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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则题为《北大校长称美国教育一塌糊涂》的报道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北大校长周其凤猛遭舆论炮轰。然而，第二天的中国青年报称媒体之前的报道有断章取义之嫌。周校长演讲的原话是：“美国的教育对于培养合格的或者说优秀的美国公民，是很成功的，因为为美国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把美国建成为一个很霸气的强国；但是，如果从我们现在是个地球村，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
将一段有前提、有限定、有铺垫、有假设的演讲，掐头去尾地归结为一句“美国教育一塌糊涂”，堪称典型的“标题党”做法。这种操作方式不符合新闻采编规范，却能够通过争议来制造话题，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吸引眼球。在新浪、腾讯等门户网站上，这篇断章取义报道的点击量都在前几名，相关评论动辄数万条。
很多媒体就此事在第一时间刊发了批评文章，对周校长的演讲进行了各种解读。应该说，无论是就事论事地分析中美教育孰优孰劣，还是以此探讨大学校长的素质问题，抑或反思中美教育的体制之别，那些批评文章基本都能自圆其说。但必须强调的是，新闻真实是舆论批判的前提，舍此，一切批评与反思都将失去理论的基础。
以周校长“被标题党”这件事来说，“北大校长”、“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这些关键词本来就已经很抓人眼球，有些网站转载时又添油加醋地突出“怒斥”、“痛批”等字眼，更容易激起围观者的言说欲望。很多人仅仅只看了一下标题就已经开始“拍砖”了。然而，对并不准确的事件或言论展开批评，如果仅依据报道的片面之辞或论者的合理想象，势必会将批评沦为不负责任的自说自话，甚至会贻笑大方。
遗憾的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报道几乎俯拾即是。比如，北大教授张颐武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章子怡、姚明为代表的通俗文化更容易为外国人所接受，对外推介中国文化就应该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结果某媒体的报道标题却是“张颐武说孔子不如章子怡”。再比如，媒体记者采访暨南大学教授董天策对“富二代进校园征婚”一事的看法。董教授谈了四点看法，其中包括“女大学生找工作不容易，不排除一些女生会产生做阔少妻子的心态。应面对现实，加以包容，但这会对校园文化造成不良影响，形成‘做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氛围”。结果让董教授大吃一惊的是，媒体见报的标题竟成了“做得好不如嫁得好，想嫁有钱人咋了”。类似案例，不胜枚举，以至于很多学者都调侃说自己“谈记（者）色变”。
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新闻更新的频率和速度要比以往快了很多，一些“不起眼”的新闻很容易被淹没。因此，我们完全理解一些新闻工作者喜欢“制造噱头”的心理。但是，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来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准确引述是对采访对象的尊重，无论是写新闻的人断章取义，还是网站转载流行“标题党”， 都是有损媒体公信力的行为，应当受到批判。
每年年底，百度都会根据网民关注情况制作一张“十大假新闻”榜单。在2011年的榜单上，年终奖计税方法调整、广电总局限港台艺人参与内地电视节目、金庸去世等假新闻，都曾引发过舆论关注。静而思之，这些假新闻的“出炉”，固然有个别媒体捕风捉影、沟通不畅、核实不严的原因，但从更深层次讲，绝大多数的假新闻都与新闻从业者的责任意识和职业操守缺失有关。
进入微博时代之后，每个网友都掌握着“麦克风”和“扩音器”，甄别信息真伪必须成为新闻生产环节的重要程序。媒体工作者应该时刻恪守基本的职业道德底线，既不能片面追求传播效果而歪曲事实，也不能为抢新闻而“拔萝卜快了不洗泥”，更不能杜撰和编造虚假新闻。只有新闻真实了，那些富有建设性和理性的舆论批判才能真正促进社会进步。
只有新闻真实了，那些富有建设性和理性的舆论批判才能真正促进社会进步。
将一段有前提、有限定、有铺垫、有假设的演讲，掐头去尾地归结为一句“美国教育一塌糊涂”，堪称典型的“标题党”做法。这种操作方式不符合新闻采编规范，却能够通过争议来制造话题，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吸引眼球。在新浪、腾讯等门户网站上，这篇断章取义报道的点击量都在前几名，相关评论动辄数万条。
很多媒体就此事在第一时间刊发了批评文章，对周校长的演讲进行了各种解读。应该说，无论是就事论事地分析中美教育孰优孰劣，还是以此探讨大学校长的素质问题，抑或反思中美教育的体制之别，那些批评文章基本都能自圆其说。但必须强调的是，新闻真实是舆论批判的前提，舍此，一切批评与反思都将失去理论的基础。
以周校长“被标题党”这件事来说，“北大校长”、“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这些关键词本来就已经很抓人眼球，有些网站转载时又添油加醋地突出“怒斥”、“痛批”等字眼，更容易激起围观者的言说欲望。很多人仅仅只看了一下标题就已经开始“拍砖”了。然而，对并不准确的事件或言论展开批评，如果仅依据报道的片面之辞或论者的合理想象，势必会将批评沦为不负责任的自说自话，甚至会贻笑大方。
遗憾的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报道几乎俯拾即是。比如，北大教授张颐武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章子怡、姚明为代表的通俗文化更容易为外国人所接受，对外推介中国文化就应该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结果某媒体的报道标题却是“张颐武说孔子不如章子怡”。再比如，媒体记者采访暨南大学教授董天策对“富二代进校园征婚”一事的看法。董教授谈了四点看法，其中包括“女大学生找工作不容易，不排除一些女生会产生做阔少妻子的心态。应面对现实，加以包容，但这会对校园文化造成不良影响，形成‘做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氛围”。结果让董教授大吃一惊的是，媒体见报的标题竟成了“做得好不如嫁得好，想嫁有钱人咋了”。类似案例，不胜枚举，以至于很多学者都调侃说自己“谈记（者）色变”。
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新闻更新的频率和速度要比以往快了很多，一些“不起眼”的新闻很容易被淹没。因此，我们完全理解一些新闻工作者喜欢“制造噱头”的心理。但是，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来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准确引述是对采访对象的尊重，无论是写新闻的人断章取义，还是网站转载流行“标题党”， 都是有损媒体公信力的行为，应当受到批判。
每年年底，百度都会根据网民关注情况制作一张“十大假新闻”榜单。在2011年的榜单上，年终奖计税方法调整、广电总局限港台艺人参与内地电视节目、金庸去世等假新闻，都曾引发过舆论关注。静而思之，这些假新闻的“出炉”，固然有个别媒体捕风捉影、沟通不畅、核实不严的原因，但从更深层次讲，绝大多数的假新闻都与新闻从业者的责任意识和职业操守缺失有关。
进入微博时代之后，每个网友都掌握着“麦克风”和“扩音器”，甄别信息真伪必须成为新闻生产环节的重要程序。媒体工作者应该时刻恪守基本的职业道德底线，既不能片面追求传播效果而歪曲事实，也不能为抢新闻而“拔萝卜快了不洗泥”，更不能杜撰和编造虚假新闻。只有新闻真实了，那些富有建设性和理性的舆论批判才能真正促进社会进步。
只有新闻真实了，那些富有建设性和理性的舆论批判才能真正促进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