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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建夫（化名）曾是一名医生，如今他是一名商人。
2011年前，他是广州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临床医生，如今，他是一家高端私人医疗机构的合伙人。
他宣称自己手上拥有广东乃至国内顶尖医疗保健医生的资源，可以为了富人和领导的身体健康，提供最贴心的服务。为此，他在黄埔大道一座外表普通的写字楼里修建了一个隐秘的私人会所，里面摆放着各种高档红木家具，厚厚的红地毯上看不到一丝灰尘，如果不走进最里面的诊室，你无法把它和疾病联系在一起。
“一个下午，我们最多接待五位，而且一定是轮流错开的，他们绝不会接触彼此，这也是我们保密工作的一部分。”
廖建夫和韩小红们迅速发现了这一商机，并利用手中的资源，操起给富人和官员看病的心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看病贵，看病难都是问题，但对富人和官员来说，看病贵不是问题，看病难才是问题。
廖建夫认识一位资产上亿的中年企业家，企业家到广州求医，不得不一大早来到医院门口排队挂号，折腾了一天，非但没有挂上理想的专家号，还在进入诊室坐了几分钟后就被打发了。“富人们有个普遍心态，他们认为自己的时间宝贵、身份高级，被医生三五分钟就打发走了，他们会感到不被尊重，会不爽。”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总裁韩小红直言：“我为中国的医疗服务水平感到悲哀，不仅普通人难以就医，就是有钱人也都找不到合适的医疗。”
廖建夫和韩小红们迅速发现了这一商机，并利用手中的资源，操起给富人和官员看病的心。
一年前，韩小红及其团队在北京成立了专为高端人群服务的慈铭·奥亚国际医疗会所，它宣称是“国内首家私人医生定制服务中心”。旗下的奥亚医院是一家高端医疗体检医院，距离它不到十公里的是另外两家涉外高端全科医院——北京明德医院、和睦家医院。
成立自己的医院或诊所，是目前国内高端医疗纵深发展的趋势，但此类医院数量不多，规模较小，集中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客户主要是高收入人群和外籍人群，人数较少，而且主要依赖高端医疗保险而非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
廖建夫所在的广州和舜源高端健康管理机构，采用的是业内普遍的经营模型，为高端人群提供私人医生陪护服务。“我们更看重疾病的预防，而不是治疗，就医是最后一步，通过细致的陪护和调理，大部分疾病是可以避免或者大大延缓的，掌控自己的健康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廖建夫手上有上百位客户，他们80%都是家庭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家，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这些会员每年要为此支付十万元的会费外，去医院就诊住院的费用并不包含在内。
廖建夫摸透了他们的微妙心理——富人通常自己买单，喜欢在朋友圈中炫耀自己拥有私人医生；官员通常由他人买单，他们尽可能地低调，极力避免病情被上级或政敌知晓。
“如果仅仅把我们看做是找医院来看病的，那这不是医托是什么”
2009年，廖建夫还是临床医生，一位年仅47岁的香港富豪，成为他主治的一位肿瘤晚期病人。这位身家几十亿的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此前把心思都放到了怎样把企业做大做强上，很少对健康上心。“赚钱赚着把命都输掉了，如果谁能再让我多活五年，我愿意把一半家产给他。”这位富豪在临终前万念俱灰、声泪俱下的一番话，廖建夫至今记忆犹新。
韩小红称，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的数据显示，那些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表现强势的人，在健康方面反而是弱势群体，这跟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生活方式和所承受的压力等息息相关。
曾担任过广东省人民政府机关门诊部主任的吴克强，经常为厅级以上干部做保健医疗，他的体会则更直接，面对医嘱，不少人会说：“如果不能抽烟不能喝酒，这不能，那不能，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
许多人发现身体出问题后，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一个明显的转变是更加遵守医嘱、注重健康和家庭。但什么样的医嘱才是最有利于病人的？
“如果仅仅把我们看做是找医院来看病的，那这不是医托是什么？我们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第三方医疗就是其中之一。”廖建夫说，所谓第三方医疗，就是由医患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独立作出医疗方案及评价的医疗机制。通常，高端医疗机构会组织由自己召集起来的各个领域的医疗专家，来组成第三方医疗团队。
在廖建夫看来，即使是省委书记，一旦身体被检查出问题，围绕着他的医生固然很重视，但出于害怕的心理，往往是以保守治疗为主，不愿犯险。
“还有就是，每个专业领域的医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方案，比如一个肿瘤，外科医生说做手术拿掉它，放疗科医生说要做放射治疗，化疗科医生说要化疗，中医说应保守治疗。这时，患者就会很茫然，无从选择，这时就需要独立的第三方医疗来组织各个专业的医生进行会诊，真正从患者本身出发。”廖建夫曾在不同的客户中实践这一做法。
目前，第三方医疗还未有真正的行业标准，但作为一种新颖的医疗机制正被越来越多的高端医疗机构所采用。
许多民间高端医疗机构转而与公立医院特需病房合作，为自己的客户建立一条快速就医的绿色通道
有一个特殊群体在面对疾病时，表现得比常人更为敏感和脆弱，那就是政府官员。由于“不能带病提拔”和诸多官场忌讳，官员对于自己的疾病往往能瞒就瞒。“一旦被组织放弃或被政敌攻击，他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但他们又过惯了前呼后拥的生活，一旦人走茶凉，门庭冷落，他们会极不甘心，极不习惯。”一位熟悉官场生活的人透露。
廖建夫有一位会员是珠三角某地级市一位36岁的处级干部，他在2011年被诊断出得了早期鼻咽癌，他偷偷跑到广州治疗，“治疗中，为了迎接上级考核，他纠结了一番，还是选择中断治疗，回去了。”
“在中国，公立医院才是高端医疗最大的经营者。”韩小红说。特需病房在许多医院被称为VIP病房，患者可以住在硬件设施堪比星级酒店的病房中享受全程护理等特需医疗服务，其收费也往往高出普通病房四五倍，甚至数十倍，但依然供不应求。“我是通过关系才住进来的，没关系，那就等着吧，抬着钱都不一定能住进去。”类似报道不时见诸报端。
国家部委曾提出公立医院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上限为“10%”，但在现实中，各地公立医院在具体执行中却往往未能“按规定办事”，里面可操作的灰色空间依然很大。“说是10%，谁知道到底有多少！20%？30%？没有多少人明确知道。”韩小红直言，这种发展趋势明显背离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特需病房头顶公立医院的品牌光环，背靠公立医院通过大规模普通病源积累而打造出的强大医学实力，使得小规模的民间高端医疗机构很难直接在医学专业能力上占到优势。按照国际经验，高端医疗应交由市场，但中国95%的医疗资源都沉淀在公立医院系统，民营的高端医疗机构一时难有作为。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民间高端医疗机构转而与公立医院特需病房合作，为自己的客户建立一条快速就医的绿色通道。
民间高端医疗机构的这种艰难，有时还体现在国家政策、医疗体制的束缚上。由社会资本来做高端医疗成本极高，韩小红说，高端医疗需要大量高精尖的人才和配套设备，民间来进行企业化运作之后，不仅没有公立医院的税收优惠，而且还要付出巨大的经营成本。
雷声大，雨点小，一直是民间高端医疗机构对国家政策开放的直接观感。立志于“做民间的中央保健局”的慈铭·奥亚医院，从其医院落成到正式对外开业，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艰难闯关”。“很多批复不是不给办，而是它可能会有100种要求，你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激情，才能迈过那一个一个的坎。”韩小红说。
摘自《青年商旅报》
2011年前，他是广州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临床医生，如今，他是一家高端私人医疗机构的合伙人。
他宣称自己手上拥有广东乃至国内顶尖医疗保健医生的资源，可以为了富人和领导的身体健康，提供最贴心的服务。为此，他在黄埔大道一座外表普通的写字楼里修建了一个隐秘的私人会所，里面摆放着各种高档红木家具，厚厚的红地毯上看不到一丝灰尘，如果不走进最里面的诊室，你无法把它和疾病联系在一起。
“一个下午，我们最多接待五位，而且一定是轮流错开的，他们绝不会接触彼此，这也是我们保密工作的一部分。”
廖建夫和韩小红们迅速发现了这一商机，并利用手中的资源，操起给富人和官员看病的心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看病贵，看病难都是问题，但对富人和官员来说，看病贵不是问题，看病难才是问题。
廖建夫认识一位资产上亿的中年企业家，企业家到广州求医，不得不一大早来到医院门口排队挂号，折腾了一天，非但没有挂上理想的专家号，还在进入诊室坐了几分钟后就被打发了。“富人们有个普遍心态，他们认为自己的时间宝贵、身份高级，被医生三五分钟就打发走了，他们会感到不被尊重，会不爽。”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总裁韩小红直言：“我为中国的医疗服务水平感到悲哀，不仅普通人难以就医，就是有钱人也都找不到合适的医疗。”
廖建夫和韩小红们迅速发现了这一商机，并利用手中的资源，操起给富人和官员看病的心。
一年前，韩小红及其团队在北京成立了专为高端人群服务的慈铭·奥亚国际医疗会所，它宣称是“国内首家私人医生定制服务中心”。旗下的奥亚医院是一家高端医疗体检医院，距离它不到十公里的是另外两家涉外高端全科医院——北京明德医院、和睦家医院。
成立自己的医院或诊所，是目前国内高端医疗纵深发展的趋势，但此类医院数量不多，规模较小，集中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客户主要是高收入人群和外籍人群，人数较少，而且主要依赖高端医疗保险而非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
廖建夫所在的广州和舜源高端健康管理机构，采用的是业内普遍的经营模型，为高端人群提供私人医生陪护服务。“我们更看重疾病的预防，而不是治疗，就医是最后一步，通过细致的陪护和调理，大部分疾病是可以避免或者大大延缓的，掌控自己的健康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廖建夫手上有上百位客户，他们80%都是家庭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家，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这些会员每年要为此支付十万元的会费外，去医院就诊住院的费用并不包含在内。
廖建夫摸透了他们的微妙心理——富人通常自己买单，喜欢在朋友圈中炫耀自己拥有私人医生；官员通常由他人买单，他们尽可能地低调，极力避免病情被上级或政敌知晓。
“如果仅仅把我们看做是找医院来看病的，那这不是医托是什么”
2009年，廖建夫还是临床医生，一位年仅47岁的香港富豪，成为他主治的一位肿瘤晚期病人。这位身家几十亿的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此前把心思都放到了怎样把企业做大做强上，很少对健康上心。“赚钱赚着把命都输掉了，如果谁能再让我多活五年，我愿意把一半家产给他。”这位富豪在临终前万念俱灰、声泪俱下的一番话，廖建夫至今记忆犹新。
韩小红称，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的数据显示，那些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表现强势的人，在健康方面反而是弱势群体，这跟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生活方式和所承受的压力等息息相关。
曾担任过广东省人民政府机关门诊部主任的吴克强，经常为厅级以上干部做保健医疗，他的体会则更直接，面对医嘱，不少人会说：“如果不能抽烟不能喝酒，这不能，那不能，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
许多人发现身体出问题后，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一个明显的转变是更加遵守医嘱、注重健康和家庭。但什么样的医嘱才是最有利于病人的？
“如果仅仅把我们看做是找医院来看病的，那这不是医托是什么？我们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第三方医疗就是其中之一。”廖建夫说，所谓第三方医疗，就是由医患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独立作出医疗方案及评价的医疗机制。通常，高端医疗机构会组织由自己召集起来的各个领域的医疗专家，来组成第三方医疗团队。
在廖建夫看来，即使是省委书记，一旦身体被检查出问题，围绕着他的医生固然很重视，但出于害怕的心理，往往是以保守治疗为主，不愿犯险。
“还有就是，每个专业领域的医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方案，比如一个肿瘤，外科医生说做手术拿掉它，放疗科医生说要做放射治疗，化疗科医生说要化疗，中医说应保守治疗。这时，患者就会很茫然，无从选择，这时就需要独立的第三方医疗来组织各个专业的医生进行会诊，真正从患者本身出发。”廖建夫曾在不同的客户中实践这一做法。
目前，第三方医疗还未有真正的行业标准，但作为一种新颖的医疗机制正被越来越多的高端医疗机构所采用。
许多民间高端医疗机构转而与公立医院特需病房合作，为自己的客户建立一条快速就医的绿色通道
有一个特殊群体在面对疾病时，表现得比常人更为敏感和脆弱，那就是政府官员。由于“不能带病提拔”和诸多官场忌讳，官员对于自己的疾病往往能瞒就瞒。“一旦被组织放弃或被政敌攻击，他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但他们又过惯了前呼后拥的生活，一旦人走茶凉，门庭冷落，他们会极不甘心，极不习惯。”一位熟悉官场生活的人透露。
廖建夫有一位会员是珠三角某地级市一位36岁的处级干部，他在2011年被诊断出得了早期鼻咽癌，他偷偷跑到广州治疗，“治疗中，为了迎接上级考核，他纠结了一番，还是选择中断治疗，回去了。”
“在中国，公立医院才是高端医疗最大的经营者。”韩小红说。特需病房在许多医院被称为VIP病房，患者可以住在硬件设施堪比星级酒店的病房中享受全程护理等特需医疗服务，其收费也往往高出普通病房四五倍，甚至数十倍，但依然供不应求。“我是通过关系才住进来的，没关系，那就等着吧，抬着钱都不一定能住进去。”类似报道不时见诸报端。
国家部委曾提出公立医院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上限为“10%”，但在现实中，各地公立医院在具体执行中却往往未能“按规定办事”，里面可操作的灰色空间依然很大。“说是10%，谁知道到底有多少！20%？30%？没有多少人明确知道。”韩小红直言，这种发展趋势明显背离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特需病房头顶公立医院的品牌光环，背靠公立医院通过大规模普通病源积累而打造出的强大医学实力，使得小规模的民间高端医疗机构很难直接在医学专业能力上占到优势。按照国际经验，高端医疗应交由市场，但中国95%的医疗资源都沉淀在公立医院系统，民营的高端医疗机构一时难有作为。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民间高端医疗机构转而与公立医院特需病房合作，为自己的客户建立一条快速就医的绿色通道。
民间高端医疗机构的这种艰难，有时还体现在国家政策、医疗体制的束缚上。由社会资本来做高端医疗成本极高，韩小红说，高端医疗需要大量高精尖的人才和配套设备，民间来进行企业化运作之后，不仅没有公立医院的税收优惠，而且还要付出巨大的经营成本。
雷声大，雨点小，一直是民间高端医疗机构对国家政策开放的直接观感。立志于“做民间的中央保健局”的慈铭·奥亚医院，从其医院落成到正式对外开业，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艰难闯关”。“很多批复不是不给办，而是它可能会有100种要求，你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激情，才能迈过那一个一个的坎。”韩小红说。
摘自《青年商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