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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两本”指教本和读本。教学大纲要求高中生课外阅读不少于300万字。为此,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必修的教本和读本,规定读本须与教科书配套使用,且由教师指导学生在课外阅读。然而,现状如何呢?或荒废“读本”,或随意处理“读本”。结果是学生多数因教师一般性倡导所误而招架不住,败下阵来。那么,怎样较好地使用好教本与读本,使教读两本有机结合起来,进而落实教师指导呢?
一、“两本”的结合能强化考试的需要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原理,“需要”往往就是动力。有目的地持续地满足“需要”能够收到强化激励的实效。因为考试要考“读本”,学生又有“得分”的需求,这样便可以生成利益驱动效应。为此,执教者首先应当界定一个概念,考试不是考教本,考试考的是教材。所谓“教材”,指的是国家明文规定必修的教本与读本,当然也包括《大纲》所列的课外阅读篇目。特别是“读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因为“教材不过是一个例子”(叶圣陶语),犹如理科的例题。概念明确了,导向就清晰,加之抓住了“考分”这条筋,运作起来也就比较顺畅。诚然,抓好落实,少不了各种措施的及时“跟进”。譬如,做每周读本札记,课堂配合使用读本中的同类文章,课堂选用读本文章的语基及阅读分析进行小测等等。
二、“两本”的结合能比较人物的性格
新教本高中第一册的第一个文言单元塑造的是一组古代说士形象:有勇赴国难的烛之武、隐忍有远见的文仲,有善于讽谏的邹忌、委婉机智的触龙。教师在完成教本作品内部的这种形象比较分析之后,可以及时将阅读比较的触角伸到读本里去,如要求读《晏子故事两则》,寻找晏子的性格特点,从“使楚”看晏子幽默机智的外交辞令;可以教读本上的《召公谏厉王止谤》,让学生揣摩出召公的政治远见和直言不讳的勇气。还可要求学生进行比较阅读,如《荆轲刺秦王》,分析荆轲与读本中几位说士性格的不同;荆轲主要不是依靠机智,而是依靠那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去维护国家的利益、去实现一种人生的追求。这种跨文本的人物性格比较,可以扩大学生的文学视野,积累写作的材料。
三、两本的结合能探究人物的成因
学习《烛之武退秦师》之后,不少学生认为像烛之武这种人在先秦很多,不足为奇,他们倒很欣赏那个隐忍不乱、及时撤兵的晋文公。可利用教本课下注释:“即晋文公曾在外流亡19年……”一句,向读本延伸,晋文公曾经是个无赖贵公子,他后来是怎样成为胸有全局、临危不乱的君王的,可以让学生从读本《重耳之亡》一文中找到答案。通过阅读,学生认识到,没有遭受卫、曹、郑的无礼甚至侮辱性冷遇,没有19年遍尝颠沛流离之苦,就没有《烛》一文中那位从容镇定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这就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四、“两本”结合能感知人性多维
孔子是经师也是人师。学生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里看到的是他循循善诱的一面,学完教本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之后,要求学生以《我心中的孔子》为题练笔,不少学生谈到孔子耐心地引导四位学生各言其志,而不是武断地否定学生的选择,并且客观地评价他们不同的志趣,但是,这是否是孔子的全部呢?或者说,孔子还有哪些性格层面的东西值得关注呢?这样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一定还有他人格魅力的另一面。这就把话题自然延伸到读本里去了。在读本《季氏将伐颛臾》里,我们看到了孔子金刚怒目的一面——他当仁不让,在“主义”和信仰面前决不后退半步的形象也是具有多重性的。
五、“两本”结合能把握倾向基调
概括文章重点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握作者的感情倾向和基调。通过教本和读本同类作品的对照阅读,可以磨砺辨析和把握要点的眼光。教本中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涉及对都市文化的解读,也涉及对传统文明的评价,可以和读本中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王安忆的《上海的弄堂》对照阅读。三人都面对传统都市文化,但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达感情:汪曾祺是在怀旧的无奈中惆怅低徊,从都市胡同里咀嚼北京人的特点;贾平凹面对“废都”古城墙,却昂扬出一种有中国文化魂魄的大气和自豪;王安忆则是从多个角度刻画了托起上海这座城市躯体的无数个弄堂,呈现了上海的历史沧桑。把阅读的视角定位在感情比照上,有所取舍地确定要点,可以比较好地开发出读本的价值来。
六、“两本”结合能拓延文章主旨
作者的某一种著作一般有一个基本精神即主旨,教本和读本同时选了里面的几篇文章,也就意味着与这种主旨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教师在指导阅读时有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这就是要立足教本,适当延伸读本。如《庄子》一书,教本选《秋水》,《读本》选《庖丁解牛》,《秋水》的主旨在宣扬事物的相对性,却让我们看到了视野的局限和谦虚的必要,这种作者主观立意和作品客观意义相分离的主旨“分裂”现象,还在《庖丁解牛》中表现出来:《庖丁解牛》用故事演绎保身、全身、养亲、尽年的人生旨趣,主旨在消极出世,却让我们看到了敬业求精、注重实践、把握规律的“言外”之意。从教本里学会阅读庄子的文章必须具备两套眼光,再延伸到读本中进行操练,很有意义。
（作者单位:河北省曲周县职教中心)
一、“两本”的结合能强化考试的需要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原理,“需要”往往就是动力。有目的地持续地满足“需要”能够收到强化激励的实效。因为考试要考“读本”,学生又有“得分”的需求,这样便可以生成利益驱动效应。为此,执教者首先应当界定一个概念,考试不是考教本,考试考的是教材。所谓“教材”,指的是国家明文规定必修的教本与读本,当然也包括《大纲》所列的课外阅读篇目。特别是“读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因为“教材不过是一个例子”(叶圣陶语),犹如理科的例题。概念明确了,导向就清晰,加之抓住了“考分”这条筋,运作起来也就比较顺畅。诚然,抓好落实,少不了各种措施的及时“跟进”。譬如,做每周读本札记,课堂配合使用读本中的同类文章,课堂选用读本文章的语基及阅读分析进行小测等等。
二、“两本”的结合能比较人物的性格
新教本高中第一册的第一个文言单元塑造的是一组古代说士形象:有勇赴国难的烛之武、隐忍有远见的文仲,有善于讽谏的邹忌、委婉机智的触龙。教师在完成教本作品内部的这种形象比较分析之后,可以及时将阅读比较的触角伸到读本里去,如要求读《晏子故事两则》,寻找晏子的性格特点,从“使楚”看晏子幽默机智的外交辞令;可以教读本上的《召公谏厉王止谤》,让学生揣摩出召公的政治远见和直言不讳的勇气。还可要求学生进行比较阅读,如《荆轲刺秦王》,分析荆轲与读本中几位说士性格的不同;荆轲主要不是依靠机智,而是依靠那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去维护国家的利益、去实现一种人生的追求。这种跨文本的人物性格比较,可以扩大学生的文学视野,积累写作的材料。
三、两本的结合能探究人物的成因
学习《烛之武退秦师》之后,不少学生认为像烛之武这种人在先秦很多,不足为奇,他们倒很欣赏那个隐忍不乱、及时撤兵的晋文公。可利用教本课下注释:“即晋文公曾在外流亡19年……”一句,向读本延伸,晋文公曾经是个无赖贵公子,他后来是怎样成为胸有全局、临危不乱的君王的,可以让学生从读本《重耳之亡》一文中找到答案。通过阅读,学生认识到,没有遭受卫、曹、郑的无礼甚至侮辱性冷遇,没有19年遍尝颠沛流离之苦,就没有《烛》一文中那位从容镇定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这就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四、“两本”结合能感知人性多维
孔子是经师也是人师。学生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里看到的是他循循善诱的一面,学完教本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之后,要求学生以《我心中的孔子》为题练笔,不少学生谈到孔子耐心地引导四位学生各言其志,而不是武断地否定学生的选择,并且客观地评价他们不同的志趣,但是,这是否是孔子的全部呢?或者说,孔子还有哪些性格层面的东西值得关注呢?这样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一定还有他人格魅力的另一面。这就把话题自然延伸到读本里去了。在读本《季氏将伐颛臾》里,我们看到了孔子金刚怒目的一面——他当仁不让,在“主义”和信仰面前决不后退半步的形象也是具有多重性的。
五、“两本”结合能把握倾向基调
概括文章重点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握作者的感情倾向和基调。通过教本和读本同类作品的对照阅读,可以磨砺辨析和把握要点的眼光。教本中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涉及对都市文化的解读,也涉及对传统文明的评价,可以和读本中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王安忆的《上海的弄堂》对照阅读。三人都面对传统都市文化,但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达感情:汪曾祺是在怀旧的无奈中惆怅低徊,从都市胡同里咀嚼北京人的特点;贾平凹面对“废都”古城墙,却昂扬出一种有中国文化魂魄的大气和自豪;王安忆则是从多个角度刻画了托起上海这座城市躯体的无数个弄堂,呈现了上海的历史沧桑。把阅读的视角定位在感情比照上,有所取舍地确定要点,可以比较好地开发出读本的价值来。
六、“两本”结合能拓延文章主旨
作者的某一种著作一般有一个基本精神即主旨,教本和读本同时选了里面的几篇文章,也就意味着与这种主旨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教师在指导阅读时有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这就是要立足教本,适当延伸读本。如《庄子》一书,教本选《秋水》,《读本》选《庖丁解牛》,《秋水》的主旨在宣扬事物的相对性,却让我们看到了视野的局限和谦虚的必要,这种作者主观立意和作品客观意义相分离的主旨“分裂”现象,还在《庖丁解牛》中表现出来:《庖丁解牛》用故事演绎保身、全身、养亲、尽年的人生旨趣,主旨在消极出世,却让我们看到了敬业求精、注重实践、把握规律的“言外”之意。从教本里学会阅读庄子的文章必须具备两套眼光,再延伸到读本中进行操练,很有意义。
（作者单位:河北省曲周县职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