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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认为诗歌中的确没有创作这个词，大部份时间你会觉得是找到了这样一首诗，或者找到其中的一个比喻。开始不清楚，有些模糊，然后你会发现慢慢（随着你走近，调整焦距）能看到那个轮廓，继而能看清它周边的一切，它的影子，风吹过时的姿态，它活生生地在那里。这一切起初并不真实，直到你将它拿在手中，你还在怀疑这不是你的，尽管你已经拥了，而它的确是你的，是你创造了它.它也不在反抗，逃避。这让诗人现实中有了神秘感，也因此诗人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联系的隐密方式。有些时候，诗人的感知会因此放的过开，过深，陷入对世界的无尽认知中，那个时候他会崩溃，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发出讯息，他会越来越敏感，焦虑。因此保持在一种合适的角度和位置是一个想走得更长更远的诗人所需要把握的。
我个人对于写作题材的选择上一直容易产生偏离，初我希望通过小镇的生活，来表达生活中细微的部份，它有一种“偏移”，就是离靶心有意远一点。有时直接偏移了，有时看似快要命中，却绕个弯没打中。我小时候也是这样，什么事也不能一击中的，身邊也是大都是这样，生活中我们总是偏移，甚至每个人都看不到靶心。所以一定程度上，诗歌的趣味正是这种模糊世界的清晰性。
2016年的时候，我写了首关于中国佛像的诗，有些朋友认为，我可以写更多一点类似的东西，其实也是地理、时间、年代上更多一些跨度，还有就是它涉及了中国和西方这样一个题材。很久以来我只是关注身边的日常，渐渐地你会发现所谓日常背后更多的内容，它们不再局限于我以前一直想表现的诸如隐秘、联系等等，或者说比之前的内容更为宽泛。去年我完成了《古代乡村疑案》18首，后面几首有些草率，我几乎是没有耐心写了，原来的设想，是通过这组，或者这部诗的写作，完成我对中国南方人性情探源，最终我发现很难胜任，它涉及了各个时代的骤变，因为中国南方生活表面上看是相应安稳，漫长的历史给了它时间，其实，一直随着朝代更替，异族统治，它不断地变向，随时改变。我们看到的现在南方生活与它的源头已经面目全非，但这真那么重要吗？诗歌对我来说正是这种貌视堂皇，实则是为了虚构一种真实。
然而，我又在中途偏移了，就象在途中突然看到旁边一片树林，我走了过去，忘记了自己要到其他地方去，我在那里会呆很久。某一天我想到了“临安”这个词，这个城市在我想象中也随之浮现出它的街市、人群、湖泊等等，我闻到那种气息。这个词令我联想到中国古代的自嘲和风度。它是一个铜镜中的依稀形象，慢慢消散的世界，伴随着瞬间的焰火。题材刚好落在《古代乡村疑案》和新近思考的这一个点上，因为它还有另一个城市开封（真身）的存在，作为它的母体，北方的城市已经空虚，荒芜。镜中所映照的都不存在了，但镜中的一切却栩栩如生。如同在异地之人，时间久了，那个本土已经完全没有认知，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原形是否还在呢？不得而知，扎加耶夫斯基说：诗歌并不解决矛盾。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这些诗里我插入了以前的一首《县令》和稍后写的其他两首。摘录一个相关的访谈片断：
访谈者：你的那首《县令》比较有意思。
叶 辉：这是《古代乡村遗案》组诗中的一首，主要就是写乡村，包括县城，还有形形色色的一些人性上的东西，表达了一个动荡年代，里面写到一个私奔的女人，她混迹在迁徙的人群中。私奔和迁徙是两个概念，但混在一起，你不知道谁是私奔，谁是迁徙，但同样是离开，为什么她是私奔，他就是迁徙呢？动荡不安从这对偷情男女的小情感开始，然后所有人都动荡，继而是一种整体的混乱，我假定古代某个荒芜偏僻的小县城发生的事，其实就是想表达江南某个空间里边的这种混沌、恐惧和不安。
访谈者：说说这首诗的灵感来源？
叶 辉：我们当地有个古驿站，但古驿道已经没了，古驿道以前是官道，因为逃跑私奔不能走官道，有追兵，但相接的路无数，就像蜘蛛网一样，但它没有明晰的一条路。从没有官道想到逃窜，然后想到动荡的历史。
访谈者：标题取名《县令》是怎么考虑的？
叶 辉：我的主人公就是个县令，在一个城镇，县令是最高长官，他就像蜘蛛网上的那个蜘蛛。我后来用了蜘蛛网那个意象。蜘蛛逃离了吗？蜘蛛逃离和迁徙是融合在一起的。我的诗一般喜欢多重意象。
“乡村疑案”之后写了《夜上海》、《木偶的比喻》、《灵魂》。还有《暗处》，这是一首讨论明暗的诗，也是以前那首写关于父亲的《划船》的延续，那首诗中说到的“桌子底下”其实是一种明暗关系，白天面对明亮的事物，你可能看到的是当下的生活，但当你哪怕看到桌子底下的阴影，你就会看到以前的生活或回忆，诗的结尾我用的是“波浪，展现了它的阴阳两面”，在那个时期，我能够看到明、暗的部分，就会浮现我爸临终的样子，但明了以后就看不到了，就是这种很真实的感觉。
我没有创作这些诗，甚至它们也没有找到他，因为它可能还只是一种镜象，没有调焦，我只是如实描绘了看到的，有些还并不确切。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创作这个话题，我非常惧怕谈论创作，因为谈在写之前可能是小说家做的事，在之后就成了理论家，当然只是玩笑。诗人只是过程中谈，但往往诗并不长，在谈的过程中，诗已经完成了，只有他自己知道大部份时间诗人只是作品中谈论自己，投放自己的影子，他的谈论缓慢，有些浮夸，但几乎难以发觉，他伪造真理，但有时却弄假成真。
他们情愿写假冒哲学随笔，撰写游记，写艺术评论（尽管大部份不如在诗中的表达），情愿习禅，打座，或者去集中营，也是玩笑，也不愿去写一则自己的创作谈。
他们情愿写一些大师们（尤其死去的）诗人也好，小说家也好，厨师、花匠也好，情愿写情色文学，童话也愿意，因为那里有简单、干净的罪恶，写广告词，写歌曲可以传唱。
所谓谈论创作，尤其要谈到底是一项十分痛苦的事，如果要在诗之外的补言另当别论。因此诗人往往更愿意写下关于诗的片断，通信谈论琐事，时政文章往往不得要领，因为这些看起来都在关注世界和他人，他们自己的自恋放在诗中，高傲，目空一切，却不宜明说。
我无法谈论自己的诗，词语间的联系难以表达，形象间的照应不可以名状，诗意飘忽不定，趣味过于私人。我喜欢找一找背后的事物，习惯性偏移，我还喜欢时间的不确定性。
其实很多人说过，时间不是一个线性的东西。比如，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今天的时间过去就过去了，但我们往往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回忆，那这个回忆是什么时间？你就很难说了。这个回忆实际上是时间的一个网，它循环地往回走。这个回忆可能是你个人的回忆，也可能是历史的回忆，两者可能相跨几千年。一个人的时间，在这一天之内，就在几千年内奔跑，每一秒都是如此。又比如说预感，它是跑在时间前面了，我们日常当中的线性时间已经被它打乱了。以前有人说，诗人是预言家，这个预言和日常的线性时间完全不一样。诗人的时间和他们不一样。
我拼凑一些以往的文字和访谈，作为对这组诗的一些说明，并无其他言外之意。
我个人对于写作题材的选择上一直容易产生偏离，初我希望通过小镇的生活，来表达生活中细微的部份，它有一种“偏移”，就是离靶心有意远一点。有时直接偏移了，有时看似快要命中，却绕个弯没打中。我小时候也是这样，什么事也不能一击中的，身邊也是大都是这样，生活中我们总是偏移，甚至每个人都看不到靶心。所以一定程度上，诗歌的趣味正是这种模糊世界的清晰性。
2016年的时候，我写了首关于中国佛像的诗，有些朋友认为，我可以写更多一点类似的东西，其实也是地理、时间、年代上更多一些跨度，还有就是它涉及了中国和西方这样一个题材。很久以来我只是关注身边的日常，渐渐地你会发现所谓日常背后更多的内容，它们不再局限于我以前一直想表现的诸如隐秘、联系等等，或者说比之前的内容更为宽泛。去年我完成了《古代乡村疑案》18首，后面几首有些草率，我几乎是没有耐心写了，原来的设想，是通过这组，或者这部诗的写作，完成我对中国南方人性情探源，最终我发现很难胜任，它涉及了各个时代的骤变，因为中国南方生活表面上看是相应安稳，漫长的历史给了它时间，其实，一直随着朝代更替，异族统治，它不断地变向，随时改变。我们看到的现在南方生活与它的源头已经面目全非，但这真那么重要吗？诗歌对我来说正是这种貌视堂皇，实则是为了虚构一种真实。
然而，我又在中途偏移了，就象在途中突然看到旁边一片树林，我走了过去，忘记了自己要到其他地方去，我在那里会呆很久。某一天我想到了“临安”这个词，这个城市在我想象中也随之浮现出它的街市、人群、湖泊等等，我闻到那种气息。这个词令我联想到中国古代的自嘲和风度。它是一个铜镜中的依稀形象，慢慢消散的世界，伴随着瞬间的焰火。题材刚好落在《古代乡村疑案》和新近思考的这一个点上，因为它还有另一个城市开封（真身）的存在，作为它的母体，北方的城市已经空虚，荒芜。镜中所映照的都不存在了，但镜中的一切却栩栩如生。如同在异地之人，时间久了，那个本土已经完全没有认知，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原形是否还在呢？不得而知，扎加耶夫斯基说：诗歌并不解决矛盾。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这些诗里我插入了以前的一首《县令》和稍后写的其他两首。摘录一个相关的访谈片断：
访谈者：你的那首《县令》比较有意思。
叶 辉：这是《古代乡村遗案》组诗中的一首，主要就是写乡村，包括县城，还有形形色色的一些人性上的东西，表达了一个动荡年代，里面写到一个私奔的女人，她混迹在迁徙的人群中。私奔和迁徙是两个概念，但混在一起，你不知道谁是私奔，谁是迁徙，但同样是离开，为什么她是私奔，他就是迁徙呢？动荡不安从这对偷情男女的小情感开始，然后所有人都动荡，继而是一种整体的混乱，我假定古代某个荒芜偏僻的小县城发生的事，其实就是想表达江南某个空间里边的这种混沌、恐惧和不安。
访谈者：说说这首诗的灵感来源？
叶 辉：我们当地有个古驿站，但古驿道已经没了，古驿道以前是官道，因为逃跑私奔不能走官道，有追兵，但相接的路无数，就像蜘蛛网一样，但它没有明晰的一条路。从没有官道想到逃窜，然后想到动荡的历史。
访谈者：标题取名《县令》是怎么考虑的？
叶 辉：我的主人公就是个县令，在一个城镇，县令是最高长官，他就像蜘蛛网上的那个蜘蛛。我后来用了蜘蛛网那个意象。蜘蛛逃离了吗？蜘蛛逃离和迁徙是融合在一起的。我的诗一般喜欢多重意象。
“乡村疑案”之后写了《夜上海》、《木偶的比喻》、《灵魂》。还有《暗处》，这是一首讨论明暗的诗，也是以前那首写关于父亲的《划船》的延续，那首诗中说到的“桌子底下”其实是一种明暗关系，白天面对明亮的事物，你可能看到的是当下的生活，但当你哪怕看到桌子底下的阴影，你就会看到以前的生活或回忆，诗的结尾我用的是“波浪，展现了它的阴阳两面”，在那个时期，我能够看到明、暗的部分，就会浮现我爸临终的样子，但明了以后就看不到了，就是这种很真实的感觉。
我没有创作这些诗，甚至它们也没有找到他，因为它可能还只是一种镜象，没有调焦，我只是如实描绘了看到的，有些还并不确切。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创作这个话题，我非常惧怕谈论创作，因为谈在写之前可能是小说家做的事，在之后就成了理论家，当然只是玩笑。诗人只是过程中谈，但往往诗并不长，在谈的过程中，诗已经完成了，只有他自己知道大部份时间诗人只是作品中谈论自己，投放自己的影子，他的谈论缓慢，有些浮夸，但几乎难以发觉，他伪造真理，但有时却弄假成真。
他们情愿写假冒哲学随笔，撰写游记，写艺术评论（尽管大部份不如在诗中的表达），情愿习禅，打座，或者去集中营，也是玩笑，也不愿去写一则自己的创作谈。
他们情愿写一些大师们（尤其死去的）诗人也好，小说家也好，厨师、花匠也好，情愿写情色文学，童话也愿意，因为那里有简单、干净的罪恶，写广告词，写歌曲可以传唱。
所谓谈论创作，尤其要谈到底是一项十分痛苦的事，如果要在诗之外的补言另当别论。因此诗人往往更愿意写下关于诗的片断，通信谈论琐事，时政文章往往不得要领，因为这些看起来都在关注世界和他人，他们自己的自恋放在诗中，高傲，目空一切，却不宜明说。
我无法谈论自己的诗，词语间的联系难以表达，形象间的照应不可以名状，诗意飘忽不定，趣味过于私人。我喜欢找一找背后的事物，习惯性偏移，我还喜欢时间的不确定性。
其实很多人说过，时间不是一个线性的东西。比如，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今天的时间过去就过去了，但我们往往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回忆，那这个回忆是什么时间？你就很难说了。这个回忆实际上是时间的一个网，它循环地往回走。这个回忆可能是你个人的回忆，也可能是历史的回忆，两者可能相跨几千年。一个人的时间，在这一天之内，就在几千年内奔跑，每一秒都是如此。又比如说预感，它是跑在时间前面了，我们日常当中的线性时间已经被它打乱了。以前有人说，诗人是预言家，这个预言和日常的线性时间完全不一样。诗人的时间和他们不一样。
我拼凑一些以往的文字和访谈，作为对这组诗的一些说明，并无其他言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