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黄凡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都市题材小说中，常常出现各种知识者形象。这些知识者或以疏离的神情审视着这个社会，或成为上流社会的依附者，抑或丧失廉耻，彻底地沉沦堕落。黄凡通过塑造这几类知识者形象，对台湾都市文明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表达了对台湾都市文化危机深刻的认识和沉重的担忧。
黄凡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前期，黄凡以政治小说创作进入文坛，因小说《赖索》而备受瞩目。20世纪80年代后期，黄凡参与推动了台湾都市文学潮流，他在后现代文学的实验方面也毫不逊色。朱双一曾说：“（黄凡）或开风气之先，或独树一帜，或统领风骚，总是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由此奠定他在80年代台湾文学中无可否认的重要地位。”[1]
作为台湾都市文学的代表，黄凡的都市题材小说展现了从台湾工商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城市景观，朱双一评价他的小说“切入了都市文学的核心”，“全面刻画都市景观和都市精神”[2]。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形态各异的知识者形象。这些知识者或以疏离的神情审视着这个社会，或成为上流社会的依附者，抑或丧失廉耻，彻底地沉沦堕落。本文将剖析黄凡都市题材小说中的几类知识者形象，并分析作者的都市意识与社会观照。
一、都市社会的疏离者
20世纪末，台湾整体上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种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病象开始浮出地表。出生于台北的黄凡，深切地感受着现代都市文明的方方面面，并在小说中表现出来。他的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都市社会的疏离者：他们有着较高的知识素养，有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有意疏离台湾工商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大潮中的游离分子；他们以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各种社会病象，内心孤独愤懑，并以疏离、拒绝的姿态表达着他们的社会关怀。
小说《守卫者》塑造了一个特殊的知识者——大学生杜明德。他被父母和世人当做疯子，但他内心却清醒至极。他评价自己：“这是一位你们称之为‘局外人’的人，一位大城市的隐居者，一位在烟雾、噪音、空虚中的旁观者。”[3]这种旁观姿态注定了他是一位徘徊在大都市的孤独者。他时而陷入疯癫的幻想，时而冷静地审视这个社会。他认为：“忽视别人的存在，是这个进步社会的新道德观。”[4]他对都市社会的乌烟瘴气、乱象丛生和各种以正义为名的不公平现象予以痛心的揭露。杜明德的疯癫是一个隐喻，被当做精神病患者的他反而是这个疯狂社会的清醒者，他以一种疯癫的姿态对抗着现代都市社会的负面因素：人情冷漠、金钱至上、道德堕落。他發出这样的声音：“我没有疯，绝对没有，疯狂的倒是这个世界。”[5]黄凡在小说题记中写道：“我们都是守卫者，同时也是抛弃者。”[6]杜明德正是以这种反对、疏离的态度守卫着人类社会值得珍视的价值。
《人人需要秦德夫》中的何律师，同样有着社会疏离者的孤独神情。何律师原本是一名成功的律师，然而他看重的并不是这种成功。他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年轻时候，对于这个社会，我就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它不一定是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样子。”[7]这显示出他在社会转型中的茫然无措。他悲哀地体会到，在这个社会，度量人类生命的标准就是时间表、不断跳动的阿拉伯数字、发薪日、交通罚单等，人们在这些束缚下疲于奔命。他的好友秦德夫，是众人瞩目的“时代英雄”，但人们却是为了他的财富，没人懂得他的内心。这让何律师对这个社会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他更加怀念的是幼时的生活环境，破败、懒散，却充满人情味。在这个时代，唯一能安慰他的是他与妻子的爱情，但妻子嫌他“没有男子气概”而离开了他。于是，他陷入焦虑、孤寂和苦闷，沉溺于回忆与等待中，以一种颓废老人的目光审视着这个价值沦丧的时代。
这类社会疏离型知识者，有着知识者强烈的责任感和社会价值判断。他们对台湾都市成长所带来的后遗症——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唯利是图、人情的冷漠以及被物质异化的心灵——感到难以接受却无能为力，只能沉溺于一己的愤懑孤独中。他们有着典型的后工业社会的城市生存状态与文化心态的影子。
二、上流社会无奈的依附者
黄凡认为，当代台湾都市运作首要的支配因素是经济。在他的小说中，经济因素是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大企业家、大财阀是掌控城市的真正主人，他们是时代的宠儿，代表着台湾都市社会积极进取的一面，也代表着其金钱至上的一面。跻身于上流社会的知识者，不过是繁华社会的点缀，这些知识分子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最终都不免成为上层社会的依附者。
《大时代》中的蒋颖超，是个充满理想与抱负的知识分子，他踌躇满志，对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现状有着深刻的洞见，抱有改变社会的理想。他依靠与老板女儿的婚姻关系跻身上流社会，进入权力中心，成为霍氏基金会的副主席，财富、名望、权势接踵而至。然而，有着知识分子本能的责任感的蒋颖超，不满于政治界、文化界人士的无所作为、不学无术以及浑浑噩噩。他对自己供职的霍氏基金会颇有微词，他认为本来“有能力把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集起来，有效地贡献他们的学识与力量”[8]的霍氏基金会，却只想成为“一个皆大欢喜的俱乐部，每个人都可以进来喝一杯免费酒，同时谢谢他们的主人”[9]。于是，对基金会和文化界大加挞伐的蒋颖超，逐渐众叛亲离，以往围绕在他周围的作家、艺人、学者、教授对他唯恐避之不及，妻子和孩子离开了他，他的岳父——霍氏基金会的老板则把他踢出了基金会，并设法将他送进监狱。蒋颖超的悲剧，是这个大时代的悲剧。
如果说蒋颖超的悲剧命运属于特例，那么《大时代》中的另一位知识者希波，则演绎了上流社会知识者悲剧命运的普遍形态。希波因为蒋颖超的提携，进入霍氏基金会成为行政秘书，多年后，蒋颖超身陷囹圄，希波受到基金会的器重。他生活富足、外表光鲜、拥有令人羡慕的地位和灿烂的前途，但他的工作只是“买画、搞座谈会、四处送支票、安排宴会菜单、开标致车带女人兜风”[10]等毫无意义的琐事。他在老板霍氏的面前，常常有种被当做“孩子”“幼稚园大班生”的挫败感。他深知自己的处境：“我们都是在漫漫长夜中，不断兜着圈子的可怜虫，没有过去，没有未来。”[11]在繁华的表象之下，希波内心被放逐的孤绝感却挥之不去，唯有沉醉于与女友的爱情来救赎自己孤独的灵魂。
蒋颖超和希波，都是上流社会的依附者，他们或是坚持自己的理想，想要反抗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生活，却最终在权力的镇压下以失败收场；或是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在琐碎的事务中消磨生命。进入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古至今都难以摆脱成为繁华点缀的命运。不同的是，古代的失意文人尚可寄情山水，而黄凡笔下这些身处工业、后工业社会中的知识者则无处逃遁，又多了些无可救赎的空虚、孤寂和荒诞感。
三、随波逐流的沉沦者
除了上文提到的几种知识者之外，黄凡的小说中还有一类沉沦的知识者形象，他们或是失去了知识者的良知和自尊，以自己的无耻来报复社会；或是受到后工业社会的风气影响，沉溺于物质生活的富足、无休止的享乐和感官刺激中。在他们身上，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
《曼娜舞蹈教室》中的中学美术教师宋瑞德，懦弱、胆小、投机、不求上进、生活落魄潦倒。他偶然遇到了曾经的学生唐曼娜，发现对方是个有钱的舞蹈老师，便隐瞒自己的现状，想方设法接近她，利用她对自己的尊敬，骗取她的钱财，甚至觊觎她的美色。被唐曼娜识破后，他竟甘愿当起了她报复他人的工具。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萎缩可见一斑。
《拒绝毕业的大学生》中，黄凡写到了许多想尽办法留在学校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为了逃避社会责任，同时也为了在学校经商赚钱，始终不愿意离开校园，找各种借口推迟毕业。教授们也一天到晚不务正业，“今天组党，开座谈会，明天上电视、写文章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拼命出风头”[12]。《无聊死了》中的“我”，大学毕业多年，却不出去工作，心安理得地接受父母的接济，整日待在家里，内心空虚无聊，痛苦不堪。
这种知识者形象的出现，除了知识者自身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要归咎于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20世纪末，虽然台湾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但由于信息、消费等领域的发达，台湾后工业时代的一些症候过早地在都市出现。在后现代社会文化思潮中，庸俗、肤浅的文化氛围充斥着台湾社会。人们陷入物质的迷城中，无暇顾及“深刻”“文化”“责任”，凌乱杂碎、及时行乐等后现代特征显露无遗，即使是本应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不免受到影响，成为毫无担当、追求享乐、内心空虚的寄生虫。这成为台湾后工业社会典型的社会问题。
上世纪末，城市的不断扩张使得台湾变成了一个“都市岛”，城市已成为当代人真实切近的生存空间。黄凡这一代作家，与生活在乡土社会的前辈不同，都市就是他们的乡土，他们更直接地感受着都市生活。黄凡的小说对台湾都市文明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知识者原本应该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而在黄凡笔下，知识者却逐渐从对社会带有冷静批判的疏离者变成了浑浑噩噩的沉沦者。从工商业社会初期到后工业文明社会，知识者性格、命运的变迁折射出了台湾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城市特有的运作方式。这体现了黄凡对台湾都市文明的深切关注，对都市文化危机的深刻认识和沉重担忧。有论者说：“对于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衰落，知识者是预言者，同时是其后果的精神承担者。”[13]黄凡正是以这种预言者和承担者的姿态关注着台湾社会的命运，在他的小说道路上艰难跋涉。
注释：
[1][2] 朱双一：《台湾社会运作形式的省思——黄凡作品论》，《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Z1期。
[3][4][5][6] 林燿德、黄凡合编：《新世代小说大系》（心理卷），希代书版公司1989年版，第163页、第164页、第185页、第154页。
[7][8][9][10][11] 黄凡：《大时代》，《台湾小说选》（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第271页、第272页、第278页、第289页。
[12] 黄凡：《东区连环泡·拒绝毕业的大学生》，《台港文学选刊》1990年第11期。
[13] 趙园：《黄凡作品印象》，《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4期。
黄凡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前期，黄凡以政治小说创作进入文坛，因小说《赖索》而备受瞩目。20世纪80年代后期，黄凡参与推动了台湾都市文学潮流，他在后现代文学的实验方面也毫不逊色。朱双一曾说：“（黄凡）或开风气之先，或独树一帜，或统领风骚，总是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由此奠定他在80年代台湾文学中无可否认的重要地位。”[1]
作为台湾都市文学的代表，黄凡的都市题材小说展现了从台湾工商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城市景观，朱双一评价他的小说“切入了都市文学的核心”，“全面刻画都市景观和都市精神”[2]。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形态各异的知识者形象。这些知识者或以疏离的神情审视着这个社会，或成为上流社会的依附者，抑或丧失廉耻，彻底地沉沦堕落。本文将剖析黄凡都市题材小说中的几类知识者形象，并分析作者的都市意识与社会观照。
一、都市社会的疏离者
20世纪末，台湾整体上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种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病象开始浮出地表。出生于台北的黄凡，深切地感受着现代都市文明的方方面面，并在小说中表现出来。他的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都市社会的疏离者：他们有着较高的知识素养，有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有意疏离台湾工商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大潮中的游离分子；他们以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各种社会病象，内心孤独愤懑，并以疏离、拒绝的姿态表达着他们的社会关怀。
小说《守卫者》塑造了一个特殊的知识者——大学生杜明德。他被父母和世人当做疯子，但他内心却清醒至极。他评价自己：“这是一位你们称之为‘局外人’的人，一位大城市的隐居者，一位在烟雾、噪音、空虚中的旁观者。”[3]这种旁观姿态注定了他是一位徘徊在大都市的孤独者。他时而陷入疯癫的幻想，时而冷静地审视这个社会。他认为：“忽视别人的存在，是这个进步社会的新道德观。”[4]他对都市社会的乌烟瘴气、乱象丛生和各种以正义为名的不公平现象予以痛心的揭露。杜明德的疯癫是一个隐喻，被当做精神病患者的他反而是这个疯狂社会的清醒者，他以一种疯癫的姿态对抗着现代都市社会的负面因素：人情冷漠、金钱至上、道德堕落。他發出这样的声音：“我没有疯，绝对没有，疯狂的倒是这个世界。”[5]黄凡在小说题记中写道：“我们都是守卫者，同时也是抛弃者。”[6]杜明德正是以这种反对、疏离的态度守卫着人类社会值得珍视的价值。
《人人需要秦德夫》中的何律师，同样有着社会疏离者的孤独神情。何律师原本是一名成功的律师，然而他看重的并不是这种成功。他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年轻时候，对于这个社会，我就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它不一定是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样子。”[7]这显示出他在社会转型中的茫然无措。他悲哀地体会到，在这个社会，度量人类生命的标准就是时间表、不断跳动的阿拉伯数字、发薪日、交通罚单等，人们在这些束缚下疲于奔命。他的好友秦德夫，是众人瞩目的“时代英雄”，但人们却是为了他的财富，没人懂得他的内心。这让何律师对这个社会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他更加怀念的是幼时的生活环境，破败、懒散，却充满人情味。在这个时代，唯一能安慰他的是他与妻子的爱情，但妻子嫌他“没有男子气概”而离开了他。于是，他陷入焦虑、孤寂和苦闷，沉溺于回忆与等待中，以一种颓废老人的目光审视着这个价值沦丧的时代。
这类社会疏离型知识者，有着知识者强烈的责任感和社会价值判断。他们对台湾都市成长所带来的后遗症——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唯利是图、人情的冷漠以及被物质异化的心灵——感到难以接受却无能为力，只能沉溺于一己的愤懑孤独中。他们有着典型的后工业社会的城市生存状态与文化心态的影子。
二、上流社会无奈的依附者
黄凡认为，当代台湾都市运作首要的支配因素是经济。在他的小说中，经济因素是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大企业家、大财阀是掌控城市的真正主人，他们是时代的宠儿，代表着台湾都市社会积极进取的一面，也代表着其金钱至上的一面。跻身于上流社会的知识者，不过是繁华社会的点缀，这些知识分子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最终都不免成为上层社会的依附者。
《大时代》中的蒋颖超，是个充满理想与抱负的知识分子，他踌躇满志，对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现状有着深刻的洞见，抱有改变社会的理想。他依靠与老板女儿的婚姻关系跻身上流社会，进入权力中心，成为霍氏基金会的副主席，财富、名望、权势接踵而至。然而，有着知识分子本能的责任感的蒋颖超，不满于政治界、文化界人士的无所作为、不学无术以及浑浑噩噩。他对自己供职的霍氏基金会颇有微词，他认为本来“有能力把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集起来，有效地贡献他们的学识与力量”[8]的霍氏基金会，却只想成为“一个皆大欢喜的俱乐部，每个人都可以进来喝一杯免费酒，同时谢谢他们的主人”[9]。于是，对基金会和文化界大加挞伐的蒋颖超，逐渐众叛亲离，以往围绕在他周围的作家、艺人、学者、教授对他唯恐避之不及，妻子和孩子离开了他，他的岳父——霍氏基金会的老板则把他踢出了基金会，并设法将他送进监狱。蒋颖超的悲剧，是这个大时代的悲剧。
如果说蒋颖超的悲剧命运属于特例，那么《大时代》中的另一位知识者希波，则演绎了上流社会知识者悲剧命运的普遍形态。希波因为蒋颖超的提携，进入霍氏基金会成为行政秘书，多年后，蒋颖超身陷囹圄，希波受到基金会的器重。他生活富足、外表光鲜、拥有令人羡慕的地位和灿烂的前途，但他的工作只是“买画、搞座谈会、四处送支票、安排宴会菜单、开标致车带女人兜风”[10]等毫无意义的琐事。他在老板霍氏的面前，常常有种被当做“孩子”“幼稚园大班生”的挫败感。他深知自己的处境：“我们都是在漫漫长夜中，不断兜着圈子的可怜虫，没有过去，没有未来。”[11]在繁华的表象之下，希波内心被放逐的孤绝感却挥之不去，唯有沉醉于与女友的爱情来救赎自己孤独的灵魂。
蒋颖超和希波，都是上流社会的依附者，他们或是坚持自己的理想，想要反抗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生活，却最终在权力的镇压下以失败收场；或是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在琐碎的事务中消磨生命。进入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古至今都难以摆脱成为繁华点缀的命运。不同的是，古代的失意文人尚可寄情山水，而黄凡笔下这些身处工业、后工业社会中的知识者则无处逃遁，又多了些无可救赎的空虚、孤寂和荒诞感。
三、随波逐流的沉沦者
除了上文提到的几种知识者之外，黄凡的小说中还有一类沉沦的知识者形象，他们或是失去了知识者的良知和自尊，以自己的无耻来报复社会；或是受到后工业社会的风气影响，沉溺于物质生活的富足、无休止的享乐和感官刺激中。在他们身上，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
《曼娜舞蹈教室》中的中学美术教师宋瑞德，懦弱、胆小、投机、不求上进、生活落魄潦倒。他偶然遇到了曾经的学生唐曼娜，发现对方是个有钱的舞蹈老师，便隐瞒自己的现状，想方设法接近她，利用她对自己的尊敬，骗取她的钱财，甚至觊觎她的美色。被唐曼娜识破后，他竟甘愿当起了她报复他人的工具。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萎缩可见一斑。
《拒绝毕业的大学生》中，黄凡写到了许多想尽办法留在学校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为了逃避社会责任，同时也为了在学校经商赚钱，始终不愿意离开校园，找各种借口推迟毕业。教授们也一天到晚不务正业，“今天组党，开座谈会，明天上电视、写文章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拼命出风头”[12]。《无聊死了》中的“我”，大学毕业多年，却不出去工作，心安理得地接受父母的接济，整日待在家里，内心空虚无聊，痛苦不堪。
这种知识者形象的出现，除了知识者自身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要归咎于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20世纪末，虽然台湾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但由于信息、消费等领域的发达，台湾后工业时代的一些症候过早地在都市出现。在后现代社会文化思潮中，庸俗、肤浅的文化氛围充斥着台湾社会。人们陷入物质的迷城中，无暇顾及“深刻”“文化”“责任”，凌乱杂碎、及时行乐等后现代特征显露无遗，即使是本应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不免受到影响，成为毫无担当、追求享乐、内心空虚的寄生虫。这成为台湾后工业社会典型的社会问题。
上世纪末，城市的不断扩张使得台湾变成了一个“都市岛”，城市已成为当代人真实切近的生存空间。黄凡这一代作家，与生活在乡土社会的前辈不同，都市就是他们的乡土，他们更直接地感受着都市生活。黄凡的小说对台湾都市文明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知识者原本应该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而在黄凡笔下，知识者却逐渐从对社会带有冷静批判的疏离者变成了浑浑噩噩的沉沦者。从工商业社会初期到后工业文明社会，知识者性格、命运的变迁折射出了台湾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城市特有的运作方式。这体现了黄凡对台湾都市文明的深切关注，对都市文化危机的深刻认识和沉重担忧。有论者说：“对于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衰落，知识者是预言者，同时是其后果的精神承担者。”[13]黄凡正是以这种预言者和承担者的姿态关注着台湾社会的命运，在他的小说道路上艰难跋涉。
注释：
[1][2] 朱双一：《台湾社会运作形式的省思——黄凡作品论》，《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Z1期。
[3][4][5][6] 林燿德、黄凡合编：《新世代小说大系》（心理卷），希代书版公司1989年版，第163页、第164页、第185页、第154页。
[7][8][9][10][11] 黄凡：《大时代》，《台湾小说选》（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第271页、第272页、第278页、第289页。
[12] 黄凡：《东区连环泡·拒绝毕业的大学生》，《台港文学选刊》1990年第11期。
[13] 趙园：《黄凡作品印象》，《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