明是1971年问世的“卡拉OK”。索尼的Walkman排在第三。三甲之后，家用游戏机、CD光盘、相机等日本产品也纷纷上榜。
“日本在精密加工上的精湛技术，是世界出了名的。”知识产权出版社专利信息中心的高级咨询师赵国璧说，以军舰的螺旋桨为例，好的螺旋桨不仅要推力好，还要噪音小，这一难题困扰了很多国家。前苏联的军舰噪音很大，也是因为没有足够精密的机械。而日本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现在放眼中国，老百姓的家中，冰箱、电视、汽车、相机……哪一样家用电器、电子设备找不到日本的产品？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日本的精密电子元器件，美国的导弹也不会那么精准。”赵国璧说，“日本是一个善于创新、发明的国家。这一方面与他们的资源比较匮乏、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性有关，人们总是想要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得更好；另一方面，得益于日本在制度上，对发明创新的鼓励和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与利用。”
早在1904年5月5日，时任日本农商务大臣的清浦奎吾与时任特许局长的久米金弥（kinya kume）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工业产权保护协会”。两年后，为了巩固它的基础和扩展它在促进创造性方面的活动，该协会被重组成一个企业法人。1910年，它被重新命名为“帝国的发明与创新研究所”。
1936年，这个研究所在一个全日本鼓励发明的统一组织之下，进行了又一次的重组。从那时起，这个机构利用它全国性的系统，激励创新活动。1947年，学院更名为“日本发明与创新研究所”，也就是日本发明协会。如今，总部坐落在东京都港区虎之门的日本发明协会，在全日各地的所有都、道、府、县，都设立了分支机构，上万名成员遍及了包括私人、法律在内的各界人士。
事实上，还在1919年，日本发明协会的前身就主办了一个奖项，专门表彰全日本的发明。这就是“帝国发明奖”；1949年，它更名“日本全国发明奖”，每年4月1日在东京颁发。直到今天，这一奖项在发明界都有着颇高的声誉，它鼓励和扶植优秀发明、设计，从而实现日本科技水平的提高、振兴日本的产业。
曾在1976年出任发明协会会长的井深大，就是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办人之一，还是学生时，他就以“动态霓虹灯”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获奖。日本第一台磁带答录机、晶体管收音机等众多创新，大都源于井深大的梦想。
“日本的发明和创新之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佳能与美国施乐的博弈中，发生了一次巨变。”赵国璧介绍说，当时，美国施乐在50年代发明的静电复印机，占领了这一领域的世界市场。施乐申请了大量的专利形成壁垒，维持着自己对市场的垄断。
据了解，施乐先后针对复印机申请的专利多达500多项，几乎涵盖了复印机的全部部件和所有关键环节。施乐不断推出复印机的功能，价格也随之不断抬升。
终于，一个有备而来的对手出现了。原本只生产照相机的日本企业——佳能，动了从复印机市场分得一碗羹的念头。专利是有期限的，佳能读变了施乐所有的专利，想在已有的技术之上有所突破。与施乐生产的庞大机器不同，佳能造出了世界第一款小型复印机，很适合办公和家用。佳能找到其他的日本厂商联合生产，每一个与之结盟的企业都成了施乐的对手。
有数据显示，1976年，施乐还占据了复印机市场82%的份额；到1981年，就跌到了35%。
“从施乐的身上，日本当然也看到了知识产权在创新、发明中的强大力量。他们意识到，为了防范美国利用专利来对自己设关卡，一方面需要借鉴这些专利技术，在原有基础专利技术上，进行众多的改进型和组合型创新，进而申请大量的外围专利；另一方面通过仔细研究这些专利技术，从法律层面避免日后侵权。”赵国璧说，于是，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日本的专利增长非常迅猛。他们将一些美国、欧洲的基础发明技术，进行改组和创新，进而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当时在日本的专利申请中，数量最多的并不是含金量最高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要不需经过实质审查，专利通过的时间更快。
那是日本在创新发明上，所经历的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开始。也最终使日本实现了从“贸易立国”、“技术立国”到“知识产权立国”的转变。
日本推行“贸易立国”的阶段，正值20世纪50～70年代。欧美的先进技术被大量引进日本，然后进行二次开发，形成了领先世界的优势。70年代，日本的汽车和家用电器等产品已席卷全球市场。在这一阶段，“外观设计”是为数最多的创新。
到了80～90年代，日本开始了“技术立国”，加强了自主开发研究。众多的企业从追求改进型的技术，转向了独立的发明、创造。
“日本的很多专家，也在研究中国的专利法；这是为了给日本的创新、发明在中国的推广进行预警。”赵国璧说，2000年以后，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数量在剧增；这些专利绝大部分为发明专利申请。从国家知识产权最近几年每年发布的专利年报来看，中国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有好几个均为日本企业。
与此相比，国内的技术创新，大多仍然停留在低含金量的“实用新型”上。当年很多地方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希望能以市场来换技术，但事实上，对方在合同的许可中进行了很多限制，真正的核心技术并不会透露出来。好在如今，一些走向国际化比较早、比较快的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警惕创新“日本病”
如果说发明曾是日本的立国之本，那么近十年，墨守成规、跟不上消费者的步伐是以创新著称的日本技术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
1980年，夏普创始人早川德次先生在弥留之际把后来的副总裁佐佐木正叫到病床前嘱咐说：“我希望夏普能够不断地开发出让竞争对手争相模仿的商品。”
多年来，夏普不断地推出诸如收音机、电视机、微波炉之类的时代最尖端的“首个”产品。虽然过不了多久，这些产品就被以松下为代表的竞争对手所模仿，致使夏普产品的销量大幅下滑，但是，夏普一直坚持自己的创新，即使某一个产品被模仿，夏普可以马上推出更新的优质产品。就是依靠着这样不停地“创新”，公司才可能持续发展。
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液晶制品行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夏普的经营团队却不以为然，甚至将经营方针调整为“以独一无二为目标”。“独一无二”意味着夏普将集中力量专攻当时被誉为世界最尖端的液晶技术。安于现状，放慢了开发多种新技术、不断创作新产品的前进脚步。因此，夏普沦落到了如此悲惨的地步。
有媒体高呼，日本企业都患有“日本病”。 不仅是夏普，索尼、松下、NEC、三洋、奥林巴斯等等众多知名企业都是严重的“日本病”患者。
一位在北京从事与日中商务往来相关工作3年的日本人评价自己的同胞，“逃避责任”这个日本民族最大的弱点发展而来的公司组织结构僵硬化、保守化和内向化。“病症”的直接结果就是公司日趋衰弱，最终倒闭。
其实，很多中国企业都是在日本技术的辅助下发展壮大。而中国已经确立了2020年要成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对此，发展迅速的中国企业也要避免“中国病”的出现，创新才是持久发展的最强动力、模仿和代工只能受制于人。这是中国企业应该学到的东西。
每天被打开一亿包的方便面
1958年8月25日，东京的百货店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食品。它是先在面粉中加入油、盐、作料等制成面条；之后，再在高温中进行短时间的蒸制，并把面条放在鸡汤中浸泡，或者喷洒鸡汤；最后，将其放入模具中油炸。油炸会使面条中的水分迅速散发，并在它的表层留下无数的洞眼；一旦冲入开水，面条就会吸水、变软。虽然这种食品还只是试制品，但是当天就被抢购一空。
这就是方便面的问世。它的发明者是台湾裔日本人——安藤百福；这个制作方便面的方法被称为“瞬间热油干燥法”，并且很快获得了专利。
方便面当之无愧地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8年之后，安藤到欧美考察，他发现采购的人用纸杯来试尝泡面，之后纸杯也被扔进了垃圾箱。安藤突然动了“用纸杯来泡面”的念头，他从飞机上铝制容器的密封盖找到了灵感。由纸和铝箔贴合而成的盖子，可以解决“杯装面”长期保存的问题。1971年9月18日，“日清杯装方便面”发售了，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了“杯装面”。
从此，一项全新的产业在世界迅速崛起。为了纪念安藤的贡献，1999年，日本在大阪建立了“方便面博物馆”。
如今，方便面已经成了全球第二大工业化生产的主食产品，仅次于面包。今年5月，第8届世界方便面峰会举行，中国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的人士公开了一个数据：2011年，中国内地方便面产量为483.8亿包，销售额达到557.76亿元；平均每天有1亿多包方便面被打开，每1秒钟有1300人加入到享受这一美味的行列。
安藤曾把方便面的发明称作“被饥饿催生的灵感”。他在1948年就创立公司，研究营养食品。他曾利用高温、高压将炖熟的牛、鸡骨头中的浓汁抽出，制成了一种营养补剂，这为方便面的调料铺了路。在1970年，安藤又与味之素、三菱合资在美国开工厂。
其实，味之素一样是日本在饮食领域的另一项、具有全球影响的发明。它是一种白色的晶体，可以为菜肴提味，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在中国，人们叫它“味精”。
1908年，日本东京大学的化学教授池田菊苗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妻子用海带做成的汤无比美味；凭着化学家的直觉，他意识到海带中有可以让汤变鲜美的成分。于是，他将剩下的海带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半年后，池田从海带中提出了谷氨酸。
池田的成果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被一位叫做“铃木三郎”的企业家发现了。这是一笔市场广阔的买卖，铃木想要购买提炼“谷氨酸钠”的技术。不过，用海带来制取谷氨酸，代价有些高。在反复的研究之后，池田终于找到了从小麦中提取谷氨酸、制作谷氨酸钠的方法。池田和铃木联手将这一产品投放市场，给它命了一个名字——“味之素”。
“味之素”传入中国，引起了一名从事化学工程的有心人的注意。他是吴蕴初，化验了这一成分被严格保密的白色结晶；吴蕴初用一年多的努力，独立发明了用“水解法”生产谷氨酸钠；推出了“佛手牌”味精，还打入了欧美市场。
之后，日本又找到了制造谷氨酸钠更经济、实惠的“发酵法”；也发明了鲜度更高、以乌苷酸钠为主的“强力味精”。当然，一样有日本的研究人员指出，长期过量食用味精可能损害视力。如今，味精的使用往往与中国菜联系在一起，它在世界尤其是亚洲都在被广泛地使用；在新崛起的调味新宠——鸡精中，仍旧有着味精的身影。
生活在数码时代，无论是想拍一张靓照、还是想浏览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新闻现场，要想完全抽去日本元素，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从1981年，索尼公司生产了第一个最早的商用电子照相机——“马维卡”（Mavica）电子静态照相机开始，可以说，日本的企业和技术就一直在数码影像产品的生产、研发中占据着主导的位置。
数码相机是磁带录像机（VTR）和电荷耦合器件（CCD）相结合的产物。早在1972年，美国的“德州仪器”公司就已为第一部不用感光胶卷的静态图像数码相机申请了专利。不过，真正将数码摄像引入民间的，还是日企。
数码相机的构造，其实十分简单。它通过透镜吸收光能，将光线照射在感光器件CCD上。CCD将光能转变成电子脉冲，这些脉冲信号被传送到计算机芯片上，变成数码信息，并被存在一张小小的储存盘中，最终成为人们可以观看、处理的图像。 在索尼的“马维卡”之后，柯达很快于1986年研发出了第一部百万像素的感光器，它的像素达到了140万，拍摄的效果堪比胶卷。之后，柯达推出一系列产品。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随着电脑的普及，一场数码革命迅速席卷了摄影摄像。在中国的家庭中，数码拍摄几乎完全取代了普通的胶卷照片，这也直接带动了一个图片制作和美化的环节——PS。
中国电子商会曾发布了一份《2009-2010年中国城市数码相机消费需求与市场竞争力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市场销售了近970万台数码相机，比2008年增长了10%。最近，互联网消费调研中心（ZDC）一份针对今年8月中国数码相机市场的分析报告显示，在消费市场，佳能、索尼、尼康占据了前三甲，三个品牌的累计关注份额高达63%。
依托自己的先进技术，众多日系数码产品在中国消费者中已经形成了较高的认知度；而这些品牌也早就开始了在中国二级、三级市场的开拓。
可以说，不仅是在影像上，日本的发明与技术革新对整个数码音影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索尼曾在1979年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Walkman，风靡了随后的30年；其间，多达4亿台的walkman走入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足足影响和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不过，最后终结了walkman的CD也与索尼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几乎在walkman问世的同时，1980年，索尼和飞利浦介绍了一种音乐传播的形式——CD数字声频信号。9年后，日本的太阳诱电公司（Taiyo Yuden）开发出一种CD新媒体，它的表面包有薄薄的一层金，它能通过一个可在光盘上写信息的专门设备进行记录，也可以被任何CD-ROM驱动器读取。雅马哈（Yamaha）和索尼生产了最早的CD刻录器。
日本不断创造和突破着“世界第一”：挑战着液晶屏幕的薄度；发明和发明着电子游戏机……于1889年、生产纸牌起家的手工作坊，最终成了引领世界的游戏公司，从1980年发布掌上游戏机开始，这个叫做“任天堂”的企业就在持续制造着一拨接一拨的轰动。2010年，它推出的新一代掌机3DS采用了一样来自日本企业夏普的裸眼3D技术；在去年12月，3DS单月售出了上百万台。而“任天堂”在20多年前创造的“超级马里奥兄弟”，至今风靡世界。
日本是最早开始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国家之一，目前，日本已经在普及混合动力系统的低燃耗、低排放和改进行驶性能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在全球混合动力汽车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最典型的就是丰田普锐斯、本田音赛特，它们最早投放市场，不仅在国内热销，在国际市场上也令其他国家厂商望其项背。今年2月，第三代普锐斯在美国上市，上半年8.4万台的销量可以用畅销来形容。外形更加时尚，内部空间增大，全电行程增加，排量由1.4L增加到1.8L，但却更加省油，城市驾驶每百公里油耗不到4升，这些优势让普锐斯自2000年在美国上市以来，已经有上百万的销量。
而对于日系汽车来说，省油、先进的电子设备和电控系统是它们的最大特点。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汽车电子研究所副所长杨殿阁教授认为，作为现代工业技术水平集中体现的汽车，是高度机电一体化的复杂设备，其设计开发以及生产已经实现了国际化，通常在一辆汽车中会集成多个国家多个厂商的子系统及零部件，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很难分清哪项技术是日本的，哪项技术是中国、德国或者美国的。
他也谈到，日本的汽车电子技术虽然先进，但是还没有到一家独大的地步，日本丰田虽然是世界上混合动力汽车最先进的厂商，是混合动力技术最初的引导者，但时至今日，德国宝马、美国通用以及中国的一汽、长安等也都有完全自主技术的混合动力汽车以及全电动汽车。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实用高速铁路的国家。1964年10月1日东海道新干线正式开通营业，高速列车运行速度达到210公里/小时，从东京至大阪间旅行时间由6小时30分缩短到3小时。这条专门用于客运的电气化、标准轨距的双线铁路，代表了当时世界第一流的高速铁路技术水平，标志着世界高速铁路由试验阶段跨入了商业运营阶段。
东海道新干线以其安全、快速、准时、舒适、运输能力大、环境污染轻、节省能源和土地资源等优越性博得了政府和公众的支持和欢迎。东海道新干线投入运营后，高速列车的客运市场占有份额迅速上升，每天平均运送旅客36万人次，年运输量达1.2亿人次。从而使包括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等大城市在内的东海道地区，原本旅客运输十分紧张的状况一下得到了缓和，也取得了预期的经济效益。使一度被贬为“夕阳产业”的铁路，显示出强大生命力，预示着“铁路第二个大时代”的来临。日本修建高速铁路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刺激了西欧各国，终于促使一直对修建实用性高速铁路犹豫不决的西欧国家政府痛下决心，奋起直追。
国贸一期、王府饭店、京广中心这些北京地标性建筑你知道其中有多少日本技术吗？作为北京质量监督总站原总工程师、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专家、教授级高工周磊坚最有发言权。
“当时，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国贸大楼的施工就引进了当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的日本技术和施工管理。工程使用日本总监、日本的设计、施工现场的技术组都是日本技术人员。”周磊坚介绍说。
作为现场中方工程监督，周磊坚亲眼目睹了日本技术在建筑上的体现，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技术和施工规范。
“国贸大楼的整个钢结构是‘工’字形、H型钢全是7公分厚的钢板一次轧制形成，国内当时钢板一次轧制技术还不具备这种水平。”周磊坚介绍说。
国贸大楼的一个柱子的坡口要把它焊接平了，需要施工工人用最粗的6毫米焊条转着圈焊接200道，这样的施工技术也是周磊坚第一次见到。到了京广中心的施工，整个技术组都是日本人。
另外，石化总厂的高压聚乙烯工段，整个设计都是日本的设计。日本的工艺水平也令人叹服，比如，壁厚一寸的合金钢的管子进行氩气焊接让现场的中方人员大开眼界。
日本堪称世界上地震最多的国家，每年发生有感地震约1000多次，全球10%的地震均发生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因此日本的房屋设计对抗震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日本防震技术值得我们学习。”周磊坚说，日本的建筑善于利用刚性结构提高建筑物的抗震性能。日本许多高层公寓会在刚开始销售后不久即告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高层公寓多半与高层写字楼作了同等水平的抗震设计。一座号称日本最高的公寓，使用了与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相同的钢管，确保了抗震强度。这种钢管的直径最大达800毫米，厚度达40毫米，而且钢管中还注入了比通常混凝土强度高3倍的高强度混凝土。
“在中国，高层公寓通常以柔性结构为主流，一般靠整个建筑来减弱地震引起的摇动。这种建筑在强风刮过来时，楼的结构也会发生一定的摇动。而日本建筑多数采取刚性结构，这样摇动大大降低。例如，7级以上的大地震发生时，柔性结构的建筑一般要摇动1米左右，而刚性结构建筑只摇动30厘米。”周磊坚说。
另外，日本建筑师普遍使用橡胶提高建筑物的抗震性能。例如，在日本东京有一座免震结构公寓，尽管高达93米，但其外围使用了新研制的高强度16积层橡胶，建筑物的中央部分使用了天然橡胶系统的积层橡胶。这样，在裂度为6的地震发生时，就可将建筑物的受力减少至1/2。
日本开发出一种“局部浮力”的抗震系统。据日本媒体报道，这种技术是在建筑物上层结构与地基之间设置贮水槽，使建筑物受到水的浮力支撑。“水的浮力承担建筑物大约一半重量。地震发生时，由于浮力作用延长了固有振荡周期，即晃动一次所需时间，建筑物晃动的加速度得以降低。”廖晓高度评价了这种技术：“这种技术不仅具有较好的抗震效果，同时贮水槽内贮存的水在发生火灾时还可以用来灭火，或者作为地震发生后的临时生活用水。更重要的是这一系统成本并不算高，以八层楼医院为例，成本比普通抗震系统高出大约2％。”
据介绍，日本目前约有2000幢建筑使用了这些防震技术，中国的这类建筑只有700座，而世界其他国家的此类建筑加起来还不足300座。
日本的福井、石川和富山，有着“北陆三县”之称。三个县集中了大大小小的企业数千家，它们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高端合成纤维创新中心。它们掌握着拈纱、织造、染色等，一系列的世界一流技术。
在世界的纺织界，制造独一无二的面料和纤维，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创造。
“白色发热保温——导电纤维”，就是一项极具科技内涵的时尚。它可以吸收太阳光、白炽灯光之类的白色光系，将光能转化为热能，从而达到保暖的效果。由于纤维自身有导电性能，因此，用这种纤维做成的衣服，在多次洗涤之后也不会降低性能。而且，白色导电微粒子，还让它具有了抗起毛的性能。
这是日本纺织业的众多专利技术中的一项。它们可以让天然材料自然降解，可以让面料被拉伸150%，还具有优异的性能，也可以让纤维自身发热。它们让纱线可以顺滑自由移动，从而改变了普通面料织物“横竖纱线之间是规则正方形”的结构，并在世界纤维展览会上捧走了大奖。
面料在纺织中就立体成型，是一项难度颇高的技术；由于立体面料凹凸不平，所以印染更是一个难上加难的问题。
一家日企开发出了一种模具，可以让立体面料在印染过程中保持造型不变。由于印染、上色是在服装的制作中完成，所以，也避免了传统印染中花纹不完整、上色不均匀、色彩不稳定等问题。在2009年春夏，利用这项技术，3000件立体纺织成的内裤在成功印染、上色之后，被推向了市场。
就在最近，日本新泻县的一家企业传出消息，它们开发出了一项新的针对立体纺织品的印染技术，并希望与大型内衣厂家合作。
抵制不会强国
反日游行和抵制日货是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一种警告，也是对日本政府敲醒警钟。但是，在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后，我们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对于日本技术是否需要抵制。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告诉我们，对于国外技术要采取“扬弃”的态度，要善于学习别人的技术长处，为己所用，壮大自己的实力，才能与之抗衡。
先进的混合动力技术、成熟的新干线技术，甚至是之前的方便面都是日本技术的杰出代表，虽然产品有国界，可以分出是日系车还是德系车，但是，对于技术来讲是无国界的，和政治无关，是为了改变人们生活而发明的。
但是，冷静下来我们发现，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是靠抵制而获得成功的。事实上，对当下中国而言，“借力日本”比“抵制日货”更具有现实意义，切不可因情绪化的反日而错失转型机遇。
不仅是技术方面，在管理和经营方面，日本模式也是值得中国企业学习的，松下幸之助的松下模式让很多中国企业家受益匪浅。
平心而论，中日两大经济体的合作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从之前跑遍北京城的“蝗虫”——大发面包车，到结婚几大件的日立电视、松下冰箱等等，早已经深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北京国贸大楼的钢结构、京广中心的设计都是出自日本技术。
而作为日本，采自西藏的松菇被空运到东京，上到日本百姓的餐桌。大批的服装，甚至手机也是产自中国。
作为两个一衣带水的邻居，各有特点，相互依赖。作为发达国家，日本的优势集中在工业、数字化生产与制造、服务业和企业新产品开发等领域，与中国依赖规模经济崛起，人力成本优势突出，迫切希望提升制造附加值的特征与需求完全互补。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以机床、电子元件等高技术含量产品为主，从中国进口的以低附加值的纺织品、农产品、日用家电产品等为主。
事实上，这种互补性价值早已为中日两国企业所认同，过去十年，日本在华企业数量增加了三倍多，日本前1000家大企业在中国均设有生产与销售基地。
在金融危机与本国经济长期低迷双重夹击之下，日本政府也在大幅改进引资政策，先后多次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各具特色的招商引资计划。日本企业引入中国股东，由此吸纳中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日益迫切。
因此，在中日经济角力，中国凭借巨大的市场暂居优势的当下，中国要做的绝非情绪化地将日本抵制出去，反而更需与“曾经傲慢”如今“有求于中国”的日企加强合作，以获取其宝贵的技术与经验。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购买“百年日本技术”的最佳时机了。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可以说就是一个代表。只不过，当各位中国“老板”接触已经没落的日本企业的时候，希望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将会是一场需要耐心和耐力的持久战。鸿海精密集团和夏普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同时，对中国而言，如果想培育一些实实在在的产业，在“抵制日货”之前，不是更应该虚心地学习日本“产业立国”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业强国”吗？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抵制日货”、对日经济战，我们才能喊得更有底气些。
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魏源编成的《海国图志》，曾广泛介绍西方知识，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试图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富强起来。
由于钓鱼岛事件，国内近日出现了反日示威和打砸日系车的行为，还有人提出抵制日本技术的观点。但其实，在“抵制日货”之前应该了解，日本是如何走上强国之路的。
日本的市场调研机构“富士综研所”曾在东京进行过一项调查。调研人员选择了2000名20岁以上的公众，让他们投票选出“事物”、“文化”、“技术”等3种类别的日本产品中，哪一些最能赢得世界的掌声。接受调查的人，男女参半；他们将692票的最高票给了方便面，这是最让日本人长脸的产品。
位居第二的、让日本人倍感骄傲的发明是1971年问世的“卡拉OK”。索尼的Walkman排在第三。三甲之后，家用游戏机、CD光盘、相机等日本产品也纷纷上榜。
“日本在精密加工上的精湛技术，是世界出了名的。”知识产权出版社专利信息中心的高级咨询师赵国璧说，以军舰的螺旋桨为例，好的螺旋桨不仅要推力好，还要噪音小，这一难题困扰了很多国家。前苏联的军舰噪音很大，也是因为没有足够精密的机械。而日本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现在放眼中国，老百姓的家中，冰箱、电视、汽车、相机……哪一样家用电器、电子设备找不到日本的产品？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日本的精密电子元器件，美国的导弹也不会那么精准。”赵国璧说，“日本是一个善于创新、发明的国家。这一方面与他们的资源比较匮乏、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性有关，人们总是想要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得更好；另一方面，得益于日本在制度上，对发明创新的鼓励和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与利用。”
早在1904年5月5日，时任日本农商务大臣的清浦奎吾与时任特许局长的久米金弥（kinya kume）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工业产权保护协会”。两年后，为了巩固它的基础和扩展它在促进创造性方面的活动，该协会被重组成一个企业法人。1910年，它被重新命名为“帝国的发明与创新研究所”。
1936年，这个研究所在一个全日本鼓励发明的统一组织之下，进行了又一次的重组。从那时起，这个机构利用它全国性的系统，激励创新活动。1947年，学院更名为“日本发明与创新研究所”，也就是日本发明协会。如今，总部坐落在东京都港区虎之门的日本发明协会，在全日各地的所有都、道、府、县，都设立了分支机构，上万名成员遍及了包括私人、法律在内的各界人士。
事实上，还在1919年，日本发明协会的前身就主办了一个奖项，专门表彰全日本的发明。这就是“帝国发明奖”；1949年，它更名“日本全国发明奖”，每年4月1日在东京颁发。直到今天，这一奖项在发明界都有着颇高的声誉，它鼓励和扶植优秀发明、设计，从而实现日本科技水平的提高、振兴日本的产业。
曾在1976年出任发明协会会长的井深大，就是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办人之一，还是学生时，他就以“动态霓虹灯”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获奖。日本第一台磁带答录机、晶体管收音机等众多创新，大都源于井深大的梦想。
“日本的发明和创新之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佳能与美国施乐的博弈中，发生了一次巨变。”赵国璧介绍说，当时，美国施乐在50年代发明的静电复印机，占领了这一领域的世界市场。施乐申请了大量的专利形成壁垒，维持着自己对市场的垄断。
据了解，施乐先后针对复印机申请的专利多达500多项，几乎涵盖了复印机的全部部件和所有关键环节。施乐不断推出复印机的功能，价格也随之不断抬升。
终于，一个有备而来的对手出现了。原本只生产照相机的日本企业——佳能，动了从复印机市场分得一碗羹的念头。专利是有期限的，佳能读变了施乐所有的专利，想在已有的技术之上有所突破。与施乐生产的庞大机器不同，佳能造出了世界第一款小型复印机，很适合办公和家用。佳能找到其他的日本厂商联合生产，每一个与之结盟的企业都成了施乐的对手。
有数据显示，1976年，施乐还占据了复印机市场82%的份额；到1981年，就跌到了35%。
“从施乐的身上，日本当然也看到了知识产权在创新、发明中的强大力量。他们意识到，为了防范美国利用专利来对自己设关卡，一方面需要借鉴这些专利技术，在原有基础专利技术上，进行众多的改进型和组合型创新，进而申请大量的外围专利；另一方面通过仔细研究这些专利技术，从法律层面避免日后侵权。”赵国璧说，于是，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日本的专利增长非常迅猛。他们将一些美国、欧洲的基础发明技术，进行改组和创新，进而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当时在日本的专利申请中，数量最多的并不是含金量最高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要不需经过实质审查，专利通过的时间更快。
那是日本在创新发明上，所经历的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开始。也最终使日本实现了从“贸易立国”、“技术立国”到“知识产权立国”的转变。
日本推行“贸易立国”的阶段，正值20世纪50～70年代。欧美的先进技术被大量引进日本，然后进行二次开发，形成了领先世界的优势。70年代，日本的汽车和家用电器等产品已席卷全球市场。在这一阶段，“外观设计”是为数最多的创新。
到了80～90年代，日本开始了“技术立国”，加强了自主开发研究。众多的企业从追求改进型的技术，转向了独立的发明、创造。
“日本的很多专家，也在研究中国的专利法；这是为了给日本的创新、发明在中国的推广进行预警。”赵国璧说，2000年以后，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数量在剧增；这些专利绝大部分为发明专利申请。从国家知识产权最近几年每年发布的专利年报来看，中国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有好几个均为日本企业。
与此相比，国内的技术创新，大多仍然停留在低含金量的“实用新型”上。当年很多地方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希望能以市场来换技术，但事实上，对方在合同的许可中进行了很多限制，真正的核心技术并不会透露出来。好在如今，一些走向国际化比较早、比较快的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警惕创新“日本病”
如果说发明曾是日本的立国之本，那么近十年，墨守成规、跟不上消费者的步伐是以创新著称的日本技术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
1980年，夏普创始人早川德次先生在弥留之际把后来的副总裁佐佐木正叫到病床前嘱咐说：“我希望夏普能够不断地开发出让竞争对手争相模仿的商品。”
多年来，夏普不断地推出诸如收音机、电视机、微波炉之类的时代最尖端的“首个”产品。虽然过不了多久，这些产品就被以松下为代表的竞争对手所模仿，致使夏普产品的销量大幅下滑，但是，夏普一直坚持自己的创新，即使某一个产品被模仿，夏普可以马上推出更新的优质产品。就是依靠着这样不停地“创新”，公司才可能持续发展。
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液晶制品行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夏普的经营团队却不以为然，甚至将经营方针调整为“以独一无二为目标”。“独一无二”意味着夏普将集中力量专攻当时被誉为世界最尖端的液晶技术。安于现状，放慢了开发多种新技术、不断创作新产品的前进脚步。因此，夏普沦落到了如此悲惨的地步。
有媒体高呼，日本企业都患有“日本病”。 不仅是夏普，索尼、松下、NEC、三洋、奥林巴斯等等众多知名企业都是严重的“日本病”患者。
一位在北京从事与日中商务往来相关工作3年的日本人评价自己的同胞，“逃避责任”这个日本民族最大的弱点发展而来的公司组织结构僵硬化、保守化和内向化。“病症”的直接结果就是公司日趋衰弱，最终倒闭。
其实，很多中国企业都是在日本技术的辅助下发展壮大。而中国已经确立了2020年要成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对此，发展迅速的中国企业也要避免“中国病”的出现，创新才是持久发展的最强动力、模仿和代工只能受制于人。这是中国企业应该学到的东西。
每天被打开一亿包的方便面
1958年8月25日，东京的百货店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食品。它是先在面粉中加入油、盐、作料等制成面条；之后，再在高温中进行短时间的蒸制，并把面条放在鸡汤中浸泡，或者喷洒鸡汤；最后，将其放入模具中油炸。油炸会使面条中的水分迅速散发，并在它的表层留下无数的洞眼；一旦冲入开水，面条就会吸水、变软。虽然这种食品还只是试制品，但是当天就被抢购一空。
这就是方便面的问世。它的发明者是台湾裔日本人——安藤百福；这个制作方便面的方法被称为“瞬间热油干燥法”，并且很快获得了专利。
方便面当之无愧地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8年之后，安藤到欧美考察，他发现采购的人用纸杯来试尝泡面，之后纸杯也被扔进了垃圾箱。安藤突然动了“用纸杯来泡面”的念头，他从飞机上铝制容器的密封盖找到了灵感。由纸和铝箔贴合而成的盖子，可以解决“杯装面”长期保存的问题。1971年9月18日，“日清杯装方便面”发售了，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了“杯装面”。
从此，一项全新的产业在世界迅速崛起。为了纪念安藤的贡献，1999年，日本在大阪建立了“方便面博物馆”。
如今，方便面已经成了全球第二大工业化生产的主食产品，仅次于面包。今年5月，第8届世界方便面峰会举行，中国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的人士公开了一个数据：2011年，中国内地方便面产量为483.8亿包，销售额达到557.76亿元；平均每天有1亿多包方便面被打开，每1秒钟有1300人加入到享受这一美味的行列。
安藤曾把方便面的发明称作“被饥饿催生的灵感”。他在1948年就创立公司，研究营养食品。他曾利用高温、高压将炖熟的牛、鸡骨头中的浓汁抽出，制成了一种营养补剂，这为方便面的调料铺了路。在1970年，安藤又与味之素、三菱合资在美国开工厂。
其实，味之素一样是日本在饮食领域的另一项、具有全球影响的发明。它是一种白色的晶体，可以为菜肴提味，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在中国，人们叫它“味精”。
1908年，日本东京大学的化学教授池田菊苗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妻子用海带做成的汤无比美味；凭着化学家的直觉，他意识到海带中有可以让汤变鲜美的成分。于是，他将剩下的海带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半年后，池田从海带中提出了谷氨酸。
池田的成果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被一位叫做“铃木三郎”的企业家发现了。这是一笔市场广阔的买卖，铃木想要购买提炼“谷氨酸钠”的技术。不过，用海带来制取谷氨酸，代价有些高。在反复的研究之后，池田终于找到了从小麦中提取谷氨酸、制作谷氨酸钠的方法。池田和铃木联手将这一产品投放市场，给它命了一个名字——“味之素”。
“味之素”传入中国，引起了一名从事化学工程的有心人的注意。他是吴蕴初，化验了这一成分被严格保密的白色结晶；吴蕴初用一年多的努力，独立发明了用“水解法”生产谷氨酸钠；推出了“佛手牌”味精，还打入了欧美市场。
之后，日本又找到了制造谷氨酸钠更经济、实惠的“发酵法”；也发明了鲜度更高、以乌苷酸钠为主的“强力味精”。当然，一样有日本的研究人员指出，长期过量食用味精可能损害视力。如今，味精的使用往往与中国菜联系在一起，它在世界尤其是亚洲都在被广泛地使用；在新崛起的调味新宠——鸡精中，仍旧有着味精的身影。
生活在数码时代，无论是想拍一张靓照、还是想浏览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新闻现场，要想完全抽去日本元素，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从1981年，索尼公司生产了第一个最早的商用电子照相机——“马维卡”（Mavica）电子静态照相机开始，可以说，日本的企业和技术就一直在数码影像产品的生产、研发中占据着主导的位置。
数码相机是磁带录像机（VTR）和电荷耦合器件（CCD）相结合的产物。早在1972年，美国的“德州仪器”公司就已为第一部不用感光胶卷的静态图像数码相机申请了专利。不过，真正将数码摄像引入民间的，还是日企。
数码相机的构造，其实十分简单。它通过透镜吸收光能，将光线照射在感光器件CCD上。CCD将光能转变成电子脉冲，这些脉冲信号被传送到计算机芯片上，变成数码信息，并被存在一张小小的储存盘中，最终成为人们可以观看、处理的图像。 在索尼的“马维卡”之后，柯达很快于1986年研发出了第一部百万像素的感光器，它的像素达到了140万，拍摄的效果堪比胶卷。之后，柯达推出一系列产品。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随着电脑的普及，一场数码革命迅速席卷了摄影摄像。在中国的家庭中，数码拍摄几乎完全取代了普通的胶卷照片，这也直接带动了一个图片制作和美化的环节——PS。
中国电子商会曾发布了一份《2009-2010年中国城市数码相机消费需求与市场竞争力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市场销售了近970万台数码相机，比2008年增长了10%。最近，互联网消费调研中心（ZDC）一份针对今年8月中国数码相机市场的分析报告显示，在消费市场，佳能、索尼、尼康占据了前三甲，三个品牌的累计关注份额高达63%。
依托自己的先进技术，众多日系数码产品在中国消费者中已经形成了较高的认知度；而这些品牌也早就开始了在中国二级、三级市场的开拓。
可以说，不仅是在影像上，日本的发明与技术革新对整个数码音影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索尼曾在1979年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Walkman，风靡了随后的30年；其间，多达4亿台的walkman走入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足足影响和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不过，最后终结了walkman的CD也与索尼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几乎在walkman问世的同时，1980年，索尼和飞利浦介绍了一种音乐传播的形式——CD数字声频信号。9年后，日本的太阳诱电公司（Taiyo Yuden）开发出一种CD新媒体，它的表面包有薄薄的一层金，它能通过一个可在光盘上写信息的专门设备进行记录，也可以被任何CD-ROM驱动器读取。雅马哈（Yamaha）和索尼生产了最早的CD刻录器。
日本不断创造和突破着“世界第一”：挑战着液晶屏幕的薄度；发明和发明着电子游戏机……于1889年、生产纸牌起家的手工作坊，最终成了引领世界的游戏公司，从1980年发布掌上游戏机开始，这个叫做“任天堂”的企业就在持续制造着一拨接一拨的轰动。2010年，它推出的新一代掌机3DS采用了一样来自日本企业夏普的裸眼3D技术；在去年12月，3DS单月售出了上百万台。而“任天堂”在20多年前创造的“超级马里奥兄弟”，至今风靡世界。
日本是最早开始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国家之一，目前，日本已经在普及混合动力系统的低燃耗、低排放和改进行驶性能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在全球混合动力汽车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最典型的就是丰田普锐斯、本田音赛特，它们最早投放市场，不仅在国内热销，在国际市场上也令其他国家厂商望其项背。今年2月，第三代普锐斯在美国上市，上半年8.4万台的销量可以用畅销来形容。外形更加时尚，内部空间增大，全电行程增加，排量由1.4L增加到1.8L，但却更加省油，城市驾驶每百公里油耗不到4升，这些优势让普锐斯自2000年在美国上市以来，已经有上百万的销量。
而对于日系汽车来说，省油、先进的电子设备和电控系统是它们的最大特点。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汽车电子研究所副所长杨殿阁教授认为，作为现代工业技术水平集中体现的汽车，是高度机电一体化的复杂设备，其设计开发以及生产已经实现了国际化，通常在一辆汽车中会集成多个国家多个厂商的子系统及零部件，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很难分清哪项技术是日本的，哪项技术是中国、德国或者美国的。
他也谈到，日本的汽车电子技术虽然先进，但是还没有到一家独大的地步，日本丰田虽然是世界上混合动力汽车最先进的厂商，是混合动力技术最初的引导者，但时至今日，德国宝马、美国通用以及中国的一汽、长安等也都有完全自主技术的混合动力汽车以及全电动汽车。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实用高速铁路的国家。1964年10月1日东海道新干线正式开通营业，高速列车运行速度达到210公里/小时，从东京至大阪间旅行时间由6小时30分缩短到3小时。这条专门用于客运的电气化、标准轨距的双线铁路，代表了当时世界第一流的高速铁路技术水平，标志着世界高速铁路由试验阶段跨入了商业运营阶段。
东海道新干线以其安全、快速、准时、舒适、运输能力大、环境污染轻、节省能源和土地资源等优越性博得了政府和公众的支持和欢迎。东海道新干线投入运营后，高速列车的客运市场占有份额迅速上升，每天平均运送旅客36万人次，年运输量达1.2亿人次。从而使包括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等大城市在内的东海道地区，原本旅客运输十分紧张的状况一下得到了缓和，也取得了预期的经济效益。使一度被贬为“夕阳产业”的铁路，显示出强大生命力，预示着“铁路第二个大时代”的来临。日本修建高速铁路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刺激了西欧各国，终于促使一直对修建实用性高速铁路犹豫不决的西欧国家政府痛下决心，奋起直追。
国贸一期、王府饭店、京广中心这些北京地标性建筑你知道其中有多少日本技术吗？作为北京质量监督总站原总工程师、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专家、教授级高工周磊坚最有发言权。
“当时，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国贸大楼的施工就引进了当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的日本技术和施工管理。工程使用日本总监、日本的设计、施工现场的技术组都是日本技术人员。”周磊坚介绍说。
作为现场中方工程监督，周磊坚亲眼目睹了日本技术在建筑上的体现，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技术和施工规范。
“国贸大楼的整个钢结构是‘工’字形、H型钢全是7公分厚的钢板一次轧制形成，国内当时钢板一次轧制技术还不具备这种水平。”周磊坚介绍说。
国贸大楼的一个柱子的坡口要把它焊接平了，需要施工工人用最粗的6毫米焊条转着圈焊接200道，这样的施工技术也是周磊坚第一次见到。到了京广中心的施工，整个技术组都是日本人。
另外，石化总厂的高压聚乙烯工段，整个设计都是日本的设计。日本的工艺水平也令人叹服，比如，壁厚一寸的合金钢的管子进行氩气焊接让现场的中方人员大开眼界。
日本堪称世界上地震最多的国家，每年发生有感地震约1000多次，全球10%的地震均发生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因此日本的房屋设计对抗震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日本防震技术值得我们学习。”周磊坚说，日本的建筑善于利用刚性结构提高建筑物的抗震性能。日本许多高层公寓会在刚开始销售后不久即告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高层公寓多半与高层写字楼作了同等水平的抗震设计。一座号称日本最高的公寓，使用了与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相同的钢管，确保了抗震强度。这种钢管的直径最大达800毫米，厚度达40毫米，而且钢管中还注入了比通常混凝土强度高3倍的高强度混凝土。
“在中国，高层公寓通常以柔性结构为主流，一般靠整个建筑来减弱地震引起的摇动。这种建筑在强风刮过来时，楼的结构也会发生一定的摇动。而日本建筑多数采取刚性结构，这样摇动大大降低。例如，7级以上的大地震发生时，柔性结构的建筑一般要摇动1米左右，而刚性结构建筑只摇动30厘米。”周磊坚说。
另外，日本建筑师普遍使用橡胶提高建筑物的抗震性能。例如，在日本东京有一座免震结构公寓，尽管高达93米，但其外围使用了新研制的高强度16积层橡胶，建筑物的中央部分使用了天然橡胶系统的积层橡胶。这样，在裂度为6的地震发生时，就可将建筑物的受力减少至1/2。
日本开发出一种“局部浮力”的抗震系统。据日本媒体报道，这种技术是在建筑物上层结构与地基之间设置贮水槽，使建筑物受到水的浮力支撑。“水的浮力承担建筑物大约一半重量。地震发生时，由于浮力作用延长了固有振荡周期，即晃动一次所需时间，建筑物晃动的加速度得以降低。”廖晓高度评价了这种技术：“这种技术不仅具有较好的抗震效果，同时贮水槽内贮存的水在发生火灾时还可以用来灭火，或者作为地震发生后的临时生活用水。更重要的是这一系统成本并不算高，以八层楼医院为例，成本比普通抗震系统高出大约2％。”
据介绍，日本目前约有2000幢建筑使用了这些防震技术，中国的这类建筑只有700座，而世界其他国家的此类建筑加起来还不足300座。
日本的福井、石川和富山，有着“北陆三县”之称。三个县集中了大大小小的企业数千家，它们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高端合成纤维创新中心。它们掌握着拈纱、织造、染色等，一系列的世界一流技术。
在世界的纺织界，制造独一无二的面料和纤维，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创造。
“白色发热保温——导电纤维”，就是一项极具科技内涵的时尚。它可以吸收太阳光、白炽灯光之类的白色光系，将光能转化为热能，从而达到保暖的效果。由于纤维自身有导电性能，因此，用这种纤维做成的衣服，在多次洗涤之后也不会降低性能。而且，白色导电微粒子，还让它具有了抗起毛的性能。
这是日本纺织业的众多专利技术中的一项。它们可以让天然材料自然降解，可以让面料被拉伸150%，还具有优异的性能，也可以让纤维自身发热。它们让纱线可以顺滑自由移动，从而改变了普通面料织物“横竖纱线之间是规则正方形”的结构，并在世界纤维展览会上捧走了大奖。
面料在纺织中就立体成型，是一项难度颇高的技术；由于立体面料凹凸不平，所以印染更是一个难上加难的问题。
一家日企开发出了一种模具，可以让立体面料在印染过程中保持造型不变。由于印染、上色是在服装的制作中完成，所以，也避免了传统印染中花纹不完整、上色不均匀、色彩不稳定等问题。在2009年春夏，利用这项技术，3000件立体纺织成的内裤在成功印染、上色之后，被推向了市场。
就在最近，日本新泻县的一家企业传出消息，它们开发出了一项新的针对立体纺织品的印染技术，并希望与大型内衣厂家合作。
抵制不会强国
反日游行和抵制日货是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一种警告，也是对日本政府敲醒警钟。但是，在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后，我们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对于日本技术是否需要抵制。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告诉我们，对于国外技术要采取“扬弃”的态度，要善于学习别人的技术长处，为己所用，壮大自己的实力，才能与之抗衡。
先进的混合动力技术、成熟的新干线技术，甚至是之前的方便面都是日本技术的杰出代表，虽然产品有国界，可以分出是日系车还是德系车，但是，对于技术来讲是无国界的，和政治无关，是为了改变人们生活而发明的。
但是，冷静下来我们发现，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是靠抵制而获得成功的。事实上，对当下中国而言，“借力日本”比“抵制日货”更具有现实意义，切不可因情绪化的反日而错失转型机遇。
不仅是技术方面，在管理和经营方面，日本模式也是值得中国企业学习的，松下幸之助的松下模式让很多中国企业家受益匪浅。
平心而论，中日两大经济体的合作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从之前跑遍北京城的“蝗虫”——大发面包车，到结婚几大件的日立电视、松下冰箱等等，早已经深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北京国贸大楼的钢结构、京广中心的设计都是出自日本技术。
而作为日本，采自西藏的松菇被空运到东京，上到日本百姓的餐桌。大批的服装，甚至手机也是产自中国。
作为两个一衣带水的邻居，各有特点，相互依赖。作为发达国家，日本的优势集中在工业、数字化生产与制造、服务业和企业新产品开发等领域，与中国依赖规模经济崛起，人力成本优势突出，迫切希望提升制造附加值的特征与需求完全互补。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以机床、电子元件等高技术含量产品为主，从中国进口的以低附加值的纺织品、农产品、日用家电产品等为主。
事实上，这种互补性价值早已为中日两国企业所认同，过去十年，日本在华企业数量增加了三倍多，日本前1000家大企业在中国均设有生产与销售基地。
在金融危机与本国经济长期低迷双重夹击之下，日本政府也在大幅改进引资政策，先后多次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各具特色的招商引资计划。日本企业引入中国股东，由此吸纳中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日益迫切。
因此，在中日经济角力，中国凭借巨大的市场暂居优势的当下，中国要做的绝非情绪化地将日本抵制出去，反而更需与“曾经傲慢”如今“有求于中国”的日企加强合作，以获取其宝贵的技术与经验。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购买“百年日本技术”的最佳时机了。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可以说就是一个代表。只不过，当各位中国“老板”接触已经没落的日本企业的时候，希望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将会是一场需要耐心和耐力的持久战。鸿海精密集团和夏普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同时，对中国而言，如果想培育一些实实在在的产业，在“抵制日货”之前，不是更应该虚心地学习日本“产业立国”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业强国”吗？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抵制日货”、对日经济战，我们才能喊得更有底气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