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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去上海，晚饭后漫步在常德路上。那是一条短短的小街，因为冠以湖湘地名而让我倍感亲切。街旁是老房子，大约五六层的样子。房前摆着些花盆，开着些很平常的花。我似乎接受神灵的启示，突然想到：张爱玲就住在这条街上！我正这么想着，眼前就看见一个小书吧。我推门进去了，里面坐着些安安静静的人，都看着书，慢慢地喝茶。我小声地问吧台：“张爱玲就住在这里吗？”吧台里有位文静的小姑娘，就像说起一位寻常邻居：“她就住在楼上。”
张爱玲已经遥远，上海人却仍把她当作楼上的邻居。张爱玲的邻居们是喜爱读书的。2003年我第一次去上海签名售书，读者们非常热情。有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买了我四本同样的书，我问：“老人家，您干吗买四本呀？”老人家说：“我有三个儿子，我们父子四人都喜欢读您的书，我给他们每人带一本签名书回去。”我很感谢这位老人，站起来说：“老人家，我可以邀您照个相吗？”握着老人厚实的手，我体会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读书人对写书人的安慰。
我知道在上海有许多这种给我以安慰的人。2009年，我的长篇小说《苍黄》出版时，某门户网站做了一个各地销售情况示意图。圆形蛋糕似的示意图上，上海切去了很大一块蛋糕。这一年的上海书展我去了。签售活动安排得很紧凑，我面前还排着长长的队伍，下一场签售时间已经到了。那次紧接着我上台签售的是切丽·布莱尔夫人。我还没来得及撤退，背景版已换作切丽·布莱尔夫人了。我只得“偏安”一隅，坐在台下的角落继续我的签名。
后来，我的九卷本典藏版由湖南文藝出版社推出，我又去了上海书展。我应邀同读者朋友做了两场对话，张爱玲的邻居们最感兴趣的是我的长篇小说《国画》。翌年的上海书展，湖南文艺出版社仍邀请我参加，并安排了签名售书活动。我起初是推辞的，但终究拗不过出版社热情周到的安排。编辑同我调侃说：“《国画》既是当代社会的寓言，也是关于未来的预言。您当年在《国画》里写的袁小奇，不正是今天被曝光的王林吗？”当年《国画》出版不久，一位行走江湖的和尚说：《国画》对佛教不敬！我回答说：诚礼诸佛，不敬妖僧！一位神功大师的弟子说：《国画》影射我师父！我回答说：请你师父发功灭我！
世事越来越离奇了，文学仍安静地存在着。我曾说过这样的话：当社会被某种辨识不清的洪流席卷裹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貌似向前狂奔的时候，我愿意慢下来、停下来，甚至往回走，看看狂奔的人们丢失了什么。我甚至选择掉队，旁观别人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