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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90%的爱和痛都和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就是绝大多数中国成年人都是“巨婴”，巨婴就是成年婴儿，成年了，但心理发展水平还是婴儿级别的人。我称之为自我未成形或自我破碎的人。
当父母是巨婴，便没办法接受孩子是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得让孩子听他的。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和你在一起没有丝毫的亲密感，我感受不到你，我也感受不到你的爱意，你必须听我的话，你好乖、和我好亲近。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家长夸孩子时，“听话”和“乖”这两个词简直是不可避免。听话哲学，是中国式教育的核心。若孩子不听话，很多中国家长就会觉得生不如死。然而，一直被要求听话的孩子，他的精神生命正逐渐被扼杀。
这会导致中国家庭进行个人人格上的碾压。在家要听从于父母，在学校要听从于老师，在工作单位需要得到领导的认可，你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大学还好一些，大学那几年可能是中国人最容易喘口气的时间，一旦你工作了，又得要听话，所以一代一代这样下来。
于是，人们根本不懂得如何“做自己”。在中国的哲学中，一直在提倡“我们的生命的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生命的价值体现在为别人服务之上”。为别人服务体现的是：我的生命本身没有价值，我需要得到你认可，而认可并不建立在“认识到自己是谁”上，而是我在讨好你，让你感到高兴。
如果你和别人建立的关系是为别人而服务的、戴面具的关系，是一种虚假的关系，这是不会对自我成长有利的。这也是失去自己的过程。
在中国，有这么几类失去自己的“非典型”父母。
一部分父母活不出自己的梦想，甚至不敢去尝试活出自己的梦想。但是，他们却可能期待别人替自己活出梦想。这是中国孩子与父母之间最常见的一个冲突。中国父母们常常是苟且地活着，梦想不再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但他们却将实现自己梦想的希望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这一方面会成为孩子生命的重担，另一方面，孩子自己的梦想被压抑被扼杀，不得不带着巨大的不情愿去被迫追寻父母的梦想。
我去欧洲旅游时，非常惊讶地发现，国外的老人，一个个看上去都非常有尊严，而在广州，我觉得广州老人们七八十岁后似乎普遍失去了生命力。现在我明白，这是因为，欧洲的老人不管多么老，他们仍然有自己的追求，他们不会像中国老人一样把兴趣都放到带孩子上，如果没有孩子可带活着就没意思了。
我最喜欢的杂文家王小波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认识的美国一个老太太，六十多岁了，竟然有一个几千英亩的农场，而她的唯一帮手是一条狗。不光如此，这个老太太还在谈恋爱。
我想，她能有这么强悍的生命力，是因为，她有梦想，而且是自己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而不是整天看着自己的孙子辈，并期望孙子辈去活出自己没有活出的梦想在中国，还有一部分“巨婴”父母，会追求每一件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符合他们的想象，这样他们才有掌控感，而一旦事情不符合自己想象，他们就会有崩溃感，这种崩溃感会引起不完整自我的瓦解。为了避免自我的瓦解，他们会把引发自己崩溃的责任推卸到外部世界。
一次咨询，一位来访者说，她爸爸永远都在怪罪别人，或者她或者她妈妈。譬如，一次他爸爸饭没做好，却怪罪她说：谁让你在这儿碍手碍脚，害我饭都做不好！还有一位来访者，小时候父母爱打麻将，周末他们去打麻将时，自己就去书店。父母那天如果输了，就会说因为孩子去“输”店了。
这些归罪别人的例子，都有这样的共同点：自己遭遇了或大或小的挫败，立即找一个身边人去怪罪，觉得这个挫败是这个身边人所导致的。在我的理解中，有完整自我的人，很少或不会这么做，而自我未成形或自我破碎的人，势必会这么做。
所谓自我完整的人，也即可以脱离父母而能心理上独立的人，他们相信自己基本有能力面对生活的挑战，而如果出现挫折，他们也能客观对待，既不容易归罪别人，也不容易怪罪自己，而是相信自己能行，懂得安抚自己的挫败感，同时又会去寻找资源帮助自己。
但是，自我未成形或自我破碎之人，是不能真正认错的，他们必须将任何挫败归罪于人，否则会导致自我崩塌与粉碎。这是中国人要面子的关键，必须要维护面子，维护面子是国人交际第一要领，因为里子是破碎或空的。
在中国，还有少数极端父母，形成了与子女共生的病态关系。孩子彻底顺父母的意，让父母在这个共生关系里有了一种无所不能感，这份感觉成了自我核心感；而当孩子突然不听话时，这份无所不能感就被颠覆了，自我也破碎了，这都会让父母有死亡感。
曾经，四川广元发生悲剧，一位妈妈将16岁的正读中学的儿子从网吧中拉到附近江边，对孩子说“你上网我管不好你了，那我就去死”。随即，她跳入嘉陵江。
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发明了“不含敌意的坚决”一词，他是在讲父母如何拒绝孩子的不合理要求的，也包括孩子想与父母共生的动力，其意思是，父母坚决地拒绝孩子，但并无敌意。敌意即，我不会说，你是错的；更不会说，我因此就不要了；更更不会说，因此我恨不得杀了你！
想脱离听话哲学、病态共生的中国孩子，也可用此策略对抗父母：我不听话，并不意味着我恨你；也不意味着我不爱你；只是，我是我，你是你。即，一方面坚决地对父母的意志说不，同时又对父母传递爱意。
中国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母婴关系，则是中国各种人际关系的缩影。在中国，男人构成了权力金字塔的砖瓦，女人实际上要黏附在一个砖上、一个瓦上，被镶嵌在社会行为体系里。但是，潜意识里感觉不安全的女性会紧紧抓住儿子。
概括起来，当社会对女性是否定态度，女性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怎么可能是有健康自我的妈妈？所以，她带孩子，就相当于婴儿在带着孩子长大。
应该看到，中国很多母亲就应该是婴儿一般的母亲。这会衍生出中国家庭最核心的问题。解开中国家庭和社会轮回，母婴关系是貌似最容易的一环。但真正的责任，在于每个人的觉醒。若妈妈们能意识到，就先觉醒；若非妈妈们意识到，请给妈妈们以支持，而不是苛责。
作者系广州武志红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
当父母是巨婴，便没办法接受孩子是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得让孩子听他的。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和你在一起没有丝毫的亲密感，我感受不到你，我也感受不到你的爱意，你必须听我的话，你好乖、和我好亲近。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家长夸孩子时，“听话”和“乖”这两个词简直是不可避免。听话哲学，是中国式教育的核心。若孩子不听话，很多中国家长就会觉得生不如死。然而，一直被要求听话的孩子，他的精神生命正逐渐被扼杀。
这会导致中国家庭进行个人人格上的碾压。在家要听从于父母，在学校要听从于老师，在工作单位需要得到领导的认可，你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大学还好一些，大学那几年可能是中国人最容易喘口气的时间，一旦你工作了，又得要听话，所以一代一代这样下来。
于是，人们根本不懂得如何“做自己”。在中国的哲学中，一直在提倡“我们的生命的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生命的价值体现在为别人服务之上”。为别人服务体现的是：我的生命本身没有价值，我需要得到你认可，而认可并不建立在“认识到自己是谁”上，而是我在讨好你，让你感到高兴。
如果你和别人建立的关系是为别人而服务的、戴面具的关系，是一种虚假的关系，这是不会对自我成长有利的。这也是失去自己的过程。
在中国，有这么几类失去自己的“非典型”父母。
一部分父母活不出自己的梦想，甚至不敢去尝试活出自己的梦想。但是，他们却可能期待别人替自己活出梦想。这是中国孩子与父母之间最常见的一个冲突。中国父母们常常是苟且地活着，梦想不再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但他们却将实现自己梦想的希望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这一方面会成为孩子生命的重担，另一方面，孩子自己的梦想被压抑被扼杀，不得不带着巨大的不情愿去被迫追寻父母的梦想。
我去欧洲旅游时，非常惊讶地发现，国外的老人，一个个看上去都非常有尊严，而在广州，我觉得广州老人们七八十岁后似乎普遍失去了生命力。现在我明白，这是因为，欧洲的老人不管多么老，他们仍然有自己的追求，他们不会像中国老人一样把兴趣都放到带孩子上，如果没有孩子可带活着就没意思了。
我最喜欢的杂文家王小波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认识的美国一个老太太，六十多岁了，竟然有一个几千英亩的农场，而她的唯一帮手是一条狗。不光如此，这个老太太还在谈恋爱。
我想，她能有这么强悍的生命力，是因为，她有梦想，而且是自己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而不是整天看着自己的孙子辈，并期望孙子辈去活出自己没有活出的梦想在中国，还有一部分“巨婴”父母，会追求每一件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符合他们的想象，这样他们才有掌控感，而一旦事情不符合自己想象，他们就会有崩溃感，这种崩溃感会引起不完整自我的瓦解。为了避免自我的瓦解，他们会把引发自己崩溃的责任推卸到外部世界。
一次咨询，一位来访者说，她爸爸永远都在怪罪别人，或者她或者她妈妈。譬如，一次他爸爸饭没做好，却怪罪她说：谁让你在这儿碍手碍脚，害我饭都做不好！还有一位来访者，小时候父母爱打麻将，周末他们去打麻将时，自己就去书店。父母那天如果输了，就会说因为孩子去“输”店了。
这些归罪别人的例子，都有这样的共同点：自己遭遇了或大或小的挫败，立即找一个身边人去怪罪，觉得这个挫败是这个身边人所导致的。在我的理解中，有完整自我的人，很少或不会这么做，而自我未成形或自我破碎的人，势必会这么做。
所谓自我完整的人，也即可以脱离父母而能心理上独立的人，他们相信自己基本有能力面对生活的挑战，而如果出现挫折，他们也能客观对待，既不容易归罪别人，也不容易怪罪自己，而是相信自己能行，懂得安抚自己的挫败感，同时又会去寻找资源帮助自己。
但是，自我未成形或自我破碎之人，是不能真正认错的，他们必须将任何挫败归罪于人，否则会导致自我崩塌与粉碎。这是中国人要面子的关键，必须要维护面子，维护面子是国人交际第一要领，因为里子是破碎或空的。
在中国，还有少数极端父母，形成了与子女共生的病态关系。孩子彻底顺父母的意，让父母在这个共生关系里有了一种无所不能感，这份感觉成了自我核心感；而当孩子突然不听话时，这份无所不能感就被颠覆了，自我也破碎了，这都会让父母有死亡感。
曾经，四川广元发生悲剧，一位妈妈将16岁的正读中学的儿子从网吧中拉到附近江边，对孩子说“你上网我管不好你了，那我就去死”。随即，她跳入嘉陵江。
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发明了“不含敌意的坚决”一词，他是在讲父母如何拒绝孩子的不合理要求的，也包括孩子想与父母共生的动力，其意思是，父母坚决地拒绝孩子，但并无敌意。敌意即，我不会说，你是错的；更不会说，我因此就不要了；更更不会说，因此我恨不得杀了你！
想脱离听话哲学、病态共生的中国孩子，也可用此策略对抗父母：我不听话，并不意味着我恨你；也不意味着我不爱你；只是，我是我，你是你。即，一方面坚决地对父母的意志说不，同时又对父母传递爱意。
中国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母婴关系，则是中国各种人际关系的缩影。在中国，男人构成了权力金字塔的砖瓦，女人实际上要黏附在一个砖上、一个瓦上，被镶嵌在社会行为体系里。但是，潜意识里感觉不安全的女性会紧紧抓住儿子。
概括起来，当社会对女性是否定态度，女性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怎么可能是有健康自我的妈妈？所以，她带孩子，就相当于婴儿在带着孩子长大。
应该看到，中国很多母亲就应该是婴儿一般的母亲。这会衍生出中国家庭最核心的问题。解开中国家庭和社会轮回，母婴关系是貌似最容易的一环。但真正的责任，在于每个人的觉醒。若妈妈们能意识到，就先觉醒；若非妈妈们意识到，请给妈妈们以支持，而不是苛责。
作者系广州武志红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