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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白”修辞格是语言和文学艺术创作的一种极为重要的修辞手法，尤其在相声作品中更是被广泛使用，但针对“飞白”修辞格在相声作品中的使用和作用一直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重点对传统相声中着重使用“飞白”修辞格的作品进行分析，力求揭示“飞白”修辞格在相声艺术中的使用特点、使用手法和艺术效果，为今后相声艺术及语言艺术中“飞白”修辞格的把握提供一定的参考。飞白修辞格相声语言艺术幽默诙谐“飞白”是中国语言中的一种重要的修辞格，其使用历史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由于“飞白”具有幽默诙谐的表达效果，所以这种修辞格在艺术作品和日常表达中经常用到，尤其是在相声这种旨在使人发笑的艺术形式中，其表达效果更是不容小觑。而相声创作中，“飞白”的使用有哪些巧妙之处？在不同的情境中要如何使用才能获得更好的表达效果？以及使用时的注意事项等等问题，与之相关的讨论至今依旧很少，本文将对上述问题略为分析。一、“飞白”乃是“飞”来之“白”讨论“飞白”，就不得不先塑本清源，搞清何谓之“飞白”。首先，“飞白”就是明知用错却故意仿效的修辞方法，用以达到修辞目的。陈望道先生认为，“飞”取凭空飞来或凭空联想之意；而“白”则取“白义”或者“白字”之意，故意运用白字或白义即是飞白。由于白字或白义也可以理解为“别字”或“别义”，所以有时飞白也称为“非别”。但若理解为非别，则有一点需要注意，历史上有一种分析字的形体的方法，也属于别字。《水浒传》中，汴梁城小儿传唱歌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意为耗费国家资财的人就是宝盖头下面加上一个“木”字；搬弄刀兵者，为三点水旁边配上一个“工”，以此暗示宋江将要造反。而这种别字已经属于“析字”辞格，所以不应再在飞白辞格中讨论。后人对上述看法却有持不同观点者，认为“飞白”修辞格来自于书法和绘画中的“飞白书”，是对“飞白书”的一种异化的借用。所谓“飞白书”，也就是使用干笔，在笔画的色彩或墨迹中留白，使色泽层次更丰富、笔势更飘逸、艺术效果更生动。这种观点虽然从二者最终的表达效果上还算说得通，但理解起来却不如上一种说法更为贴切、准确，也难以理解。说“飞白”辞格来自于书法、绘画之“飞白书”，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二、飞白辞格的使用特点正如上文所述，“飞白”修辞格本身有着幽默诙谐、增强语言感染力的效果，所以历代语言大师、文学大师都极为善用这种修辞格，鲁迅先生的《孔乙己》当中，“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是恳求掌柜，不要再提”。在孔乙己吞吞吐吐的言语之间，一个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死要面子的迂腐形象鲜明的跃然于纸上；还有，“孔乙己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强横的话语间透露出了他那可悲又滑稽的形象。赵树理先生的《灵洞泉》中也有经典的一例，“地主刘石甫在太原混了几天，学了一套官腔：‘我们的中央军进行到我们原籍来了……我们的中央军又都秩序了……大家要严重地听……’”使用了飞白辞格之后，词语搭配淋漓尽致的展现了一个土财主的无知与可笑，可谓入木三分。台湾的董季棠先生认为，一些“方言俚语”或是“市井俗语”也可以记录下来，用在文章中，对描绘人物的神情有很大的帮助，也能增加文章的趣味性。这无异于将飞白的“白”扩展了，把“俗”给加了进去，同时也让飞白的含义更丰富，表现力更强。由于飞白辞格本身具有诙谐有趣的特点，所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广告语开始大量使用飞白修辞格。比如，一“戴”“添”娇、“咳”不容缓、百“衣”百顺等等，即幽默有趣，同时也能简洁明了的表达出产品的特点，但在使用前一定要把握好原成语的含义，否则一旦出现诸如“‘痔’在必得”之类的谬误，就贻笑大方了。近一段时间有人批评此种在广告词中使用飞白的做法是对汉语言的使用的不负责，甚至指责这是在玷污圣洁的祖国语言，有误导读者之嫌。作为语言艺术工作者，对于这样的抨击其实大可不必理会，要是真的按此般说法来看，“飞白”岂不是有必要从众多修辞格中抹去？三、飞白辞格在相声艺术中的使用特点及效果众所周知，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其目的就在于令人发笑。这种发笑并不是无聊的笑、更不是类似滑稽表演将观众强行逗笑。相声令人发笑，是源自语言使用和内容构思的巧妙，让人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所以相声这门艺术可以说已经将汉语的修辞运用到了极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声也是一门修辞的艺术。这其中，“飞白”的使用功不可没。相声讲究四门功课，即“说、学、逗、唱”，其中在“学”和“逗”这两门功课中，飞白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要论“飞白”的用处，无非两种：一种是记录用的——将人们在语言表达时的种种可笑之处直接记录下来，比如：口音、结巴、白字和口误，等等；第二种是援用或者引用——由于人们在于表达时会有种种可笑之处，那么就在这些可笑之处做文章来取笑。飞白在作为记录之用途时，可以使人物的形象、性格变得更为丰满、生动，但令人发笑的效果并不明显，故在相声创作中，如需单独使用作记录用的飞白，作者都会对说话的内容加以巧妙的安排。比如，传统相声《歪大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量使用作为记录用的飞白的作品，作品的标题大意就是操外地口音的人唱北京大鼓书。全篇讲的是早年间一对操着河南口音的夫妇在北京唱北京大鼓书的可笑故事，整个作品的前半部分均在描述这两个河南人筹划着如何出去唱北京大鼓书赚钱，演员在模仿这对夫妇说话的时候，完全使用河南口音，一句用河南口音说的“俺俩去唱北京大鼓书吧！”在整个作品中不断出现。其中，最经典的包袱就是，这两个人在北京郊区用标准的河南口音跟一个郊区老太太说：“老太太，俺俩是唱北京大鼓书的”。说到这，所有观众早就已经忍俊不禁了，听着河南口音的人在那筹划要唱北京大鼓书本身就已经很可笑了，他们竟然还敢靠这个在北京卖艺。而更可笑的还在后边，按说这个北京郊区的老太太应该笑话这两个人才对，不想她竟然信了他们的话，还说这两个人才是标准的北京口音。观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也能深深体会到那个年代艺人的辛酸和信息的闭塞。回过头来想想，整部作品的线索就是两位主人公话里话外那浓重的河南口音，不得不承认，该作品将作为记录用的飞白运用得相当巧妙。在《歪大鼓》这一作品中，作者虽然依靠单独使用作为记录用的飞白就取得了相当理想的效果，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如果在相声作品中单独使用作为记录用的飞白，难免会对相声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对作品的取材有了很大的限制，只能选择那些方言或者口吃、大舌头、哑巴、耳背之类的题材，同时还必须对说话的内容进行精心的构思，否则作品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而这样一来，创作难度也就变得相当之大了。所以在相声作品中，一般都采取将用作记录和援用的飞白同时使用的方法，也就是先记录再援用，逐步递进，相得益彰。像改编自传统相声的《学结巴》里就有这样的一段：说邻居有个结巴去餐馆吃饭，老板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我要拉……拉……拉……”老板吓了一跳，赶忙说了一句：“哎呦呦呦……厕所在外面”。紧接着结巴又说了：“我要拉……拉……拉面！”。老板恍然大悟的说：“你看你也不说清楚！等着啊，我这就给你“拉”去！”。在这个桥段中，如果作者不使用飞白，而把这段的表演变成直接描述，改成，“那个结巴不停的说‘拉’，就是说不出‘面’来，老板还以为他要去厕所呢！”则索然无味也，所以这就是使用飞白的妙处。话又说回来，这里如果仅仅使用作为记录用的飞白的话，那就只能设计成结巴说：“我要拉……拉……拉……拉面”，到此就为止了，观众也就看个演员学结巴说话，有什么意思？再说如果仅仅是靠学结巴说话逗观众笑的话，那是滑稽剧，不是相声。正因为相声是语言的艺术，所以作者先用记录用的飞白记录结巴不停说“拉”说不出“面”的状态，然后紧接着一个援用的飞白，饭馆老板听他不停的说“拉”，以为他想去厕所，赶快告诉他厕所在哪。但是这还没完，紧接着又是一个记录用的飞白，记录结巴终于把“面”给说出来了，饭馆老板又是一个援用的飞白，回了一句“我给你‘拉’去！”，这个“拉”当然不必解释了，这也是整个桥段的点睛之笔，之前三次使用飞白，正好给最后这一次飞白做了稳妥的铺垫，让最后这个“包袱”顺利地抖了出来，而此时的观众也早已哄堂大笑。作者通过交替使用作为记录和援用的飞白，非常轻松的用语言再现了结巴说话的难堪场景，同时也获得了相当成功的艺术效果。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飞白”辞格在相声表演中有很强的表现力，一般来说将用作记录的飞白和用作援用的飞白交替使用很容易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相声艺术的精髓在于即兴表演或者叫即兴发挥，就是演员根据现场情况，现场“抓哏”进行即兴发挥，这是相声表演中最难把握也是效果最好的一种表演方式。这当中，利用其他演员的口误来使用飞白辞格是比较常见的方法。就像逗哏的说：“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段对口的数来宝”，不想他把“宝”说成了“表”，变成了“给大家说一段数来表”，捧哏演员巧妙的抓住了这个口误，马上使用了一个作为援用的飞白，说：“我光听说过表能数，没听说过还能说。你们的表都戴嘴里？”如此机智地使用了飞白，表现效果大大增加。从飞白使用的语言特点层面来看，飞白还可以分为语音飞白、文字飞白、词语飞白、语法飞白和逻辑飞白。语音飞白利用的是不准确的语音，如口吃、咬舌、方言口音等等。上文中的《歪大鼓》和《学结巴》就是非常明显的使用了语音飞白。文字飞白利用的是文字上的错误，如谐音、别字而产生的歧义来达到幽默诙谐的效果。例如在《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中有这样的一句，“我们的相声就是要弘扬真善美，摒弃假恶丑；扬善除恶，藿香正气！”[9]这里的“藿香正气”就是作者故意说错，利用文字的谐音，把“弘扬正气”说成“藿香正气”以达到诙谐的效果。词语飞白是指故意错用词语而让人忍俊不禁。比如这样一例，演员就运用了比较有代表性的词语飞白，捧哏的说：“我现在是有钱人了，我都去银行取钱了”。逗哏的说：“那您准备取多少啊？”“也没多少，一百块钱一张的取一斤！”“斤”本身是一个表示重量的单位名称，取钱怎么能够按“斤”取呢？再说银行也没有称钱的秤啊！作者在这里故意将单位名称弄错，一来能够取得理想的幽默效果，二来也诙谐地讽刺了这种没文化的暴发户。语法飞白的特点是运用语法关系上的错误以达到修辞效果。传统相声《学电台》中广告时段的一句广告词就可见一瞥，“各位先生们，各位太太们！炎热的夏季又到了，您不买顶皮帽子带吗？”既然已经说了“各位”，为什么还要加“们”？逻辑飞白不是对语言各要素本身的利用，而是对缺乏逻辑根据的无稽之谈的再现。处理关于美国的题材时，演员们喜欢用这样一个“垫话”，对“自由女神”进行了飞白的创作，逗哏的说：“我到了美国之后看到了自由女神，那女神一手拿书本，另一只手拿火炬。这就告诉我们，就算停电了也得坚持读书。”美国的自由女神怎么可能是这样的象征意义呢？分明就是“狗带嚼子——瞎胡勒”，但是作者偏偏就巧妙的利用了这一逻辑上的错误，呈现一个没文化又好吹牛的傻瓜形象。在相声《大实话》里也有一段常用的“垫话”比较有代表性，说在街上看见了一个漂亮姑娘，这小伙子就上去搭讪，两个人聊来料去感觉还都不错，这小伙子就跟姑娘说了：“你愿意做我的下一个前女友吗？”，此话一出，估计观众想不笑都难了。从逻辑上来讲，既然说了是“下一个”女友，怎么还是“前女友”？作者利用逻辑飞白幽默诙谐的刻画出了一个自卑又对感情不负责的小伙子的形象。诸多的事例证明了在相声作品中，飞白的所有种类均有高频率的出现，但同时一个重要问题又摆在了所有相声创作者和相声演员的面前。那就是，如果仅单一的使用某种飞白，那么创作出来东西只能说是一种有趣的“垫话”，或者说仅仅是全篇中的一个小笑话，无非是起到引出下文这样一个“引子”的作用，对整体的剧情发展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如果全篇就是靠这样一个一个的小“垫话”堆砌而成，给人的感觉就会即凌乱又琐碎，更不用说“铺平垫稳”，如扎针打闪般抖响包袱了。这样的作品，其最终效果不言而喻。好在相声界的老前辈早已经想好了解决的办法，跟用作记录和援用的飞白一样，将几种飞白搭配使用以便获得令观众满意的效果。上文提到的《学电台》中那段广告就是个很鲜明的例子，先是使用语法飞白，紧接着就是逻辑飞白，“炎热的夏天该买顶皮帽子戴”，这是什么逻辑？不单是相声表演，在小品表演中也越来越多的使用了这种方法，大陆某著名演员的小品中就出现过这样一幕，甲：“你在国外都研究什么？”。乙：我正在研究木乃伊！”“哦，你正在研究姨。”“不是研究姨，是木乃伊，就是古尸。”“原来是研究古诗（尸）的。研究古诗你出国干什么呀？咱们国家就有啊！唐诗三百首啊！”“这个古尸是古代人的尸体！”。“古人的尸体那是姨奶，木姨奶。”“什么木姨奶，是亲姨奶！”“你看我说吧！还是姨奶！”。上文中，把“木乃伊”当“姨奶”，“古尸”当“古诗”是文字飞白；说古人的尸体是“木姨奶”又回归了逻辑飞白。通过几种飞白的交替使用，不但笑料百出、生动有趣，一个“驴唇不对马嘴”的对话也瞬间生动了。四、结束语相声是语言的艺术，更是修辞的艺术，而“飞白”恰恰在这其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重点使用飞白的传统相声段子其实远不止上文所举之例，还有诸如《怯跟班》《傻子转文》《河南戏》《怯卖菜》《学行话》《怯相面》《怯剃头》等一系列影响相当深远的作品。如果要说或多或少使用了飞白辞格的段子都有哪些，则有如夜空之繁星数，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相声段子都或多或少的使用了飞白辞格。站在相声修辞的角度来说，想要创作好的相声作品必须要充分、巧妙地运用汉语所有的修辞格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相声艺术之所以博大精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像飞白辞格的使用特点一样，单单依靠某一种修辞格，同样会对相声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局限性，势必会走入创作的死胡同。所以在相声创作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并用、兼用多种修辞格，同时安排以巧妙的设计才是创作经典作品的基础，也是值得所有语言工作者长期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
[2]黄丽贞.实用修辞学[M].台湾：国家出版社，2007.
[3]陈望道修辞论集[M].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4]鲁迅.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赵树理.灵泉洞[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董季棠.修辞析论[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
[7]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第三卷）[M].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编委会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
[8]岳云鹏，孙越.学结巴[Z].优酷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yMzUzODQ0.html
[9]郭德纲，张文顺.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Z].优酷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zODA2MTYw.html
[10]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编委会编.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第四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
[11]中国曲艺研究会.相声垫话选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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