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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灾害，人们往往心灵麻痹。”即多数人会关心近期的利害，而忽略远期的利害；重视个体的利害，而忽略群体的利害；多醉心于宣扬现实的美好，极少计议未来的风险；只盘算当前的本职工作，对于日后的大灾大难也似乎可以漠然置之。国际著名风险管理专家埃尔旺·米歇尔·凯尔让对这类社会现象斥之为“心灵麻痹”，这会危及社会，也危及自身。
现代新形势“安全第一”，一切服从“国家总体安全观”
党中央号召全国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事实上“安全第一”，“安全”对于全国各地各项工作都是首要的任务。没有城市安全，生命财产和世界遗产都失去保障。杭州也受到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的伤害。水、空气、耕地作为生命的基本元素，处于日益恶化状态，特别是杭州已成为霾和镉的重灾区，杀伤力大，无形中灾难正在不知不觉之间向我们侵袭过来。
埃尔旺·米歇尔·凯尔让在美国《新闻周刊》2012年3月第1期发表题为《更加危险的世界》，分析心灵麻痹的危险性：眼看世界上频繁爆发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往往不会从别人的不幸中汲取教训，随着一次次重大灾难的过去，注意力很快减退。多数人会拥有模糊的幻想，但愿灾难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因而并不采取实际行动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是由于人们虽通常能凭直觉分析思考现实问题，而不易理性面对潜在的危机。因此采取多种科研、科普、宣传、教育手段来唤醒理性，加强“安全意识”，克服应对风险的障碍。决策部门责无旁贷，必须敏于观察形势预见风险，组织民众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才能共同为防灾减灾打好坚实的社会基础。
习总书记于2014年4月15日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次指明十一项安全，即要确保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整体保护好这十一项安全，国家才可保长治久安。显然生态安全已成为国家总体安全的一项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杭州区域内形势较好，“安全意识”仍须加强
社会安全。“余杭中泰事件”值得反思，其中有教训、也有经验。教训是与民交流不够充分，办好事可能办成坏事；经验是处理恰当，可大事化小。这一个有数益的案例，从正反两面都可作为教材，广泛宣传，让人对于“维安”与“维稳”能区别对待。“维稳”是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公民正当的“维权”须加以保护，如果矛盾有所扩大，也要努力疏导，谨防粗暴作风，不宜把正当维权的群体性活动误判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
政治安全。具有国际背景的恐怖组织，直接挑战国家政权，实非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安全威胁。这方面有必要向北京和济南学习，必要时在加强武警警力的同时，民间也极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构筑民众的铜墙铁壁。西湖周边的旅游热点区域：从断桥经岳庙到灵隐；由湖滨步行道，沿延安路、转南山路，经钱王祠、省军区、净慈寺、雷锋塔、太子湾到花港公园一线，都应加多便衣巡逻。这两条旅游街区，人流密集，岗警稀疏，易被恐怖分子视作软肋；其它如火车站、地铁、自须多加防范。杭州是国际旅游城市，又为“双世遗”城市，稍有疏忽，出现问题，其影响远大于昆明。雷峰塔、六和塔之类标志性建筑似也需要加强警戒，有备无患。
核安全。杭州都市国内有一座泰山核电站，距离杭州约百公里。核电站位于钱塘江边不远处，万一遭潮灾而发生核泄漏，风险就难以估计了。如此分析，并非杞人忧天，也非“核电促退派”，而是建议加固保护层，加强“核安全”；应由环保专业部门和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参与环保监督，并让百姓有知情权，足以安定民情，让大众充分放心。欣闻国家正筹装新型核反应堆改用氦气冷却，并加石墨层包裹，安全性高；但像泰山核电站这样作为我国最早建设的老式核反应堆，未知能否更新改造采用球形燃料反应堆技术，并安全处理好放射性废料。这种严密的科学探索，不同于一般创新可以探索着试行，而必须高层主持审慎处理。
应对天灾人祸，确保公共安全
历史教训不容忘却。8000年前杭州有过史前最先进的跨湖桥文化，然而跨湖桥文化毕竟因水而兴又因水而亡了。5000年前杭州再度涌现出最早跨进人类文明门槛的良渚文化，但是良渚文化同样因水而兴起，因水而衰落。只残留在地下零星遗址遗物，供后人发掘。2000多年前有吴国人、越国人重来这片土地上开拓，经历千余年不平顺的社会发展，才由五代吴越国和南宋先后两度建都而建成人间天堂；之后的历史仍然曲曲折折，遭遇过不断的天灾人祸，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杭州依旧只留下一座43万人口的小城，西湖正逐渐缩小，淤塞冷落。即使在建国后依旧并非一帆风顺，只能说是跌跌撞撞爬行。唯有在进入新世纪后的十余年来，杭州的经济文化堪称繁荣，西湖人文景观终于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漫长的历史使我们获得两点认识：一是湖城共治天人合一的成果来之不易，须倍加珍惜，持续保护，并在保护的前提下争取适度发展；二是历史告诫我们天灾人祸的风险永远存在，麻痹不得。
重视意外风险，做好应急防范。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不仅要做好常规的保护措施，而且应考虑到天灾人祸。当今世界正潜伏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可谓“灾祸多发年代”。在人祸方面，交通事故频发，食品安全事故泛滥，高楼大厦建筑事故、高层烈火、公共电梯事故、动车碰撞事故和装载剧毒化学材料的翻车事故等都是前所未有的；加上社会矛盾中出现群体性过激行为增多；此外邪教组织添乱，恐怖组织破坏性更加猛烈；海外国际事件引发纠纷不断，且呈激化之势……这一切宏观到微观变幻莫测的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天有不测风云”相似，随时可能出现各种风险。
因此，在坚决支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同时，地方还应该结合自身特点提升应急应战的防范能力，包括广泛的应急教育制度化，应急行动的组织化，应急设施的规范化，应急演习的经常化，把保卫城市与保卫文化遗产融为一体，并与邻近城市联手联防。总而言之，现代生活中灾害风险不可能完全避免，只有提高忧患意识，作好预防措施，才可有备无患。愿城市规划者、管理者、研究者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均有此共识：“总体安全观”是保护文化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针。
现代新形势“安全第一”，一切服从“国家总体安全观”
党中央号召全国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事实上“安全第一”，“安全”对于全国各地各项工作都是首要的任务。没有城市安全，生命财产和世界遗产都失去保障。杭州也受到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的伤害。水、空气、耕地作为生命的基本元素，处于日益恶化状态，特别是杭州已成为霾和镉的重灾区，杀伤力大，无形中灾难正在不知不觉之间向我们侵袭过来。
埃尔旺·米歇尔·凯尔让在美国《新闻周刊》2012年3月第1期发表题为《更加危险的世界》，分析心灵麻痹的危险性：眼看世界上频繁爆发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往往不会从别人的不幸中汲取教训，随着一次次重大灾难的过去，注意力很快减退。多数人会拥有模糊的幻想，但愿灾难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因而并不采取实际行动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是由于人们虽通常能凭直觉分析思考现实问题，而不易理性面对潜在的危机。因此采取多种科研、科普、宣传、教育手段来唤醒理性，加强“安全意识”，克服应对风险的障碍。决策部门责无旁贷，必须敏于观察形势预见风险，组织民众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才能共同为防灾减灾打好坚实的社会基础。
习总书记于2014年4月15日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次指明十一项安全，即要确保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整体保护好这十一项安全，国家才可保长治久安。显然生态安全已成为国家总体安全的一项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杭州区域内形势较好，“安全意识”仍须加强
社会安全。“余杭中泰事件”值得反思，其中有教训、也有经验。教训是与民交流不够充分，办好事可能办成坏事；经验是处理恰当，可大事化小。这一个有数益的案例，从正反两面都可作为教材，广泛宣传，让人对于“维安”与“维稳”能区别对待。“维稳”是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公民正当的“维权”须加以保护，如果矛盾有所扩大，也要努力疏导，谨防粗暴作风，不宜把正当维权的群体性活动误判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
政治安全。具有国际背景的恐怖组织，直接挑战国家政权，实非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安全威胁。这方面有必要向北京和济南学习，必要时在加强武警警力的同时，民间也极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构筑民众的铜墙铁壁。西湖周边的旅游热点区域：从断桥经岳庙到灵隐；由湖滨步行道，沿延安路、转南山路，经钱王祠、省军区、净慈寺、雷锋塔、太子湾到花港公园一线，都应加多便衣巡逻。这两条旅游街区，人流密集，岗警稀疏，易被恐怖分子视作软肋；其它如火车站、地铁、自须多加防范。杭州是国际旅游城市，又为“双世遗”城市，稍有疏忽，出现问题，其影响远大于昆明。雷峰塔、六和塔之类标志性建筑似也需要加强警戒，有备无患。
核安全。杭州都市国内有一座泰山核电站，距离杭州约百公里。核电站位于钱塘江边不远处，万一遭潮灾而发生核泄漏，风险就难以估计了。如此分析，并非杞人忧天，也非“核电促退派”，而是建议加固保护层，加强“核安全”；应由环保专业部门和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参与环保监督，并让百姓有知情权，足以安定民情，让大众充分放心。欣闻国家正筹装新型核反应堆改用氦气冷却，并加石墨层包裹，安全性高；但像泰山核电站这样作为我国最早建设的老式核反应堆，未知能否更新改造采用球形燃料反应堆技术，并安全处理好放射性废料。这种严密的科学探索，不同于一般创新可以探索着试行，而必须高层主持审慎处理。
应对天灾人祸，确保公共安全
历史教训不容忘却。8000年前杭州有过史前最先进的跨湖桥文化，然而跨湖桥文化毕竟因水而兴又因水而亡了。5000年前杭州再度涌现出最早跨进人类文明门槛的良渚文化，但是良渚文化同样因水而兴起，因水而衰落。只残留在地下零星遗址遗物，供后人发掘。2000多年前有吴国人、越国人重来这片土地上开拓，经历千余年不平顺的社会发展，才由五代吴越国和南宋先后两度建都而建成人间天堂；之后的历史仍然曲曲折折，遭遇过不断的天灾人祸，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杭州依旧只留下一座43万人口的小城，西湖正逐渐缩小，淤塞冷落。即使在建国后依旧并非一帆风顺，只能说是跌跌撞撞爬行。唯有在进入新世纪后的十余年来，杭州的经济文化堪称繁荣，西湖人文景观终于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漫长的历史使我们获得两点认识：一是湖城共治天人合一的成果来之不易，须倍加珍惜，持续保护，并在保护的前提下争取适度发展；二是历史告诫我们天灾人祸的风险永远存在，麻痹不得。
重视意外风险，做好应急防范。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不仅要做好常规的保护措施，而且应考虑到天灾人祸。当今世界正潜伏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可谓“灾祸多发年代”。在人祸方面，交通事故频发，食品安全事故泛滥，高楼大厦建筑事故、高层烈火、公共电梯事故、动车碰撞事故和装载剧毒化学材料的翻车事故等都是前所未有的；加上社会矛盾中出现群体性过激行为增多；此外邪教组织添乱，恐怖组织破坏性更加猛烈；海外国际事件引发纠纷不断，且呈激化之势……这一切宏观到微观变幻莫测的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天有不测风云”相似，随时可能出现各种风险。
因此，在坚决支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同时，地方还应该结合自身特点提升应急应战的防范能力，包括广泛的应急教育制度化，应急行动的组织化，应急设施的规范化，应急演习的经常化，把保卫城市与保卫文化遗产融为一体，并与邻近城市联手联防。总而言之，现代生活中灾害风险不可能完全避免，只有提高忧患意识，作好预防措施，才可有备无患。愿城市规划者、管理者、研究者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均有此共识：“总体安全观”是保护文化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