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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有一种正能量叫假大空，就是让你刻意忘记、忽略负能量。你不看有问题的东西，—个劲儿地给自己打鸡血，这是不对的。我觉得真正的正能量就是当你经历了所有的苦难和有问题的事件之后，你看待生命的态度是积极的，出淤泥而不染。而不是任何的问题都不敢碰。”
“我还是觉得这个片子偏精英化了。担心不能更好地下沉到四五线的小镇青年。”《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是电影正式上映前一天，几天的点映，让口碑与票房齐飞。作为导演，他仍然保持着创作者的冷静。但观众给予了这部电影热烈的拥戴，毕竟，在中国院线片中，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切入中国现实的作品了。目前，它在豆瓣获得了9分的超高分数。在此之前本世纪在豆瓣超过9分的华语电影，一部是2000年姜文执导的《鬼子来了》，另一部是2003年上映的《无间道》，其后15年来，从未有一部电影获得这样高的分数。
创作剧本之前，文牧野就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想拍类型片。作为宁浩公司签约的青年导演，宁浩把这个故事讲给他时，却是定位于非常小众的文艺片方向。他决定从修改剧本大纲开始，重新构建剧本的类型片元素。
他给监制宁浩的保证是，剧本写不到满意状态，决不开机。5000字的剧本故事大纲，他跟编剧团队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如果把电影工程比作战场，剧本大纲的创作就是战前的战略部署。战略部署不扎实，战术再好，也无法取得最后胜利。这一点，文牧野是清楚的。
既然是类型片，文牧野就给剧本故事加入了更多的戏剧性。一开始的设计是主人公本人是慢粒白血病患者，因为自己吃不起国内的正版药，不得已贩卖印度仿制药来挣钱和续命。由于警方对仿制药的调查，主角陆勇开始认识到生命的尊严和商业行为的合法性存在无法调和的悖论，随之产生了“社会英雄”式的人物转变。
这个设计也不是不可以，但正是因为文牧野想要的电影受众不只是一线城市精英，他希望电影的受众能够尽可能地“下沉、下沉、下沉……”他边说边把双手从高处一点点压低。
达到一个全民的下沉方式是需要把它娱乐化的，他不想拍成《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这种与普通受众有距离的电影，但最开始的主角设计却摆脱不掉现实中的药神原型本身是病人的影响。如何让主角与观众更近，产生更多的认同感，这决定着电影能否更大众化，也是一直困扰文牧野的地方。
“为什么主角不能是普通人呢？”文牧野这样问自己，这样既更容易接近观众的现实生活，也为后来“人性救赎”的转变提供了更纯粹的动机。照着这个方向写了几稿大纲后，他确定，这就是自己想要的方向。“把主角的阶层下压到一个印度神油店的老板，观众通过程勇这个非病人的视角，可以更容易进入到病人群体的世界，不会有隔阂感。”文牧野说，这样的成长会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不缺精英化表达的文艺片，比比皆是，缺的是既有娱乐性，又有社会反思，又有灵魂弧光的电影，《辛德勒名单》《阿甘正传》等奥斯卡最佳影片都是既好玩又有娱乐性，有笑有泪，又有社会性，看完后有社会讨论，也能看到人性层面的变化。三个层面都有，才是好电影。”虽然硕士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师从田壮壮，但文牧野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或学者。他喜欢流行文化，经常看《来自星星的你》《海贼王》，且乐在其中。
从6月19日在上影节的干人点映开始，《我不是药神》的口碑在业内持续发酵，并在豆瓣拿到了9分的高分。
票房上的成绩更加亮眼。凭借积累的口碑，仅仅在点映期间就收获了1.61亿元的票房，在提档一天至7月5日上映后，仅三天时间票房已经突破7亿。在猫眼专业版的预测中，《我不是药神》最终票房可能达到38亿元。
票房已经证明了电影实现了大众化的目标。“把社会现实题材和商业类型相结合，更大众化地去讨论现实电影，而不是小众化或者精英化地去自嗨式地讨论这个题材，就是这部电影在现实主义层面最大的突破。”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么。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么？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
“我不想死，我想活着。”—个慢粒白血病老太太对警察说。
这是《我不是药神》电影中的一场戏。这样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就像电影中老太太对警察说的，“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文牧野并不否认，题材本身的“政治正确”也是电影口碑票房爆炸的诱因。观众从电影中看到了现实生活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都不曾解决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剧本创作期间，文牧野陆续见过不下20位病人，也跟电影原型陆勇、报道陆勇案的记者有过交流。
陆勇是电影《我不是药神》主人公的原型。2002年时被查出患有慢粒性白血病，需长期服用抗癌药，但目前对症治疗的正规抗癌药“格列卫”，由于专利保护，十分昂贵，一年接近30万的费用让他难以承担。随后，他发现邻国印度有价格便宜的仿制药，仅为每盒4000元人民币，且药效相同。
因为印度经济落后，老百姓生存都很艰难。印度政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废除了药物的专利保护，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此后，陆勇开始直接从印度购买抗癌药，随着病友的传播和QQ群等途径，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他寻求帮助，后来药品价格降至每盒数百元人民幣。为了方便资金流转.陆勇办了3张信用卡，并将其中一张给了印度公司作为收款账户。 2015年2月27日，轰动一时的抗癌药代购第一案“陆勇案”落下帷幕。湖南沅汀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陆勇购买和帮助他人购买未经批准进口的抗癌药品行为不构成销售假药罪，不予起诉。检察官在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中说道：“如果认定陆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
陆勇最终被无罪释放。
在印度取景期间，剧组美术和造型指导，就给家人带一种抗癌的靶向药，“国内三四万。那边三四千。”电影中吕受益的角色就是由现实采访中遇到的真实人物改编而来。现实中的那个患者，老婆怀孕5个月时，自己患病，承受不起高昂的药价就想自杀，身边不敢离人，孩子生出来，自己看第一眼就哭了，儿子给了他活下去的信念。这条故事线几乎完整复制到了影片中吕受益这个人物身上。
“电影中所有人物是无正无邪的，人物都有充足的立场。你没有办法平衡人命和专利研究商业行为的这么一个悖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我选择站在一个相对中间偏人性一点的角度去叙述这个故事。这也会规避掉很多审查的风险。”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7月3日，电影点映，剧组成员在电影结束后出现在放映厅，准备与观众互动。观众还沉浸在悲伤的故事里没有走出来，场面一时略显尴尬。
这时，文牧野注意到前排一个拿相机拍照的男生突然放下相机举手示意，就上前把话筒递给他。男生犹豫片刻，举起话筒对在场的人说，“我就是慢粒白血病患者，我谢谢你们。”说完，弓身90度给主创们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把话筒还给文牧野，继续拍照。
“哇，那一刻给我感动得够呛，真的。就是你看到他在做—个特别正常的，而且其实还挺费体力的工作，你看到他非常克制地表达了一个情绪。他眼睛里边也有眼泪，但他没有忘了他的本职工作。散场的时候我还过去跟他握手，问他吃什么药，他说现在吃正版药，吃十年了，这个药现在已经列入医保目录里了。”文牧野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跨国药企的推动下，中国开始着手制定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2002年，国家药品管理局成立后的第一部《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颁布，并于同年12月1日正式实施，2007年又出过一个修订版，但改动的地方不多。与大部分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药品审批制度和药监系统大都是为仿制药服务的，没有为创新药开辟出应有的空间。比如，全世界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把药品分成了国产药和进口药，分别采用不同的政策。
而且，任何一种新药，无论拥有多么充足的全球数据，无论在国外已经安全使用了多少年，要想进口到中国就必须再在中国病人身上进行一次临床试验。通常情况下一次Ⅲ期临床试验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也就是说，国外已上市的新药要想进中国，理论上最少迟到两年。
临床试验完成后，药监部门还要审查试验结果，这也需要时间，按照目前的速度，平均需要20个月才能走完这套程序。之后还要经过进口报关、药品检验、药厂报价、招标采购等环节，平均还得需要7个月时间才能进入医院。这样算下来，一种新药从开始申请到最终被中国患者吃到平均需要5年时间，这指的是自费药。如果再算上纳入医保目录所需时间，平均需要等6～8年。
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从政策上来讲，这意味着中国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
2018年4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5月1日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中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
“社会问题永远都有，但如果能一点一点向着好的方向去，这个过程中的得失才是值得的。我拍电影一定要怀着真诚的态度，追求真正的真善美和正能量。原来有一种正能量叫假大空，就是让你刻意忘记、忽略负能量。你不看有问题的东西，一个劲儿地给自己打鸡血，这是不对的。我觉得真正的正能量就是当你经历了所有的苦难和有问题的事件之后，你看待生命的态度是积极的，出淤泥而不染。而不是任何的问题都不敢碰，所以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就是我肯承认问题，同时我相信问题会解决得越来越好。这是这个电影本身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文牧野的电影属于有作者属性的类型电影，而在电影大众化这一点上，文牧野想走得更远。他的电影语言比较“野”，《我不是药神》在前半段没用过三角架、轨道、摇臂等稳定镜头作用的器材。都是肩扛拍摄。给观众一种自然晃动、不工整的视觉呈现。
“因为前边是要抓观众进入到一个现实语境里边，所以用这种镜头风格，但后边到上了法庭，全是稳定镜头，越往后越形而上了，到最后已经变成一个纯仪式化的段落。那个时候你就相信我了。如果一开始给你这个，你是不相信我的，你没有跟我走进这个语境里边。先把你请进这个语境里边，先让你笑，让你对我有好感，我再给你说，来，看这个。”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种技巧在给主演徐峥初次看片时也起到了效果。前半段，徐峥还会跳脱出来边看边评论说自己哪里演得不好。到后边他也进入了电影语境，几次泪目。
这种泪点也让观众付出眼泪的同时，自发地宣传电影。徐峥为煽情段落的重要担当。电影中段，徐铮主演的男主角程勇在家里请大家吃火锅，这是一顿其他人都不知情的散伙饭。这场重头戏几乎是徐峥的独角戏，一演就是7分钟，需要徐峥演绎从高兴到痛苦的转变，情绪起伏很大。每次演完一遍，其他演员都上前拥抱徐峥，导演让徐峥休息10分钟，接着演。“他特别有意思，坐监视器边上休息，他就看着自己的角色，骂那个人。一边哭一边骂自己演的角色，傻X，他觉得这个人特别不好。因为散伙饭嘛，他要把大家赶走。那个场景特别可爱。”文牧野回忆。
文牧野并不讳言对于后半段煽情段落的刻意，“情绪煽得再准点，就更好了。现在对电影里情绪收放的把握可能有85%，90%，但是还能更准。好莱坞里像大卫·芬奇，斯皮尔伯格等大师啊，基本已经达到极准了。那个分寸已经是量化了，甚至他知道哪个笑话分南北。这个地方南方人有多少人笑。但是这个量化的基本前提是靠感性积累出来的。所以中国电影人要练习的基本功还很多。基本功就是这个，对情绪分寸的精准把握，到哪个点哭！笑！”伴随着两个清脆有节奏的响指，文牧野说。
文牧野喜欢墨西哥新现实主义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他曾拍出过备受好评的《荒野猎人》与《鸟人》。接下来，文牧野还是准备做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电影，同样属于社会英雄题材，但更国际化。“刚开始写，希望明年下半年开拍，是一個中国人可能影响全世界的东西，目前中国非常需要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电影。”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还是觉得这个片子偏精英化了。担心不能更好地下沉到四五线的小镇青年。”《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是电影正式上映前一天，几天的点映，让口碑与票房齐飞。作为导演，他仍然保持着创作者的冷静。但观众给予了这部电影热烈的拥戴，毕竟，在中国院线片中，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切入中国现实的作品了。目前，它在豆瓣获得了9分的超高分数。在此之前本世纪在豆瓣超过9分的华语电影，一部是2000年姜文执导的《鬼子来了》，另一部是2003年上映的《无间道》，其后15年来，从未有一部电影获得这样高的分数。
“下沉、下沉、下沉”
创作剧本之前，文牧野就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想拍类型片。作为宁浩公司签约的青年导演，宁浩把这个故事讲给他时，却是定位于非常小众的文艺片方向。他决定从修改剧本大纲开始，重新构建剧本的类型片元素。
他给监制宁浩的保证是，剧本写不到满意状态，决不开机。5000字的剧本故事大纲，他跟编剧团队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如果把电影工程比作战场，剧本大纲的创作就是战前的战略部署。战略部署不扎实，战术再好，也无法取得最后胜利。这一点，文牧野是清楚的。
既然是类型片，文牧野就给剧本故事加入了更多的戏剧性。一开始的设计是主人公本人是慢粒白血病患者，因为自己吃不起国内的正版药，不得已贩卖印度仿制药来挣钱和续命。由于警方对仿制药的调查，主角陆勇开始认识到生命的尊严和商业行为的合法性存在无法调和的悖论，随之产生了“社会英雄”式的人物转变。
这个设计也不是不可以，但正是因为文牧野想要的电影受众不只是一线城市精英，他希望电影的受众能够尽可能地“下沉、下沉、下沉……”他边说边把双手从高处一点点压低。
达到一个全民的下沉方式是需要把它娱乐化的，他不想拍成《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这种与普通受众有距离的电影，但最开始的主角设计却摆脱不掉现实中的药神原型本身是病人的影响。如何让主角与观众更近，产生更多的认同感，这决定着电影能否更大众化，也是一直困扰文牧野的地方。
“为什么主角不能是普通人呢？”文牧野这样问自己，这样既更容易接近观众的现实生活，也为后来“人性救赎”的转变提供了更纯粹的动机。照着这个方向写了几稿大纲后，他确定，这就是自己想要的方向。“把主角的阶层下压到一个印度神油店的老板，观众通过程勇这个非病人的视角，可以更容易进入到病人群体的世界，不会有隔阂感。”文牧野说，这样的成长会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不缺精英化表达的文艺片，比比皆是，缺的是既有娱乐性，又有社会反思，又有灵魂弧光的电影，《辛德勒名单》《阿甘正传》等奥斯卡最佳影片都是既好玩又有娱乐性，有笑有泪，又有社会性，看完后有社会讨论，也能看到人性层面的变化。三个层面都有，才是好电影。”虽然硕士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师从田壮壮，但文牧野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或学者。他喜欢流行文化，经常看《来自星星的你》《海贼王》，且乐在其中。
从6月19日在上影节的干人点映开始，《我不是药神》的口碑在业内持续发酵，并在豆瓣拿到了9分的高分。
票房上的成绩更加亮眼。凭借积累的口碑，仅仅在点映期间就收获了1.61亿元的票房，在提档一天至7月5日上映后，仅三天时间票房已经突破7亿。在猫眼专业版的预测中，《我不是药神》最终票房可能达到38亿元。
票房已经证明了电影实现了大众化的目标。“把社会现实题材和商业类型相结合，更大众化地去讨论现实电影，而不是小众化或者精英化地去自嗨式地讨论这个题材，就是这部电影在现实主义层面最大的突破。”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现实的和特别现实的
“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么。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么？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
“我不想死，我想活着。”—个慢粒白血病老太太对警察说。
这是《我不是药神》电影中的一场戏。这样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就像电影中老太太对警察说的，“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文牧野并不否认，题材本身的“政治正确”也是电影口碑票房爆炸的诱因。观众从电影中看到了现实生活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都不曾解决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剧本创作期间，文牧野陆续见过不下20位病人，也跟电影原型陆勇、报道陆勇案的记者有过交流。
陆勇是电影《我不是药神》主人公的原型。2002年时被查出患有慢粒性白血病，需长期服用抗癌药，但目前对症治疗的正规抗癌药“格列卫”，由于专利保护，十分昂贵，一年接近30万的费用让他难以承担。随后，他发现邻国印度有价格便宜的仿制药，仅为每盒4000元人民币，且药效相同。
因为印度经济落后，老百姓生存都很艰难。印度政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废除了药物的专利保护，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此后，陆勇开始直接从印度购买抗癌药，随着病友的传播和QQ群等途径，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他寻求帮助，后来药品价格降至每盒数百元人民幣。为了方便资金流转.陆勇办了3张信用卡，并将其中一张给了印度公司作为收款账户。 2015年2月27日，轰动一时的抗癌药代购第一案“陆勇案”落下帷幕。湖南沅汀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陆勇购买和帮助他人购买未经批准进口的抗癌药品行为不构成销售假药罪，不予起诉。检察官在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中说道：“如果认定陆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
陆勇最终被无罪释放。
在印度取景期间，剧组美术和造型指导，就给家人带一种抗癌的靶向药，“国内三四万。那边三四千。”电影中吕受益的角色就是由现实采访中遇到的真实人物改编而来。现实中的那个患者，老婆怀孕5个月时，自己患病，承受不起高昂的药价就想自杀，身边不敢离人，孩子生出来，自己看第一眼就哭了，儿子给了他活下去的信念。这条故事线几乎完整复制到了影片中吕受益这个人物身上。
“电影中所有人物是无正无邪的，人物都有充足的立场。你没有办法平衡人命和专利研究商业行为的这么一个悖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我选择站在一个相对中间偏人性一点的角度去叙述这个故事。这也会规避掉很多审查的风险。”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原来有—种正能量叫假大空”
7月3日，电影点映，剧组成员在电影结束后出现在放映厅，准备与观众互动。观众还沉浸在悲伤的故事里没有走出来，场面一时略显尴尬。
这时，文牧野注意到前排一个拿相机拍照的男生突然放下相机举手示意，就上前把话筒递给他。男生犹豫片刻，举起话筒对在场的人说，“我就是慢粒白血病患者，我谢谢你们。”说完，弓身90度给主创们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把话筒还给文牧野，继续拍照。
“哇，那一刻给我感动得够呛，真的。就是你看到他在做—个特别正常的，而且其实还挺费体力的工作，你看到他非常克制地表达了一个情绪。他眼睛里边也有眼泪，但他没有忘了他的本职工作。散场的时候我还过去跟他握手，问他吃什么药，他说现在吃正版药，吃十年了，这个药现在已经列入医保目录里了。”文牧野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跨国药企的推动下，中国开始着手制定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2002年，国家药品管理局成立后的第一部《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颁布，并于同年12月1日正式实施，2007年又出过一个修订版，但改动的地方不多。与大部分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药品审批制度和药监系统大都是为仿制药服务的，没有为创新药开辟出应有的空间。比如，全世界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把药品分成了国产药和进口药，分别采用不同的政策。
而且，任何一种新药，无论拥有多么充足的全球数据，无论在国外已经安全使用了多少年，要想进口到中国就必须再在中国病人身上进行一次临床试验。通常情况下一次Ⅲ期临床试验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也就是说，国外已上市的新药要想进中国，理论上最少迟到两年。
临床试验完成后，药监部门还要审查试验结果，这也需要时间，按照目前的速度，平均需要20个月才能走完这套程序。之后还要经过进口报关、药品检验、药厂报价、招标采购等环节，平均还得需要7个月时间才能进入医院。这样算下来，一种新药从开始申请到最终被中国患者吃到平均需要5年时间，这指的是自费药。如果再算上纳入医保目录所需时间，平均需要等6～8年。
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从政策上来讲，这意味着中国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
2018年4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5月1日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中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
“社会问题永远都有，但如果能一点一点向着好的方向去，这个过程中的得失才是值得的。我拍电影一定要怀着真诚的态度，追求真正的真善美和正能量。原来有一种正能量叫假大空，就是让你刻意忘记、忽略负能量。你不看有问题的东西，一个劲儿地给自己打鸡血，这是不对的。我觉得真正的正能量就是当你经历了所有的苦难和有问题的事件之后，你看待生命的态度是积极的，出淤泥而不染。而不是任何的问题都不敢碰，所以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就是我肯承认问题，同时我相信问题会解决得越来越好。这是这个电影本身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电影人要练习的基本功还有很多”
文牧野的电影属于有作者属性的类型电影，而在电影大众化这一点上，文牧野想走得更远。他的电影语言比较“野”，《我不是药神》在前半段没用过三角架、轨道、摇臂等稳定镜头作用的器材。都是肩扛拍摄。给观众一种自然晃动、不工整的视觉呈现。
“因为前边是要抓观众进入到一个现实语境里边，所以用这种镜头风格，但后边到上了法庭，全是稳定镜头，越往后越形而上了，到最后已经变成一个纯仪式化的段落。那个时候你就相信我了。如果一开始给你这个，你是不相信我的，你没有跟我走进这个语境里边。先把你请进这个语境里边，先让你笑，让你对我有好感，我再给你说，来，看这个。”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种技巧在给主演徐峥初次看片时也起到了效果。前半段，徐峥还会跳脱出来边看边评论说自己哪里演得不好。到后边他也进入了电影语境，几次泪目。
这种泪点也让观众付出眼泪的同时，自发地宣传电影。徐峥为煽情段落的重要担当。电影中段，徐铮主演的男主角程勇在家里请大家吃火锅，这是一顿其他人都不知情的散伙饭。这场重头戏几乎是徐峥的独角戏，一演就是7分钟，需要徐峥演绎从高兴到痛苦的转变，情绪起伏很大。每次演完一遍，其他演员都上前拥抱徐峥，导演让徐峥休息10分钟，接着演。“他特别有意思，坐监视器边上休息，他就看着自己的角色，骂那个人。一边哭一边骂自己演的角色，傻X，他觉得这个人特别不好。因为散伙饭嘛，他要把大家赶走。那个场景特别可爱。”文牧野回忆。
文牧野并不讳言对于后半段煽情段落的刻意，“情绪煽得再准点，就更好了。现在对电影里情绪收放的把握可能有85%，90%，但是还能更准。好莱坞里像大卫·芬奇，斯皮尔伯格等大师啊，基本已经达到极准了。那个分寸已经是量化了，甚至他知道哪个笑话分南北。这个地方南方人有多少人笑。但是这个量化的基本前提是靠感性积累出来的。所以中国电影人要练习的基本功还很多。基本功就是这个，对情绪分寸的精准把握，到哪个点哭！笑！”伴随着两个清脆有节奏的响指，文牧野说。
文牧野喜欢墨西哥新现实主义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他曾拍出过备受好评的《荒野猎人》与《鸟人》。接下来，文牧野还是准备做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电影，同样属于社会英雄题材，但更国际化。“刚开始写，希望明年下半年开拍，是一個中国人可能影响全世界的东西，目前中国非常需要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电影。”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