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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真正的对手，要有最伟大的尊重
过去几天，知识界出了一件大家都很关注的事情，北京的一位学者吴法天跟一名女记者周燕在微博上约架，后来他们真的约成了，吴法天挨了周燕小姐几拳，被护送离场。自由派和新左派的争论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是达到了新高潮，干脆动手，而动手的结果，主要是以新左派或左派的落荒而逃结束，那么请问：这能不能叫作自由派的胜利？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最近有很多人说你们知识分子怎么能这样，这是不是有辱斯文？也有人说，我早就想抽这个吴法天了，他太欠抽了，于是就有人讨论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再看过去几年，我们还目睹了很多知识分子吵架的事，过去一年里，最受关注的当然是方舟子先生和韩寒先生所谓的“方韩大战”，到最后，出现了两派，这两派当中，我都认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过去是一些很要好的朋友或者同事，都因为这个事件，反目成仇，要绝交，有些不止绝交，还要把对方十多年来不可告人、不堪入目的事情都说出来。
这让我想起来前几年过世的、我很敬佩的大哲学家G·A·科亨，他是一位左派学者，专门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在英美分析传统上使得马克思重新变得有意义的伟大哲学家。他在2009年去世时，很多英美主流媒体都发悼文，其中有一篇是美国很有名的自由派学者德沃尔金写的。德沃尔金的很多观点跟G·A·科亨截然不同，他们自1960年代开始认识，天天做学术辩论，立场截然不同，辩论了几十年，但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又曾经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伦敦大学开设了一门课，这一门课在英国或者在全世界做政治哲学的人都知道，人称“星球大战课”，教这门课的是四个人，他们不是轮流上，而是一起上，今天轮到A主讲，然后另外三个人马上反驳他，这四个人都是当代哲学界、政治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包括我刚才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G·A·科亨，自由主义派的哲学家德沃尔金，还有一位严肃的分析哲学家派帕菲特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四个人的观点、立场非常不一样，每次开课都是火花四溅，现场的学生大呼过瘾。大家想一想，今天台上如果是方舟子和韩寒，那会是怎样的场面？
这四个人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互相把对方认为是自己著作最重要的读者。这个态度在G·A·科亨身上就可以看得很明显，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他这辈子最大的论战对手是比他早十年去世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诺齐克。诺齐克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被认为是当代主张极端自由主义的最有力的一本论著，这本论著里面有很多很有名的例子，非常生动有趣地说明了为什么国家不应该介入税收，他主张自由的市场和无政府主义，可想而知，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G·A·科亨当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他发现诺齐克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前提和推论方式居然跟自己是一样的，只是结论不同，所以他很认真地读了这本书，他总共有三本，前两本读烂了后，他用了十几年的工夫写了一本书，也是一本经典著作，就是用左派观点批判极端右派，但同时，他也改变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相信诺齐克的一些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根本原则还是不一样。
刚才我讲这些例子想说明什么，我想看看另一种论战对手的状况，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他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为什么G·A·科亨这么认真，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他真正的对手，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你最了不起的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以及可能照顾不及、思虑不周的地方，能逼你完善你的想法和理论。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我再跟大家讲第二个故事，捷克有名的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在巴黎的书房常年挂着一张照片，拍的是两个文化巨星在森林散步的背影，一个是有名的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另一个是一位法国大诗人。海德格尔不止是大哲学家，他还是一个纳粹同情者，有不少人不齿于他在战时的行为。而这位法国大诗人是个犹太人，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时，他在法国从事地下抵抗阵线的工作。但就是这两个人，政治立场完全不同，战后却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通俗来看，这两个人比起吴法天和周燕的冲突，更有资格约架，但居然会成为朋友，不是说敌人必然要成为朋友，而是说他们首先是朋友，对他们来讲，后来一切的重大政治分歧，不能因此抹杀掉友谊。维尼希尔跟人说过，所有的政治观点是一时的，只有友谊是永久的。昆德拉认为他们两个人的行为，诠释了什么叫尊严，这种很古典、很绅士、很传统的尊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面。
知识分子应只服膺于真理
我举这两个例子，好像都是西方的，中国不能这样吗？当然不是。以前朱熹和陆象山论战，双方门人都知道对方是自己老师的最大敌手，但整个论辩过程，从今天的文字记录来看，他们是多么地客气，多么地节制。同时，他们私下跟弟子们谈到对方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出言不逊。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发展到要互相用恶毒的言语攻击对方，甚至到了要用武力解决的地步？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社会太不斯文，太暴力，太没有修养了，但是谈这个问题时，不要简单地认为这是个人修养的问题，请注意，我今天讲的不是知识分子要做好人，要斯文，而是说我们该关注的是这个群体靠什么成为一个群体。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下结论，是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观察判断有一个保留，通常我们都认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它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不能那么容易可以达至，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上。我们只敢说，或许我有一个想法是对的，拿出来讨论一下。由于你总对自己有所保留，所以对别人的否定也不敢太离谱，这是双向的；对他人不敢太肯定，同样也不敢太否定，这样的态度，之所以认为是比较理想的知识分子社群内部讨论问题的态度，是因为知识分子就是一群只服膺于真理的人。
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知识分子应该是没有立场可言的，如果要说有立场的话，他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尽量希望站在真理那一边。任何人宣称他掌握了真理，在今天的学术界、思想界、知识界，都会认为是不礼貌的，是冒犯的，是过分的，是愚蠢的，是自大的。因此在这样的状况底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彼此沟通，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们只服从真理的原则，这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
假如你是一个厨师，你去煮饭，做菜，你的职业伦理是尽量保证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安全的，如果你有追求，你应该追求你做出的菜都是好吃的，这是我们对厨师的职业伦理的要求，那我们假设下，今天有两个厨师都被认为是广州地面上最好的厨师，于是有人挑拨他们两个，请问他们应该怎样一分高下？当然应该看看谁做的菜更好。假如他们相约在火车站打架，各位觉得可以接受吗？假如真的有一个厨师把另一个厨师打败了，我们会不会说他是最好的厨师？当然不会，我们可能会说他是打架比较厉害的厨师。同样，知识分子讨论问题，为什么不该约出来打架，这是职业伦理，不是个人斯文不斯文，有没有修养的问题，因为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伦理，我们讨论问题，既然追求真理，我们追求胜负的手段就应该是辩论，以理服人。我们以讲理分高下，就等于是厨师以厨艺来分高下是一样，假如今天不以讲理分高下，不以厨艺分高下，全部出来打架，不是不可以，只是在那一刻，你那个分高下的手段和身份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你们就是普通两个打架的人，如此而已。所以我说，知识分子侮辱对方人格，甚至打架，这个状况，我不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做这个事的那一刹那，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他们用的不是知识分子应该用来讨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争端的手段，这是职业修养，不只是个人修为。
（根据梁文道7月8日在保利地产与《南都周刊》联合主办的保利国学大讲堂上的演讲整理，有删节，演讲主题为“知识分子的个人修为”。整理：钟刚）
梁文道
《凤凰卫视》主持人，文艺评论家
过去几天，知识界出了一件大家都很关注的事情，北京的一位学者吴法天跟一名女记者周燕在微博上约架，后来他们真的约成了，吴法天挨了周燕小姐几拳，被护送离场。自由派和新左派的争论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是达到了新高潮，干脆动手，而动手的结果，主要是以新左派或左派的落荒而逃结束，那么请问：这能不能叫作自由派的胜利？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最近有很多人说你们知识分子怎么能这样，这是不是有辱斯文？也有人说，我早就想抽这个吴法天了，他太欠抽了，于是就有人讨论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再看过去几年，我们还目睹了很多知识分子吵架的事，过去一年里，最受关注的当然是方舟子先生和韩寒先生所谓的“方韩大战”，到最后，出现了两派，这两派当中，我都认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过去是一些很要好的朋友或者同事，都因为这个事件，反目成仇，要绝交，有些不止绝交，还要把对方十多年来不可告人、不堪入目的事情都说出来。
这让我想起来前几年过世的、我很敬佩的大哲学家G·A·科亨，他是一位左派学者，专门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在英美分析传统上使得马克思重新变得有意义的伟大哲学家。他在2009年去世时，很多英美主流媒体都发悼文，其中有一篇是美国很有名的自由派学者德沃尔金写的。德沃尔金的很多观点跟G·A·科亨截然不同，他们自1960年代开始认识，天天做学术辩论，立场截然不同，辩论了几十年，但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又曾经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伦敦大学开设了一门课，这一门课在英国或者在全世界做政治哲学的人都知道，人称“星球大战课”，教这门课的是四个人，他们不是轮流上，而是一起上，今天轮到A主讲，然后另外三个人马上反驳他，这四个人都是当代哲学界、政治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包括我刚才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G·A·科亨，自由主义派的哲学家德沃尔金，还有一位严肃的分析哲学家派帕菲特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四个人的观点、立场非常不一样，每次开课都是火花四溅，现场的学生大呼过瘾。大家想一想，今天台上如果是方舟子和韩寒，那会是怎样的场面？
这四个人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互相把对方认为是自己著作最重要的读者。这个态度在G·A·科亨身上就可以看得很明显，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他这辈子最大的论战对手是比他早十年去世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诺齐克。诺齐克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被认为是当代主张极端自由主义的最有力的一本论著，这本论著里面有很多很有名的例子，非常生动有趣地说明了为什么国家不应该介入税收，他主张自由的市场和无政府主义，可想而知，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G·A·科亨当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他发现诺齐克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前提和推论方式居然跟自己是一样的，只是结论不同，所以他很认真地读了这本书，他总共有三本，前两本读烂了后，他用了十几年的工夫写了一本书，也是一本经典著作，就是用左派观点批判极端右派，但同时，他也改变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相信诺齐克的一些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根本原则还是不一样。
刚才我讲这些例子想说明什么，我想看看另一种论战对手的状况，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他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为什么G·A·科亨这么认真，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他真正的对手，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你最了不起的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以及可能照顾不及、思虑不周的地方，能逼你完善你的想法和理论。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我再跟大家讲第二个故事，捷克有名的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在巴黎的书房常年挂着一张照片，拍的是两个文化巨星在森林散步的背影，一个是有名的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另一个是一位法国大诗人。海德格尔不止是大哲学家，他还是一个纳粹同情者，有不少人不齿于他在战时的行为。而这位法国大诗人是个犹太人，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时，他在法国从事地下抵抗阵线的工作。但就是这两个人，政治立场完全不同，战后却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通俗来看，这两个人比起吴法天和周燕的冲突，更有资格约架，但居然会成为朋友，不是说敌人必然要成为朋友，而是说他们首先是朋友，对他们来讲，后来一切的重大政治分歧，不能因此抹杀掉友谊。维尼希尔跟人说过，所有的政治观点是一时的，只有友谊是永久的。昆德拉认为他们两个人的行为，诠释了什么叫尊严，这种很古典、很绅士、很传统的尊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面。
知识分子应只服膺于真理
我举这两个例子，好像都是西方的，中国不能这样吗？当然不是。以前朱熹和陆象山论战，双方门人都知道对方是自己老师的最大敌手，但整个论辩过程，从今天的文字记录来看，他们是多么地客气，多么地节制。同时，他们私下跟弟子们谈到对方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出言不逊。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发展到要互相用恶毒的言语攻击对方，甚至到了要用武力解决的地步？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社会太不斯文，太暴力，太没有修养了，但是谈这个问题时，不要简单地认为这是个人修养的问题，请注意，我今天讲的不是知识分子要做好人，要斯文，而是说我们该关注的是这个群体靠什么成为一个群体。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下结论，是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观察判断有一个保留，通常我们都认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它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不能那么容易可以达至，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上。我们只敢说，或许我有一个想法是对的，拿出来讨论一下。由于你总对自己有所保留，所以对别人的否定也不敢太离谱，这是双向的；对他人不敢太肯定，同样也不敢太否定，这样的态度，之所以认为是比较理想的知识分子社群内部讨论问题的态度，是因为知识分子就是一群只服膺于真理的人。
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知识分子应该是没有立场可言的，如果要说有立场的话，他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尽量希望站在真理那一边。任何人宣称他掌握了真理，在今天的学术界、思想界、知识界，都会认为是不礼貌的，是冒犯的，是过分的，是愚蠢的，是自大的。因此在这样的状况底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彼此沟通，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们只服从真理的原则，这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
假如你是一个厨师，你去煮饭，做菜，你的职业伦理是尽量保证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安全的，如果你有追求，你应该追求你做出的菜都是好吃的，这是我们对厨师的职业伦理的要求，那我们假设下，今天有两个厨师都被认为是广州地面上最好的厨师，于是有人挑拨他们两个，请问他们应该怎样一分高下？当然应该看看谁做的菜更好。假如他们相约在火车站打架，各位觉得可以接受吗？假如真的有一个厨师把另一个厨师打败了，我们会不会说他是最好的厨师？当然不会，我们可能会说他是打架比较厉害的厨师。同样，知识分子讨论问题，为什么不该约出来打架，这是职业伦理，不是个人斯文不斯文，有没有修养的问题，因为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伦理，我们讨论问题，既然追求真理，我们追求胜负的手段就应该是辩论，以理服人。我们以讲理分高下，就等于是厨师以厨艺来分高下是一样，假如今天不以讲理分高下，不以厨艺分高下，全部出来打架，不是不可以，只是在那一刻，你那个分高下的手段和身份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你们就是普通两个打架的人，如此而已。所以我说，知识分子侮辱对方人格，甚至打架，这个状况，我不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做这个事的那一刹那，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他们用的不是知识分子应该用来讨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争端的手段，这是职业修养，不只是个人修为。
（根据梁文道7月8日在保利地产与《南都周刊》联合主办的保利国学大讲堂上的演讲整理，有删节，演讲主题为“知识分子的个人修为”。整理：钟刚）
梁文道
《凤凰卫视》主持人，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