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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研究型 创新性
在复旦大学，培养研究型、创新型辅导员是长期坚持的理念。复旦大学设立了“青年精英培养基金”，专门用于研究型辅导员的培养。复旦大学成立了一系列机构来促进辅导员的成长。1998年，青年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学工系统的重要研究平台；2003年，开始选拔高年级本科生担任调研员；2004年，学工部在部内工作人员中启动双周学习沙龙制度；2005年，沙龙向院系开放，成为研究成果发布和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2007年，学工组长成为中心的重要研究力量。在学校支持下，复旦大学的辅导员们出版了《高校辅导员理论与实务》，翻译出版了西方学生事务经典著作《学生服务》，前者已成为新上岗辅导员培训的必备教材。
曾荣获2011年度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的复旦大学辅导员韩秀引，就是复旦大学自己培养出来的一位学术水平很高的辅导员。她学医10年，从教3年，担任辅导员之前一直从事解剖和组织胚胎学的教研工作。作为系里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和人体解剖学专业博士生，她的导师为她创造好了各种条件，安排她到美国深造，但她放弃了这个机会，做了一名辅导员。
韩秀引担任辅导员后，快速进入角色，从2007年起连续获得复旦大学、上海市和国家的优秀辅导员荣誉。她的学术背景为做好辅导员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韩秀引利用专业知识，设计了《感知与偏好》心理测试体系，由此生成的人格曲线，学生的特点、长处、短处尽收眼底。她据此为每位学生分析优缺点。一位宿舍关系一直不善的学生听了她的分析，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室友对我有敌意，我的情绪稳定指数这么低，我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就这样，她用科学和数据解开了许多学生的烦恼心结。她的电脑里保存着她带过的所有学生的曲线图和数据表，这是她对症下药、个性指导学生不可或缺的参考依据。她所带班级曾包揽了全部的一等奖学金，本科期间有3人次发表了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SCI）数据索引文章，3名学生获得“上海市优秀学生”，1名学生获得全国华侨基金会公益活动一等奖……
北京大学：了解学生 帮助学生
在北京大学，辅导员队伍建设完成了从过去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泛兼职化”向“职业化”转型，学生工作由“经验事务型”向“科学规范型”转变。
北京大学的辅导员全方位走近学生，加强沟通。全校706个班级，每个班均配备了一名兼职班主任，同时，每个院（系）都有一定数量的专、兼职辅导员。全校辅导员人数近500人，其中专职辅导员达120人，辅导员与学生人数的比例约为1：72。辅导员队伍中副教授和讲师分别占41.8%和33%，53%的辅导员具有博士学位，成为学生学习的顾问。辅导员队伍的主体是30岁到40岁的中青年教师，在年龄上拉近了和学生的距离。为搞好工作，北京大学提高了辅导员、班主任津贴与班级学生活动经费，将辅导员、班主任每月的津贴由每名学生60元提高到100元（标准为30人班级）。将学生每年的活动经费由每人20元提高到40元，并要求各院系进行相应配套。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学院党委副书记于超美是一位资深辅导员，从1990年起从事辅导员工作，累计辅导过21届学生，总计近万人。担任辅导员以来，于超美多次被评为北京高校优秀辅导员。从干辅导员工作那天起，于超美始终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只要收到学生们发来的短信，无论是学业上的问题，还是生活中的困惑，她都会耐心细致地逐条回复。她就像是全校各类信息的“资料库”，有问必答，从不忽视任何一个学生。她的手机号码成为了地空学院学生解决问题的“通关密码”，只要正确输入，就能化解困难。为做好辅导员工作，于超美设计了《学生深度辅导登记表》，在表中设立了“是否需要继续访谈”一栏，如果学生选择“是”，她会当场和学生约好下次访谈的时间，并做好详细记录。她热心真诚地引导，总能让学生们卸下心防，畅所欲言。很多经济困难学生不愿意主动申请资助，但是由于之前的深度辅导工作开展有效，她总能及时了解到学生因灾因病临时致贫等的情况，给予他们必要的援助，帮助他们解开心结，为他们送去温暖。
清华大学：“双肩挑”式
据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辅导员林泰、彭庆红介绍，被称为百年名校的清华大学，推行辅导员制度的时间达到了50年。1953年，蒋南翔提出建设辅导员制度，此后，清华大学一直推行辅导员制度。清华大学的辅导员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成型初期、挫折期和恢复发展期。
1953年至1966年，这是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期。自1953年年初诞生后，经过多次修改、调整与完善，辅导员制度基本成型。1963年制定的《关于政治辅导员若干问题的规定》是前10年辅导员工作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和规范化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被作为清华大学党委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罪行受到批判，这是辅导员制度的挫折期。
1977年至今，是辅导员制度的恢复与发展时期。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选拔青年教师担任辅导员。1981年起全面恢复辅导员制度。2001年，再次修订《政治辅导员工作条例和考评办法》。
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在长达50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双肩挑”是其中的亮点。“双肩挑”意即“两个肩膀挑担子”（蒋南翔语），是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的最大特色。什么事“双肩挑”呢？曾经在清华大学团委任干部9年的陶海心介绍说，“双肩挑”一肩是业务，一肩是政治，两肩都要硬。因此辅导员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双肩挑”是一个政治制度，辅导员不是心理咨询员，也不是辅导老师，辅导员的职责是要把学生引到爱国主义这条路上来，清华就是要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双肩挑”制度一定是政治的，而不是非政治的。
清华大学毕业生、首信公司董事长陈信祥根据自己在清华的亲身经历总结出清华学生“听话出活”的特点。他说，听话，就是清华的学生对于很多事情有分辨力，能够按照组织指点的方向去选择自己的道路；出活，就是清华学生有很强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的能力，还有凝聚人的能力、写作工作的能力。“双肩挑”制度是培养清华学生“听话出活”的基本制度。
清华大学“双肩挑”的辅导员制度既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又是一种培养人才的特殊模式。这种制度下，清华大学成为了培养中国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最多的大学。
民办高校：领路人 保姆
在名校辅导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同时，民办高校的辅导员工作正面临着工作量大、待遇低、职业规划遇瓶颈等问题的困扰，民办高校辅导员普遍遭遇职业倦怠。
北京科德学院辅导员史传统告诉《教育》旬刊记者，他经常遇到班里女生整夜不归、男生在宿舍楼下发生争执等种种事件。民办高校学生没有重点高校学生学习热情高，在社会上遭遇各种意外情况的概率大、复杂性高。工作繁忙、收入不高，还看不到职业发展的方向，民办高校辅导员普遍产生了职业倦怠。
汪婉担任广东培正学院的辅导员两年了，现在带4个班226名学生，如果巡房制度认真执行下来，她整个学期每天晚上都得在学生宿舍中度过。各种意外情况不仅经常让她下班后留在学校，还多次让周末报销。她表示，自己是学生的保姆、心理咨询师、救火队员，“身兼多职”。
从以担任大学教师为荣，到感到疲倦和失望，原本活泼外向的汪婉觉得辅导员这份工作越来越累。上岗两年多，她的同事中已经有5个离校转岗了。
在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2012民办高校工作创新论坛上，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伍管理困境这个话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辅导员流动性大，学校留不住他们”“辅导员住房问题需要解决”“辅导员在学校的地位低，学生都不服管”……民办高校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普遍降低。
高校辅导员不仅是学生的“政治领路人”，还是学生的“保姆”和“救火队员”。民办高校的性质决定了学生是受教育者的同时也是消费者，学生消费意识强，“花钱不是来求被管”的心理普遍存在。但学校并未放松对学生的要求，每个班的出勤率、考证率都要准确考核。学校对学生的压力直接落在了辅导员身上。如为了保证出勤率，辅导员得“天天去催学生上课”。面对消费者意识极强的学生，辅导员常常感觉很“窝囊”。然而，大量工作并未带来高收入。民办高校辅导员基本工资为2300元，加上带班人头费，每月不到3000元。
工作量大、待遇低、前途迷茫，成为压在民办高校辅导员身上的三座大山。不少民办高校辅导员在现状面前“垂头丧气”：工作越做越没有奔头。
在复旦大学，培养研究型、创新型辅导员是长期坚持的理念。复旦大学设立了“青年精英培养基金”，专门用于研究型辅导员的培养。复旦大学成立了一系列机构来促进辅导员的成长。1998年，青年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学工系统的重要研究平台；2003年，开始选拔高年级本科生担任调研员；2004年，学工部在部内工作人员中启动双周学习沙龙制度；2005年，沙龙向院系开放，成为研究成果发布和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2007年，学工组长成为中心的重要研究力量。在学校支持下，复旦大学的辅导员们出版了《高校辅导员理论与实务》，翻译出版了西方学生事务经典著作《学生服务》，前者已成为新上岗辅导员培训的必备教材。
曾荣获2011年度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的复旦大学辅导员韩秀引，就是复旦大学自己培养出来的一位学术水平很高的辅导员。她学医10年，从教3年，担任辅导员之前一直从事解剖和组织胚胎学的教研工作。作为系里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和人体解剖学专业博士生，她的导师为她创造好了各种条件，安排她到美国深造，但她放弃了这个机会，做了一名辅导员。
韩秀引担任辅导员后，快速进入角色，从2007年起连续获得复旦大学、上海市和国家的优秀辅导员荣誉。她的学术背景为做好辅导员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韩秀引利用专业知识，设计了《感知与偏好》心理测试体系，由此生成的人格曲线，学生的特点、长处、短处尽收眼底。她据此为每位学生分析优缺点。一位宿舍关系一直不善的学生听了她的分析，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室友对我有敌意，我的情绪稳定指数这么低，我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就这样，她用科学和数据解开了许多学生的烦恼心结。她的电脑里保存着她带过的所有学生的曲线图和数据表，这是她对症下药、个性指导学生不可或缺的参考依据。她所带班级曾包揽了全部的一等奖学金，本科期间有3人次发表了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SCI）数据索引文章，3名学生获得“上海市优秀学生”，1名学生获得全国华侨基金会公益活动一等奖……
北京大学：了解学生 帮助学生
在北京大学，辅导员队伍建设完成了从过去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泛兼职化”向“职业化”转型，学生工作由“经验事务型”向“科学规范型”转变。
北京大学的辅导员全方位走近学生，加强沟通。全校706个班级，每个班均配备了一名兼职班主任，同时，每个院（系）都有一定数量的专、兼职辅导员。全校辅导员人数近500人，其中专职辅导员达120人，辅导员与学生人数的比例约为1：72。辅导员队伍中副教授和讲师分别占41.8%和33%，53%的辅导员具有博士学位，成为学生学习的顾问。辅导员队伍的主体是30岁到40岁的中青年教师，在年龄上拉近了和学生的距离。为搞好工作，北京大学提高了辅导员、班主任津贴与班级学生活动经费，将辅导员、班主任每月的津贴由每名学生60元提高到100元（标准为30人班级）。将学生每年的活动经费由每人20元提高到40元，并要求各院系进行相应配套。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学院党委副书记于超美是一位资深辅导员，从1990年起从事辅导员工作，累计辅导过21届学生，总计近万人。担任辅导员以来，于超美多次被评为北京高校优秀辅导员。从干辅导员工作那天起，于超美始终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只要收到学生们发来的短信，无论是学业上的问题，还是生活中的困惑，她都会耐心细致地逐条回复。她就像是全校各类信息的“资料库”，有问必答，从不忽视任何一个学生。她的手机号码成为了地空学院学生解决问题的“通关密码”，只要正确输入，就能化解困难。为做好辅导员工作，于超美设计了《学生深度辅导登记表》，在表中设立了“是否需要继续访谈”一栏，如果学生选择“是”，她会当场和学生约好下次访谈的时间，并做好详细记录。她热心真诚地引导，总能让学生们卸下心防，畅所欲言。很多经济困难学生不愿意主动申请资助，但是由于之前的深度辅导工作开展有效，她总能及时了解到学生因灾因病临时致贫等的情况，给予他们必要的援助，帮助他们解开心结，为他们送去温暖。
清华大学：“双肩挑”式
据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辅导员林泰、彭庆红介绍，被称为百年名校的清华大学，推行辅导员制度的时间达到了50年。1953年，蒋南翔提出建设辅导员制度，此后，清华大学一直推行辅导员制度。清华大学的辅导员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成型初期、挫折期和恢复发展期。
1953年至1966年，这是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期。自1953年年初诞生后，经过多次修改、调整与完善，辅导员制度基本成型。1963年制定的《关于政治辅导员若干问题的规定》是前10年辅导员工作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和规范化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被作为清华大学党委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罪行受到批判，这是辅导员制度的挫折期。
1977年至今，是辅导员制度的恢复与发展时期。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选拔青年教师担任辅导员。1981年起全面恢复辅导员制度。2001年，再次修订《政治辅导员工作条例和考评办法》。
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在长达50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双肩挑”是其中的亮点。“双肩挑”意即“两个肩膀挑担子”（蒋南翔语），是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的最大特色。什么事“双肩挑”呢？曾经在清华大学团委任干部9年的陶海心介绍说，“双肩挑”一肩是业务，一肩是政治，两肩都要硬。因此辅导员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双肩挑”是一个政治制度，辅导员不是心理咨询员，也不是辅导老师，辅导员的职责是要把学生引到爱国主义这条路上来，清华就是要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双肩挑”制度一定是政治的，而不是非政治的。
清华大学毕业生、首信公司董事长陈信祥根据自己在清华的亲身经历总结出清华学生“听话出活”的特点。他说，听话，就是清华的学生对于很多事情有分辨力，能够按照组织指点的方向去选择自己的道路；出活，就是清华学生有很强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的能力，还有凝聚人的能力、写作工作的能力。“双肩挑”制度是培养清华学生“听话出活”的基本制度。
清华大学“双肩挑”的辅导员制度既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又是一种培养人才的特殊模式。这种制度下，清华大学成为了培养中国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最多的大学。
民办高校：领路人 保姆
在名校辅导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同时，民办高校的辅导员工作正面临着工作量大、待遇低、职业规划遇瓶颈等问题的困扰，民办高校辅导员普遍遭遇职业倦怠。
北京科德学院辅导员史传统告诉《教育》旬刊记者，他经常遇到班里女生整夜不归、男生在宿舍楼下发生争执等种种事件。民办高校学生没有重点高校学生学习热情高，在社会上遭遇各种意外情况的概率大、复杂性高。工作繁忙、收入不高，还看不到职业发展的方向，民办高校辅导员普遍产生了职业倦怠。
汪婉担任广东培正学院的辅导员两年了，现在带4个班226名学生，如果巡房制度认真执行下来，她整个学期每天晚上都得在学生宿舍中度过。各种意外情况不仅经常让她下班后留在学校，还多次让周末报销。她表示，自己是学生的保姆、心理咨询师、救火队员，“身兼多职”。
从以担任大学教师为荣，到感到疲倦和失望，原本活泼外向的汪婉觉得辅导员这份工作越来越累。上岗两年多，她的同事中已经有5个离校转岗了。
在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2012民办高校工作创新论坛上，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伍管理困境这个话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辅导员流动性大，学校留不住他们”“辅导员住房问题需要解决”“辅导员在学校的地位低，学生都不服管”……民办高校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普遍降低。
高校辅导员不仅是学生的“政治领路人”，还是学生的“保姆”和“救火队员”。民办高校的性质决定了学生是受教育者的同时也是消费者，学生消费意识强，“花钱不是来求被管”的心理普遍存在。但学校并未放松对学生的要求，每个班的出勤率、考证率都要准确考核。学校对学生的压力直接落在了辅导员身上。如为了保证出勤率，辅导员得“天天去催学生上课”。面对消费者意识极强的学生，辅导员常常感觉很“窝囊”。然而，大量工作并未带来高收入。民办高校辅导员基本工资为2300元，加上带班人头费，每月不到3000元。
工作量大、待遇低、前途迷茫，成为压在民办高校辅导员身上的三座大山。不少民办高校辅导员在现状面前“垂头丧气”：工作越做越没有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