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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是发薪日，老师们都有点小激动。
1999年的那一天，我还是新闻系大三的学生，在一家都市报实习不到一个月。
我绝对是一头菜鸟，实习前，我的大学生涯就是踢球、吃饭、读书不看报。
报社生涯让我大开眼界——鲜活的报道、外出采访、每天上千个热线电话。
不过，一切都没有发薪日那天让我印象深刻。
发薪日那天，老师们都有点小激动。虽然跟我没关系，但也能感觉到空气中有点不一样的味道。我见识过发薪日，中学时，有一次在父亲的工厂碰见他们发工资，财务给人一个信封，大家签字，平平淡淡。后来我才懂，每个月就那么多钱，没什么可激动的。
老师们有点小激动，因为每个月的工资都不一样，发稿量多，工资就会多；发稿量少，工资就会少，还会大有压力。
带我的老师接到了一个窄窄的工资条，他跟我关系熟，看我一副翘首期盼的样子，大大方方地告诉我有2000多元钱。
2000多元钱是什么概念？在我大学时光，父亲的工厂到了最艰难的时刻，这个1970年建立的老牌军工企业和很多国有企业一样，病入沉疴。我的父亲是副厂长，他的工资只有600多元钱。在破产之前，和所有工人一样，工资不能全额发放，有时只有100多元。
在我实习前一年，我的母亲做出了个艰难的选择，她决定从医院提前退休。因为人员冗余，上边动员人们提前退休，许以每月多发几十元钱的退休金。母亲退休之后非常后悔，她还没做好离开工作的准备，巨大的失落让她情绪低沉。虽然她一贯愿意为家庭牺牲，但这次牺牲让她最难过。
当然，只是对比钱，也不足以说明问题。
在我实习时，我所在的报社是如此风光，它刚刚做了一个连续报道，让一个醉酒驾车拖人数百米的公安局副局长受到了惩罚。如果没有报道，人们无法想象可能的结果。
我实习的报社创办于1995年，是中国第二家都市报，这种全新报纸与过往人们熟悉的日报全然不同。这份报纸曾连续数个月，发行量以每周增加一万份的数字飙升。人们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报社，希望得到一个说法。我这个菜鸟兼任接听热线电话，直到凌晨两点以后，我才能睡觉。我从没觉得辛苦，因为自己在参与一个伟大的事业。
我的父亲是“文革”前考上大学的，在他所在的工厂，这样货真价实的大学生只有寥寥几个。他一直是我的偶像，做事条理清晰、敢做决断。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如果我们身份互换，他会比我要牛百倍，而我去了他的时代，一定一塌糊涂。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工厂最糟糕的日子，他是怎么扛着家庭过来的，因为回忆这样的往事，有损一个男人的尊严。
而我的母亲，在我成长的岁月中，她几乎每晚和我一起伏案学习。她没有上过医学院，不断地学习使她胜任自己的工作，学习也可以给她带来了文凭，在那个时代，这几乎是涨工资的唯一的道路。她几乎没有业余爱好，除了家庭就是工作。在退休前，她刚刚当上部门主任。不管是爱还是习惯，她和那份工作分不开。为了家庭，她放弃事业。那不比骨肉分离的痛苦轻太多。
世界不应该如此。
1999年那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发薪日，是我走上这个行当的重要原因。
那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吧，当真正的记者；生产真相；人们尊重你；回报又如此丰厚。
2000年毕业时，我们班里50多个同学，当时没有人选择当公务员。那个时代，人们热爱的是外企和民企，热爱一切有活力、有价值、有回报的工作。
那个时代还没有“中国梦”这个说法，但还有什么比每个人奋斗更能诠释冠以国家的梦想？直到现在，我对中国梦的理解也非常简洁，这个国家应该释放出更多这样的职业——有真正的价值、有与之相应的收入，缺一不可。
责任编辑：刘贞
1999年的那一天，我还是新闻系大三的学生，在一家都市报实习不到一个月。
我绝对是一头菜鸟，实习前，我的大学生涯就是踢球、吃饭、读书不看报。
报社生涯让我大开眼界——鲜活的报道、外出采访、每天上千个热线电话。
不过，一切都没有发薪日那天让我印象深刻。
发薪日那天，老师们都有点小激动。虽然跟我没关系，但也能感觉到空气中有点不一样的味道。我见识过发薪日，中学时，有一次在父亲的工厂碰见他们发工资，财务给人一个信封，大家签字，平平淡淡。后来我才懂，每个月就那么多钱，没什么可激动的。
老师们有点小激动，因为每个月的工资都不一样，发稿量多，工资就会多；发稿量少，工资就会少，还会大有压力。
带我的老师接到了一个窄窄的工资条，他跟我关系熟，看我一副翘首期盼的样子，大大方方地告诉我有2000多元钱。
2000多元钱是什么概念？在我大学时光，父亲的工厂到了最艰难的时刻，这个1970年建立的老牌军工企业和很多国有企业一样，病入沉疴。我的父亲是副厂长，他的工资只有600多元钱。在破产之前，和所有工人一样，工资不能全额发放，有时只有100多元。
在我实习前一年，我的母亲做出了个艰难的选择，她决定从医院提前退休。因为人员冗余，上边动员人们提前退休，许以每月多发几十元钱的退休金。母亲退休之后非常后悔，她还没做好离开工作的准备，巨大的失落让她情绪低沉。虽然她一贯愿意为家庭牺牲，但这次牺牲让她最难过。
当然，只是对比钱，也不足以说明问题。
在我实习时，我所在的报社是如此风光，它刚刚做了一个连续报道，让一个醉酒驾车拖人数百米的公安局副局长受到了惩罚。如果没有报道，人们无法想象可能的结果。
我实习的报社创办于1995年，是中国第二家都市报，这种全新报纸与过往人们熟悉的日报全然不同。这份报纸曾连续数个月，发行量以每周增加一万份的数字飙升。人们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报社，希望得到一个说法。我这个菜鸟兼任接听热线电话，直到凌晨两点以后，我才能睡觉。我从没觉得辛苦，因为自己在参与一个伟大的事业。
我的父亲是“文革”前考上大学的，在他所在的工厂，这样货真价实的大学生只有寥寥几个。他一直是我的偶像，做事条理清晰、敢做决断。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如果我们身份互换，他会比我要牛百倍，而我去了他的时代，一定一塌糊涂。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工厂最糟糕的日子，他是怎么扛着家庭过来的，因为回忆这样的往事，有损一个男人的尊严。
而我的母亲，在我成长的岁月中，她几乎每晚和我一起伏案学习。她没有上过医学院，不断地学习使她胜任自己的工作，学习也可以给她带来了文凭，在那个时代，这几乎是涨工资的唯一的道路。她几乎没有业余爱好，除了家庭就是工作。在退休前，她刚刚当上部门主任。不管是爱还是习惯，她和那份工作分不开。为了家庭，她放弃事业。那不比骨肉分离的痛苦轻太多。
世界不应该如此。
1999年那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发薪日，是我走上这个行当的重要原因。
那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吧，当真正的记者；生产真相；人们尊重你；回报又如此丰厚。
2000年毕业时，我们班里50多个同学，当时没有人选择当公务员。那个时代，人们热爱的是外企和民企，热爱一切有活力、有价值、有回报的工作。
那个时代还没有“中国梦”这个说法，但还有什么比每个人奋斗更能诠释冠以国家的梦想？直到现在，我对中国梦的理解也非常简洁，这个国家应该释放出更多这样的职业——有真正的价值、有与之相应的收入，缺一不可。
责任编辑：刘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