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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叶流丹时，爱情成熟了
1923年的毕业季，对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织染科学生常书鸿来说，是双喜临门。一是毕业典礼上，校长宣布，他作为成绩最优秀的毕业生留校任教。二是母亲告诉他，他朝思暮想的姑娘要来做客，祖母已同意他们定亲。回家路上，他意气风发，枫树正染出第一缕杏黄，想到住在诸暨枫桥镇的那位姑娘，眼前的枫叶更加亮丽了。
一年前，嫁到诸暨的小姑回娘家，顺便带继女陈芝秀到亲戚家相亲。这个不速之客，像一阵风，把常书鸿的心湖吹得涟漪四起。她身材婀娜，黑珍珠一样的眼睛向他瞥来时，他立刻就被摄魂夺魄了。母亲看出他的心思，为他提了亲，陈芝秀竟然答应了。她家境富裕，却倾心于他这个寒门之子，他心存感激。
相见是欢悦的，她羞答答地说第一次见到他就像喝了迷魂药，“心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了”。醉人的情话给了他无穷的力量，枫叶流丹时，爱情也成熟了。
1925年，常书鸿与陈芝秀迎来洞房花烛夜。陈芝秀不仅会吹笛子，画画也极有天赋。知音难觅，常书鸿深受鼓舞，当省教育厅选拔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公费生时，他报了名。1927年6月，常书鸿登上邮轮，离别前，他动情地安慰妻子：“只要我学有所成，有了立足谋生之职，我就将你接出来！”
在学校，常书鸿以优等的成绩从一年级跳班三年级。而陈芝秀在杭州家里一刻也没闲着，除了学画画，还去大学旁听法文课。
他有了她，像莫奈有了卡蜜儿
一年后，脸颊粉嫩的她，出现在里昂车站的出口处。
常书鸿满怀激情地说：“你来了，我会画得更快更好的，莫奈在有了卡蜜儿以后，就灵思涌动……”“假如你需要，我也会做你的首席模特！”
有了好客的女主人，常书鸿的家充满欢声笑语，朋友们高谈阔论。1931年3月，女儿沙娜出生。
不久，“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法国，常书鸿心乱如麻，让陈芝秀给他吹一支笛曲。她眉尖若蹙难掩愁痕，凄婉之美格外动人。思乡情被催动，常书鸿的油画《怀乡曲》一气呵成，被教授推荐参加“里昂春季沙龙展”时引起轰动。
1932年，常书鸿参加赴巴黎深造公费奖学金选拔考试，一幅《浴后梳妆》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选拔。没人知道画上的模特是谁，只有他知道，妻子为他点燃的灵感有多奇妙，他画下的每一笔，都带着激烈的心跳。
他们在巴黎第十六区安了家，陈芝秀进了一家美术学校学习雕塑。和在里昂时一样，他们温馨可爱的家再度成为聚会的中心，来自祖国的画家、雕塑家们组织了“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常家就是活动地点。
常书鸿的创作源源不断。晨雾茫茫的清晨，她坐在湖畔的石头上，四周静谧，天人合一，他下笔飞快完成了《湖畔》；她高烧住院，他推开病房第一件事是展开画夹，凝神动手，“病西施”的模样，在他眼里别具风情，《病妇》一挥而就。《湖畔》在沙龙展上获得银质奖。《病妇》不仅参展获金质奖，还被收藏在里昂博物馆。
如果不出意外，巴黎将是他们永远的安身立命之所。可一次在塞纳河边散步时，书摊上的一本《敦煌石窟图录》让常书鸿震惊了，这个“言必称希腊罗马，行必以蒙巴纳斯画家自居”的中国人，对祖国的敦煌千佛洞，竟然一无所知。他对祖国的艺术瑰宝被法国人盗取，感到心痛无比。敦煌壁画开始夜夜入梦，无数个香音神从天上蹁跹飞来，召唤他：“回国，回国！”
爱情与艺术，他选择了后者
“我找到我的艺术之根了，我的根就在中国，在敦煌！”常书鸿的口气和眼神，没有回旋的余地。放弃巴黎优渥的生活，他先回国，陈芝秀带着孩子留在巴黎继续学业。
可时局混乱，敦煌根本去不了，常书鸿只能边在北平国立艺专教美术，边等待机会。一年后，陈芝秀带着沙娜回国，洋派的打扮，精致的妆容，她已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了。那时，卢沟桥的枪声刚刚响过一周。
从安闲舒适到颠沛流离，巨大的反差让陈芝秀惊惶失措。住在贵阳时，旅馆遭到轰炸，她没命地抱着沙娜跑到附近一家教堂。从此，她信奉了天主教。
一个契机让敦煌之梦成为现实，因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盗卖，舆论四起，呼吁保护敦煌艺术。迫于压力，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任命为筹委会主任。
要把整个家拖到那个“沙窝窝”里，陈芝秀自然不肯。儿子嘉陵还不到2岁，何况她已经有了工作，在重庆的教会女中当法语教师。可当他动情地说“没有你们，日子是难以言说的苦”时，她再次心软了。
红唇、细眉，长筒袜、高跟鞋，她踏上了敦煌之路。到兰州时已是雪雨霏霏，为了御寒，她不得不穿着他买来的羊皮大衣，羊膻味让她直反胃。到了敦煌，当地人又像看猴一样围观过来，叫她“妖精”。如此愚昧不开化，让她绝望。
幸好艺术没有让她失望，初进千佛洞，高大的彩塑让她目眩神迷，她忘我地临摹，满怀壮志要向世人展示“敦煌的维纳斯”。可当新鲜和激动过去，每天面对的现实是：常年不见荤腥，有时土豆当饭连吃三天；40里荒无人烟，孩子们无学可上……
最无法忍受的是常书鸿的改变，缺乏人力，经费不足，焦头烂额的事让他脾气暴躁，动辄冲她发火。她的委屈和伤心，他视而不见，她想带着孩子们到杭州上学，他也不允许。没有温情的雨露滋润，漫漫黄沙中，她一日日枯萎。
正绝望时，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叫赵忠清，是新来的总务主任。他一开口，地道的诸暨乡音是那么亲切。她在洞窟临摹得口干舌燥时，赵忠清会及时端上一碗红枣汤。他会打猎，看到嘉陵把头埋在碗里喝羊汤，她对他充满感激。他还能像变戏法一样，为她找到珍贵的驴皮胶。久违的体贴与呵护，让陈芝秀内心的天平逐渐倾斜了。那个下午，赵忠清把手搭在她肩膀上时，她没有拒绝。
“兵痞子”赵忠清却引起其他人的反感。一次工作失误后，常书鸿把他开除了。不久，以去兰州看病为名，陈芝秀独自离开了。她走后，常书鸿专心临摹《萨陲那本生》，直到学生把从喇嘛那儿截获的一封信放在他面前。信是陈芝秀写给赵忠清的，他们私奔了！愤怒的常书鸿骑马去追，不幸摔下来昏倒在沙漠中，被人救醒时，只看到陈芝秀刊登在报纸上的离婚声明。
她的出走让他清醒，抗战胜利后，学生和助手相继提出离开，他都同意了。他们需要家庭稳固，他不希望他的悲剧再次上演。
陈芝秀切断了和所有人的联系。1963年，时隔18年后，沙娜才在大伯的安排下见到母亲，“她一直低着头，佝偻着背，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突起，我无法把她与时髦洋气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私奔”的名声令她千夫所指，才华俱废。解放后，赵忠清因国民党旧军官的身份死在狱中，生存所迫，她又嫁给一个工人，靠洗衣为生。
因为“走错了一步”，她一直活在忏悔中。文革时，造反派跑到杭州，逼迫她揭发常书鸿的“罪行”，她一句也没有说。
1979年，因心脏病猝发，陈芝秀去世。沙娜告诉父亲这个消息时，常书鸿沉默良久。恩怨已成过去，晚年的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反省：“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
爱折断了翅膀，遗憾成为必然。正如张爱玲所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克服一切，谁知道她有时毫无力量；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
编辑 張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