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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的张朋园先生退休已13年，但每天仍去自己的办公室工作7-8小时。这次他与黄克武先生本是来参加“第五届张謇国际研讨会”的，没成想被推上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炙热的讲台，讲“民主”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题目。告诉同学们自己不擅讲演，常常“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请大家多包涵的时候，先生面上竟有些泛红。前一天他见沪上朋友，只开口讲了几句，便让旁听者一下感受到如今已难得一见的“纯真的赤子之心”。
自2006年末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以来，关于民主的讨论不绝于耳。但西方的宪政民主在最初舶来时曾被严重误读。华东师大杨国强教授曾说：“晚清危局让士大夫一致认为中国确实出了问题，他们最终注意到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中国所没有的。但他们所理解的那个民主，跟西方的民主涵义完全不同。西方是把政府当作一种‘必要之恶’，所以要有议会来限制其权；而清末民初的‘民主’是要帮政府，让国家富强——恰好把国与民的位置颠倒了。”
“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到1911年走向共和，士人通过办报纸而非上奏折，对社会而非皇帝一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们通过做外国人学徒来做中国人导师，思想流而多变，对民主的理解也处于最肤浅、最混杂、最混沌的发蒙期。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留下来的一个个思潮、一段段的话。”
1960年代末，以张朋园为代表的台湾学者对这段历史做了“典范性”的研究。他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面世后即被撰写《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们频频征引，成为清末谘议局、地方自治选举研究的基本参考。历史学者傅国涌说 ：“张朋园先生的研究几乎都有拓荒意义。一是史料扎实稳健，二是治史态度诚挚，三是史家之笔，一句废话也没有。”
张先生研究了清末到民国的4次选举——“第一次是在1908-1909年，即晚清末年的‘立宪运动’，这是中国人首次尝试学习民主，让人民试着投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灭亡，民国建立，1913-1914年中国人第二次尝到选票的滋味。第三次是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梁启超和段祺瑞创立了第二届国会，在1917年举行第三次选举。此后进入军阀割据的动荡时代，一直到1926年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夺取了政权。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下，也要建立民权政治，所以到1947年，有第四次的选举。”
当时投票的规则主要依据《谘议局选举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但一时间“猪仔议会”丑闻迭起。上海一家报纸曾打出过《阳春面买选票!》的标题，讲的是一位候选人用阳春面拉选票：凡选他的人，都请吃一碗阳春面作为谢礼。
借着对民主这个概念复杂内涵的条分缕析，张朋园先生梳理了中国跟随世界民主政治的大潮流起起落落、来来去去的历程。在他看来，民主化是很长远的过程。中国目前的情况可能不适合立刻搞民主化。如果目前的政治制度能导致好的社会效果，“就该继续走下去”。
实行不实行民主，
跟贫穷或富裕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读《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一书，感觉最后结论比较简单，是不是大陆版有删节？
张朋园：没删节，是当时还没有完全想好。
第一点要讲明的，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随世界潮流而变。亨廷顿就讲过，民主政治碰到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思潮时，它几乎全盘崩溃，守不住。
第二，在儒家思想主导的国家里，有没有实行民主的可能性？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提出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概念——它们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他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这两者才可能有民主。此后，人们多用这个观念来考量中国有没有可能实行民主。我认同余英时先生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的论证，中国的士绅阶级本来就有关心社会荣辱的传统，儒家思想是可以转化、进化以形成公民社会的。我觉得余英时在中国传统中解决了走向民主政治的动力问题。我热衷民主政治，当然也希望中国走向民主政治。
第三点是针对S.M.Lipset（西摩
自2006年末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以来，关于民主的讨论不绝于耳。但西方的宪政民主在最初舶来时曾被严重误读。华东师大杨国强教授曾说：“晚清危局让士大夫一致认为中国确实出了问题，他们最终注意到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中国所没有的。但他们所理解的那个民主，跟西方的民主涵义完全不同。西方是把政府当作一种‘必要之恶’，所以要有议会来限制其权；而清末民初的‘民主’是要帮政府，让国家富强——恰好把国与民的位置颠倒了。”
“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到1911年走向共和，士人通过办报纸而非上奏折，对社会而非皇帝一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们通过做外国人学徒来做中国人导师，思想流而多变，对民主的理解也处于最肤浅、最混杂、最混沌的发蒙期。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留下来的一个个思潮、一段段的话。”
1960年代末，以张朋园为代表的台湾学者对这段历史做了“典范性”的研究。他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面世后即被撰写《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们频频征引，成为清末谘议局、地方自治选举研究的基本参考。历史学者傅国涌说 ：“张朋园先生的研究几乎都有拓荒意义。一是史料扎实稳健，二是治史态度诚挚，三是史家之笔，一句废话也没有。”
张先生研究了清末到民国的4次选举——“第一次是在1908-1909年，即晚清末年的‘立宪运动’，这是中国人首次尝试学习民主，让人民试着投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灭亡，民国建立，1913-1914年中国人第二次尝到选票的滋味。第三次是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梁启超和段祺瑞创立了第二届国会，在1917年举行第三次选举。此后进入军阀割据的动荡时代，一直到1926年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夺取了政权。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下，也要建立民权政治，所以到1947年，有第四次的选举。”
当时投票的规则主要依据《谘议局选举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但一时间“猪仔议会”丑闻迭起。上海一家报纸曾打出过《阳春面买选票!》的标题，讲的是一位候选人用阳春面拉选票：凡选他的人，都请吃一碗阳春面作为谢礼。
借着对民主这个概念复杂内涵的条分缕析，张朋园先生梳理了中国跟随世界民主政治的大潮流起起落落、来来去去的历程。在他看来，民主化是很长远的过程。中国目前的情况可能不适合立刻搞民主化。如果目前的政治制度能导致好的社会效果，“就该继续走下去”。
实行不实行民主，
跟贫穷或富裕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读《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一书，感觉最后结论比较简单，是不是大陆版有删节？
张朋园：没删节，是当时还没有完全想好。
第一点要讲明的，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随世界潮流而变。亨廷顿就讲过，民主政治碰到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思潮时，它几乎全盘崩溃，守不住。
第二，在儒家思想主导的国家里，有没有实行民主的可能性？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提出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概念——它们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他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这两者才可能有民主。此后，人们多用这个观念来考量中国有没有可能实行民主。我认同余英时先生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的论证，中国的士绅阶级本来就有关心社会荣辱的传统，儒家思想是可以转化、进化以形成公民社会的。我觉得余英时在中国传统中解决了走向民主政治的动力问题。我热衷民主政治，当然也希望中国走向民主政治。
第三点是针对S.M.Lipset（西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