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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史上，信息早已和人类形影不离，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在治国安邦上，运用信息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的人之一，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康熙明确提出信息概念，系统地研究和运用信息，比今天公认的19世纪玻耳兹曼对信息的最早研究，至少还要早一二百年。
一、康熙使用信息举例
康熙幼年即位，青壮年时代，长期处于戎马倥偬之中。20岁即开始镇压三藩之乱。28岁之后出兵反击沙俄侵略者，37岁到44岁三次亲征噶尔丹；在垂暮之年，又进军击败策妄阿刺布坦，统一西藏。所有这些军事活动，都使康熙认识到信息和通讯联系的重要性。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正当喀尔喀蒙古反击沙俄侵略者，并把沙俄派到远东的侵略头子戈洛文指挥的侵略军包围在楚库柏兴城堡之时，噶尔丹出动三万骑兵袭击喀尔喀。喀尔喀士谢图汗被击溃，噶尔丹攻毁库伦，并深入漠南蒙古的乌珠穆沁。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以追喀尔喀为名，深入中国境内，达到离北京数百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率军亲征，击退了噶尔丹。噶尔丹败退后，继续勾结沙俄，准备“大举内犯漠南”，于是康熙遣人四处收集军事情报。在这一过程中，他多次使用信息一词。
康熙三十年，他对喀尔喀汗、济农、台吉等下谕旨时，明白指示“征厄鲁特之际，效力行走，侦探信息”，时为公元1691年，康熙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信息”。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噶尔丹准备卷土重来，康熙谕领侍卫大臣索额图等说：“尚书班弟奏称，和托郭特之根郭代青，遣二十人往侦探噶尔丹信息。”这是康熙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再次使用“信息”。接着，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他命大学士伊桑阿派人“再探都统杜恩哈尔及满洲前锋兵的信息驰报”。并且一再嘱咐被派出的人员：“此行宜善自防护，惟以侦探信息奏闻为要。”同时，他还告诉去侦察的人说，雪很大，何处可行，蒙古人必然知道，可以先向蒙古人打听清楚，然后，再“遣人往至哨瞭之所探取信息”。全段话不到100字，康熙连续用了三次“信息”。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因病中途回京。清军虽把噶尔丹赶出国境，却未重创噶军，噶尔丹仍然为中国北方的严重威胁。因此，康熙深以为憾。尔后他积极准备，誓要解除这个威胁，于是多方派人侦察敌情。所以，在康熙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之间，也多次使用“信息”二字。而且，他在这个时期使用的信息都与军事情报等值。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噶尔丹游弋于克鲁伦河上游，欲入中国，康熙决定第二次亲征。在和噶尔丹决战即将到来之际，收集噶尔丹的军事情报显得更为重要。康熙因之加紧了这种工作。同年四月，命左都绑史傅腊塔、副都统海兰“遣人查看哨口，侦探信息”。同年八月，康熙告诉前敌指挥官说：“朕一闻噶尔丹信息，即以在京预养之马，令军士骑乘……”赶赴战场。十月，谕费扬古说，他预备了一千五百兵，使其调遣。此兵系他自己的亲兵，骑射娴熟，“朝闻信息即可行”。这几个信息都是指掌握和了解敌人的动向、意图等。
康熙在运用信息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政治活动中使用信息。康熙五十一年四月，谕宗人府，审查托合齐等结党会饮一案时说“此等事，俱因允祁所致，……其行事不仁不孝，难于掩盖，徒以言语货财，实嘱此等贪浊谄媚之人，潜通信息，尤属无耻之甚矣。”
这是针对满洲贵族勾结废太子结党阴谋行事，这里的“信息”是指一些人的政治活动、政治预谋。康熙五十四年九月，清政府派往青海参加会盟的侍卫阿齐图疏言，青海两翼贝勒、台吉都同意遵旨，将胡必尔汗送至西宁口内。然而，贝勒戴青和硕齐等却推诿说，胡必尔汗年幼，未出疹痘，不宜出行。于是，康熙令“阿齐图暂住西宁，探其信息”。这里的“探其信息”是指侦察藏族统治集团的政治动向。
此外，康熙一生从未间断系统地收集自然信息和经济信息。
二、建立多种渠道的通信网络
康熙在位时，为了接收各种信息，建立了一个多种渠道的通信网络体系，这个网络体系主要包括十种通信渠道：1、直隶各省行政系统——主要反映政治、经济、民情发展的信息，并逐日逐月记载气候变化，定期上报；2、各省专设言官，侧重收集吏治政事信息；3、满自巡视察访；4、地方大吏定期专人到京汇报所辖区内的全部情况；5、临时派遣钦差了解一方或一事的信息；6、在全国紧要之区安插耳目，如苏州的李煦、江宁的曹，不仅专门刺探江南知识分子的动向，也广泛收集该地区自然、生产、民主的有关信息；7、组织多种多样的“调查班子”，如康熙二十七年郭、于成龙指责治河专家靳辅修河非但无益，而且累民，康熙令内阁学士凯音布、侍卫马武和张玉书组成调查班子，往治河工地调查；8、专题侦探，康熙四十一年第巴在四川打箭炉挑起边端，他立即派舒图与铁图以监督地方贸易为名，专门侦察藏族统治者在该地区的活动情报；9、密奏；10、建立完整的驿站系统。
在各种信道中，驿站系统具有特殊的地位，各种信道都以驿站系统为骨架，结成多层次、多渠道的信息反馈网络。康熙的决策机关所获得的信息，大都通过这个网络系统得来。所以，驿站成了康熙收集政治、军事信息的基本信道。
康熙还在全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驿站系统。所以，他曾高兴地说：“我朝驿递之设最善，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
但是，康熙以星罗棋布的驿站为骨架的多渠道的信息网络，仍然是单通道信息反馈体系，他的信息体系上下都是带“官”字的。由于封建吏治的腐朽性，官僚们贪婪秽恶，结党营私，欺上瞒下，单通道信息反馈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弊病，使下情不能上达，终至信道壅塞。康熙为了避免这种弊端，除建立多渠道的信息网络外，在接收和处理信息上特别重视群策群力，采取“众谋独断”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单通道信息反馈体系的弊病，让信息流通无阻，使他的指令迅速行达边远地区，这对形成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并巩固其统治，都起了重大作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信息网也为民间传送信息。因此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沿信道兴起许多商店，首先是旅店，从山海关到盛京出现69所旅店，吉林、黑龙江、蒙古驿站沿线，“私开旅店间亦有之”。有些“旅寓之大，……每停车数百乘，宿人千余辈，不觉其扰”。过往商旅之多，可见一斑。
三、康熙使用信息的特点
第一，他强调信息的确定性。信息体现事物之间的关联，政治信息在阶级社会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和相互依存的关系的反映，其中尤以军事信息最为重要，涉及国家和特定阶级的存亡。从信源输出的内容，精确度越高，准确性越大，信宿得到的信息就越多。所以，信息的基本功能是消除信源的不确定性，以正向可能性覆盖负向可能性。通过反馈使正向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是信息与生俱来的天职。这是因为任何带有社会性的信宿，接受或希望得到某种信息都带有强烈目的性，要达到其目的，这本身就要求信息必须具有最大的可能性、现实性和确定状态的差异性。
第二，见信息于几先。迅速掌握准确的信息是处理复杂事物，确定应变的策略和措施的胜券，所谓见信息于几先，即是说信源未形成已然势态前，及早察知其正负可能性。所谓可能性即事物系统处于萌动发展的有向趋势，康熙名之曰几。治国安邦更需掌握各种事态萌动中的可能性的信息，从而消除可能性或不确定性，使信息的熵函数等于零。如不是这样，反向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则悔之晚矣。正因其如此，康熙认为得信息以早为佳，事态未然之前的信息最重要。所以，康熙允许言官或其他臣僚“风闻言事”。所谓风闻言事，即事未成形，只露端倪，就可以奏报。如果公开不便者，则可以“密奏”，其目的无非是见信息于几先，预测事态之演进。
第三，康熙广泛运用了信息预测。预测未来是信息的一个重要功能，康熙在位61年，他不但时刻将自然信息转化为社会信息，而且充分利用信息互相间的普通联系，广泛进行了信息预测，用自然信息预测经济信息，用经济信息预测民心的动向。康熙亲政以后，特别规定一条，直隶及各省地方大吏，要逐日逐月地详细记载阴、晴、雨、风，气候变化，并定时向康熙写报告。同时每年春耕前后，遣人往四方“视土”，观察记录雨水多少、土壤燥湿，系统收集自然信息，储存自然信息。并且，把这项任务当作他安插在各地的耳目的一项基本任务。
康熙在政治、军事、经济、民生上广泛使用了信息概念，并建立了多渠道的通信网络体系，充分利用信息制定国策，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而且，经常利用自然信息决定政策，发展生产，安定社会，使其统治成为中国封建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号称“治平”。
一、康熙使用信息举例
康熙幼年即位，青壮年时代，长期处于戎马倥偬之中。20岁即开始镇压三藩之乱。28岁之后出兵反击沙俄侵略者，37岁到44岁三次亲征噶尔丹；在垂暮之年，又进军击败策妄阿刺布坦，统一西藏。所有这些军事活动，都使康熙认识到信息和通讯联系的重要性。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正当喀尔喀蒙古反击沙俄侵略者，并把沙俄派到远东的侵略头子戈洛文指挥的侵略军包围在楚库柏兴城堡之时，噶尔丹出动三万骑兵袭击喀尔喀。喀尔喀士谢图汗被击溃，噶尔丹攻毁库伦，并深入漠南蒙古的乌珠穆沁。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以追喀尔喀为名，深入中国境内，达到离北京数百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率军亲征，击退了噶尔丹。噶尔丹败退后，继续勾结沙俄，准备“大举内犯漠南”，于是康熙遣人四处收集军事情报。在这一过程中，他多次使用信息一词。
康熙三十年，他对喀尔喀汗、济农、台吉等下谕旨时，明白指示“征厄鲁特之际，效力行走，侦探信息”，时为公元1691年，康熙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信息”。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噶尔丹准备卷土重来，康熙谕领侍卫大臣索额图等说：“尚书班弟奏称，和托郭特之根郭代青，遣二十人往侦探噶尔丹信息。”这是康熙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再次使用“信息”。接着，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他命大学士伊桑阿派人“再探都统杜恩哈尔及满洲前锋兵的信息驰报”。并且一再嘱咐被派出的人员：“此行宜善自防护，惟以侦探信息奏闻为要。”同时，他还告诉去侦察的人说，雪很大，何处可行，蒙古人必然知道，可以先向蒙古人打听清楚，然后，再“遣人往至哨瞭之所探取信息”。全段话不到100字，康熙连续用了三次“信息”。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因病中途回京。清军虽把噶尔丹赶出国境，却未重创噶军，噶尔丹仍然为中国北方的严重威胁。因此，康熙深以为憾。尔后他积极准备，誓要解除这个威胁，于是多方派人侦察敌情。所以，在康熙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之间，也多次使用“信息”二字。而且，他在这个时期使用的信息都与军事情报等值。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噶尔丹游弋于克鲁伦河上游，欲入中国，康熙决定第二次亲征。在和噶尔丹决战即将到来之际，收集噶尔丹的军事情报显得更为重要。康熙因之加紧了这种工作。同年四月，命左都绑史傅腊塔、副都统海兰“遣人查看哨口，侦探信息”。同年八月，康熙告诉前敌指挥官说：“朕一闻噶尔丹信息，即以在京预养之马，令军士骑乘……”赶赴战场。十月，谕费扬古说，他预备了一千五百兵，使其调遣。此兵系他自己的亲兵，骑射娴熟，“朝闻信息即可行”。这几个信息都是指掌握和了解敌人的动向、意图等。
康熙在运用信息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政治活动中使用信息。康熙五十一年四月，谕宗人府，审查托合齐等结党会饮一案时说“此等事，俱因允祁所致，……其行事不仁不孝，难于掩盖，徒以言语货财，实嘱此等贪浊谄媚之人，潜通信息，尤属无耻之甚矣。”
这是针对满洲贵族勾结废太子结党阴谋行事，这里的“信息”是指一些人的政治活动、政治预谋。康熙五十四年九月，清政府派往青海参加会盟的侍卫阿齐图疏言，青海两翼贝勒、台吉都同意遵旨，将胡必尔汗送至西宁口内。然而，贝勒戴青和硕齐等却推诿说，胡必尔汗年幼，未出疹痘，不宜出行。于是，康熙令“阿齐图暂住西宁，探其信息”。这里的“探其信息”是指侦察藏族统治集团的政治动向。
此外，康熙一生从未间断系统地收集自然信息和经济信息。
二、建立多种渠道的通信网络
康熙在位时，为了接收各种信息，建立了一个多种渠道的通信网络体系，这个网络体系主要包括十种通信渠道：1、直隶各省行政系统——主要反映政治、经济、民情发展的信息，并逐日逐月记载气候变化，定期上报；2、各省专设言官，侧重收集吏治政事信息；3、满自巡视察访；4、地方大吏定期专人到京汇报所辖区内的全部情况；5、临时派遣钦差了解一方或一事的信息；6、在全国紧要之区安插耳目，如苏州的李煦、江宁的曹，不仅专门刺探江南知识分子的动向，也广泛收集该地区自然、生产、民主的有关信息；7、组织多种多样的“调查班子”，如康熙二十七年郭、于成龙指责治河专家靳辅修河非但无益，而且累民，康熙令内阁学士凯音布、侍卫马武和张玉书组成调查班子，往治河工地调查；8、专题侦探，康熙四十一年第巴在四川打箭炉挑起边端，他立即派舒图与铁图以监督地方贸易为名，专门侦察藏族统治者在该地区的活动情报；9、密奏；10、建立完整的驿站系统。
在各种信道中，驿站系统具有特殊的地位，各种信道都以驿站系统为骨架，结成多层次、多渠道的信息反馈网络。康熙的决策机关所获得的信息，大都通过这个网络系统得来。所以，驿站成了康熙收集政治、军事信息的基本信道。
康熙还在全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驿站系统。所以，他曾高兴地说：“我朝驿递之设最善，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
但是，康熙以星罗棋布的驿站为骨架的多渠道的信息网络，仍然是单通道信息反馈体系，他的信息体系上下都是带“官”字的。由于封建吏治的腐朽性，官僚们贪婪秽恶，结党营私，欺上瞒下，单通道信息反馈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弊病，使下情不能上达，终至信道壅塞。康熙为了避免这种弊端，除建立多渠道的信息网络外，在接收和处理信息上特别重视群策群力，采取“众谋独断”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单通道信息反馈体系的弊病，让信息流通无阻，使他的指令迅速行达边远地区，这对形成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并巩固其统治，都起了重大作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信息网也为民间传送信息。因此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沿信道兴起许多商店，首先是旅店，从山海关到盛京出现69所旅店，吉林、黑龙江、蒙古驿站沿线，“私开旅店间亦有之”。有些“旅寓之大，……每停车数百乘，宿人千余辈，不觉其扰”。过往商旅之多，可见一斑。
三、康熙使用信息的特点
第一，他强调信息的确定性。信息体现事物之间的关联，政治信息在阶级社会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和相互依存的关系的反映，其中尤以军事信息最为重要，涉及国家和特定阶级的存亡。从信源输出的内容，精确度越高，准确性越大，信宿得到的信息就越多。所以，信息的基本功能是消除信源的不确定性，以正向可能性覆盖负向可能性。通过反馈使正向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是信息与生俱来的天职。这是因为任何带有社会性的信宿，接受或希望得到某种信息都带有强烈目的性，要达到其目的，这本身就要求信息必须具有最大的可能性、现实性和确定状态的差异性。
第二，见信息于几先。迅速掌握准确的信息是处理复杂事物，确定应变的策略和措施的胜券，所谓见信息于几先，即是说信源未形成已然势态前，及早察知其正负可能性。所谓可能性即事物系统处于萌动发展的有向趋势，康熙名之曰几。治国安邦更需掌握各种事态萌动中的可能性的信息，从而消除可能性或不确定性，使信息的熵函数等于零。如不是这样，反向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则悔之晚矣。正因其如此，康熙认为得信息以早为佳，事态未然之前的信息最重要。所以，康熙允许言官或其他臣僚“风闻言事”。所谓风闻言事，即事未成形，只露端倪，就可以奏报。如果公开不便者，则可以“密奏”，其目的无非是见信息于几先，预测事态之演进。
第三，康熙广泛运用了信息预测。预测未来是信息的一个重要功能，康熙在位61年，他不但时刻将自然信息转化为社会信息，而且充分利用信息互相间的普通联系，广泛进行了信息预测，用自然信息预测经济信息，用经济信息预测民心的动向。康熙亲政以后，特别规定一条，直隶及各省地方大吏，要逐日逐月地详细记载阴、晴、雨、风，气候变化，并定时向康熙写报告。同时每年春耕前后，遣人往四方“视土”，观察记录雨水多少、土壤燥湿，系统收集自然信息，储存自然信息。并且，把这项任务当作他安插在各地的耳目的一项基本任务。
康熙在政治、军事、经济、民生上广泛使用了信息概念，并建立了多渠道的通信网络体系，充分利用信息制定国策，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而且，经常利用自然信息决定政策，发展生产，安定社会，使其统治成为中国封建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号称“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