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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辜者自承有罪,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时代都不乏其例。更不可思议的是,其中有一些招供,并非是在动用酷刑的情况下诱发的。
河南农民赵作海的惊天冤狱,近日在全国引发极大震动。一个无辜者被屈打成招,先后做了9次有罪供述,仅靠老天开眼,“死者”复活,才得以洗尽冤屈。究竟是什么样的暴力,才能让人承担他根本没有犯下的罪责?据媒体报道,赵作海说,刑警在他头上放鞭炮,威胁秘密处决,连续一个月不让他睡觉。最终他完全放弃了,别人要他说什么他就說什么。
身边的朋友议论此案,在同情赵作海的同时,也有人说,如果是换了我,就绝不认罪。不要说是为了清白和正义,想想坦白以后可能面临的死刑或漫长的囹圄,那不是比一时的痛苦更可怕吗?这种说法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事实上,无辜者自承有罪,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时代都不乏其例。更不可思议的是,其中有一些招供,并非是在动用酷刑的情况下诱发的。
1986年9月28日,在法国梅斯市郊区,8岁的亚历山大和西里尔骑自行车去兜风,被人用石头砸死。次年4月,16岁的帕特里克·迪尔供认自己是凶手。1个月后,迪尔又推翻自己的口供,可是为时已晚,最终他被判处15年徒刑。他为此上诉了3次,均无结果。2002年,真凶浮出水面,迪尔才被确认无罪。
1993年4月,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农场主格雷·高吉尔的父亲莫里斯和母亲被人残忍地割断喉咙杀死。警察把高吉尔带到警局进行讯问,高吉尔说父母被害死的时候他正在睡觉,但警察不相信他的话。经过马拉松式的讯问后,高吉尔的最后防线崩溃了,他承认了“罪行”。其实警方并未掌握任何确凿证据,由于高吉尔认罪,陪审团判处他死刑。两年后警方在侦查另一个案件的时候,截获了一个飙车团伙成员的电话,此人在电话中向对方夸耀,高吉尔的父母其实是他和另外一人亲手杀死的。高吉尔因此在度过3年的铁窗生活后重获自由。
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很多人相信美国的司法制度非常完善,极少存在冤假错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随着DNA技术的发明和推广,许多冤案纷纷大白于天下,一时间让美国人对自己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极大怀疑,也引发了讯问手段和司法改革的讨论。美国数项研究显示,有15%～20%的无辜犯人在审讯之初存在被逼供诱供的情况。
心理学在诱供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警方使用的审讯技巧,其关键就是要让被审讯者的心理崩溃。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刑事审讯与供述》(CriminalInterrogationandConfessions)一书,是警官们必修的经典。该书教授三个审讯战术:首先把嫌犯单独关在一间狱室反思,然后夸大事实使其恐惧,最后假装同情故意将事情轻描淡写。
美国心理学家索尔·卡辛专门研究假供的问题。他认为这三个战术各有巧妙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第一个战术类似于感觉剥夺,也就是关塔那摩监狱常用的心理折磨,嫌犯被单独关押在狭小的狱室里,没有窗、时钟、电话和任何声音。由于没有任何外界干扰,嫌犯脑海中会不断重复相同的一幕:被捕,警察走上前给自己戴上手铐……这些画面带来无休止的心理折磨,使其越来越焦躁不安。嫌犯会自问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多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等,而后面的情况恰恰会更加糟糕。在教科书的第二阶段,审讯员想尽一切办法诱发嫌犯的恐慌。比如说“你会为此坐20年牢”之类的话,甚至还会不惜撒谎和制造假证据,像“好啦,别否认了,我们提取到了你的指纹”,或者“撒谎没用的,某某看到你了”之类的虚张声势。这么一来,嫌犯很可能会顷刻之间俯首供认。
今年五一节的时候,我回到南通,和父亲辛丰年聊起他“文革”中被隔离审查的往事。专案人员对他说,组织上掌握了你的所有情况,其他人也交代了你的问题,根据已有的材料,不要说把你关起来判刑,就是枪毙也没有问题。现在,你的出路就是自己坦白,争取宽大处理。
这听上去和《刑事审讯与供述》的技巧如出一辙,但最终我父亲还是没有交代,因为他实在没有东西可以交代。我为父亲感到骄傲,也希望刑讯、诱供和诈供能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
河南农民赵作海的惊天冤狱,近日在全国引发极大震动。一个无辜者被屈打成招,先后做了9次有罪供述,仅靠老天开眼,“死者”复活,才得以洗尽冤屈。究竟是什么样的暴力,才能让人承担他根本没有犯下的罪责?据媒体报道,赵作海说,刑警在他头上放鞭炮,威胁秘密处决,连续一个月不让他睡觉。最终他完全放弃了,别人要他说什么他就說什么。
身边的朋友议论此案,在同情赵作海的同时,也有人说,如果是换了我,就绝不认罪。不要说是为了清白和正义,想想坦白以后可能面临的死刑或漫长的囹圄,那不是比一时的痛苦更可怕吗?这种说法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事实上,无辜者自承有罪,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时代都不乏其例。更不可思议的是,其中有一些招供,并非是在动用酷刑的情况下诱发的。
1986年9月28日,在法国梅斯市郊区,8岁的亚历山大和西里尔骑自行车去兜风,被人用石头砸死。次年4月,16岁的帕特里克·迪尔供认自己是凶手。1个月后,迪尔又推翻自己的口供,可是为时已晚,最终他被判处15年徒刑。他为此上诉了3次,均无结果。2002年,真凶浮出水面,迪尔才被确认无罪。
1993年4月,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农场主格雷·高吉尔的父亲莫里斯和母亲被人残忍地割断喉咙杀死。警察把高吉尔带到警局进行讯问,高吉尔说父母被害死的时候他正在睡觉,但警察不相信他的话。经过马拉松式的讯问后,高吉尔的最后防线崩溃了,他承认了“罪行”。其实警方并未掌握任何确凿证据,由于高吉尔认罪,陪审团判处他死刑。两年后警方在侦查另一个案件的时候,截获了一个飙车团伙成员的电话,此人在电话中向对方夸耀,高吉尔的父母其实是他和另外一人亲手杀死的。高吉尔因此在度过3年的铁窗生活后重获自由。
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很多人相信美国的司法制度非常完善,极少存在冤假错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随着DNA技术的发明和推广,许多冤案纷纷大白于天下,一时间让美国人对自己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极大怀疑,也引发了讯问手段和司法改革的讨论。美国数项研究显示,有15%～20%的无辜犯人在审讯之初存在被逼供诱供的情况。
心理学在诱供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警方使用的审讯技巧,其关键就是要让被审讯者的心理崩溃。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刑事审讯与供述》(CriminalInterrogationandConfessions)一书,是警官们必修的经典。该书教授三个审讯战术:首先把嫌犯单独关在一间狱室反思,然后夸大事实使其恐惧,最后假装同情故意将事情轻描淡写。
美国心理学家索尔·卡辛专门研究假供的问题。他认为这三个战术各有巧妙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第一个战术类似于感觉剥夺,也就是关塔那摩监狱常用的心理折磨,嫌犯被单独关押在狭小的狱室里,没有窗、时钟、电话和任何声音。由于没有任何外界干扰,嫌犯脑海中会不断重复相同的一幕:被捕,警察走上前给自己戴上手铐……这些画面带来无休止的心理折磨,使其越来越焦躁不安。嫌犯会自问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多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等,而后面的情况恰恰会更加糟糕。在教科书的第二阶段,审讯员想尽一切办法诱发嫌犯的恐慌。比如说“你会为此坐20年牢”之类的话,甚至还会不惜撒谎和制造假证据,像“好啦,别否认了,我们提取到了你的指纹”,或者“撒谎没用的,某某看到你了”之类的虚张声势。这么一来,嫌犯很可能会顷刻之间俯首供认。
今年五一节的时候,我回到南通,和父亲辛丰年聊起他“文革”中被隔离审查的往事。专案人员对他说,组织上掌握了你的所有情况,其他人也交代了你的问题,根据已有的材料,不要说把你关起来判刑,就是枪毙也没有问题。现在,你的出路就是自己坦白,争取宽大处理。
这听上去和《刑事审讯与供述》的技巧如出一辙,但最终我父亲还是没有交代,因为他实在没有东西可以交代。我为父亲感到骄傲,也希望刑讯、诱供和诈供能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