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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袁振国跟大学排行榜“杠”上了！半年来，受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托，他牵头成立课题组，对大学排行榜本身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最终完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大学排名的风险》。
据了解，目前，世界上已公开的大学排行榜有50多种，世界大学排名机构有十多个。在这些排名中，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简称U.S.News）、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简称THE）、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简称QS）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简称ARWU）这四个世界大学排行榜影响最大。
在不同指标、不同标准、不同方法、不同文化的各排行榜上，同一所大学的排名位次有着天壤之别，即使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北京大学，也对此感到无奈，用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的话说，这是“盲人摸象”。
大学排行榜科学吗？12月2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五届年会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今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本次年会的主题聚焦于教育评价体系，而大学排行正逐渐成为影响高校评价体系的一个指挥棒。如何重构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促进高校改革和发展，正是本次论坛需要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是从2004年开始关注大学排行榜的。那一年，北京大学第一次在THE的排名中上榜，居全球第17名，北京大学对此很是兴奋，立刻在学校网页上广而告之。
同一个月，陈平原在首师大、北京教育学院和华东师大连续作了三次演讲，谈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对校方刊登排名这件事进行了批评，演讲稿还发表在第二年第一期的《教育学报》上。
像陈平原这样，对大学排名持反对意见的，在北大内部并不少见。正因为如此，后来，无论排名位次是升还是降，北京大学校内不再作为一个新闻公布。
然而，对于大学而言，不受排名影响，不被排名裹挟，并非易事。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有些大学开始按照排名的指标去办大学，排名缺什么就补什么，忽视了学校的特色和办学初衷，甚至将在排行榜的位次提前作为办学目标。
这也是袁振国开展此项研究的原因。“太热了！热到超出了排行榜本身具有的功能，它已经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了。因此我们要降一点温，要泼一点冷水，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理性、清醒、独立的认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袁振国看来，如果学者或者感兴趣的人做了一些大学的分析、评价，甚至于排行工作，这无可厚非，不但可以给学生、家长提供选学的参考，还能作为学校办学自我诊断的依据，更能为政府资源配置和提升影响力提供借鉴。
“评价在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方面会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任何一个事情都是双刃剑。”袁振国认为，办大学是需要安静、长期、精心做的一项事业，一定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规律，营造大学良好的办学氛围，特别要警惕大学的排名带来的风险。
在陈平原看来，大学排行热的背后，是巨大的社会需求。对于公立大学而言，拿着纳税人的钱，有义务汇报工作业绩，而站在政府的立场，拨款必须有回报。排行榜直观易懂，一目了然，特别是最近20年，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中国大学在世界排名迅速上升，这是看得见的回报。此外，出于商业价值和自我肯定的需要，排行榜也变得越来越多。
大学图书馆的学生。走学排行正逐渐成为影响高校評价体系的一个指挥棒。图/视觉中国
“大学排名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陈平原进一步解释说，排名只能靠数据，而数据很容易作假。即使数据不做假，久而久之，大家会发现有的数据有效，有的数据无效，所有的人都会趋利避害，尽量生产有效的数据，中国的大学就会变得毫无个性，日渐均衡化，对于强调独立思考、个人品位的人文学科而言，影响更大。
在排行榜指挥棒下，一些大学盲目扩张规模，以文科见长的学校也开始设立理工科目，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看来，“无非就是增加排名”。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增加一个理工科，可以增加很多项目设备和研究成果，在资源的配置上，项目投资或者科研经费也更容易争取，因为一个理工科项目动辄几千万，而对于文科项目而言，几十万都是很大的项目。
通过对大学排行榜的分析，袁振国发现普遍存在导向不可取、学校不可比、标准不一致、指标不匹配、数据不可靠、方法不科学和明显的文化偏见等7个明显缺陷。
“学校和学校不可比，大的和小的，文科和理科的，综合性和单科性的，本来就是丰富多样的世界，如果一定要把不同性质的学校放在一起排名，那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严谨的。”袁振国说。
在袁振国看来，办学的丰富多样性和学校很多本质性的功能是没有办法被测量和评价的。比如，有些排行榜将学生收入高低作为重要标志，那么那些在艰苦地区奋斗的科学家、那些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奉献的志愿者算不算优秀？
他认为，大学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人才培养，看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可是在所有的大学排行中，几乎没有把学生的培养质量放在重要的位置的。即使是4大排行榜，关于人才培养的指标权重也只占到5%～20%，80%以上的指标跟学生培养无关。“如果把排行榜作为大学的导向，那么全世界的大学都会变成研究院和研究所。”
近年来，中国成立了诸如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研究型大学，这类大学从办学之初就对标国际化高水平，但在杨东平看来，真正的大学不能没有人文学科，不能没有对个人全面发展的培养。“或许在短期内，这些学校能够做出一些品牌产生影响力，但最后要成为一个好的大学，恐怕还是要考虑到其他方面，比如人文和育人！”
大学排名不光成为高校的指挥棒，与高校管理者的政绩挂钩，更逐渐引导着资源分配和资金分配的流向，带来新的不公平。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北师大国家教育考试评价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洪成文用近9年的时间研究大学筹资问题，发现大学排行错误引导了捐赠人的捐赠意愿，更倾向于将资金捐赠给排名靠前的学校，这样的结果就是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
洪成文展示了全美最佳学府排行榜前10名的数据，其中2014～2016年，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友平均捐赠率为60.8%，而排名第二到第九的学校，校友平均捐赠率为30%～40%。而在大学排行前100名的榜单上，捐赠基金规模却相差30倍，排名越靠前，基金总量越多。
“这样一来，有资金实力的高校可以到世界各地挖人，将科研人才尽收麾下，增加其科研实力，在排行榜中也会更加靠前。”洪成文说。
在中国，尽管捐赠和基金排名并不凸显，但另一种行政性的评价却和资源分配密切相关，即985、211、双一流，“这些评价权威性很高，导向性也很强，却突出了公平和效益之间的矛盾。”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徐辉表示，在政府眼中，有限的资源和资金似乎理所当然投入到办得好的学校中，但相对较差的学校，可能恰恰是因为资源投入不足。
“学术是要讲竞争，但是评价却保持固化。”徐辉指出，从211到985，再到双一流，要进入这个层次很难，双一流里尽管也强调了滚动淘汰机制，但是因为它跟资源分配的关系太紧密，社会形成声望的固化太强，要改变这个结果是非常难的。
“政府的行政性评价具有导向性，可能更多应该采取雪中送炭的奖励性评价。”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朱永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政府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推进公平，要兼顾机会的公平、过程的公平等各种公平的关系，特别注重以公平为导向的评价。“现在的985，211，尽管已经考虑了区域性的特征、不同的类型，但还是不够，机会的公平还没有实现。”
朱永新指出，从政府角度，通过各种评价可以掌握更多信息，但是评价过多过滥，大学被排行榜绑架，就需要引起警惕，并且要作出改变。政府在资源配置的时候不能完全跟着排行榜走，尤其不能被排行榜裹挟。
袁振国认为，对于各种排名，政府和行政部门要极其谨慎，最好的办法是不参与，不关注，更不能拿排行榜作为资源配置的根据。“每个学校的努力水平，学校的贡献不一样，要让各种类型的学校都有优势发展的机会，真正地发挥每个学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
在杨东平看来，自上而下行政化的评价，无非是增加一些评价指标，但对于高校而言，到底哪些指标是合适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要打破这样一个评价体系，最应该提倡的是低评价低管控的教育生态，“就像养一盆花，不用天天测量长高了多少，只需要静待花开就好。”
但作为社会的关注点，完全不对大学排名也似乎不可能。在陈平原看来，当前的排名体系亟需改革，包括评价标准、操作流程、指标、权重的设计等方面，“只有共同参与到逐渐完善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努力让中国建立一两个比较可信的评价体系或者排名，才对得起今天迅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五唯”问题，一方面指出了教育评价机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重构高校评价体系指出了方向。
“唯文章、唯职称、唯学历、唯帽子，实际上反映了学术管理的惰性。”林建华认为，在这样的惰性之下，无论是大学校长还是学者，都已经不会学术评价了，他们不去认真地看教师们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成就，而是根据他的帽子，根据他的文章去做评价，因为这非常容易，是懒惰的做法，目前北大做了很多努力来纠正这样的误区。
“打破‘五唯’，最大的难点在于，要改变固有的观念，衡量新的方法，达成相对的共识。”袁振国认为，在现有的大学评价体系中，一些成熟的、成功的经验要保持，一些方向的偏离也要纠正，比如评职称“唯论文”是图，学者就不是想方设法认真研究科研成果，写出好论文，让科研成果更有价值，而是考虑论文如何发表。
在林建华看来，大学自身摆正心态才是核心，“面对排名也好，社会对大学的评价也好，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么大学应该堅守，应该努力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据了解，目前，世界上已公开的大学排行榜有50多种，世界大学排名机构有十多个。在这些排名中，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简称U.S.News）、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简称THE）、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简称QS）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简称ARWU）这四个世界大学排行榜影响最大。
在不同指标、不同标准、不同方法、不同文化的各排行榜上，同一所大学的排名位次有着天壤之别，即使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北京大学，也对此感到无奈，用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的话说，这是“盲人摸象”。
大学排行榜科学吗？12月2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五届年会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今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本次年会的主题聚焦于教育评价体系，而大学排行正逐渐成为影响高校评价体系的一个指挥棒。如何重构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促进高校改革和发展，正是本次论坛需要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指挥棒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是从2004年开始关注大学排行榜的。那一年，北京大学第一次在THE的排名中上榜，居全球第17名，北京大学对此很是兴奋，立刻在学校网页上广而告之。
同一个月，陈平原在首师大、北京教育学院和华东师大连续作了三次演讲，谈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对校方刊登排名这件事进行了批评，演讲稿还发表在第二年第一期的《教育学报》上。
像陈平原这样，对大学排名持反对意见的，在北大内部并不少见。正因为如此，后来，无论排名位次是升还是降，北京大学校内不再作为一个新闻公布。
然而，对于大学而言，不受排名影响，不被排名裹挟，并非易事。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有些大学开始按照排名的指标去办大学，排名缺什么就补什么，忽视了学校的特色和办学初衷，甚至将在排行榜的位次提前作为办学目标。
这也是袁振国开展此项研究的原因。“太热了！热到超出了排行榜本身具有的功能，它已经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了。因此我们要降一点温，要泼一点冷水，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理性、清醒、独立的认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袁振国看来，如果学者或者感兴趣的人做了一些大学的分析、评价，甚至于排行工作，这无可厚非，不但可以给学生、家长提供选学的参考，还能作为学校办学自我诊断的依据，更能为政府资源配置和提升影响力提供借鉴。
“评价在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方面会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任何一个事情都是双刃剑。”袁振国认为，办大学是需要安静、长期、精心做的一项事业，一定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规律，营造大学良好的办学氛围，特别要警惕大学的排名带来的风险。
在陈平原看来，大学排行热的背后，是巨大的社会需求。对于公立大学而言，拿着纳税人的钱，有义务汇报工作业绩，而站在政府的立场，拨款必须有回报。排行榜直观易懂，一目了然，特别是最近20年，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中国大学在世界排名迅速上升，这是看得见的回报。此外，出于商业价值和自我肯定的需要，排行榜也变得越来越多。
“大学排名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陈平原进一步解释说，排名只能靠数据，而数据很容易作假。即使数据不做假，久而久之，大家会发现有的数据有效，有的数据无效，所有的人都会趋利避害，尽量生产有效的数据，中国的大学就会变得毫无个性，日渐均衡化，对于强调独立思考、个人品位的人文学科而言，影响更大。
在排行榜指挥棒下，一些大学盲目扩张规模，以文科见长的学校也开始设立理工科目，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看来，“无非就是增加排名”。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增加一个理工科，可以增加很多项目设备和研究成果，在资源的配置上，项目投资或者科研经费也更容易争取，因为一个理工科项目动辄几千万，而对于文科项目而言，几十万都是很大的项目。
通过对大学排行榜的分析，袁振国发现普遍存在导向不可取、学校不可比、标准不一致、指标不匹配、数据不可靠、方法不科学和明显的文化偏见等7个明显缺陷。
“学校和学校不可比，大的和小的，文科和理科的，综合性和单科性的，本来就是丰富多样的世界，如果一定要把不同性质的学校放在一起排名，那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严谨的。”袁振国说。
在袁振国看来，办学的丰富多样性和学校很多本质性的功能是没有办法被测量和评价的。比如，有些排行榜将学生收入高低作为重要标志，那么那些在艰苦地区奋斗的科学家、那些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奉献的志愿者算不算优秀？
他认为，大学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人才培养，看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可是在所有的大学排行中，几乎没有把学生的培养质量放在重要的位置的。即使是4大排行榜，关于人才培养的指标权重也只占到5%～20%，80%以上的指标跟学生培养无关。“如果把排行榜作为大学的导向，那么全世界的大学都会变成研究院和研究所。”
近年来，中国成立了诸如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研究型大学，这类大学从办学之初就对标国际化高水平，但在杨东平看来，真正的大学不能没有人文学科，不能没有对个人全面发展的培养。“或许在短期内，这些学校能够做出一些品牌产生影响力，但最后要成为一个好的大学，恐怕还是要考虑到其他方面，比如人文和育人！”
马太效应
大学排名不光成为高校的指挥棒，与高校管理者的政绩挂钩，更逐渐引导着资源分配和资金分配的流向，带来新的不公平。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北师大国家教育考试评价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洪成文用近9年的时间研究大学筹资问题，发现大学排行错误引导了捐赠人的捐赠意愿，更倾向于将资金捐赠给排名靠前的学校，这样的结果就是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
洪成文展示了全美最佳学府排行榜前10名的数据，其中2014～2016年，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友平均捐赠率为60.8%，而排名第二到第九的学校，校友平均捐赠率为30%～40%。而在大学排行前100名的榜单上，捐赠基金规模却相差30倍，排名越靠前，基金总量越多。
“这样一来，有资金实力的高校可以到世界各地挖人，将科研人才尽收麾下，增加其科研实力，在排行榜中也会更加靠前。”洪成文说。
在中国，尽管捐赠和基金排名并不凸显，但另一种行政性的评价却和资源分配密切相关，即985、211、双一流，“这些评价权威性很高，导向性也很强，却突出了公平和效益之间的矛盾。”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徐辉表示，在政府眼中，有限的资源和资金似乎理所当然投入到办得好的学校中，但相对较差的学校，可能恰恰是因为资源投入不足。
“学术是要讲竞争，但是评价却保持固化。”徐辉指出，从211到985，再到双一流，要进入这个层次很难，双一流里尽管也强调了滚动淘汰机制，但是因为它跟资源分配的关系太紧密，社会形成声望的固化太强，要改变这个结果是非常难的。
“政府的行政性评价具有导向性，可能更多应该采取雪中送炭的奖励性评价。”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朱永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政府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推进公平，要兼顾机会的公平、过程的公平等各种公平的关系，特别注重以公平为导向的评价。“现在的985，211，尽管已经考虑了区域性的特征、不同的类型，但还是不够，机会的公平还没有实现。”
朱永新指出，从政府角度，通过各种评价可以掌握更多信息，但是评价过多过滥，大学被排行榜绑架，就需要引起警惕，并且要作出改变。政府在资源配置的时候不能完全跟着排行榜走，尤其不能被排行榜裹挟。
袁振国认为，对于各种排名，政府和行政部门要极其谨慎，最好的办法是不参与，不关注，更不能拿排行榜作为资源配置的根据。“每个学校的努力水平，学校的贡献不一样，要让各种类型的学校都有优势发展的机会，真正地发挥每个学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
重构高校评价体系
在杨东平看来，自上而下行政化的评价，无非是增加一些评价指标，但对于高校而言，到底哪些指标是合适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要打破这样一个评价体系，最应该提倡的是低评价低管控的教育生态，“就像养一盆花，不用天天测量长高了多少，只需要静待花开就好。”
但作为社会的关注点，完全不对大学排名也似乎不可能。在陈平原看来，当前的排名体系亟需改革，包括评价标准、操作流程、指标、权重的设计等方面，“只有共同参与到逐渐完善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努力让中国建立一两个比较可信的评价体系或者排名，才对得起今天迅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五唯”问题，一方面指出了教育评价机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重构高校评价体系指出了方向。
“唯文章、唯职称、唯学历、唯帽子，实际上反映了学术管理的惰性。”林建华认为，在这样的惰性之下，无论是大学校长还是学者，都已经不会学术评价了，他们不去认真地看教师们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成就，而是根据他的帽子，根据他的文章去做评价，因为这非常容易，是懒惰的做法，目前北大做了很多努力来纠正这样的误区。
“打破‘五唯’，最大的难点在于，要改变固有的观念，衡量新的方法，达成相对的共识。”袁振国认为，在现有的大学评价体系中，一些成熟的、成功的经验要保持，一些方向的偏离也要纠正，比如评职称“唯论文”是图，学者就不是想方设法认真研究科研成果，写出好论文，让科研成果更有价值，而是考虑论文如何发表。
在林建华看来，大学自身摆正心态才是核心，“面对排名也好，社会对大学的评价也好，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么大学应该堅守，应该努力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