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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权接管上海，然而严峻的考验远未结束。国民党军队虽然从上海溃败，但其海军和空军力量仍旧完整，盘踞在距离上海市区仅百余公里外的舟山基地，对上海发起了严密的封锁和轰炸，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上海。
然而，事实雄辩地向世人证明：新上海经得起封锁，顶得住轰炸。上海不仅没有在极端的困难面前崩溃，还摸索出自身的新道路。因为此时领导上海的，是真正的人民政权，人民战无不胜。
一架国民党飞机被击落在浦东塘桥。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并不甘心，悍然于1949年6月23日宣布封锁长江口以及从该处直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国民党海军第1舰队的驱逐舰及炮舰从舟山基地出动百余次，拦截过往的船只，甚至对坚持要开往上海的美籍商船开炮射击。此外，国民党海军还在长江口布下水雷。
如此一来，上海确实遇到严重的困难。旧上海的工商业充满半殖民地的特点，重要工业的生产原料及机器都来自外国。例如，全市居民消费的粮食中，洋米洋面占50%-60%;上海当时最大的工业是纺织业，其中棉纺业所需原棉60%靠进口，毛纺业的生产更是100%依靠进口毛条;燃油、面粉和纸张生产的原料也完全来自外国，等等。国民党企图用武装封锁隔断上海的进口，从而破坏上海生产建设、窒息上海经济。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原处长孙锡鸿向《新民周刊》记者介绍：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中共上海市委首先考虑到的是“紧缩”应对，即疏散上海的人口和工厂，减轻负担。
经中共中央批准，1949年7月2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斗争》，向全市人民公布了当时面临的实际困难，提出了粉碎封锁的6项任务，包括积极支援解放军南下作战、有计划地疏散人员和内迁部分学校工厂、改变上海的生产方针与方向、开展农村工作、发展内地交通与城乡物资交流、节衣缩食精兵简政。
中央虽然批准了上海的上述方针，但对其中工厂搬迁一条，有着更多的考虑。上海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此事的处理不得不慎。1949年7月，中共中央委派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上海调研，并主持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
根据调研所得的实际情况，陈云在会议上指出：对于上海工厂搬迁问题，应该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建设分开来处理，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经济困难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把工厂搬往农村和内地，当地需要有厂房、动力及辅助工业等，搬去之后可能很久也不能生产，而上海的工人又会失业。因而，要力争维持上海工厂的生产，大的工厂一个也不搬走，只有少数小工厂做搬迁。
然而，在被封锁的局面下，上海需要的大量粮食和工业原料如何解决？会议决定从全国各地调拨物资，帮助上海渡过难关;上海生产的产品，又供给全国各地所用，也就是形成“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新格局，把上海对帝国主义的依靠变为对国内的依靠，把上海变成为国内市场、农村市场服务的城市。
孙锡鸿认为，当时中央做出的这个决策，让上海在解放后保住了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这对上海之后70年的发展路径起了非常关键的影响。
美制蒋机轰炸上海示意图。
在反封锁的方针指引下，各行各业开始紧张行动起来。敌人封锁长江口后，上海一度存煤仅5000吨，只够当时一天的消耗。铁路局立即全力投入，航运处也组织一切可用的公私力量，从陆水两方的内部线路向上海抢运煤粮。至1949年10月，上海的煤炭和粮食这两样生产生活原料的供应已基本稳定。
依靠“洋油”作燃料和动力的发电厂和公交公司全力开拓方法解决困难。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供应当时全市80%以上的电力，然而它的燃料80%是进口的燃油。外来油料断绝后，电厂职工决定把燃油炉改为燃煤炉，奋战一个多月，第一台燃煤炉顺利投入运行。之后，其他锅炉也改造完毕，确保了上海正常供电。
上海公交公司当时有公交车312辆，每天行驶33000多公里，燃料97%使用进口汽油，该企业同样需要改造燃料。最开始是自行开发出燃烧木炭产生煤气的装置来推动汽车，但如果全线采用，消耗的木炭量过大，当时上海的供应跟不上，会造成价格猛涨。
后来工程师张德庆又带领职工研究燃烧白煤的方案。我国的白煤储量丰富，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产生煤气的效率也比木炭高，但是在公交車上大量使用，当时并无先例。上海公交公司全员上下一起不断攻关，连续研制了五种型号的白煤炉，终于在1950年1月将效果理想的第五式白煤炉公交车试制成功，随后将所有汽车分批改造。这样的努力，不仅保证了公交正常运营，还将燃料费从每月31万元减少到了8万元。
中纺公司各厂工人调整设备，停止生产用外棉作原料的细支纱，转为生产用国内棉花作原料的中支纱、龙头细布等。毛纺、化工、胶木、铅笔、电器等工业，也都逐步用国产原料代替进口原料。
永安、新新、大新等许多百货公司以前多是销售高档商品，解放后已无销路。在工会的建议下，逐渐改为经营普通市民需要的日用产品，业务情况随之日渐好转。
这样的转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上海是怎么办到的？时年19岁在上海解放后进入上海总工会秘书科工作的孙锡鸿在七十年后的当下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说：对于荣毅仁、刘鸿生等大资本家，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是直接上门做说服工作;而具体到每一家工厂、每一户商店，则是党领导的工会发挥了关键作用。“那时不少共产党员的身份还没有公开，都是以工会成员的身份开展工作。他们找到资本家，说服他们不要担心、不要逃离，给他们出转型的主意。对于有些工人在解放后觉得‘已经翻身’想要提高待遇，工会成员也是一个个地细心劝说他们暂时主动减薪，维持住企业生产;不然，企业垮掉，工人也会失业。”
然而，事实雄辩地向世人证明：新上海经得起封锁，顶得住轰炸。上海不仅没有在极端的困难面前崩溃，还摸索出自身的新道路。因为此时领导上海的，是真正的人民政权，人民战无不胜。
封锁封出了自力更生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并不甘心，悍然于1949年6月23日宣布封锁长江口以及从该处直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国民党海军第1舰队的驱逐舰及炮舰从舟山基地出动百余次，拦截过往的船只，甚至对坚持要开往上海的美籍商船开炮射击。此外，国民党海军还在长江口布下水雷。
如此一来，上海确实遇到严重的困难。旧上海的工商业充满半殖民地的特点，重要工业的生产原料及机器都来自外国。例如，全市居民消费的粮食中，洋米洋面占50%-60%;上海当时最大的工业是纺织业，其中棉纺业所需原棉60%靠进口，毛纺业的生产更是100%依靠进口毛条;燃油、面粉和纸张生产的原料也完全来自外国，等等。国民党企图用武装封锁隔断上海的进口，从而破坏上海生产建设、窒息上海经济。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原处长孙锡鸿向《新民周刊》记者介绍：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中共上海市委首先考虑到的是“紧缩”应对，即疏散上海的人口和工厂，减轻负担。
经中共中央批准，1949年7月2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斗争》，向全市人民公布了当时面临的实际困难，提出了粉碎封锁的6项任务，包括积极支援解放军南下作战、有计划地疏散人员和内迁部分学校工厂、改变上海的生产方针与方向、开展农村工作、发展内地交通与城乡物资交流、节衣缩食精兵简政。
中央虽然批准了上海的上述方针，但对其中工厂搬迁一条，有着更多的考虑。上海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此事的处理不得不慎。1949年7月，中共中央委派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上海调研，并主持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
根据调研所得的实际情况，陈云在会议上指出：对于上海工厂搬迁问题，应该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建设分开来处理，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经济困难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把工厂搬往农村和内地，当地需要有厂房、动力及辅助工业等，搬去之后可能很久也不能生产，而上海的工人又会失业。因而，要力争维持上海工厂的生产，大的工厂一个也不搬走，只有少数小工厂做搬迁。
然而，在被封锁的局面下，上海需要的大量粮食和工业原料如何解决？会议决定从全国各地调拨物资，帮助上海渡过难关;上海生产的产品，又供给全国各地所用，也就是形成“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新格局，把上海对帝国主义的依靠变为对国内的依靠，把上海变成为国内市场、农村市场服务的城市。
孙锡鸿认为，当时中央做出的这个决策，让上海在解放后保住了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这对上海之后70年的发展路径起了非常关键的影响。
在反封锁的方针指引下，各行各业开始紧张行动起来。敌人封锁长江口后，上海一度存煤仅5000吨，只够当时一天的消耗。铁路局立即全力投入，航运处也组织一切可用的公私力量，从陆水两方的内部线路向上海抢运煤粮。至1949年10月，上海的煤炭和粮食这两样生产生活原料的供应已基本稳定。
依靠“洋油”作燃料和动力的发电厂和公交公司全力开拓方法解决困难。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供应当时全市80%以上的电力，然而它的燃料80%是进口的燃油。外来油料断绝后，电厂职工决定把燃油炉改为燃煤炉，奋战一个多月，第一台燃煤炉顺利投入运行。之后，其他锅炉也改造完毕，确保了上海正常供电。
上海公交公司当时有公交车312辆，每天行驶33000多公里，燃料97%使用进口汽油，该企业同样需要改造燃料。最开始是自行开发出燃烧木炭产生煤气的装置来推动汽车，但如果全线采用，消耗的木炭量过大，当时上海的供应跟不上，会造成价格猛涨。
后来工程师张德庆又带领职工研究燃烧白煤的方案。我国的白煤储量丰富，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产生煤气的效率也比木炭高，但是在公交車上大量使用，当时并无先例。上海公交公司全员上下一起不断攻关，连续研制了五种型号的白煤炉，终于在1950年1月将效果理想的第五式白煤炉公交车试制成功，随后将所有汽车分批改造。这样的努力，不仅保证了公交正常运营，还将燃料费从每月31万元减少到了8万元。
中纺公司各厂工人调整设备，停止生产用外棉作原料的细支纱，转为生产用国内棉花作原料的中支纱、龙头细布等。毛纺、化工、胶木、铅笔、电器等工业，也都逐步用国产原料代替进口原料。
永安、新新、大新等许多百货公司以前多是销售高档商品，解放后已无销路。在工会的建议下，逐渐改为经营普通市民需要的日用产品，业务情况随之日渐好转。
这样的转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上海是怎么办到的？时年19岁在上海解放后进入上海总工会秘书科工作的孙锡鸿在七十年后的当下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说：对于荣毅仁、刘鸿生等大资本家，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是直接上门做说服工作;而具体到每一家工厂、每一户商店，则是党领导的工会发挥了关键作用。“那时不少共产党员的身份还没有公开，都是以工会成员的身份开展工作。他们找到资本家，说服他们不要担心、不要逃离，给他们出转型的主意。对于有些工人在解放后觉得‘已经翻身’想要提高待遇，工会成员也是一个个地细心劝说他们暂时主动减薪，维持住企业生产;不然，企业垮掉，工人也会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