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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巴恩斯称2018年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在他的手指上戴着期待已久的冠军戒指，他对自己的名声不抱任何幻想。这位征战联盟14年的老兵是一名天生的球场恶霸，他在球场上和赛后采访中都表现出一种对过往毫无歉意，甚至不礼貌的态度。但以任何标准来看，特别是对于专门从事脏活累活的二轮秀来说，巴恩斯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从九支不同的球队获得了近3000万美元的薪水。
这位自称“恶棍”的人明白，他最出名的就是违规行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至少有14次与联盟办公室发生冲突，他被罚款的原因包括：犯规，泼水，丢垃圾，还有大量的停赛，其中包括球场外的不当言论。除了那些巨额罚款外，他还经常被NBA的技术犯规罚单所困扰，在5年的时间里，他累积了42次技术犯规，每一次犯规都有四位数的罚款。
据巴恩斯估计，他总共付出了大约50万美元的罚款。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即使对于有经济头脑的百万富翁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2015年，勇士前锋德雷蒙德·格林开玩笑说，他将把自己四年8500万美元合同中的一部分用来支付罚款。1月，他建议NBA应该雇佣“一些全新的裁判”，这一言论的发表导致他被处以2.5万美元的罚款。去年秋天，在赛季前的一场比赛中，开拓者队后卫C.J.麦科勒姆因擅自离开球队板凳席被罚17万美元。
球员在做慈善的过程中变得非常本土化，也许我们无法改变国家政治，或者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可以在成长的社区或现在居住的城市里做出自己的贡献。——戈尔吉·迪昂
“联盟拿走了我的钱，我不知道它去了哪里。”巴恩斯说，“而且他们是以如此快的速度把钱拿去的，所以他们应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作为球员，5万美元的罚款是一大笔钱。”
无论是好是坏，NBA的纪律系统是直截了当和迅速的。联盟的篮球运营部经常监控比赛的进程，媒体评论，以及违反规则的场外行为。对于日常事务，比如公开批评某位官员，或一些球场上的小冲突，NBA的安保人员会联系相关的球员进行录音，联盟会在球员开始下一场比赛之前对其完成处罚。通常，在赛后的官方采访结束后，联盟办公室就会做出他们的决定，并在同一天通过新闻发布宣布处罚。对于超过5万美元的罚款，工会可以代表球员申诉。通常情况下，这一过程会导致罚款减少，多余的钱联盟会给球员退款。但在球员看来，如果球员工会有一两天时间来调查（在处罚决定前），那就更好了。比如，多花点时间和球员在一起，多花点时间看录像，或者看是不是裁判的问题。如果可能，这将是更有意义，更合理的审查，对比赛也更公平。
这样的可能至少要到下一轮劳资协定谈判出现才有可能实现。在2016年的谈判中，球员工会确实赢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球员罚款只占总收入的1/145，比之前协议中的1/110有所下降。这个重新计算的比率可能听起来晦涩难懂，但它可以等同于巨额美元。例如，黄蜂中锋德怀特·霍华德在他的第16次技术犯规后，被禁赛一场。由于他本赛季的年薪是2350万美元，停赛让他损失了大约16.2万美元。而按照旧公式，同样的罚款将使他损失21.3万美元。
那么，谁会得到NBA的罚款？
这笔钱已从球员的工资中扣除。现在怎么办呢？简单的答案：NBA球员的罚款将用于慈善事业。一半的钱会捐给NBA，分配给官方的慈善合作伙伴，另一半则上交给球员工会。从技术上讲，球员工会这一半是由NBPA基金会管理的。
NBA每年的罚款数额大多是一致的，而且足够大。“我完全把我的工作和罚款联系在一起，”谢莉·迪恩说，她经营着一个为名人和运动员服务的慈善咨询公司，“我关注的是如何帮助球员最大化他们的慈善工作。”
NBPA基金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慈善渠道将这些资金分散开来，这些钱通常是用于推广篮球运动，抑或是一些大事件的纪念事宜。世界上有超过15个国家收到了NBPA基金會针对青少年运动项目的捐助，而全明星周末主办城市让赛事能得以顺利举办也得益于近年来的大量捐款。在新奥尔良，NBPA对一个午夜篮球项目做出了为期三年的长期捐助，该项目旨在减少犯罪，同时提供职业培训服务。今年，该基金会做出了一项为期三年，价值15万美元的投资，将在洛杉矶各地翻新篮球场。
当水危机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爆发时，整个联盟的球员们都在询问NBPA如何帮助他们。基金会发起了多方面的活动：活塞球员们帮助社区分发清洁水，基金会资助的篮球训练营给多个组织让他们在该地区推广健康活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NBPA基金会已经向弗林特市资助了价值超过15.5万美元的代金券。
“弗林特是一座沙漠城市，城里没有一家大型超市。我们与密歇根大学的一家诊所合作，推广健康饮食，以抵消铅中毒的影响。”迪恩说，“弗林特的孩子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们不喜欢蔬菜。所以非营利组织希望我们能在食材上使用球员的形象，这样孩子们就会觉得吃蔬菜很酷，就像食物是球员的礼物一样。”
NBA球员能把他们的钱直接捐给他们最喜欢的慈善机构吗？
许多球员，例如巴恩斯，已经询问NBPA，他们的罚款是否可以立即转移到他们喜欢的慈善机构，但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其中最大的担忧是，NBPA的捐赠是由联邦政府监管的，而如果由球员自己处理，这可能会存在滥用资金的现象，从而导致法律问题。
比方说，一个NBA球员从联盟那里得到了2.5万美元的罚单，但他想从自己的不检点行为中得到一些回报。球员可以为自己选择的非营利组织捐赠2.5万美元，然后再从非营利组织得到某种回报。当然，NBA球员可以向慈善机构捐款，然后鼓励非营利组织申请NBPA基金，即使他们从未被罚款。在过去3年里，共有115名球员在寻求NBPA匹配资助。 即使NBA球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运动中，他们在球员工会的慈善工作中通常也有个人倾向。在西雅图地區，伊塞亚·托马斯为一家男孩女孩俱乐部购买了空调设备，他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炎热的夏天里安全地玩耍。戈尔吉·迪昂收集了医疗用品，并在他的家乡塞内加尔解决了饥饿问题。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所艺术高中，奇才的球员们为学生们提供了奖学金。克里斯塔普斯·波尔津吉斯用一笔钱建造了一个篮球场，并在家乡拉脱维亚举办训练营。
“球员在做慈善的过程中变得非常本土化，”迪昂说，“有一种感觉，也许我们无法改变国家政治，或者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可以在成长的社区或现在居住的城市里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球员纪律方面，NBPA做过一项务实的研究：他们知道，他们永远无法消除球员的不当行为和罚款，因此他们集中精力减少这对球员的财务影响。同时，联盟也希望能与巴恩斯这样的球员联系起来，因为巴恩斯可能会因为NBA的惩罚制度而感到被排斥。
“虽然我有很多粉丝，但NBA从来没有想过利用我来推销品牌。”巴恩斯说，“在他们眼里，我是坏人。我一直想做‘NBA关怀’的工作，但他们不希望我代表联盟。我只是做了我想关心的事，我自己去了非洲，去了难民营和诊所。”
在巴恩斯经历了一场离奇的离婚官司，和紧张的监护权之争后，NBPA的工作人员帮助他从沮丧中走了出来。在2018年的全明星周末期间，巴恩斯向一群球员讲述了作为父亲的重要性，他最近还录制了一段视频，内容是关于他和孩子们的生活以及他作为父亲的经历。
“我努力与孩子们接触，他们中有些人没有父亲，有些人是和伟大的父亲一起长大的，”巴恩斯说，“但当父亲的重担转移到我们的肩上时，有些人离开他们的孩子或选择离婚。我知道，当涉及到父亲的问题时，要鼓励他们为自己的孩子腾出时间。”
当被问及如果他能将50万美元的罚款捐赠给慈善机构时，他会做些什么，巴恩斯列出了一系列的可能性：用于癌症治疗，少年辅导计划，或者大学奖学金等。但巴恩斯说，他不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但他能证明，打破规则的人也可以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