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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书卷气，
有为知识分子“抱打不平”的英雄气，当然也有思想上保守的一面。
总之，“乔公是不二的人物”
“乔木凋矣，但我没有也不会忘记他。我远远谈不上对他有多少了解。也许我的记忆有误，也许我的体会感受有误。当然我写的只是我眼中的胡乔木。也许，一个更深沉、更真实、更完全也更政治的胡乔木，是我没有也无法把握的。但我仍然有义务把这一切写出来。”王蒙写道。
这或许是知识界、文化界对于胡乔木的一种心声。
与吴祖光：从“订交”到“劝退”
在胡乔木的众多交游经历中，争议较多、较不易评价的可能就是他与吴祖光的交往。他们相识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1985年“订交”，最后一次相见是因1987年的“退党事件”。
对于他们的交往，坊间和境外媒体多有不同评论，其中不乏评论者的演绎。在此，我们尽可能地还原事件的原委。
胡乔木与吴祖光的谋面缘于《人民日报》改版后的副刊工作。1956年7月1日，经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由四版改为八版。作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领导了改版的全部工作，他特别要求每天出一个版面的副刊，并且对副刊的工作给予专门指导。在副刊筹备初期，胡乔木就细心帮忙物色作者，并且要求编辑“问清确切地址，然后一一登门拜访，至少专函约请，不能只靠一张打印的约稿信”。因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重庆《新民报〈晚刊〉》和上海《新民晚报》副刊的编辑工作，吴祖光成为副刊的约稿作者之一，也就有了与胡乔木的初次见面。
吴祖光回忆说，他们是1957年春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办公室相见的，“初次见面就委以‘重任’……即承担在‘八版’提倡并发表各家散文的任务”。
这次相见几个月后，“反右运动”开始，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动，他与胡乔木的这次短暂交往没有了下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祖光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胡乔木被“冷藏”起来，双方没有见面的机会。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有了两人再次相见后的“订交”。
从胡乔木与吴祖光的往来信件，可以知道他们的“订交”是在1985年6月19日。在习仲勋的劝说和提前安排下，吴祖光依约来到南长街的胡乔木家中拜访。在谈到吴祖光夫妇近况时，胡乔木对新凤霞从一个半文盲的民间艺人，在“反右”到十年“文革”的严酷迫害致残之后，竟然刻苦学习文化成为作家，而且接连出版几本文集，“感觉十分欣喜”。
这次交谈后，胡乔木感到意犹未尽。之后，他多次主动给吴祖光夫妇写信，表达了对他们夫妇的敬意;并赞誉新凤霞写的《我怀念老舍先生》一文，称在其看过的纪念老舍先生的文章中还没有这样“活活画出他的音容笑貌来”的文字。胡乔木在信中表示要“跟祖光同志订交”，约定在最近挤出时间来把这三本书看完，然后登门致谢和致敬。7月3日，胡乔木到吴祖光家回访，并于当晚到工人俱乐部观看了由吴祖光改编的京剧《三打陶三春》。之后，胡乔木和吴祖光开始了两年的亲密交往。
就在两人“订交”后不久，应英国和波兰的邀请，北京京剧院前往两国演出《三打陶三春》。演出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国内媒体对此却没有报道。回国后，吴祖光给胡乔木写信反映此事，并对胡乔木的过问表示感谢。10月14日，胡乔木就此事写信给吴祖光，自担责任，表示“还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好之过”。
此外，他还将共产党员的标准与两人之间的友谊基础联系在一起，诚恳地谈了他的看法：“这次党代会的确开得很好。会议文件望能认真研习，用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解剖和要求自己，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做到的，也是我们能够建立友谊的基础。肺腑之言，当不致逆耳。”
就在两人交往日渐密切之时，形势再一次急转。1987年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开会，确定对吴祖光等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五个同志的处理意见，决定劝吴祖光退党。
说到这，我们有必要谈一下吳祖光的入党经过。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的进步人士。但是，1957年成为其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他被划为“右派”、反党小集团成员。“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这首吴祖光的自撰诗即是对当时境况的描述。1980年，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周巍峙找吴祖光谈话，希望他写入党申请书。对此，吴祖光家人的意见并不一致，通过召开家庭会议，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况下，吴祖光最终确定了他的选择，耳顺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胡乔木提出，有关理论方面的问题不要列为处分理由，他的建议获得批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自告奋勇提出愿意代表中纪委通知吴祖光，劝令其退党。会后，中纪委决定通过适当方式“劝退”吴祖光，起草了《关于对吴祖光所犯错误的决定（稿）》。应时任中纪委书记王鹤寿之请，胡乔木对决定稿进行修改。
1987年8月1日8时多，胡乔木亲自到吴祖光家对其“劝退”，这也是胡乔木与吴祖光的最后一次相见。
未曾想，这件事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诸多议论，直到今天还存有很多争议。逝者已去，无法站出来表述，但我们可以从其生前的所言所行和双方亲人的回忆中，感受他们的意愿。
吴祖光在1994年即胡乔木逝世两年后，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故人杂忆——胡乔木与我的交往》，简单提及了这次“劝退”事件的经过。他认为胡乔木代有关部门向其宣读的六项退党理由不能成立，但是表示接受“退党”决定，接受的唯一理由是出于对胡乔木的尊重。
按理讲，劝退吴祖光一事本应由中纪委同志进行，为何胡乔木自告奋勇？这是因为胡与吴结识并保持友好关系，胡受到他们夫妇尊重。胡认为，他去吴家三言两语就完成了任务，而其他人去，就较麻烦。事后胡乔木曾委托吴祖光的弟弟吴祖强代为表达了自己的初衷。 吴祖光晚年感叹道：“假如我能有再次与乔木见面的机会，我会表示我是理解他的好心的。”“我理解乔木对我弟弟祖强说的，他代表有关部门来执行劝我退党的任务完全是出于好意。确实是这样的，我衷心感激他。”
这件事上，两个人都是出于善念：一个是尊重对方而勉为接受处理结果，一个是出于好心而代为行使分外之事。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吴祖光提到胡乔木去世当天，即1992年9月28日的一件憾事。
这一天，吴祖光从儿子吴欢那里得知胡乔木病危，“悚然感到应该去看他，应该表白我与他别后的心情”。于是，吴祖光在儿子陪同下匆忙赶到胡乔木南长街的家中，但家里没人，他们又打电话给胡乔木的家人。据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后来回忆说，是她接的电话，她告诉吴家父子，父亲病情严重，正在抢救，不便探视，等到方便时会联系探视的事宜。但当晚，胡乔木就去世了。对于吴祖光而言，“留下终生的遗憾”。
与王梦奎：两代“第一支笔”
胡乔木是声名最为显赫的党的“笔杆子”之一，被称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但很多人不知道，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也是长期隐身幕后的“笔杆子”，被称作“国务院第一支笔”。虽然两代“第一支笔”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有过短短几年的工作交往，却堪称惺惺相惜的忘年交。
王梦奎，1938年出生，河南温县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95～1998年4月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1998年4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79年2月，王梦奎调到中央，先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等单位从事改革开放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准备工作，而胡乔木也继1978年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后又相继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党的思想文化理论宣传工作。这个时期，两个人的工作开始产生交集。
2008年，七十高龄的王梦奎老人撰写了《回忆胡乔木》一文，缅怀逝者，回忆两人短暂的一起工作的日子。
“胡乔木身材瘦小，文弱安详，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中一直端坐着，似乎连臂和手都不曾动过。他不善演讲，慢声细语，缺乏抑扬顿挫，像一篇平铺直叙的文章，不能引人入胜。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这是王梦奎给我们描述的胡乔木，也是他1981年4月第一次见到胡乔木的印象。
“我向来不喜欢听报告，虽然是胡乔木的报告，还是向办公室请示：可否不参加？答复是要参加。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了胡乔木的报告。”在80年代，像王梦奎这样的青年理论工作者正在为怎样突破过去几十年僵化空洞的理论教条而苦恼，他们不怎么感冒胡乔木倒是情有可原，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大约在他们看来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人物。
但是胡乔木这次的报告里面却有许多创新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不断地总结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不断补充、修改，个别原理要修改，更不要说具体提法了。”王梦奎回忆说，“现在这已经成为常识，但胡乔木是在1981年讲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很受禁锢。”
王夢奎第一次同胡乔木面对面谈话是1984年5月14日。当时他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被通知到胡乔木南长街住所听他谈关于经济文章的写作问题。在谈话中，胡乔木说，这几年经济上的转变是非常大的，但还没有文章来说明这种转变。“要对改革作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要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作些总的概括，在关键问题上讲些道理出来。”
作为对胡乔木谈话的响应，王梦奎写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发表在《红旗》1984年第15期上，“但现在看来分析不深，说理显得一般化，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
要合理地、有说服力地解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改革的成就，必须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当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刚刚确立，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难免受到束缚，要取得一点突破仍然很艰难。王梦奎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可以说明这种艰难。
“谈到当时还在讨论的实行承包制后农民能否拥有汽车、拖拉机等大型生产资料的问题，胡乔木说，他还没有想得太清楚，既然实行承包制，对社会主义是个进步而不是退步，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合理的、必要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活人不能让尿憋死。”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中农民能否拥有汽车、拖拉机等，在当时居然是重大的理论问题。
1984年11月底，王梦奎随胡乔木到广东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主要是关于农村经济和供销社问题，以及城市在改革开放中的新动向等。12月4日，胡乔木同胡启立一行同车到深圳，“胡乔木在列车上时断时续地几乎是一个人讲了一路”。
王梦奎在回忆中提到了胡乔木对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胡乔木认为，对这个问题要“按照实践加以正确的而不是离开实际的空洞的解释，不要说得太绝对”。
1987年3月初，王梦奎的《关于股份经济的若干思考》登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3月16日，胡乔木致函邓力群。
力群同志：
读了王梦奎同志的文章，受益不少。建议考虑此文可公开发表，以打破自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经济学界（和其他学术界）被认为“万马齐喑”的局面。这是一篇讨论文章，很有深度。所引数据来源的准确程度需要斟酌一下。
胡乔木
三月十六日
1984年底到1985年初的广东之行是两个人交往最密切的时期，王梦奎的回忆中有一些有趣的对话和场景。
他问了胡乔木一个令他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那么重用陈伯达？胡乔木“不假思索”地答道：“毛主席不大熟悉马列主义文献，我们的理论和政策表达要和马列主义文献相衔接，需要陈伯达这样熟悉马列著作的人。”
他对胡乔木在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序言里所说的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持不同看法，认为那是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为笑颜，胡乔木对他的看法既未肯定，也不反驳。 一天他们到游乐场参观，那里有座当时国内还比较罕见的“过山车”。王梦奎怕眩晕，年过古稀的胡乔木却老当益壮，执意要上去玩一把。因为这种娱乐太惊险，警卫竭力劝阻，推托说负责人不在，打不开。胡很不高兴，背手独自前行，低声嘟囔道：“这班小人。”王梦奎很诧异，这件小事何以引起他的不满。后来还是让胡乔木坐了一种虽然悬空旋转但缓慢安全的转盘游戏，他才算转嗔为喜。
胡乔木对王梦奎青睐有加，回京不久就托人邀请他担任自己的秘书，但王梦奎认为自己不适合做秘书工作，此事未成。
1990年春节，王梦奎收到胡乔木签名赠送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
1995年王梦奎编辑出版《怎样写文章》，辑录的是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大家关于怎样写文章的论述，其中收录了胡乔木的两篇《短些，再短些！》和《怎样写好文件》。
王蒙：他是“貴族马克思主义者”
胡乔木与王蒙的交往可追溯到1981年。
这年的五六月，胡乔木在做胆囊手术住院期间读了王蒙的短篇小说集《冬雨》和收在《王蒙小说创新资料》中的作品后，非常欣赏，于6月8日乘兴写了一首小诗——《赠王蒙同志》，当天即写信寄给他。
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
庆君自由日，逢此艳阳天。
走笔生奇气，循流得古源。
甘辛飞七彩，歌哭跳繁弦。
往事垂殷鉴，劳人待醴泉。
大观园更大，试为写新篇。
诗中胡乔木对王蒙的赞赏与期待一目了然。
王蒙接到胡乔木来信后不久，就和胡见了面。在这次见面中，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文学和艺术。王蒙回忆说，胡乔木知识面很广，和胡在一起时，他们谈毕加索、高尔基、温庭筠、爱伦坡、典型理论——胡乔木对这些人和文学艺术理论都有很高的造诣、很深的研究。
“他（胡乔木）从温庭筠说到爱伦坡，讲形式的求奇与一味地风格化未必是大家风范。他非常清晰而准确地将筠读成yun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将错就错地读成jun。他说例如以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相比，后者比前者更风格化，而前者更伟大。”这让王蒙“不能不佩服他的见地”。
交谈中王蒙还问到了毕加索，他想知道胡乔木个人是否欣赏毕加索，他也想知道在中国艺术空间的开拓还要遇到多少阻力和周折。胡乔木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还难于接受毕加索。”王蒙觉得，胡的回答“流露着某种苦涩，也许这种苦涩是我自己的舌蕾的感觉造成的”。他认为胡乔木是了解毕加索的，甚至是理解毕加索的。
胡乔木还对他谈起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文艺问题的看法：“马、恩等虽然有很好的文化艺术修养，有对于文艺问题的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并没有专门地系统地去论述文艺问题，并没有建立起一种严整的文艺学体系。我这样说，也许会被认为大逆不道的。”胡乔木的这一说法给王蒙以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位主抓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领导人，能够对马恩的文艺思想有所认识并提出一些看法，这在当时可以说真的是“大逆不道”的。
王蒙认为，胡乔木很喜欢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也乐于为知识分子做事。
作家浩然，在“文革”中大出风头，“文革”结束后，其处境可想而知。胡乔木认为他作为一个作家只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左右，将他与“文革”绑定在一起，显然是不合适的。胡乔木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对身处逆境的浩然施以援手，并希望作家们对浩然友好相待。浩然新作《苍生》完稿后，又是胡乔木促成了《苍生》的出版。
1990年，胡乔木约王蒙一起去看冰心，这一年是冰心的九十大寿。见面时，胡乔木曾对王蒙谈起对李泽厚和刘再复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搞学问的，不应被卷入到政治中去。“胡做这些好事多半都是悄悄地做的。‘挨骂’的事他却大张旗鼓。”
王蒙在新时期率先在写作手法和技巧上进行了探索和尝试，那就是“意识流”手法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在中共十二大后，“现代派”受到批判。在这场风波中，王蒙首当其冲，主抓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是十分清楚的。
胡乔木本身并不赞同“现代派”，甚至是有些反感，他曾不断地劝诫王蒙：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1981年，王蒙的小说《杂色》发表后，胡乔木给他写信，信中略有微词，还把一期《江南》杂志寄给他。这一期杂志载有高尔斯华绥一篇评论文章的译文，该文的主旨是“大江大河是平稳的，而小溪更多浪花和奇景”。胡乔木还曾托一位与王蒙相熟的老同志口头转达“让王蒙少搞一点意识流”之类的意见。甚至为了“帮助”王蒙不要在“现代派”的路上越走越远，还曾建议王蒙去请教钱钟书，并愿意代为荐介。
对胡乔木这些举动，王蒙表示，毫不怀疑他意在“爱护”，乃至有“护君上青云”之意。王蒙回忆：“乔木同志当时在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当然熟知这些情况，更知道批现代派中‘批王’的潜台词和主攻目标。1983年春节他对我一再说：‘我希望对于现代派的批评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春节期间，胡乔木公开见了王蒙，这其中不乏政治智慧，对于准备批判王蒙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暗示。“这一次会面起到了他所希望起的那种作用。一些人‘认识’到胡对王蒙夫妇的态度是少有的友好，从而不得不暂时搁置对我的批判。”
王蒙不仅记述了胡乔木对知识分子的宽容与爱护，也记录下了胡乔木在某些问题上的保守。王蒙清晰地记得胡乔木对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上徐敬亚的文章《崛起的诗群》十分恼火，认为徐敬亚的文章是对革命文艺的否定，认为《当代文艺思潮》这本刊物倾向不好。他甚至不准旁人称徐为“同志”，这使王蒙觉得他处理问题有时感情用事。《当代文艺思潮》是80年代颇有影响的一本理论批判刊物，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王蒙回忆，胡乔木还曾直接下令《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转载他认为可行的稿件。
王蒙认为，胡乔木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书卷气，有为知识分子“打抱不平”的英雄气概，当然也有思想上保守的一面。总之，“乔公是不二的人物”。
（受权摘编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的《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
有为知识分子“抱打不平”的英雄气，当然也有思想上保守的一面。
总之，“乔公是不二的人物”
“乔木凋矣，但我没有也不会忘记他。我远远谈不上对他有多少了解。也许我的记忆有误，也许我的体会感受有误。当然我写的只是我眼中的胡乔木。也许，一个更深沉、更真实、更完全也更政治的胡乔木，是我没有也无法把握的。但我仍然有义务把这一切写出来。”王蒙写道。
这或许是知识界、文化界对于胡乔木的一种心声。
与吴祖光：从“订交”到“劝退”
在胡乔木的众多交游经历中，争议较多、较不易评价的可能就是他与吴祖光的交往。他们相识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1985年“订交”，最后一次相见是因1987年的“退党事件”。
对于他们的交往，坊间和境外媒体多有不同评论，其中不乏评论者的演绎。在此，我们尽可能地还原事件的原委。
胡乔木与吴祖光的谋面缘于《人民日报》改版后的副刊工作。1956年7月1日，经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由四版改为八版。作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领导了改版的全部工作，他特别要求每天出一个版面的副刊，并且对副刊的工作给予专门指导。在副刊筹备初期，胡乔木就细心帮忙物色作者，并且要求编辑“问清确切地址，然后一一登门拜访，至少专函约请，不能只靠一张打印的约稿信”。因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重庆《新民报〈晚刊〉》和上海《新民晚报》副刊的编辑工作，吴祖光成为副刊的约稿作者之一，也就有了与胡乔木的初次见面。
吴祖光回忆说，他们是1957年春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办公室相见的，“初次见面就委以‘重任’……即承担在‘八版’提倡并发表各家散文的任务”。
这次相见几个月后，“反右运动”开始，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动，他与胡乔木的这次短暂交往没有了下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祖光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胡乔木被“冷藏”起来，双方没有见面的机会。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有了两人再次相见后的“订交”。
从胡乔木与吴祖光的往来信件，可以知道他们的“订交”是在1985年6月19日。在习仲勋的劝说和提前安排下，吴祖光依约来到南长街的胡乔木家中拜访。在谈到吴祖光夫妇近况时，胡乔木对新凤霞从一个半文盲的民间艺人，在“反右”到十年“文革”的严酷迫害致残之后，竟然刻苦学习文化成为作家，而且接连出版几本文集，“感觉十分欣喜”。
这次交谈后，胡乔木感到意犹未尽。之后，他多次主动给吴祖光夫妇写信，表达了对他们夫妇的敬意;并赞誉新凤霞写的《我怀念老舍先生》一文，称在其看过的纪念老舍先生的文章中还没有这样“活活画出他的音容笑貌来”的文字。胡乔木在信中表示要“跟祖光同志订交”，约定在最近挤出时间来把这三本书看完，然后登门致谢和致敬。7月3日，胡乔木到吴祖光家回访，并于当晚到工人俱乐部观看了由吴祖光改编的京剧《三打陶三春》。之后，胡乔木和吴祖光开始了两年的亲密交往。
就在两人“订交”后不久，应英国和波兰的邀请，北京京剧院前往两国演出《三打陶三春》。演出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国内媒体对此却没有报道。回国后，吴祖光给胡乔木写信反映此事，并对胡乔木的过问表示感谢。10月14日，胡乔木就此事写信给吴祖光，自担责任，表示“还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好之过”。
此外，他还将共产党员的标准与两人之间的友谊基础联系在一起，诚恳地谈了他的看法：“这次党代会的确开得很好。会议文件望能认真研习，用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解剖和要求自己，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做到的，也是我们能够建立友谊的基础。肺腑之言，当不致逆耳。”
就在两人交往日渐密切之时，形势再一次急转。1987年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开会，确定对吴祖光等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五个同志的处理意见，决定劝吴祖光退党。
说到这，我们有必要谈一下吳祖光的入党经过。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的进步人士。但是，1957年成为其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他被划为“右派”、反党小集团成员。“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这首吴祖光的自撰诗即是对当时境况的描述。1980年，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周巍峙找吴祖光谈话，希望他写入党申请书。对此，吴祖光家人的意见并不一致，通过召开家庭会议，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况下，吴祖光最终确定了他的选择，耳顺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胡乔木提出，有关理论方面的问题不要列为处分理由，他的建议获得批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自告奋勇提出愿意代表中纪委通知吴祖光，劝令其退党。会后，中纪委决定通过适当方式“劝退”吴祖光，起草了《关于对吴祖光所犯错误的决定（稿）》。应时任中纪委书记王鹤寿之请，胡乔木对决定稿进行修改。
1987年8月1日8时多，胡乔木亲自到吴祖光家对其“劝退”，这也是胡乔木与吴祖光的最后一次相见。
未曾想，这件事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诸多议论，直到今天还存有很多争议。逝者已去，无法站出来表述，但我们可以从其生前的所言所行和双方亲人的回忆中，感受他们的意愿。
吴祖光在1994年即胡乔木逝世两年后，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故人杂忆——胡乔木与我的交往》，简单提及了这次“劝退”事件的经过。他认为胡乔木代有关部门向其宣读的六项退党理由不能成立，但是表示接受“退党”决定，接受的唯一理由是出于对胡乔木的尊重。
按理讲，劝退吴祖光一事本应由中纪委同志进行，为何胡乔木自告奋勇？这是因为胡与吴结识并保持友好关系，胡受到他们夫妇尊重。胡认为，他去吴家三言两语就完成了任务，而其他人去，就较麻烦。事后胡乔木曾委托吴祖光的弟弟吴祖强代为表达了自己的初衷。 吴祖光晚年感叹道：“假如我能有再次与乔木见面的机会，我会表示我是理解他的好心的。”“我理解乔木对我弟弟祖强说的，他代表有关部门来执行劝我退党的任务完全是出于好意。确实是这样的，我衷心感激他。”
这件事上，两个人都是出于善念：一个是尊重对方而勉为接受处理结果，一个是出于好心而代为行使分外之事。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吴祖光提到胡乔木去世当天，即1992年9月28日的一件憾事。
这一天，吴祖光从儿子吴欢那里得知胡乔木病危，“悚然感到应该去看他，应该表白我与他别后的心情”。于是，吴祖光在儿子陪同下匆忙赶到胡乔木南长街的家中，但家里没人，他们又打电话给胡乔木的家人。据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后来回忆说，是她接的电话，她告诉吴家父子，父亲病情严重，正在抢救，不便探视，等到方便时会联系探视的事宜。但当晚，胡乔木就去世了。对于吴祖光而言，“留下终生的遗憾”。
与王梦奎：两代“第一支笔”
胡乔木是声名最为显赫的党的“笔杆子”之一，被称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但很多人不知道，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也是长期隐身幕后的“笔杆子”，被称作“国务院第一支笔”。虽然两代“第一支笔”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有过短短几年的工作交往，却堪称惺惺相惜的忘年交。
王梦奎，1938年出生，河南温县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95～1998年4月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1998年4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79年2月，王梦奎调到中央，先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等单位从事改革开放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准备工作，而胡乔木也继1978年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后又相继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党的思想文化理论宣传工作。这个时期，两个人的工作开始产生交集。
2008年，七十高龄的王梦奎老人撰写了《回忆胡乔木》一文，缅怀逝者，回忆两人短暂的一起工作的日子。
“胡乔木身材瘦小，文弱安详，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中一直端坐着，似乎连臂和手都不曾动过。他不善演讲，慢声细语，缺乏抑扬顿挫，像一篇平铺直叙的文章，不能引人入胜。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这是王梦奎给我们描述的胡乔木，也是他1981年4月第一次见到胡乔木的印象。
“我向来不喜欢听报告，虽然是胡乔木的报告，还是向办公室请示：可否不参加？答复是要参加。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了胡乔木的报告。”在80年代，像王梦奎这样的青年理论工作者正在为怎样突破过去几十年僵化空洞的理论教条而苦恼，他们不怎么感冒胡乔木倒是情有可原，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大约在他们看来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人物。
但是胡乔木这次的报告里面却有许多创新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不断地总结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不断补充、修改，个别原理要修改，更不要说具体提法了。”王梦奎回忆说，“现在这已经成为常识，但胡乔木是在1981年讲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很受禁锢。”
王夢奎第一次同胡乔木面对面谈话是1984年5月14日。当时他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被通知到胡乔木南长街住所听他谈关于经济文章的写作问题。在谈话中，胡乔木说，这几年经济上的转变是非常大的，但还没有文章来说明这种转变。“要对改革作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要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作些总的概括，在关键问题上讲些道理出来。”
作为对胡乔木谈话的响应，王梦奎写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发表在《红旗》1984年第15期上，“但现在看来分析不深，说理显得一般化，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
要合理地、有说服力地解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改革的成就，必须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当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刚刚确立，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难免受到束缚，要取得一点突破仍然很艰难。王梦奎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可以说明这种艰难。
“谈到当时还在讨论的实行承包制后农民能否拥有汽车、拖拉机等大型生产资料的问题，胡乔木说，他还没有想得太清楚，既然实行承包制，对社会主义是个进步而不是退步，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合理的、必要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活人不能让尿憋死。”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中农民能否拥有汽车、拖拉机等，在当时居然是重大的理论问题。
1984年11月底，王梦奎随胡乔木到广东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主要是关于农村经济和供销社问题，以及城市在改革开放中的新动向等。12月4日，胡乔木同胡启立一行同车到深圳，“胡乔木在列车上时断时续地几乎是一个人讲了一路”。
王梦奎在回忆中提到了胡乔木对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胡乔木认为，对这个问题要“按照实践加以正确的而不是离开实际的空洞的解释，不要说得太绝对”。
1987年3月初，王梦奎的《关于股份经济的若干思考》登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3月16日，胡乔木致函邓力群。
力群同志：
读了王梦奎同志的文章，受益不少。建议考虑此文可公开发表，以打破自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经济学界（和其他学术界）被认为“万马齐喑”的局面。这是一篇讨论文章，很有深度。所引数据来源的准确程度需要斟酌一下。
胡乔木
三月十六日
1984年底到1985年初的广东之行是两个人交往最密切的时期，王梦奎的回忆中有一些有趣的对话和场景。
他问了胡乔木一个令他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那么重用陈伯达？胡乔木“不假思索”地答道：“毛主席不大熟悉马列主义文献，我们的理论和政策表达要和马列主义文献相衔接，需要陈伯达这样熟悉马列著作的人。”
他对胡乔木在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序言里所说的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持不同看法，认为那是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为笑颜，胡乔木对他的看法既未肯定，也不反驳。 一天他们到游乐场参观，那里有座当时国内还比较罕见的“过山车”。王梦奎怕眩晕，年过古稀的胡乔木却老当益壮，执意要上去玩一把。因为这种娱乐太惊险，警卫竭力劝阻，推托说负责人不在，打不开。胡很不高兴，背手独自前行，低声嘟囔道：“这班小人。”王梦奎很诧异，这件小事何以引起他的不满。后来还是让胡乔木坐了一种虽然悬空旋转但缓慢安全的转盘游戏，他才算转嗔为喜。
胡乔木对王梦奎青睐有加，回京不久就托人邀请他担任自己的秘书，但王梦奎认为自己不适合做秘书工作，此事未成。
1990年春节，王梦奎收到胡乔木签名赠送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
1995年王梦奎编辑出版《怎样写文章》，辑录的是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大家关于怎样写文章的论述，其中收录了胡乔木的两篇《短些，再短些！》和《怎样写好文件》。
王蒙：他是“貴族马克思主义者”
胡乔木与王蒙的交往可追溯到1981年。
这年的五六月，胡乔木在做胆囊手术住院期间读了王蒙的短篇小说集《冬雨》和收在《王蒙小说创新资料》中的作品后，非常欣赏，于6月8日乘兴写了一首小诗——《赠王蒙同志》，当天即写信寄给他。
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
庆君自由日，逢此艳阳天。
走笔生奇气，循流得古源。
甘辛飞七彩，歌哭跳繁弦。
往事垂殷鉴，劳人待醴泉。
大观园更大，试为写新篇。
诗中胡乔木对王蒙的赞赏与期待一目了然。
王蒙接到胡乔木来信后不久，就和胡见了面。在这次见面中，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文学和艺术。王蒙回忆说，胡乔木知识面很广，和胡在一起时，他们谈毕加索、高尔基、温庭筠、爱伦坡、典型理论——胡乔木对这些人和文学艺术理论都有很高的造诣、很深的研究。
“他（胡乔木）从温庭筠说到爱伦坡，讲形式的求奇与一味地风格化未必是大家风范。他非常清晰而准确地将筠读成yun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将错就错地读成jun。他说例如以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相比，后者比前者更风格化，而前者更伟大。”这让王蒙“不能不佩服他的见地”。
交谈中王蒙还问到了毕加索，他想知道胡乔木个人是否欣赏毕加索，他也想知道在中国艺术空间的开拓还要遇到多少阻力和周折。胡乔木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还难于接受毕加索。”王蒙觉得，胡的回答“流露着某种苦涩，也许这种苦涩是我自己的舌蕾的感觉造成的”。他认为胡乔木是了解毕加索的，甚至是理解毕加索的。
胡乔木还对他谈起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文艺问题的看法：“马、恩等虽然有很好的文化艺术修养，有对于文艺问题的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并没有专门地系统地去论述文艺问题，并没有建立起一种严整的文艺学体系。我这样说，也许会被认为大逆不道的。”胡乔木的这一说法给王蒙以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位主抓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领导人，能够对马恩的文艺思想有所认识并提出一些看法，这在当时可以说真的是“大逆不道”的。
王蒙认为，胡乔木很喜欢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也乐于为知识分子做事。
作家浩然，在“文革”中大出风头，“文革”结束后，其处境可想而知。胡乔木认为他作为一个作家只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左右，将他与“文革”绑定在一起，显然是不合适的。胡乔木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对身处逆境的浩然施以援手，并希望作家们对浩然友好相待。浩然新作《苍生》完稿后，又是胡乔木促成了《苍生》的出版。
1990年，胡乔木约王蒙一起去看冰心，这一年是冰心的九十大寿。见面时，胡乔木曾对王蒙谈起对李泽厚和刘再复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搞学问的，不应被卷入到政治中去。“胡做这些好事多半都是悄悄地做的。‘挨骂’的事他却大张旗鼓。”
王蒙在新时期率先在写作手法和技巧上进行了探索和尝试，那就是“意识流”手法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在中共十二大后，“现代派”受到批判。在这场风波中，王蒙首当其冲，主抓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是十分清楚的。
胡乔木本身并不赞同“现代派”，甚至是有些反感，他曾不断地劝诫王蒙：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1981年，王蒙的小说《杂色》发表后，胡乔木给他写信，信中略有微词，还把一期《江南》杂志寄给他。这一期杂志载有高尔斯华绥一篇评论文章的译文，该文的主旨是“大江大河是平稳的，而小溪更多浪花和奇景”。胡乔木还曾托一位与王蒙相熟的老同志口头转达“让王蒙少搞一点意识流”之类的意见。甚至为了“帮助”王蒙不要在“现代派”的路上越走越远，还曾建议王蒙去请教钱钟书，并愿意代为荐介。
对胡乔木这些举动，王蒙表示，毫不怀疑他意在“爱护”，乃至有“护君上青云”之意。王蒙回忆：“乔木同志当时在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当然熟知这些情况，更知道批现代派中‘批王’的潜台词和主攻目标。1983年春节他对我一再说：‘我希望对于现代派的批评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春节期间，胡乔木公开见了王蒙，这其中不乏政治智慧，对于准备批判王蒙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暗示。“这一次会面起到了他所希望起的那种作用。一些人‘认识’到胡对王蒙夫妇的态度是少有的友好，从而不得不暂时搁置对我的批判。”
王蒙不仅记述了胡乔木对知识分子的宽容与爱护，也记录下了胡乔木在某些问题上的保守。王蒙清晰地记得胡乔木对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上徐敬亚的文章《崛起的诗群》十分恼火，认为徐敬亚的文章是对革命文艺的否定，认为《当代文艺思潮》这本刊物倾向不好。他甚至不准旁人称徐为“同志”，这使王蒙觉得他处理问题有时感情用事。《当代文艺思潮》是80年代颇有影响的一本理论批判刊物，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王蒙回忆，胡乔木还曾直接下令《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转载他认为可行的稿件。
王蒙认为，胡乔木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书卷气，有为知识分子“打抱不平”的英雄气概，当然也有思想上保守的一面。总之，“乔公是不二的人物”。
（受权摘编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的《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