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解读地域历史文化，寻找地域精神的本来面貌，是近些年来文化散文创作的一个显然特征。所以，读到龚军辉的《点墨长沙》，我眼前一亮：终于有位作家对长沙精神以散文的形式进行全面解读与诠释了。
龚军辉是笃信山水滋润气质及个性品质的作家。他首先尽情描绘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之长沙精神酝酿、积蓄的山水自然条件。在他笔下，岳麓山、大围山、道吾山、沩山、芙蓉山、黑麋峰、谷山、大王山等山体环绕长沙四周，其雄浑、秀拔、绮丽，培养了长沙人霸得蛮、吃得苦、努力成为人上人的气场;湘江、浏阳河、沩水、靳江、捞刀河、橘子洲、朱张渡、白沙古井、靖港古镇等水系及水系建筑物，或贯穿或点缀城郭，其一往无前、娴静而暴烈，造就了长沙人敢闯敢干、勇于承担、不畏牺牲的品性;贾太傅祠、定王台阁、古开福寺、营盘街、天心阁、坡子街、太平街、宁乡方国、浏阳古城、樃梨小镇、铜官陶都、乔口舟泊等具代表性的城市人文景点，其灿烂、丰盈、悠长，传播着长沙人实事求是、着重传承、乐于奉献、创新求异的基因;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明德学堂、长郡中学、雅礼中学、第一师范、船山学社、时务学堂、百年湘雅、周南女中、育才中学等千古文脉，其艰难创守、重德厚文、融会贯通，教化长沙人追求卓越、经世致用。可以说，由十一山、九水、十二景、十一物纵横交叉构筑的四十三篇万字散文，就是透析长沙精神的四十三个观察臺与气候站，是长沙精神的地脉文化构成，是长沙精神弦歌不断的内在胎场。正如作者对岳麓书院的咏叹：“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不错的，只要到过岳麓山走进过岳麓书院的人，都会油然而生这样的嗟叹。‘朱、张会讲’的历史镜头会在人们脑中放映，琅琅书声、吟诗作赋、闻道探研的图景似在眼前，而一个个或学识渊博或气节凛然或指点江山者亦会向你微笑，向你疾呼，向你招手……”
其次，作者重现了长沙精神的历史演变过程，尤其对其自身的凤凰涅槃予以高度的肯定与颂扬。作者以为，长沙精神是千年历史沉淀、不断大浪淘沙的产物，其演变并非一蹴而就。炭河里高度发达的青铜遗存和上古宁乡丰富的方国文化，是有别于中原文明的南方文明的发祥地，也是长沙精神奠基的最早砖石，而孔子第十四代孙孔永的受封，是长沙文化昌盛、教育先行而地灵人杰的最早破密钥匙。“任何文化都是有根有源的。这些历史，既是一个独特的地理标识，又是一种文化记忆，或者类似于人体基因，化于当地人的血脉当中，潜移默化中悄然改变着个体。宁乡方国的记忆和孔永封食的构图，或许正是其人才辈出的深厚背景。教育要达到提升人们素质，彻底使之骨胎一新的境界，不能功利，需要的是一点点的改变和长期的积累。而这种自然之功，还是要从山水当中学得的”。作者认为，真正第一次让长沙精神有了明确代言人的是贾谊。这位让湖湘文化落地生根的文化巨子，其三十三年人生写就的传奇已足够后人顶膜，而在《吊屈原赋》、《鹏鸟赋》、《过秦论》、《治安策》等宏文中展现的凄言冷语、真知灼见，把平民化的雄才大略与满腹才华的无奈倾诉表达得淋漓尽致。因而，作者不由感喟：“儒生贾谊，在两千年前，为西汉王朝的长远稳固花费心血，怀有天下为家的情怀，书写汪洋大论，缔建了中国的王道统治基调，却又在无形中为千里湖湘孕育了一颗生生不息的文化种子，从而让卑湿之地有了江湖河海之气势、论道华山的笔力。这，恐怕是其生前绝非想到的。”作者还认为，贾谊所代表的长沙精神，之所以生命不息，在于其蕴含的忠义之骨。他把其源头确立于西汉长沙王吴芮家族，而之后三国的关羽、东晋的易雄、南宋的辛弃疾与李芾、明末的吴道行与陶汝鼐、清朝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以及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派，以黄兴、焦达峰为代表的辛亥志士，以毛泽东与刘少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都为其添注了新鲜的血液，做出了生动的诠释。而及时补进的多种文化因素，尤其是西汉以刘发为发端的孝文化、以密印寺与石霜寺为创宗的佛文化、以云麓宫与陶公庙为核心的道文化、以浏阳古乐为表现的礼文化、以铜官遗存为载体的陶文化、以白沙古井为附属的茶文化、以磨血育人为典型的教文化、以朱昌琳为风标的慈善文化、以浏阳刘氏与黎氏为显著的家族文化、以易祓与欧阳玄为代表的科举入仕思想、以时务学堂与船山学社为注脚的弄潮勇立作风……都是长沙精神合成的基础因子，也是与忠义相缔结的必然血分子。而又是这些外来补注，促成了长沙精神的一次次凤凰涅槃。譬如，对孝文化的贡献，作者不吝赞美之词：“定王刘发，一个十二岁的少年，以他的孝心奠定了后代的荣光，也是告诉我们：多积累善心，多树立榜样，微弱的力量也足以影响自己的后代、自己的邻里，这是对家庭甚至国家最大的贡献。长沙精神，孝字当头！”“刘发的孝，不只是构建了长沙人的家庭思维底线，更是让长沙文明的内核在严苛的家国统一思想体系中光芒熠熠。”再譬如，对磨血育人的巨大感召力，作者作了理性的剖析：“明德师生崇拜的屈原，是湖南人的精神之父，明德人崇拜他坚守理想、忧国忧民、敢于赴死的精神，而这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精神也在明德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演化成了明德人一代又一代延绵流传的血脉。一百多年来，在这血脉的涌动下，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明德走出、带着湖南人的血性走向中国，走向世界。”正是在作者的妙笔生辉中，我们清晰地看到长沙精神在西汉初奠定、从三国到明清不停补注，而又在民国异军突起的线性轨迹，看到了其转轨时的定型图景，印象深刻的如张良劝说吴芮弃坟、朱熹送别门生蔡元定、郭宗熙的临终忏悔，因作者简笔画似的勾勒栩栩如生。
再次，作者在重现历史、还原场景、剖析内潜、梳理得失的基础上，结合现实需求，对长沙精神的发展前景作了昭示和提醒。这种预测和判断，承袭了长沙精神的忧患意识和致用功能，又突破了本体的拘束和框囿，体现了怀抱大局思维指导下的积极进取和英勇无畏。这既是散文抒情的必要，又是作者作为文化人格主体的自觉，因而更具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譬如《船山学社：大义微言搔无尽》的末尾，作者这样写道：“船山学社的前生、本身及后世，在湖南时断时续地坚守了近百年，这本身就极具文化象征意义。历史证明，一种接地气并能顺应潮流变化的文化，是有着永恒的生命力的。王船山及其崇拜者主倡的经世致用之学、爱国忠邦之义、与时俱进之勇、道德风俗之贞不会湮灭于历史，相反，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大潮中会彰显其价值和作用。”
（《点墨长沙》，龚军辉著，岳麓书社，2019年12月第1版）
龚军辉是笃信山水滋润气质及个性品质的作家。他首先尽情描绘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之长沙精神酝酿、积蓄的山水自然条件。在他笔下，岳麓山、大围山、道吾山、沩山、芙蓉山、黑麋峰、谷山、大王山等山体环绕长沙四周，其雄浑、秀拔、绮丽，培养了长沙人霸得蛮、吃得苦、努力成为人上人的气场;湘江、浏阳河、沩水、靳江、捞刀河、橘子洲、朱张渡、白沙古井、靖港古镇等水系及水系建筑物，或贯穿或点缀城郭，其一往无前、娴静而暴烈，造就了长沙人敢闯敢干、勇于承担、不畏牺牲的品性;贾太傅祠、定王台阁、古开福寺、营盘街、天心阁、坡子街、太平街、宁乡方国、浏阳古城、樃梨小镇、铜官陶都、乔口舟泊等具代表性的城市人文景点，其灿烂、丰盈、悠长，传播着长沙人实事求是、着重传承、乐于奉献、创新求异的基因;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明德学堂、长郡中学、雅礼中学、第一师范、船山学社、时务学堂、百年湘雅、周南女中、育才中学等千古文脉，其艰难创守、重德厚文、融会贯通，教化长沙人追求卓越、经世致用。可以说，由十一山、九水、十二景、十一物纵横交叉构筑的四十三篇万字散文，就是透析长沙精神的四十三个观察臺与气候站，是长沙精神的地脉文化构成，是长沙精神弦歌不断的内在胎场。正如作者对岳麓书院的咏叹：“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不错的，只要到过岳麓山走进过岳麓书院的人，都会油然而生这样的嗟叹。‘朱、张会讲’的历史镜头会在人们脑中放映，琅琅书声、吟诗作赋、闻道探研的图景似在眼前，而一个个或学识渊博或气节凛然或指点江山者亦会向你微笑，向你疾呼，向你招手……”
其次，作者重现了长沙精神的历史演变过程，尤其对其自身的凤凰涅槃予以高度的肯定与颂扬。作者以为，长沙精神是千年历史沉淀、不断大浪淘沙的产物，其演变并非一蹴而就。炭河里高度发达的青铜遗存和上古宁乡丰富的方国文化，是有别于中原文明的南方文明的发祥地，也是长沙精神奠基的最早砖石，而孔子第十四代孙孔永的受封，是长沙文化昌盛、教育先行而地灵人杰的最早破密钥匙。“任何文化都是有根有源的。这些历史，既是一个独特的地理标识，又是一种文化记忆，或者类似于人体基因，化于当地人的血脉当中，潜移默化中悄然改变着个体。宁乡方国的记忆和孔永封食的构图，或许正是其人才辈出的深厚背景。教育要达到提升人们素质，彻底使之骨胎一新的境界，不能功利，需要的是一点点的改变和长期的积累。而这种自然之功，还是要从山水当中学得的”。作者认为，真正第一次让长沙精神有了明确代言人的是贾谊。这位让湖湘文化落地生根的文化巨子，其三十三年人生写就的传奇已足够后人顶膜，而在《吊屈原赋》、《鹏鸟赋》、《过秦论》、《治安策》等宏文中展现的凄言冷语、真知灼见，把平民化的雄才大略与满腹才华的无奈倾诉表达得淋漓尽致。因而，作者不由感喟：“儒生贾谊，在两千年前，为西汉王朝的长远稳固花费心血，怀有天下为家的情怀，书写汪洋大论，缔建了中国的王道统治基调，却又在无形中为千里湖湘孕育了一颗生生不息的文化种子，从而让卑湿之地有了江湖河海之气势、论道华山的笔力。这，恐怕是其生前绝非想到的。”作者还认为，贾谊所代表的长沙精神，之所以生命不息，在于其蕴含的忠义之骨。他把其源头确立于西汉长沙王吴芮家族，而之后三国的关羽、东晋的易雄、南宋的辛弃疾与李芾、明末的吴道行与陶汝鼐、清朝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以及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派，以黄兴、焦达峰为代表的辛亥志士，以毛泽东与刘少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都为其添注了新鲜的血液，做出了生动的诠释。而及时补进的多种文化因素，尤其是西汉以刘发为发端的孝文化、以密印寺与石霜寺为创宗的佛文化、以云麓宫与陶公庙为核心的道文化、以浏阳古乐为表现的礼文化、以铜官遗存为载体的陶文化、以白沙古井为附属的茶文化、以磨血育人为典型的教文化、以朱昌琳为风标的慈善文化、以浏阳刘氏与黎氏为显著的家族文化、以易祓与欧阳玄为代表的科举入仕思想、以时务学堂与船山学社为注脚的弄潮勇立作风……都是长沙精神合成的基础因子，也是与忠义相缔结的必然血分子。而又是这些外来补注，促成了长沙精神的一次次凤凰涅槃。譬如，对孝文化的贡献，作者不吝赞美之词：“定王刘发，一个十二岁的少年，以他的孝心奠定了后代的荣光，也是告诉我们：多积累善心，多树立榜样，微弱的力量也足以影响自己的后代、自己的邻里，这是对家庭甚至国家最大的贡献。长沙精神，孝字当头！”“刘发的孝，不只是构建了长沙人的家庭思维底线，更是让长沙文明的内核在严苛的家国统一思想体系中光芒熠熠。”再譬如，对磨血育人的巨大感召力，作者作了理性的剖析：“明德师生崇拜的屈原，是湖南人的精神之父，明德人崇拜他坚守理想、忧国忧民、敢于赴死的精神，而这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精神也在明德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演化成了明德人一代又一代延绵流传的血脉。一百多年来，在这血脉的涌动下，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明德走出、带着湖南人的血性走向中国，走向世界。”正是在作者的妙笔生辉中，我们清晰地看到长沙精神在西汉初奠定、从三国到明清不停补注，而又在民国异军突起的线性轨迹，看到了其转轨时的定型图景，印象深刻的如张良劝说吴芮弃坟、朱熹送别门生蔡元定、郭宗熙的临终忏悔，因作者简笔画似的勾勒栩栩如生。
再次，作者在重现历史、还原场景、剖析内潜、梳理得失的基础上，结合现实需求，对长沙精神的发展前景作了昭示和提醒。这种预测和判断，承袭了长沙精神的忧患意识和致用功能，又突破了本体的拘束和框囿，体现了怀抱大局思维指导下的积极进取和英勇无畏。这既是散文抒情的必要，又是作者作为文化人格主体的自觉，因而更具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譬如《船山学社：大义微言搔无尽》的末尾，作者这样写道：“船山学社的前生、本身及后世，在湖南时断时续地坚守了近百年，这本身就极具文化象征意义。历史证明，一种接地气并能顺应潮流变化的文化，是有着永恒的生命力的。王船山及其崇拜者主倡的经世致用之学、爱国忠邦之义、与时俱进之勇、道德风俗之贞不会湮灭于历史，相反，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大潮中会彰显其价值和作用。”
（《点墨长沙》，龚军辉著，岳麓书社，2019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