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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国际系统转型的社会演化论视角得出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大基本条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反推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和南盟一体化进程滞后的根源，根据对南亚地区政治局势、安全挑战、和平观念以及南盟制度设计的分析，可以看出南亚地区未能满足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个条件。要想推进南亚地区的和平制度化进程，必须在安全、经济和观念方面采取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地区和平制度化;浅和平;权力;南盟;强安全机制;
2019年8月5日，印度废除克什米尔宪法保障的独立特殊地位引发的争议升温，巴基斯坦调降两国外交关系，驱逐印度最高专员，并暂停贸易和火车往来。印巴矛盾升级，冲突愈演愈烈，南亚地区受此影响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地区和平制度化再次受阻。1985年，南亚地区成立南盟区域合作联盟，作为世界上最晚成立区域合作组织的地区，在各个地区都在不断实现和平制度化的进程时，南亚地区仍然存在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南亚地区区域整合十分乏力，地区和平制度化和南盟一体化进程严重滞后。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分析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发展滞后的根源并寻求解决途径显得非常必要。
一、理论基础：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条件
唐世平教授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8000年到未来》一书中提出了作为理论支撑之一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并导出了该理论对理解和平制度化的进程的含意，考察了三个地区和平制度化的案列。下文将通过对理论和案列进行总结，得出在国际系统转型的社会演化论视角下要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个基本条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和南盟一体化进程滞后的原因。
（一）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平建立
要尝试并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首个必要非充分条件就是一个地区内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平得以建立。这里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浅和平”，它的显著特征是在一个封闭的子系统中，主权和领土完整观念深入人心，战争被视为不理性的产物从而受到抵制，主要国家消亡得以停止。因此，一个地区要想实现和平制度化，首先就要从消极的或者不稳定的和平向“浅和平”转换，建立起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平，从而走向“深和平”。只有保障和平，地区整合与合作才变得可能。
（二）进程由权力和和平观念引导
唐世平教授提出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有机地整合了权力和观念，它表明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进程通常是由权力和促进和平的观念共同引导的。在这一进程中，权力支撑尤为重要，权力既可以来源于内部，也可以来源于外部，而内部权力对于推动这一进程更为关键，也更有力，这就要求地区内部主要国家能够通过发挥领导力来推进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促进和平的观念对于地区实现和平也非常重要，对和平的一致追求和维护能够强有力地推动地区民众融合和区域整合。
（三）制度化由安全关切推动
对于一个刚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走出来的国家而言，地区内与地区外的安全是它首先要关注的，保障安全是国家与地区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和平的制度化大多是由安全关切推动的，当地区内部国家有了相同的安全关切，那他们为了保障共同的安全不得不放下戒备，增强彼此的信任，从而进行合作。由安全关切驱动的安全合作是启动地区一体化的关键推动力量，安全合作继而再扩散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一个共有的身份认同的出现。
二、原因分析：南亚国际政治及南盟设计
基于国际系统转型的社会演化论视角得出了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个基本条件，既一个地区内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平得以建立、和平制度化的进程由权力和促进和平的观念共同引导及制度化由安全关切推动。结合南亚地区现实局势，将此作为理论基础反推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和南盟一体化进程滞后的根源，可以看出南亚地区未能满足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个条件，这也是南亚地区在成立南盟区域合作联盟后仍然存在大量的矛盾和冲突的原因所在。
（一）地区的政治局势——子系统的状态
二战结束后，南亚地区在面对印巴分治的问题时矛盾激化，与此同时美苏双方在新的局势下对峙加剧，南亚地区又随即陷入冷战的冲突中，在有利于“浅和平”建立的时间节点，南亚地区仍然存在并爆发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国家的消亡还在继续发生。1947年，英国殖民者从南亚地区撤离，原有的殖民地陆续得到独立，但印巴分治在设计上所存在的缺陷使得印巴两国长期陷入对抗，导致南亚地区从一开始就很难走向和平制度化。有学者在研究南亚地区一体化困境的历史溯源中谈到，印巴分治方案中的先天不足则进一步恶化了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该方案将英属印度分割为实力相近又相互接壤的两个地区大国。这本身就为该地区的长期对抗埋下了伏笔。在分治方案中，有关土邦归属的问题造成了克什米尔问题，为印巴两国的直接对抗提供了导火索。从1947年起，印巴之间爆发了三次全面战争和多次军事冲突。1975年，锡金被并入印度，至此印度一家独大，南亞地区权力结构不断失衡。可以看出，在冷战时期，南亚地区依旧不断爆发战争和军事冲突，主权和领土完整观念受到践踏，主要国家的消亡还在继续，南亚地区这种消极的或者说不稳定的和平并没有真正向“浅和平”转换，这首先就阻碍了地区建立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平的建立而更难开启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
（二）南盟的制度设计——权力和观念的体现
冷战时期，印度通过发动战争和军事冲突肢解巴基斯坦并吞并锡金， 南亚地区权力结构日益失衡，其他国家对印度持怀疑和恐惧态度。在这样的形势下，1980年孟加拉国时任总统齐亚？拉赫曼首先提出开展南亚区域合作的倡议，1985年12月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立。这个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南亚国家在区域内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等方面进行互助合作，而真正亟需解决的政治和安全层面的话题大多不被探讨，有争议性的问题也不允许审议，这种制度设计存在的缺陷从一开始就导致南盟很难真正推动南亚地区走向和平制度化。地区合作联盟作为地区实现和平制度化的重要推动力，其建立和发展都需要依靠权力的支撑，这种权力从现实情况来说更多的就是地区核心大国的领导力，而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在南盟中却极少发挥领导力来促进地区间合作。有学者在分析南盟发展困难的原因中提到，从政治层面看，南盟成员国之间的争端、矛盾与冲突是影响南盟发展的主要障碍……作为南盟的核心国家，印度与周边邻国的诸多矛盾导致其无法作为区域合作的主导国家发挥作用，而这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极大。同时，各成员国对于南盟发展方向有着不同的关注与多重的考虑，印度担心南盟成为其他中小国家反对自己的论坛， 其他一些成员国则害怕南盟变为印度控制南亚的工具，加之印度在南亚地区追求的更多是霸权而非领导力，南亚地区的和平制度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缺少权力的推动。在南亚地区，促进和平的观念是存在的，可由于国家冲突和民族宗教矛盾长期存在，和平观念受到践踏，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三）国家的安全挑战——关切点的不同
地区和平制度化由安全关切推动表明对于一个刚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走出来的国家而言，地区内与地区外的安全是它首先要关注的。冷战时期，南亚地区国家主要面对两大安全问题，传统安全竞争和以暴力恐怖主义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虽然安全问题基本一致，可国家在面对安全问题时的不同态度和想要从中获取的不同利益导致他们在面对安全挑战时无法拥有相同的关切点并以此展开合作，而更多的是造成了矛盾和冲突。传统安全竞争方面，对外部势力认知的不同导致国家间冲突加剧。南亚地区在政治上的特点之一是任何外部势力的介入都会招致没有受益或者受益较少的一方的强烈反对，进而造成整个次大陆的进一步分裂。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巴，更多的是关注外部势力介入后自身利益的获取和受损，而忽视了共同的受威胁感，这导致他们的安全关切无法达成一致。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暴恐本应是南亚各国共同应付的灾难，然而由于多重安全困境的作用，导致南亚国家之间缺乏信任，且相互指责。这更是导致南亚国家无法共同解决暴恐问题，反而因疑虑加剧，国家间对抗升级。可以看出，在面对安全挑战时，安全关切的不同使得南亚国家无法有效开展安全合作，更无法共同推动地区一体化和地区和平制度化。
三、策略研究：推进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
根据对南亚地区政治局势、安全挑战、和平观念以及南盟制度设计的分析，可以看出，南亚地区未能满足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个条件，这也正是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和南盟一体化进程严重滞后的原因所在。以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个条件为基础，结合南亚地区现实情况，研究推进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和南盟一体化的策略。
（一）安全：建立强安全机制
传统安全竞争和以暴力恐怖主义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影响着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地区安全问题无法解决甚至愈演愈烈，导致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严重滞后。而在南盟这个区域合作组织中，政治和安全层面的话题大多不被探讨，有争议性的问题也不允许审议，这就导致地区安全问题更加没有对话和解决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强安全机制”，能够为国家间讨论和协商安全问题提供一个有权力支撑的平台，推动开展安全合作。根据布赞等人的“区域安全连续统一体”论和摩根等人的“区域安全阶梯论”，就目前的南亚安全形势而言，南亚亟需构筑“强安全机制”。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结构性安排，为南亚冲突各方进行安全问题协商，建立互信机制，甚至是讨论纷争问题建立一个平台，印巴和解并建立合作安全机制，是南亚地区安全的关键。南亚地区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是印巴这两个区域大国制造的，印巴两国更应在“强安全机制”下以区域共同利益为重，加强安全对话和合作，以此保障和平促进发展。
（二）经济：发展经贸合作
经济是国家间通过合作实现地区共同进步的重要基础，也是推进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和南盟一体化的重要动力。南盟建立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经济合作，在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推动下，南盟成员国达成了许多贸易安排，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可以包括1995年生效的“南亚特惠贸易安排”以及2004年签署的“南亚自由贸易区”。但是由于阻碍南亚内部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导致这些贸易安排在促进区域内贸易方面的效果是有限的。首先，南亚地区相似的产业结构导致国家对外贸易呈现互斥性，相互间贸易有限，这就要求南亚地区国家应结合自身情况转变产业结构，逐渐从资源型和劳动型产业向技术型产业过渡，通过南盟开展贸易对话，制定合理有效的贸易安排。其次，区域内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也是阻碍南亚地区经贸发展的重要因素，南盟应重视南亚交通状况，细化国家间合作。最后，还是要积极解决政治和安全层面的问题，实现安全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相互扩散。
（三）观念：促进和平观念
促进和平的观念是引导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对和平的一致追求和维护能够强有力地推动地区民众融合和区域整合。二战结束后，南亚地区因分治方案又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冲突中，冷战时期又因受到美苏影响，矛盾和冲突加剧，地区民众饱受战争的摧残，对和平心生向往。在南亚地区，促进和平的观念一直存在，可由于国家冲突和民族宗教矛盾长期存在，和平观念受到践踏，在引导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进程中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如今，南亚地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间政治和经济交往频繁合作不断，而要想进一步实现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促进和平的观念必不可少，这就要求南亚各国能够通过交流提升地区的和平和认同观念。在领导人层面，南亚各国要加强各级别领导人的交流，定期举行关于和平主题的首脑峰会，以此减少误解，维护地区的和平。在民间层面，则可以通过开展民间文化交流，举办人文对话活动等加深各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以和平观念推动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克什米尔问题争端升级 巴国调降与印度外交关系并暂停双边贸易》，联合早报网，2019年8月9日。
[2] 理论基础主要源自唐世平教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8000年到未来》一书，译者：董杰旻、朱鸣，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3] 王涛、曹峰毓：《南亚地区一体化困境的历史溯源》，《东南亚南亚杂志》，2018年第2期。
[4] 陈翔：《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国际研究参考》，2015年第6期。
[5] 杨思灵：《南亚地区安全：多重层次分析视角》，《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6期。
[6] 郭松：《區域安全复合体理论视角下的南亚地区安全》，《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2年3月第28卷第2期。
[7] 吴梦克：《制度设计与路径依赖：论南盟一体化发展滞后的根源》， 外交学院，2016年5月。
作者简介：
皮婉婷（1995年8月）女 汉族 重庆市 大学学历/四川大学在读研二研究生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专业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方向。
关键词：地区和平制度化;浅和平;权力;南盟;强安全机制;
2019年8月5日，印度废除克什米尔宪法保障的独立特殊地位引发的争议升温，巴基斯坦调降两国外交关系，驱逐印度最高专员，并暂停贸易和火车往来。印巴矛盾升级，冲突愈演愈烈，南亚地区受此影响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地区和平制度化再次受阻。1985年，南亚地区成立南盟区域合作联盟，作为世界上最晚成立区域合作组织的地区，在各个地区都在不断实现和平制度化的进程时，南亚地区仍然存在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南亚地区区域整合十分乏力，地区和平制度化和南盟一体化进程严重滞后。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分析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发展滞后的根源并寻求解决途径显得非常必要。
一、理论基础：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条件
唐世平教授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8000年到未来》一书中提出了作为理论支撑之一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并导出了该理论对理解和平制度化的进程的含意，考察了三个地区和平制度化的案列。下文将通过对理论和案列进行总结，得出在国际系统转型的社会演化论视角下要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个基本条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和南盟一体化进程滞后的原因。
（一）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平建立
要尝试并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首个必要非充分条件就是一个地区内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平得以建立。这里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浅和平”，它的显著特征是在一个封闭的子系统中，主权和领土完整观念深入人心，战争被视为不理性的产物从而受到抵制，主要国家消亡得以停止。因此，一个地区要想实现和平制度化，首先就要从消极的或者不稳定的和平向“浅和平”转换，建立起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平，从而走向“深和平”。只有保障和平，地区整合与合作才变得可能。
（二）进程由权力和和平观念引导
唐世平教授提出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有机地整合了权力和观念，它表明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进程通常是由权力和促进和平的观念共同引导的。在这一进程中，权力支撑尤为重要，权力既可以来源于内部，也可以来源于外部，而内部权力对于推动这一进程更为关键，也更有力，这就要求地区内部主要国家能够通过发挥领导力来推进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促进和平的观念对于地区实现和平也非常重要，对和平的一致追求和维护能够强有力地推动地区民众融合和区域整合。
（三）制度化由安全关切推动
对于一个刚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走出来的国家而言，地区内与地区外的安全是它首先要关注的，保障安全是国家与地区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和平的制度化大多是由安全关切推动的，当地区内部国家有了相同的安全关切，那他们为了保障共同的安全不得不放下戒备，增强彼此的信任，从而进行合作。由安全关切驱动的安全合作是启动地区一体化的关键推动力量，安全合作继而再扩散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一个共有的身份认同的出现。
二、原因分析：南亚国际政治及南盟设计
基于国际系统转型的社会演化论视角得出了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个基本条件，既一个地区内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平得以建立、和平制度化的进程由权力和促进和平的观念共同引导及制度化由安全关切推动。结合南亚地区现实局势，将此作为理论基础反推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和南盟一体化进程滞后的根源，可以看出南亚地区未能满足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个条件，这也是南亚地区在成立南盟区域合作联盟后仍然存在大量的矛盾和冲突的原因所在。
（一）地区的政治局势——子系统的状态
二战结束后，南亚地区在面对印巴分治的问题时矛盾激化，与此同时美苏双方在新的局势下对峙加剧，南亚地区又随即陷入冷战的冲突中，在有利于“浅和平”建立的时间节点，南亚地区仍然存在并爆发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国家的消亡还在继续发生。1947年，英国殖民者从南亚地区撤离，原有的殖民地陆续得到独立，但印巴分治在设计上所存在的缺陷使得印巴两国长期陷入对抗，导致南亚地区从一开始就很难走向和平制度化。有学者在研究南亚地区一体化困境的历史溯源中谈到，印巴分治方案中的先天不足则进一步恶化了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该方案将英属印度分割为实力相近又相互接壤的两个地区大国。这本身就为该地区的长期对抗埋下了伏笔。在分治方案中，有关土邦归属的问题造成了克什米尔问题，为印巴两国的直接对抗提供了导火索。从1947年起，印巴之间爆发了三次全面战争和多次军事冲突。1975年，锡金被并入印度，至此印度一家独大，南亞地区权力结构不断失衡。可以看出，在冷战时期，南亚地区依旧不断爆发战争和军事冲突，主权和领土完整观念受到践踏，主要国家的消亡还在继续，南亚地区这种消极的或者说不稳定的和平并没有真正向“浅和平”转换，这首先就阻碍了地区建立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平的建立而更难开启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
（二）南盟的制度设计——权力和观念的体现
冷战时期，印度通过发动战争和军事冲突肢解巴基斯坦并吞并锡金， 南亚地区权力结构日益失衡，其他国家对印度持怀疑和恐惧态度。在这样的形势下，1980年孟加拉国时任总统齐亚？拉赫曼首先提出开展南亚区域合作的倡议，1985年12月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立。这个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南亚国家在区域内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等方面进行互助合作，而真正亟需解决的政治和安全层面的话题大多不被探讨，有争议性的问题也不允许审议，这种制度设计存在的缺陷从一开始就导致南盟很难真正推动南亚地区走向和平制度化。地区合作联盟作为地区实现和平制度化的重要推动力，其建立和发展都需要依靠权力的支撑，这种权力从现实情况来说更多的就是地区核心大国的领导力，而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在南盟中却极少发挥领导力来促进地区间合作。有学者在分析南盟发展困难的原因中提到，从政治层面看，南盟成员国之间的争端、矛盾与冲突是影响南盟发展的主要障碍……作为南盟的核心国家，印度与周边邻国的诸多矛盾导致其无法作为区域合作的主导国家发挥作用，而这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极大。同时，各成员国对于南盟发展方向有着不同的关注与多重的考虑，印度担心南盟成为其他中小国家反对自己的论坛， 其他一些成员国则害怕南盟变为印度控制南亚的工具，加之印度在南亚地区追求的更多是霸权而非领导力，南亚地区的和平制度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缺少权力的推动。在南亚地区，促进和平的观念是存在的，可由于国家冲突和民族宗教矛盾长期存在，和平观念受到践踏，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三）国家的安全挑战——关切点的不同
地区和平制度化由安全关切推动表明对于一个刚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走出来的国家而言，地区内与地区外的安全是它首先要关注的。冷战时期，南亚地区国家主要面对两大安全问题，传统安全竞争和以暴力恐怖主义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虽然安全问题基本一致，可国家在面对安全问题时的不同态度和想要从中获取的不同利益导致他们在面对安全挑战时无法拥有相同的关切点并以此展开合作，而更多的是造成了矛盾和冲突。传统安全竞争方面，对外部势力认知的不同导致国家间冲突加剧。南亚地区在政治上的特点之一是任何外部势力的介入都会招致没有受益或者受益较少的一方的强烈反对，进而造成整个次大陆的进一步分裂。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巴，更多的是关注外部势力介入后自身利益的获取和受损，而忽视了共同的受威胁感，这导致他们的安全关切无法达成一致。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暴恐本应是南亚各国共同应付的灾难，然而由于多重安全困境的作用，导致南亚国家之间缺乏信任，且相互指责。这更是导致南亚国家无法共同解决暴恐问题，反而因疑虑加剧，国家间对抗升级。可以看出，在面对安全挑战时，安全关切的不同使得南亚国家无法有效开展安全合作，更无法共同推动地区一体化和地区和平制度化。
三、策略研究：推进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
根据对南亚地区政治局势、安全挑战、和平观念以及南盟制度设计的分析，可以看出，南亚地区未能满足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个条件，这也正是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和南盟一体化进程严重滞后的原因所在。以实现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个条件为基础，结合南亚地区现实情况，研究推进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和南盟一体化的策略。
（一）安全：建立强安全机制
传统安全竞争和以暴力恐怖主义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影响着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地区安全问题无法解决甚至愈演愈烈，导致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严重滞后。而在南盟这个区域合作组织中，政治和安全层面的话题大多不被探讨，有争议性的问题也不允许审议，这就导致地区安全问题更加没有对话和解决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强安全机制”，能够为国家间讨论和协商安全问题提供一个有权力支撑的平台，推动开展安全合作。根据布赞等人的“区域安全连续统一体”论和摩根等人的“区域安全阶梯论”，就目前的南亚安全形势而言，南亚亟需构筑“强安全机制”。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结构性安排，为南亚冲突各方进行安全问题协商，建立互信机制，甚至是讨论纷争问题建立一个平台，印巴和解并建立合作安全机制，是南亚地区安全的关键。南亚地区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是印巴这两个区域大国制造的，印巴两国更应在“强安全机制”下以区域共同利益为重，加强安全对话和合作，以此保障和平促进发展。
（二）经济：发展经贸合作
经济是国家间通过合作实现地区共同进步的重要基础，也是推进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和南盟一体化的重要动力。南盟建立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经济合作，在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推动下，南盟成员国达成了许多贸易安排，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可以包括1995年生效的“南亚特惠贸易安排”以及2004年签署的“南亚自由贸易区”。但是由于阻碍南亚内部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导致这些贸易安排在促进区域内贸易方面的效果是有限的。首先，南亚地区相似的产业结构导致国家对外贸易呈现互斥性，相互间贸易有限，这就要求南亚地区国家应结合自身情况转变产业结构，逐渐从资源型和劳动型产业向技术型产业过渡，通过南盟开展贸易对话，制定合理有效的贸易安排。其次，区域内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也是阻碍南亚地区经贸发展的重要因素，南盟应重视南亚交通状况，细化国家间合作。最后，还是要积极解决政治和安全层面的问题，实现安全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相互扩散。
（三）观念：促进和平观念
促进和平的观念是引导地区和平制度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对和平的一致追求和维护能够强有力地推动地区民众融合和区域整合。二战结束后，南亚地区因分治方案又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冲突中，冷战时期又因受到美苏影响，矛盾和冲突加剧，地区民众饱受战争的摧残，对和平心生向往。在南亚地区，促进和平的观念一直存在，可由于国家冲突和民族宗教矛盾长期存在，和平观念受到践踏，在引导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进程中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如今，南亚地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间政治和经济交往频繁合作不断，而要想进一步实现南亚地区和平制度化，促进和平的观念必不可少，这就要求南亚各国能够通过交流提升地区的和平和认同观念。在领导人层面，南亚各国要加强各级别领导人的交流，定期举行关于和平主题的首脑峰会，以此减少误解，维护地区的和平。在民间层面，则可以通过开展民间文化交流，举办人文对话活动等加深各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以和平观念推动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克什米尔问题争端升级 巴国调降与印度外交关系并暂停双边贸易》，联合早报网，2019年8月9日。
[2] 理论基础主要源自唐世平教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8000年到未来》一书，译者：董杰旻、朱鸣，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3] 王涛、曹峰毓：《南亚地区一体化困境的历史溯源》，《东南亚南亚杂志》，2018年第2期。
[4] 陈翔：《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国际研究参考》，2015年第6期。
[5] 杨思灵：《南亚地区安全：多重层次分析视角》，《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6期。
[6] 郭松：《區域安全复合体理论视角下的南亚地区安全》，《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2年3月第28卷第2期。
[7] 吴梦克：《制度设计与路径依赖：论南盟一体化发展滞后的根源》， 外交学院，2016年5月。
作者简介：
皮婉婷（1995年8月）女 汉族 重庆市 大学学历/四川大学在读研二研究生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专业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