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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机器人索菲亚，因为能言善辩，表情丰富，从诞生起就成为了世界级红人。2017年10月，索菲亚在沙特阿拉伯获得公民身份，被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时刻。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物联网、机器人等技术革新组成的，这些创新会带来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的融合。
跟前面三次的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技术发展和扩散速度、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远远不能相比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革新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未来我们能实现无人驾驶，可以在上班路上阅读报纸，也可以享受到成本更低的太空旅行。其实，有更多对人类健康有巨大改善的事情正在我们身边发生，清华大学程京教授的公司发明的耳聋基因检测，几乎每年都使1万多儿童免受耳聋的痛苦。
第四次工业革命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对美国就业情况的分析显示，美国有近一半的工作，将很有可能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被机器人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自动化取代。
同时，一旦开始全面应用基因编辑技术，会不会导致定制婴儿的出现？婴儿出生之前，是否考虑要一个IQ很高、长得更漂亮、个子更高的婴儿，这也有一系列的伦理道德的问题需要考虑。
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物联网，数据安全已经成为全世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后政府保证公众隐私的安全是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时，一方面，中国的创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在很多技术领域还被“卡脖子”。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创新水平？
首先，中国科技投入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从1981到201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可以说中国科技投入是直线上升，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从产出来讲，大概从2007年左右，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英文论文就已经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其次，把知识转变成商业价值，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中国的专利授权数量已是全球领先，这些专利很多是由我们国际领先的企业创造的，像华为、BAT、潍柴动力、三一重工、吉利、华大基因等。
第三，从制度创新角度看，上述成功的背后，中国在制度创新上也做了一系列工作，比如我们形成了稳定多元的投入机制，目前中国的研发投入77%都来自于企业。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的创新还面临很多的不足。
在科技方面，中国的创新在有些领域是领先的，但是发展极不平衡。现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在全球排在九十几，中国整体经济的质量还不高。
在一些关键高技术领域，我国产业的依赖性也相当严重。过去几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所花的钱比进口石油花的钱还要多。
创新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历来强调创新的正面作用，但是对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对于创新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怎样进行有效的规制，我们在这方面考虑不多。
中国市场化改革还不完善，还存在很多产权问题。包括信用体制的建设、中小企业的融资在内，我们目前出台的改革政策，其实都是想解决这些基本问题。
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比如清华大学很多科研机构作为事业单位的改革体制，应该说到现在改革还是滞后的。
在赶超战略下，形成了很多惯性思维。一些私人企业如果不投入更多资金搞创新，开发新产品，反而认为最稳当的盈利模式就是为跨国公司做代工。
从成长到成熟也需要时间。中国有一位技术专家曾经这样写到：“中国技术发展的历史实际是一部技术引进在中国不断消化的历史。”我们强调创新能力，也就是从过去二三十年开始，因此形成比较完善成熟的创新体系还需要磨炼。
在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个前沿，等这些技术到了中国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我们用起来没有特别大的阻力。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一样了，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在“头班车”上。其他国家感受到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就业、伦理、治理等方面的影响，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
首先，中国的科学研究需要进一步补短板。在制药、半导体设计、特殊医药、化工材料等领域我们与国际差距是巨大的，所以，中国需要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进一步补短板。
其次，技术创新架设桥梁。例如，我国的国家电网希望架设全球智能电网，但是我们熟悉的很多公司在这方面还是落后的。所以学术界企业界之间的桥梁怎么搭建更顺畅，也是我们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需要考虑的。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建设谋远略。
一是社会预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背后的选择涉及到伦理问题，所以在这些技术的选择过程中，社会各界不能袖手旁观，需要用一种社会预见的方式，通过各种机制邀请公众、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共同参与这些选择，构建一种多方参与的决策机制。
二是同步设计。我们今天碰到的很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废料污染在内，其实是我们在技术流程设计时就出了问题，到最后尾端再解决已经晚了。很多对于伦理道德的思考、对于社会风险的分析，可能都需要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就要考虑进去。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电气工程协会已经出台了好几版关于工程设计中的伦理守则，中国相关的专业协会也已经出台了这方面的手册，希望有更多的科技工作者能够参与到同步设计当中。
三是适应性治理。适应性治理就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调整角色，共同来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善。最近滴滴打车、共享单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鼓励创新，另一方面必须对它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规制。传统规制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发展，在一些新技术领域，政府了解非常有限，在这个时候企业和政府也许应该形成一个新的伙伴关系，一起来探讨什么样的方式对创新更加有利，同时也能最大可能地减少对社会的危害。
四是全球参与。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很多新的领域，对全世界的科学界、政府都提出了挑战。我们要和全世界一起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研究基础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的学者和专家，也要参与到相关的政策讨论当中。
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发展前景，我们可以仰望星空畅想未来，但也可能被机器人替代。哪种可能会成为现实？人类的命运其实就在于如何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什么？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物联网、机器人等技术革新组成的，这些创新会带来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的融合。
跟前面三次的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技术发展和扩散速度、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远远不能相比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革新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未来我们能实现无人驾驶，可以在上班路上阅读报纸，也可以享受到成本更低的太空旅行。其实，有更多对人类健康有巨大改善的事情正在我们身边发生，清华大学程京教授的公司发明的耳聋基因检测，几乎每年都使1万多儿童免受耳聋的痛苦。
第四次工业革命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对美国就业情况的分析显示，美国有近一半的工作，将很有可能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被机器人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自动化取代。
同时，一旦开始全面应用基因编辑技术，会不会导致定制婴儿的出现？婴儿出生之前，是否考虑要一个IQ很高、长得更漂亮、个子更高的婴儿，这也有一系列的伦理道德的问题需要考虑。
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物联网，数据安全已经成为全世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后政府保证公众隐私的安全是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中国的创新能力到底怎么样？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时，一方面，中国的创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在很多技术领域还被“卡脖子”。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创新水平？
首先，中国科技投入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从1981到201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可以说中国科技投入是直线上升，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从产出来讲，大概从2007年左右，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英文论文就已经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其次，把知识转变成商业价值，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中国的专利授权数量已是全球领先，这些专利很多是由我们国际领先的企业创造的，像华为、BAT、潍柴动力、三一重工、吉利、华大基因等。
第三，从制度创新角度看，上述成功的背后，中国在制度创新上也做了一系列工作，比如我们形成了稳定多元的投入机制，目前中国的研发投入77%都来自于企业。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的创新还面临很多的不足。
在科技方面，中国的创新在有些领域是领先的，但是发展极不平衡。现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在全球排在九十几，中国整体经济的质量还不高。
在一些关键高技术领域，我国产业的依赖性也相当严重。过去几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所花的钱比进口石油花的钱还要多。
创新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历来强调创新的正面作用，但是对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对于创新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怎样进行有效的规制，我们在这方面考虑不多。
中国创新为何还有差距？
中国市场化改革还不完善，还存在很多产权问题。包括信用体制的建设、中小企业的融资在内，我们目前出台的改革政策，其实都是想解决这些基本问题。
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比如清华大学很多科研机构作为事业单位的改革体制，应该说到现在改革还是滞后的。
在赶超战略下，形成了很多惯性思维。一些私人企业如果不投入更多资金搞创新，开发新产品，反而认为最稳当的盈利模式就是为跨国公司做代工。
从成长到成熟也需要时间。中国有一位技术专家曾经这样写到：“中国技术发展的历史实际是一部技术引进在中国不断消化的历史。”我们强调创新能力，也就是从过去二三十年开始，因此形成比较完善成熟的创新体系还需要磨炼。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
在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个前沿，等这些技术到了中国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我们用起来没有特别大的阻力。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一样了，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在“头班车”上。其他国家感受到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就业、伦理、治理等方面的影响，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
首先，中国的科学研究需要进一步补短板。在制药、半导体设计、特殊医药、化工材料等领域我们与国际差距是巨大的，所以，中国需要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进一步补短板。
其次，技术创新架设桥梁。例如，我国的国家电网希望架设全球智能电网，但是我们熟悉的很多公司在这方面还是落后的。所以学术界企业界之间的桥梁怎么搭建更顺畅，也是我们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需要考虑的。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建设谋远略。
一是社会预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背后的选择涉及到伦理问题，所以在这些技术的选择过程中，社会各界不能袖手旁观，需要用一种社会预见的方式，通过各种机制邀请公众、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共同参与这些选择，构建一种多方参与的决策机制。
二是同步设计。我们今天碰到的很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废料污染在内，其实是我们在技术流程设计时就出了问题，到最后尾端再解决已经晚了。很多对于伦理道德的思考、对于社会风险的分析，可能都需要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就要考虑进去。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电气工程协会已经出台了好几版关于工程设计中的伦理守则，中国相关的专业协会也已经出台了这方面的手册，希望有更多的科技工作者能够参与到同步设计当中。
三是适应性治理。适应性治理就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调整角色，共同来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善。最近滴滴打车、共享单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鼓励创新，另一方面必须对它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规制。传统规制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发展，在一些新技术领域，政府了解非常有限，在这个时候企业和政府也许应该形成一个新的伙伴关系，一起来探讨什么样的方式对创新更加有利，同时也能最大可能地减少对社会的危害。
四是全球参与。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很多新的领域，对全世界的科学界、政府都提出了挑战。我们要和全世界一起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研究基础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的学者和专家，也要参与到相关的政策讨论当中。
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发展前景，我们可以仰望星空畅想未来，但也可能被机器人替代。哪种可能会成为现实？人类的命运其实就在于如何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